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現了分歧，就有必要把分歧的起因說清楚，要說起因就不得不談安源工人。安源工人作為井岡山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武裝合法性的來源和基礎。是誰把這支有高度紀律和階級覺悟的工人隊伍帶上井岡山的？可以說劉少奇的功績是不容置疑的。而安源工人為何要跟著共產黨鬧革命？一是理想，建設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另一個是現實，資本家壓迫工人，剝奪工人的一切權利。

這樣我們就明白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國民黨軍隊以及軍閥的區別，那就是這支軍隊是無產階級的武裝，是以推翻三座大山為目的，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為己任的。

江澤民在新時期要求軍隊保持人民軍隊的本質，就是保持軍隊的無產階級性質。也就是忠于憲法，以人為本，為人民服務。

文化大革命是路線斗爭，也就是走什么發展路線的問題。早在北京的香山，革命勝利的前夜。毛主席就在考慮這個問題，黨的高級干部也在考慮。這個時候是將革命黨變成執政黨還是繼續革命，變成了黨在革命勝利后面對的首要問題。變成執政黨很容易，保持中國各階級力量基本不變，保持生產資料所有制基本不變，保持中國對世界各國的外交關系基本不變。但這個方案被絕大多數開國元勛反對，毛主席順應大多數的意見，決定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劉少奇是毛澤東思想的提出者和推廣者，也是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實施者和策劃者。所以說毛澤東思想是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非常正確的，因為毛澤東不可能閉門造車的形成自己的思想，只有在和戰友的并肩戰斗中才能形成。當中國遭受三年自然災害，導致有個別地方餓死人的事件發生后，中國農村走什么路，成了共和國決策者們高度關注的問題。社會主義的人民公社出現了問題，虛報產值、亂放衛星這種典型的官僚主義作風，嚴重干擾了人民公社的健康發展。如何克服官僚主義，在黨內產生了分歧，而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也出現了分歧，是用解散人民公社的方式解決，還是尋找人民公社內部原理，找出克服官僚主義的方法，就形成了桃園經驗和大寨經驗兩個模式。挑園經驗能限制官僚權利，防止虛報產值、亂放衛星這種典型的官僚主義作風，所以有它很大的優勢，而改變生產資料公有制與當時的憲法和黨的章程是不符合的；大寨經驗能發揮集體的智慧和力量，在公有制基礎上，農民在非常惡劣的自然條件下，也能發展生產，養活自己，但是還是找不出防止官僚主義的有效方法。這種狀況到了文革前，中國都看到了必須表態走什么路的問題了。

這個問題反映在國際上，蘇聯開始清算斯大林，社會主義開始變成官僚主義的樂園，工人民主權利完全喪失，毛澤東判斷這樣的社會主義必然失敗，在國際國內的大形勢下，毛澤東發動了旨在挽救社會主義制度，向官僚主義宣戰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核心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大民主，因為史無前例，在這個過程中，不出現問題是不可能的。這種使用大民主方式監督官僚的暴烈行動，很快在全國形成了非常大的動蕩，要說文革是毛主席獨斷專行是不符合事實的，文革是經過中央委員會批準，包括劉少奇也是舉手贊成的。

文革的過程眾所周知，在整個文革的動蕩過程中，雖然有很多出格的地方，但是達到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監督官僚的作用，要是把文革說的一無是處，那當時舉手通過文化大革命決議的所有中央委員豈不是全部沒認清形勢，顯然事實并非如此。這就說明，社會主義避免走向前蘇聯的覆滅道路，必須在西方議會民主和文革大民主中選擇一條路，舍此，到現在為止還沒出現第三條路。

而文革大民主的過程，顯然需要有個裁判和共同信仰，而劉少奇提出的毛澤東思想是符合廣大人民群眾心愿，是保證軍隊在維護國家安全穩定，是廣大革命干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武器。任何民主必須在一個框架內進行，必須要有裁定雙方違規的裁判。毛主席除了沒有把核武器和軍隊交給任何派別以外，能給的全給了，包括最高行政首腦。

在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指出，文革的問題我們現在還看不清楚，這個問題留待歷史評說。主張擱置爭議。向前看！

今天，我們回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它在保持農業防止官僚主義危害中獲得了糧食穩定增產，但是他本身帶有的私有經濟的性質的毛病，成了束縛農業現代化的障礙。三農問題的出現，是設計者都沒有想到的問題。而且更大的問題出現在黨在農村的基礎地位被逐漸削弱，農村成了封建迷信活動的天堂。共產黨在革命戰爭準備給人民建設的社會主義的新農村，由于受到官僚主義的破壞，已經完全沒有了市場。

農村問題的出現，使城市工人階級發生了重大變化，這是私有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工人忘記了對社會主義的責任，快速分化成食利群體和下崗被掠奪群體。黨的執政基礎工人階級迅速向社會邊緣發展，毛澤東和劉少奇當年給安源工人描繪的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宏偉藍圖也逐漸被人遺忘。中國又回到了毛澤東進京前香山那個早晨，而這一次是革命黨向執政黨快速轉變，并得到了許多高級干部的支持。我想看到工人階級今天的地位，劉少奇也會生氣的，從而也能明白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苦心。毛澤東似乎看到了今天農村問題必然引發工人問題，工人問題又會引發社會問題，社會問題又會引發共產黨執政地位問題，而執政地位問題必然使社會主義事業演變成資本主義占主導的社會。

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劉少奇在文革中應該是沒看到今天的結果，否則，絕不會把桃園經驗當作克服官僚主義的政策。當然，作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在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不用置疑的。

今天，資本主義國家暴發的經濟危機，給我們認識中國社會主義社會是非常有利的，毛澤東在晚年打開國門，向西方開放的政策，經過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國逐漸融入了資本主義的國際空間，中國在西方世界回旋的空間越來越大，經濟地位不斷提升。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改革開放不是什么時候都能搞的，比如在井岡山時期，在延安時期，在新中國剛建立時期，都不具備條件。而只有中國人民完成了門類齊全的工業生產布局，把握了自己的經濟命脈的情況下，才能進行。胡錦濤總書記說，世世代代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這就說明，任何時候都要繼承和發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集體智慧，為人民利益堅持對的，改正錯的。

毛澤東思想作為統帥全軍的思想靈魂，是毛主席和劉少奇帶領安源工人上井岡山那一刻決定的，不是別人強行加進去的，個人意見應該保留，軍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改變，而完全西化的民主，在軍隊是沒有市場的，中國軍隊不可能把政委和指導員換成主教和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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