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隊四十年所見農村之變遷　　

1968年后，筆者曾在“北大荒”某人民公社下鄉種地11年，與那里的知青、貧下中農一起，進行了改天換地的斗爭。　　

剛下鄉時，正值被稱為“十年動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初；返城時，“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已經開始。返城后，懷著對同志、朋友，對山清水秀的北大荒的眷戀，曾多次重返“第二故鄉”。現在，不但許多當年的同齡人已經故去，那里的山清水秀也早已蕩然無存。　　

四十年的變遷，可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集體勞動；第二階段，是“改革開放”后的單干。　　

（一）人民公社階段　　

1969年，天災，筆者所在的生產大隊，知青插隊的日子相對艱難，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過；但以后的10年中，大家團結一心，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漸漸實現了機械化、電氣化，徹底地改變了（中國農民已經持續了數千年的）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傳統耕作方式。　　

當年，我們的“東方紅75”履帶拖拉機，同時牽引三聯播種機時，每天可播種小麥1，000多畝；掛液壓懸掛七鏵犁時，每天可播種黃豆300畝。而聯合收割機的工作效率與鐮刀割地、牛馬運輸、人工打場、揚場相比，更具有無與倫比的優越性。　　

10年中，村里的“機耕隊”，已經從最初的4人發展到28人。這28人，不但負責村里大部分土地的耕作（9，000畝小麥、3，000畝大豆），還擔負著村里的發電、機修、碾米、磨面、電影放映、廣播等任務。為了更長遠的發展，村里還另外培訓了20名左右的機務后備人員。機械化、電氣化的發展，解放了大批的勞動力。　　

那時，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在那個半農半牧的丘陵地區，生產隊有的是馬、牛、羊。最初的機械化是靠賣牛、馬的錢搞起來的。機械化的發展，使村民們徹底告別了靠牛馬種地（6牛或6馬，拉一副犁杖，靠人扶犁、點種），吃糧靠推碾子、拉磨的時代。　　

筆者當年所在的生產隊，克山病、大骨節病高發。1958年，克山病大爆發，婦女死得不剩多少，許多鰥夫不得不逃往“下荒”，1968年以后，病死率仍然很高；而大骨節病使村里的青年瘸瘸拐拐，沒有一個能夠服兵役。這里的北京知青，經調研發現，可能是飲用水有問題，并立刻開始著手改水。1970年秋，黑龍江省水文地質隊為村里免費打下了兩眼深井，村里集資購買了井管、井泵、電機、柴油發電機組及其它配套設施。深井水，徹底消滅了地方病；合作醫療，使村民們具有比現在優越得多的醫療條件。　　

集體經濟的發展，使村里有了第一所磚瓦結構的學校。為滿足發展的需要，及滿足未成年孩子對知識的渴求，小學、初中不出村可以連讀。許多知青在學校任教，教學水平不斷提高。　　

經過十年的努力，村里平均每個勞動力的年收入，由原來的200元左右，達到1，000元左右。要知道，當時北京的大學畢業生在轉正定級后也不過每月56元呀！　　

十年中，我們始終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堅持發展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我們開始搞科學種田，使主要農作物小麥的平均畝產從原來的150斤左右增加到250斤以上，并繼續采取措施提高平均產量（理論上，小麥畝產應能達到1，000斤以上；大豆畝產應能達到600斤以上）。　　

那時，我們有著較好的經濟效益（當時政府收購價：小麥每斤0.14元、大豆每斤0.24元），每畝投入10元，能收獲30元以上。但我們并不滿意，還在為實現每10元投入，收入60元的新目標繼續努力。（附近的國營農場，當時能實現的最高指標是：每畝投入30元，收獲60元）　　

那時，當地的農民過著神仙般的日子。他們享受著大自然的種種恩賜。夏天，山上是郁郁蔥蔥的森林，山下是鮮花遍野的草甸子；溝塘中流水潺潺，玉帶河從村前向東緩緩流過，清澈見底，每隔不遠就穿過一個泡子（小湖），像一串“糖葫蘆”。水中游魚如穿梭，林中鳥語獸鳴。冬天，雖說是“貓冬”，但除正月外，仍很忙碌。少數民族喜好狩獵，但漢族只是偶爾捕魚。漁獵活動從來不會空手而歸，如若半天打不到20斤魚的話，就沒人會去打魚，認為不合算。同樣，如若搞副業，平均每人每天掙不到6元的活，就不會有人同意干。那是計劃經濟時期，百姓心中的賬算得倍兒清。　　

唯有每年春、秋兩季的護林防火是不計成本的純義務勞動。一旦發生荒火，周圍的村民會在第一時間奔赴火場，并同時向有關部門報告。那里，最近的村子相聚約　5公里　，遠的有　10公里　左右，村中不通電話，通訊極不方便，又幾乎年年都有山火發生，但從來沒有發生過像1987年大興安嶺火災那樣的損失。　　

尼克松訪華后，中美關系逐步改善，黨中央多次派代表團訪美。項南訪美歸來，帶回了美國的農業“大片”。村里播放了這部影片，使大家了解到美國農業高度機械化帶來的高效益。美國的農民每年干不到3個月的農活，生活卻過得很好，村民們非常羨慕。因為我們當時每年的農閑加“雨休”總共也不過3個月多點。盡管中美國情不同，無法完全仿效，可新的耕作技術的確讓方圓數十里的人們大開眼界。　　

有人曾經對“要想發財需要多少年”這個問題進行過研究，結論是“10年”。筆者的經歷，驗證了這個問題。　　

（二）單干的前奏　　

1978年以后，上面刮來一股風。　　

首先是政府宣布解散了文革期間村一級建立的初中和鄉一級建立的高中。很多知青不得不離開了曾經熱愛的“教書匠”崗位。　　

接著是1979年的知青大返城，離開了他們一直辛勤耕耘的土地，許多國營農場當年便撂荒了許多耕地。　　

1980年，筆者為了求學，也暫時地離開了自己相交多年的朋友和心愛的一切；但無時無刻都在懷念著這塊曾經撫育過許許多多插隊知青的土地。多次返鄉，使筆者對那里的變化多有了解。　　

1981年，上面刮來了單干風，可村民們堅決不干，頂了一年；而附近的少數民族村更是反對，頂了二年。　　

（三）單干階段　　

胳膊終歸擰不過大腿，1983年，那里的單干改革已經完成，原來的“人民公社”被改為“鄉”。這是大勢所趨，人們無力與強權對抗。　　

單干的結果是：拖拉機、康拜因、發電機組，及其它配套農機具被賣了廢鐵；電力電纜被分割，編了蒸饅頭用的櫳屜；成群的牛、馬被分到各家各戶；漫山遍野是撂荒的土地。人們重新過起面朝黃土、背朝天、點柴油燈的日子。　　

這年，筆者已讀完大學，不愿回村單干，在城里找了工作。村民們也不得不開始攢錢，準備買“小四輪”拖拉機，并在以后的幾年內，把撂荒地重新種了起來。1985年以后，少數人家再次對大型農機具感興趣起來。　　

1985～1996年期間，大型農機具的使用，以及奔美好生活的愿望，驅使人們肆無忌憚地開荒，周圍數縣的森林、草場被大量破壞。當地領導堅持認為：“樹林子不能變錢，開了地就能夠收到農業稅，可以增加財政收入”。竭澤而漁的手段得到了各級政府的贊許與支持。　　

1996年夏天，鄉里的朋友聽說我要回去，想為我打只狍子，外出半月，無功而返。那時，村南的山上還可看到已被推倒，但尚未運走的死樹。方圓數百里的林木都是如此命運。這年，是那里的最后一個豐收年，并從此進入了“五年四不收”的歷史新階段。　　

想當年，那里山清水秀，鳥語花香，飛禽、走獸應有盡有。記得小時候學過的一篇課文“富饒美麗的大興安嶺”，文中有這樣的描寫：“棒打狍子、瓢舀魚，野雞飛到飯鍋里”，一點不假。書中描述的美景，現在只能夢中見了。　　

大面積的植被破壞，導致了區域性氣候異常。其最終惡果及影響范圍，遠比莊稼的“五年四不收”更為嚴重。1998年夏季的大興安嶺雨水，直淹齊齊哈爾、哈爾濱（那年長江也因同樣原因發了大水），中央政府不得不斥資數十億修建尼爾基水利樞紐工程。想起那次發水，可謂百年不遇的奇觀，從齊齊哈爾向北，火車就在一望無際的水中開行，鐵路兩側能見的只有打漁的小船（以后，因大水持續不退，鐵路被迫中斷了相當長的時間）。　　

尼爾基水利樞紐工程截斷了嫩江。現在的嫩江在水庫壩下斷流。壩下水底露出的沙灘，已被綠色的植被覆蓋；水中的臟物也清晰可見。自從水庫完工，就連年缺雨，水庫的庫容一直無法達到預期數量。水庫上游，殘存的松林周圍，許多林木在枯死，就連數百年的老樹也難以幸免。　　

從1996～2006年，那里的百姓只有2次像樣的收成，算算總賬，還是“五年四不收”。　　

去年大旱，大豆畝產最高只有130～150斤。　　

今年是另一個10年的第二年，雖因春旱，莊稼晚種一個月，但霜也晚來了一個月，加上后期的雨水調和，還是有了較好的收成。氣候的變化顯然不是好事，今年的豐收可算是“瞎貓碰上死耗子”。　　

28年前，那里的無霜期約100天，但現在的無霜期比120天還要多些。當年，那里冬季氣溫最低零下40多度，現在不到零下30度。原來的山清水秀，變成了現在的禿山臭水（用小河水澆園抗旱曾導致絕產，是因為農藥化肥濫用導致的水污染）。　　

但比氣候的變化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市場經濟導致的市場糧價波動，嚴重地影響著村民們的收入。以這兩年的情況為例：　　

去年收獲的大豆，價格從原來的每斤1元左右，漲到今年夏季的最高3.1元。同樣種地，同樣的大豆，有人每斤賣到1.7元，有人賣到2.8元。收入差距是如此之大！　　

因為糧食販子在收秋后，立刻壓價收購，那些靠貸款種地的農民不得不以低價出售，抵還貸款。否則，下年種地就得不到貸款。而那些略有富余的人家，可以囤糧到第二年春節以后，待糧價被憋高后再賣。那里的貧富差距也因此越來越大。　　

單干以后，合作醫療沒有了，貧富兩極分化在不斷加劇。但富人總是一小撮，大部分村民在生死線上掙扎。有病沒錢醫，不得不賣地治病，也仍然逃不過死神的陰影。筆者的同齡人，現在幸存的已經不多。雖然政府近年來開始實施醫療保險制度，但附加了許多條件，遠水解不了近渴。　　

村里的學校現在徹底沒有了。孩子們上學，必須到其它地方，代價高昂。雖然這些年附近村莊有少許孩子能夠在高中畢業后繼續深造，但也只限條件好些的家庭。　　

即使是條件好的家庭，也難免要賣地為親人治病。徹底失地的農民有些外出打工，有些租地生活，但千萬不能生病。　　

筆者的一位朋友英年早逝，他兒子要為母親做心臟搭橋手術，幾十萬元的手術費難以籌夠，不得不賣掉了200畝左右的耕地。過去大多數人賣地的價格約200元一畝，因為急等錢用（如果出租土地，每畝每年是100元左右）。　　

現在，每畝地的價格不但已經超過了1，500元，而且還在繼續上漲。賣地的人往往是因各種各樣的臨時困難，為解燃眉之急。買地的卻大多不是為了耕種，而是看到土地的不斷“升值”，買去炒作。在許多村子，前些年賣出的地，現在已經被轉賣了4次以上，名義上大多是無限期的“長期租用”。　　

大約70%以上的村民都有多少不等的債務。即使條件好的家庭，有時也難以避免。持續的通貨膨脹，不斷地增加著種地的成本，糧販子的壓價收購，總是使大部分村民入不敷出。缺錢人家，不得不以低價賣糧，抵還外債。　　

因今春種地成本大幅增加，許多人家種不起地，紛紛借貸。有人為種1，500畝小麥，外加600畝大豆，貸款30萬元；不料一場急雨，小麥全部倒伏，本應畝產500～600斤的小麥，每畝只收到260斤（每斤約0.7～0.8元）；可喜的是，今年大豆畝產達到了300斤（現價每斤1.7～1.8元，到明年春節后可能還會漲價）。這樣的產量，在那里可算是相當高了。由于今春的化肥農藥漲價約一倍，種地成本每畝200元左右，賠本的風險還是很大的。筆者曾向一名糧販子進行過咨詢，他說：“因為明春的生產資料還要漲價，今年的大豆若不能賣到2.45元一斤，種地的就賠了！”　　

在上述情況下，許多農民寧可把土地出租，也不愿自己去種。今年地主們自己種地，是因為春旱時間太長，以前的租戶怕冒風險，不敢再租他地的緣故。　　

（四）單干前后生產關系的比較　　

單干前：　　

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 人民公社時期，生產隊是集體勞動，集體核算，年終分紅。一個生產隊只要有幾個能人，大家就都能過上好日子。個別人口多的家庭，能夠得到困難補助，孤寡人家被稱為五保戶，保證不會挨餓；合作醫療基本免費，生產隊的醫療費用提留，可為少數病困者去病消災。　　

《農村工作60條》的貫徹，使生產隊的社員享受著平等的權力。少數以權謀私的村干部，可以通過民主選舉清除出干部隊伍。百姓中的大多數人以自私自利為恥，方圓百里可謂“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四海之內皆兄弟”。　　

那時的共產黨員是老百姓學習的榜樣。　　

    單干后：　　

少數能人過上了較好的生活，大多數人窮困潦倒。據某縣某鄉的“鄉志”記載：1982年，全鄉平均糧食畝產155斤。而該鄉的某村，從1982～1997年的糧食平均畝產，沒有一年是超過100斤的。　　

自然環境的破壞，造成連年干旱。原來整片的耕地已被瓜分為若干小塊，歸屬于不同的農戶，想要打井抗旱，想要調茬改種別種作物都已經很難。　　

不少人家因病致窮，最終全家死光。地多的人家還能賣地治病，地少的人家，賣光了地還治不好病，只能等死。農村的醫療保險是近年開始推出的，已經有了病的人是不給上保險的，因為保險公司要賺錢。筆者的一位朋友，在癱瘓無奈的情況下，自縊身亡。　　

單干以后，“私”字發揚光大。那里盜賊遍地，什么都丟，什么都賣。養狗都須鐵鏈拴，即使鐵鏈拴住，也難免被他人偷吃的命運。那里的農民，對解放前的曾存在的“賣大炕”很是反感；但前些年，東北的國有工廠大批倒閉，許多城里的婦女下鄉賣淫，村中百姓深表同情，還說“齊齊哈爾的小姐干凈”。　　

種地不能發財，但當官可以。據說：要想當個村官，可以花50元買一張選票，一旦當選，可從村中回收成本。魚肉村民2～3年，可“撈”10萬元以上。10萬元可以買個鄉黨委書記，可以在鄉的范圍內“撈”，2～3年即可撈到100萬元以上。100萬元可以買個縣委書記……。以此類推。都想照此辦理，就產生出“狗咬狗”的問題了。　　

比如：某村黨支部書記把村中僅剩的1，000畝公地賣掉了，可村長沒有占到便宜，就鼓勵一伙村民，把賣出的地搶種了；賣地人當然不干，打起了官司，現在事情尚未了結。　　

實際上，到了縣委書記這一層，就不必自己花錢買官了。因為，這個官位有人會替他買，縣官們表面上是很廉潔的。只要當官后，對朋友夠意思就行了。縣里的工程自然要承包給幫助自己買官的朋友了。可是大家都想承包到工程，也不能都便宜了一家呀！分贓不均，自然還要“狗咬狗”。　　

    老百姓苦不堪言，必然有人上訪告狀，但各處路口都有把關的，消息難得透出。　　

“改革開放”以來，各級政府的貪污腐敗愈演愈烈，農業稅、小額征費、各種攤派、買官賣官、行賄受賄，不斷地增加著農民的負擔。雖然，目前已經取消了“農業稅”，農民種地還能得到補貼，但補貼能到農民手中的數目終歸有限。　　

前些年，當中央政府還沒有取消農業稅時，地方各級政府紛紛瞞報土地面積，以截留稅收（當地農民基本如數繳納），挪作他用，被截留數目達到大約總數的50％。因此，當中央不再征收這筆稅費，并按原來地方上報的土地面積為農民下撥種地補貼時，農民就無法得到應得的錢數了。　　

幾年前，筆者返鄉，聽到的是老百姓（其中，有些人自己還是共產黨員）罵“共產黨”。今年不罵共產黨了，改罵那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罵單干政策。因為，胡錦濤、溫家寶也是共產黨員，以他們為首的黨中央，幾年來為農民解決了許多實際困難。　　

目前，許多村子在籌建新型聯合體，并試圖合伙收回已經賣出的耕地，以實行土地重新連片以及統一的退耕還林，恢復被破壞掉的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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