匪兵的匪言匪語

選擇什么樣的位置和立場發言，是進行言說的前提。

喜歡匪兵這個名字，是因為所謂“匪”永遠都不是一種自我的命名，正如冷戰的年代，我方把蔣介石罵為“蔣匪”，同樣，對方也把我方罵為“共匪”，更不用說，“匪”或“土匪”是“官兵”剿滅的對象，可見，“匪”是需要被消滅、被抹除的他者，是給主流、中心添亂的能指。但是，“匪”也可能成為“官”、成為主流、主體，甚至也是進軍中心的終南捷徑，這種反叛者的邏輯或者說“我-他”的游戲難逃二元對立的魔杖，恰如“匪”是主體的另一個自我，確認“匪”的位置，也劃定了“自我”的邊界，在這個意義上，“匪”也不完全是“非”，即一種否定性的力量，反而自我與他者成了兩面相向而立的鏡子，相互映照，相互轉化。這恐怕是一幅讓人絕望的場景，恰如主人與奴隸的邏輯，殺死主人，奴隸就能成了“人”了嗎？（正如趙老爺的話，你也配做人嗎？）因為主人成為“人”也不過是很晚近的事情，這種奴隸的自我主人化究竟是打碎了那面主人之鏡，還是把主人作為那份理想的自我之影像？也許根本不存在這樣兩面大鏡子，存在的只是無數的自我與他者，存在的只是碎片化的自我與他者，換句話說，在主人和奴隸的后面要加上“S”，因此，主人可以坦然，因為每個人都是主人，都可以成為主體，奴隸更也可以坦然，因為奴隸也有主體性（如同阿Q的精神勝利法）。

喜歡匪兵，還來自于作為80后的電視劇教養，在83版的射雕英雄傳中，片尾字幕中總會出現匪兵甲、匪兵乙，這是什么意思呢？這些群眾演員出演了這部戲，字幕中也給出了命名，但是卻無法被觀眾指認出來，這種命名的方式是一種張顯，也是一種遮蔽。匪兵們確實參與了歷史，也見證的歷史，但他們不是導演，也不是主要演員，甚至不能稱為演員（始終被津津樂道的是當年的宋兵甲如今的已經成為一名演員的星爺，充分說明匪兵并非永遠都是被遮蔽的，現在的成功人士相當喜歡說自己曾經也是一個匪兵呢，就好像說誰不是苦出身啊，我吃過苦，所以我成功啊，成功是對我的補償），他們只露個臉，留下一點痕跡，就被迅速地掩蓋起來，因此，匪兵是一個命名，也是一個沒有命名的命名，或者說匪兵是一個位置，可能永遠都是匪兵，也可能成為一名演員，只是匪兵堅持要出場，要成為那群看熱鬧的看客們（當然，阿Q最初也是看客中的一員，等待砍頭的時候，才發現自己被看客所看）。

“匪”是主體、自我所必須界定、劃定、馴服的對象，但“匪”似乎總也不安分，被馴服之后，又如同肥皂一樣，從規訓中滑落開去?！胺恕币乃迹蛟S也可以搗搗亂，或許也可以受益匪淺（批判性言論不是對秩序的最大修補嗎）。

這就是匪兵的匪言匪語。

匪言匪語之一：

一塊布的寓言

——社會傷口與精神治療

在電視中看到《一塊布毀了一個家》的社會故事，講述的一個中年婦女從商店中買回來一塊桌布，但桌布卻發出怪味，無論該女士使用何種洗滌劑、消毒劑都無濟于事，只要把這塊布丟掉，可是這塊布的氣味已經傳遍了整個屋子，家具、被褥、衣柜和衣服，任憑該女士如何清洗，都無濟于事，并且她和丈夫的身體上也又異樣出現，只好去就醫，檢查結果發現可能中毒，也把那塊怪布帶去檢測，從布上檢測出了一種某某乙苯的化工產品，但沒有人知道這是什么物質以及有沒有毒，該女士只好把家里的所有東西，家具和衣物全部變賣，并且拆掉房頂、地板，重新裝修，就這樣，該女士回到家，還是有怪味的感覺。等到記者來到該女士家里，在北京城里的某個胡同的平房，發現已經家徒四壁，該女士說自己身上穿的衣服、家里的被褥都是親戚、鄰居給的，每天該女士都要打開窗戶通風，即使是冬天。該女士向記者哭訴，都是這個塊布毀了這個家，她冬天就穿著很單薄的衣服，別人問她不冷嗎？她說不冷，其實這么冷的天，能不冷嗎？他們家也不是富裕的家庭，可是她也不愿意去求人。記者找來化工專家，徹底搞清楚了這種布上存在的化工產品，是用在染布之前的添加劑，但沸點高很難揮發，即使揮發毒性也很小，一般不會在空氣中擴散，可是該女士對這種怪味為何如此敏感呢？按照他丈夫的說法，這個家是妻子一手操辦起來的，為了除味等于是把家都拆了，所以妻子心理不可能好受，不過也沒有辦法。記者找了個心理醫生來給夫婦做心理測試，結果發現丈夫是一個內向的、沒有魄力的男人，妻子是一個外向的、要強的女人，心理醫生發現了一個小細節，就是在他們發現了布的怪味之后，妻子讓丈夫去商店要求索賠，但丈夫沒有去，丈夫認為去了也沒有用，而妻子就執著于一定要把氣味去除掉，為此不惜把家庭翻個底朝天。當心理醫生讓妻子畫一張畫時，妻子哭了，她說自己就像大海中的帆船，天下著雨，很無助。最后心理醫生了解到妻子“病因所在”，或者說妻子如此表現是因為十幾年前（1996年），妻子因為生病被單位以病休的名義辭退（病休下崗），從此就一直在家里，心理醫生認為妻子抑郁癥的病根在于那次下崗所造成的心理創傷，妻子固執地要證明自己的能力，但又始終印證自己的無力和無助。節目最后，記者又訊問了化工專家去除掉這種怪味呢？化工專家說把認為有怪味的地方用酒精擦拭就可以，最后一個鏡頭停留到該女士用蘸了酒精的抹布來擦破舊的大衣柜。

在去除家的異味的同時，也在去除心靈的創傷。

這是一個看了讓人很傷心，也帶有驚悚色彩的故事。一個中年婦女執著于去除家里的異味，這是多么荒誕，又是多么驚人的故事?？梢哉f這類社會故事成為當下許多電視臺的重要欄目，已經司空見慣，而故事講得有頭有尾，有原因有結局，很圓滿，也很現實主義。最終異味被找到，并得到解決。我感興趣的不是問題被解決，而是這種解決是對精神傷口的撫慰。與十幾年前下崗成為社會熱點話題的時候，下崗往往不被正面講述，下崗的故事被講述為成功再就業的故事，也很少有這樣對下崗所造成的精神疾患（即使社會的疾患，也是個人的疾患）的呈現，而現在，卻可以如此精致和順暢地把這樣一個身體的、家庭的、具體的困境，投射到或還原為下崗所帶來的精神創傷以上，也就是說現在之所以可以把過去的傷疤、傷口解出來，是因為我們已經找到了愈合的方式，或者說工人下崗的問題在和諧社會和大國崛起的背景已經被成功消化了。在這里，有效的意識形態運作不在于拼命地遮蔽或掩飾傷口，而是坦誠地暴露傷口、暴露創傷，甚至是讓這些化工專家、心理醫生等來幫助人們找到異味或精神的傷疤，然后告訴人們該如何來撫平傷疤，當然，在這種治療或者自我治療的過程中，傷口總是舊傷口，傷疤也是舊傷疤，而更重要的是，至于為什么會有傷口就沒必要追究了（這個故事的精致和無懈可擊在于，反正布也是你自己買的，下崗也是因為自己身體有病，社會是沒有問題的，有問題的總是你自己），萬一要追究（就像我這樣學了點文化研究的不安分的觀眾）也沒有關系，因為那是十幾年前的事了，現在的社會、現代的時代已經可以成功克服那是的傷痕了，這是不是因為現在的“醫術高明”、“科技”又進步了呢？不過，社會確實在進步，要不怎么這么有信心和有能力來治愈歷史的傷疤呢？

匪言匪語之二

“點背不能怨社會”

看到論壇上關于青年人自殺的帖子，恐怕這已經不能夠是這個時代最有轟動性的新聞，如同煤礦爆炸一樣，已經不能吸引人們的眼球，盡管每個人身邊或所在的學校都可能會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吹綀蟮乐械拇髮W生自殺是因為壓力大，找不到工作，感到無助。我想起了前幾年同系的學妹自殺時寫下的帖子，她是這么寫的：“我列出一張單子，左邊寫著活下去的理由，右邊寫著離開世界的理由。我在右邊寫了很多很多，卻發現左邊基本上沒有什么可以寫的……”她找不到活著的意義，并特別說她的死與任何人無關。為什么個人的死與社會無關呢？我想起二三十年代的左翼電影中，對社會、舊體制控訴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沒有出路只能自殺，個人的死是社會害死的，而現在恐怕很難在個人的死與社會之間建立有效的聯系，就連這些臨終遺言，都找不到死的恰當的理由，或者說，就連死也是我個人的選擇，而對于這些自殺的解釋也無非是因為自殺者有抑郁癥，是他自己的原因。或許那句在《武林外傳》中自嘲的話“點背不能怨社會，命苦不能怨政府”說出了這個時代的言說困境。

我并不是說自殺沒有社會原因，而在于為什么自殺者要把自殺的原因投射到內心，相反不能是社會或體制的問題呢？這種只有個人的才是正當的言說為什么會如此有效的和具有“強制性”呢？也許“點背不能怨社會”是對那種左翼敘述中確立的個人與社會的聯系的“撥亂反正”吧。在左翼的故事中，個人的故事不是不可以講述的，而是個人的故事最終都會指向一個大的社會寓言，個人的故事只具有象征意味，在這種話語結構中，個人是被社會、歷史等大的歷史結構所掏空的。80年代以來在對這種左翼敘述的清算之下，“個人”確實獲得了拯救，個人與社會的關聯也隨之被取消，或者說變得無效，正如如果有一個自殺者像《新女性》中的女作家之死那樣歸結為社會結構、市場的無情、女性的生存等政治經濟學原因，恐怕很難被人們所接受。我不知道這種言說的困境是不是因為現在沒有一個對歷史、社會的整體性的分析和認知造成的，只是覺得如何重建一種個人與社會的有效連接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否則，個人的生命真是太微末了，個人的死真的與社會無關嗎？如果有關的話，又能夠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或者說又什么來敘述這種關系呢？

匪言匪語三：“精神家園”與“沉默的大多數”

“精神家園”的修辭，是80年代被人文知識分子所分享的表述方式，尤其借助80年代被高揚的海德格爾關于“詩意的棲居”的人類家園的論述，“精神”家園成為知識分子的一種自我指認，而90年代初期人文精神論爭的內在動力在于“人文精神家園”在商業化（背后是92年所開啟的全面市場化所造成的去政治化）中的喪失和被邊緣化，因此，固守一份人文情懷或精神家園成為人文知識分子的自我期許，人文精神論爭試圖延續80年代人文知識分子作為社會文化核心建構者的角色（這種知識分子介入社會及其參與文化實踐的能動性社會角色是在50-70年代以及左翼傳統中被賦予的，或許沒有一個歷史時期，“文化”可以占據如此重要和和中心的位置，80年代對于文化的想象某種程度上延續了50-70年代的遺產），反而找到了文化在這個以經濟為中心重組的社會生態中恰當的位置，就是提供精神、文化產品，或者是成為精英文化的一部分。這種精英文化是在80年代中后期借助對尼采、海德格爾等德國哲學的閱讀所形成的對于哲人（兼或詩人）的自我想象中建構出來的，這種自我想象是對50-70年代左翼文化所塑造的一種與工農兵相結合的知識分子角色的“反動”，知識分子與工農兵作為歷史主體的再現/代表機制被作為左翼債務而被清算（暫且不討論這種再現/代表機制自身的危機及階級還原論所帶來的負面教訓），知識分子回歸到“知識”、“精神”本身，盡管這種精神是以“人類”、“世界”等普遍主義的名義來獲得合法性的（這種普遍性有效地彌補了馬克思主義以來的階級區隔的裂痕），這種精神貴族的想象在90年代的語境導致政治保守主義的出現，尤其是對于那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來說，這顯然與八九十年代之交“冷戰終結”有關。

其中一個有趣的例證是王小波的雜文寫作（其純文學創作與這些在都市雜志上發表的雜文呈現了某種錯位，在小說中對文革的書寫要復雜的多），以《我的精神家園》（文化藝術出版社：北京，1997年）為標題，所謂“精神家園”是建立在對文革、左翼實踐的持續“批判”（文革歷史也被書寫為愚蠢、傻子、謊言的時代，“一座聲名狼藉的瘋人院”，第129頁），在《我的精神家園》中是被“科學和希臘文化”所喂養的“人類智慧星空”（“但我總在回想幼時遙望人類智慧星空時的情景”，第145頁），這種“精神家園”恰好是王小波童年的記憶，其構成“精神家園”養料也來自于“爸爸”鎖在書柜里的“不宜擺在外面的書”，可以說，“精神家園”雖然被鎖起來，卻也并非完全被禁止，或者說，“精神家園”本身存在于王小波所要批判的50-70年代之中，而王小波把“精神家園”書寫為一種孩子的“精神家園”（“我時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來思考問題，很多煩難的問題就變得易解”，第145頁），這是天真、純潔的精神伊甸園，如同魯迅的故鄉一樣，美麗的童年構成了對精神家園的重構和懷舊，只是這種懷舊與他要清算的荒誕的年代構成了某種錯位，這種錯位同樣出現在魯迅的故鄉的表述中，即美麗的故鄉如何從荒涼的故鄉中孕育，盡管這種錯位被掩飾在童年與成年的“自然”秩序里。

面對90年代初期的人文精神論爭，王小波反對“重建精神家園、恢復人文精神”的“高高在上”，這種站在“俗人”（“我們應該像商人一樣，嚴守誠實原則，反對不正當的競爭”，第146頁）的角度來拒絕“崇高”的論述其假想敵依然是早被王朔所解構的“左翼文化的崇高”，從這里也可以看出一種精英主義的趣味和站在大眾（對商業化/大眾化的稱贊也在于其可以削弱“大一統”的共產黨政權）的立場是并行不?；蚧楸砝锏?，其原因在于無論是80年代的精英文化還是90年代的的大眾文化都是以對政治的消解為“批判”對象。因此，與“精神家園”聯系在一起的另一個被王小波發明的關鍵詞就是“沉默的大多數”，所謂“沉默”就是在政治高壓下的“沉默”，與之相對的是話語權（借助?？碌挠^點，話語與權力有著內在的關系），具體地說，“沉默的大多數”是指沒有話語、表達權力的人們，這種把語言、表述權力作為填充權力的所指，就使得貧困、生存等物質性的指標喪失了被言說的可能，有趣的是，“沉默的大多數”恰好是被“大聲喊出來的”（正如臨終前的王小波寫給友人的信中“自從我輩成人以來，所見到的一切全是顛倒著的。在一個喧囂的話語圈下面，始終有個沉默的大多數。既然精神原子彈在一顆又一顆地炸著，哪里有外面說話的份？但我輩現在開始說話，以前說過的一切和我們都無關系——總而言之，是個一刀兩斷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國要有自由派，就從我輩開始。是不是太狂了”，艾曉明、李銀河編：《浪漫騎士——記憶王小波》，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422頁）。王小波自認屬于“沉默的大多數”，而如今寫雜文就是為了“打破這種沉默”，而這種“大多數”的想象顯然來自于左翼文化中對于勞苦大眾的想象或者說攜帶著左翼的痕跡?！按蠖鄶怠钡恼x性是左翼動員的方式和結果（正如毛澤東對于中國社會性質的判斷建立在人口學意義上的多數與少數）。80年代以來對于左翼文化的清算方式之一，就是王朔式的站在“俗人”、“普通人”的立場上來審批革命文化的“假正經”和“苦出身”，歷史吊詭之處在于這種貌似“大多數”的名義一方面來自于所解構的左翼文化傳統，只是這種二元對立式的選擇和批判往往是一種對批判對象的內在化或者說所批判的對象會以某種方式“悄悄地”回來批判的邏輯之中；另一方面“沉默的大多數”的意識形態效果是確立“精神家園”所劃定的文化貴族的身份區隔，這里的“大多數”已經不再是人口學意義上的“大多數”，盡管“多數人”的正義性依然具有合法性或吻合民主想象（如同對于代議制選舉制度的直觀感受就是選票論成敗，在這個意義上，超女比賽被作為“拇指”的民主實踐），如同王小波筆下的“弱勢群體”也不在是階級意義上的弱勢，而是文化、社會制度上的弱勢或者準確地說是話語的弱勢，在這個意義上，同性戀這一都市中的小眾群體是王小波格外關注的“弱勢群體”（承認和欣賞同性戀文化成為小資的教養之一），這顯然也打破了“弱勢=社會底層=貧困=多數”的能指鏈條。這種對于“精神家園”的尋找和“沉默的大多數”成為精英主義文化的有效組成部分，為一種保守的政治實踐提供合法性，盡管借重“大多數”的修辭。

匪言匪語之四

“貪婪”與“信心”：金融危機時代的根源與藥方

金融危機，或金融海嘯，使得中國這個全球化不徹底的地方，一下子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幸運兒，正因為“落后”，或者說離中心太遠，別人風光的時候，不會帶著你，別人落難的時候，同樣也沒有你的份，總之，這恐怕又要引起某些總想一廂情愿地和美國有難同當、有福同享的人們的不快，這究竟是中國的福氣，還是印證了中國依然處在全球資本主義的邊緣地帶呢？

金融危機使得美國的華爾街成為眾斥之地，也使得金融資本如明日黃花，媒體連同經濟學家一起說，那些金融資本家太貪婪了，這真是人性的劣根，無法有效監督的道德成為金融危機的根源。道德的不完善恐怕是一個老問題（人性的惡恰好也是西方政治、法律理念的原點），把新的危機解釋為一個舊有的問題通常是人們撫慰傷口的最佳良方，既找到了安全而熟悉的原因，又可以坦然接受危機中的現實，因此，要給華爾街的碩鼠們減薪、限薪，而我們（請注意，我自戀一下，這里的“我們”指包括中國，也包括美國在內的全體人類）這些無辜的受害者，尤其是曾經春風得意的中產階級（想成為受害者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沒有點資本和地位能在“金融”危機中受害嗎？），得以自我拯救或被告知的拯救之道，就是一定要堅定信心，有信心就有希望，就有明天，就有未來。用今天的信心來拯救昨天的貪婪以贖回明天的繁榮，這也太像童話式的語言了。連我這個學中文的人都能看明白，金融危機會如此簡單嗎？對于我這個學習中文的人來說，已經很久無法看懂經濟學論文了，隔行如隔山嘛！而對于早已武裝到牙齒的經濟學理論怎么會提供出如此充滿了童心的解釋呢？

信心是什么呢？是對現在金融體制的信心，對現存制度的信心，還是對“明天更美好”的信心？信心是一種信任，是一種責任，在這個意義上，金融危機確實造成了嚴重的信托危機，可是，為什么金融資本要建立在這樣一種脆弱的道德基礎之上呢？人心不古，人心不是最不可靠的嗎？而對于次貸危機的解釋也是因為不負責的銀行信貸員把錢貸款給了無力償還的人，也就是說信托給了錯誤的人，而這些攜帶了大量不良資產的金融資本又通過金融衍生品來圈取更多人的信任，前兩天剛剛被審判的華爾街大碩鼠前納斯達克主席麥道夫正是利用了人們的貪婪，顯然，貪婪不是華爾街的專利，貪婪是每個人心中的惡魔，金融危機如同一把道德標尺拷問著這些“成功搭上了資本列車”的人們，可不是實踐早就證明，人這種動物很難靠精神活著，沒有物質刺激就會懶惰，就失去了積極性嗎？人性的弱點要為這次危機買單嗎？

面對信心這個藥方，也不能說不是一劑良藥，拯救人們的不是保住房子和工作，而是對未來的一種信任，也就是對時間的信托，金融資本恰好就是一種建立在時間維度上的資產信托。對于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空間擴張，早已成為19世紀的老故事，盡管如此，像我們這個資本主義全球體制的邊陲地帶依然向往著能離中心更近一點。殖民主義是一種對空間的吞并和等級化，也就是說對于原發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殖民地永遠都是殖民地，都是提供資本流動的等級差，或者說，占領殖民地不是為了據為己有，而是為了把殖民地納入全球市場的體制之中，而全球化的市場恰好不是要建立一種同質的平滑的空間（如果世界是平的，資本和利潤的洪流怎么流動呢？高低不平才能帶來更多的能量，這種高低不平體現在勞動力的不平等、文化的不平等、生產及消費的不平等），而是要建立一個能夠使得資本流動起來的地質落差，所以說任何高墻都是要被摧毀的，以前這堵高墻是共產主義，現在這堵高墻（甚至不能被稱之為高墻，頂多也就是小土堆）是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恐怖主義及專制暴君。與此相比，金融資本顯然不滿足于這種落后而低利潤的空間殖民的方式，與其把地球劃定為不同等級的發達及落后的地帶，不如向未來索要債務，無論是貸款、期貨及各種衍生品，都是通過透支或預支未來的方式來轉化為當下的利潤，正如用于拯救金融危機的資金也來自于國家債券，國家作為放債人，向債權人允諾未來的某個時候會還貸，在這個意義上，銀行是不能倒閉的，國家更不能破產，正如恐怕沒有一個人希望美國破產，在這個時代，對于主動（對于這種還處在帝國邊陲地帶的人們來說，占據中心永遠都是心中的夢想）、被動加入（不加入就意味毀滅）全球體系的人們來說，時間是金融資本最大的金礦，只要時間不被打斷，而維系時間的恐怕只有人們的信心。

回到開頭，對于“金融危機”中幸運或不幸的中國來說（幸與不幸完全取決于敘述者所認同的角度），其空間的邊緣性恰好導致了一種時間的滯后，這種時間的滯后體現在，我們是世界工廠里的生產者，他們是世界天堂里的消費者，在這個意義上，時間的虛擬性依然要建立在空間化的實體之上。在這里，銀行、美國及全球化已經成為一艘諾亞方舟，要不同舟共濟，要不大家一起完蛋，而要同舟共濟，靠的就是信心，就是要對這艘啟航了五百年的諾亞方舟有信心，那么對于已經登上諾亞方舟的人們來說，這究竟是幸運呢？還是無可選擇的救命稻草呢？還有沒有其他的空間，沒有中心和邊緣，還有沒有其他的時間，不用預支未來，當然，還有沒有諾亞方舟之外的人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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