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困局緣何這樣難以破解？


據來自《中國新聞網》的最新消息稱，即將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一號提案劍指就業。此前很長一段時間，社會上關于就業問題的呼聲此起彼伏，不絕于耳；全國各級各地政府幾乎連續不斷地出臺了許多關于促進就業的政策而成效并不明顯。 這說明當前的就業問題十分突出，就業形勢相當嚴峻，就業壓力異常巨大。關鍵在于，解決就業問題的途徑尚未真正找到。

那么，今天的就業困局，異乎尋常的難以破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回答當然是國際金融危機，這個沒錯。但是，我們國家是一黨執政的高度集權的國家，有著應對、調控、解決任何突如其來的災難和困難的強大功能，那么為何面對就業困局就會感到無奈呢？其中必定存在別的原因，我認為，最主要最唯一的原因就是：國民經濟的私有化程度太高了，或者說國有、集體所有經濟所占比例太小了。

過去我們以為，經濟危機和大批工人失業，屬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專利，誰知他們這種痛苦經歷，如今在新興市場經濟的中國，也終于如期而至了。雖然，自上世紀90年代轟轟烈烈的國有集體企業的改革以來，下崗失業職工就與日俱增、遍布全國了，其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令當事者甚至連政府方面也嘗到了苦頭并有一定的心理準備，但真正當金融風暴來臨之時，突增的就業困境不免還是令百姓和政府有點猝不及防。

當年曾經氣勢非凡、躊躇滿志地從西方引入了現代企業制度，并伴隨著那震撼人心、聞之色變的“砸三鐵”的巨錘聲，使帶有公有化鮮明特征的國有集體企業沒用幾年就消失殆盡，并被少數個人取而代之了。有資料顯示，目前中國的民營、私營及個體工商戶經濟已占整個國民經濟的80%以上。

一說當時改革改制國有集體企業的重要動機，是為不堪重負的政府“甩包袱”，此說法當然不無道理，因為國有集體企業就是工人之家，就是組織，就是靠山，所以企業承擔著許多社會職能，當然企業遇到困難的時候，就會去找政府幫忙解困。而真正向政府求援的也不過是那些效益成問題的企業，而真正效益不佳的企業僅為少數，而不是大多數，更不是所有企業。但是改革的政策卻幾乎沒分青紅皂白，一竿子打下來的。

那么這樣一來，政府的“包袱”就果真甩出去了嗎？沒有。社會上頻發的上訪事件，群體事件，以及逐漸上升的刑事治安案件，就是明證。若說政府甩了“包袱”，除非你對百姓的冷暖、饑餓、疾苦、生死無動于衷、不管不顧了。

如今企業倒是一般不再為職工的實際生活困難去找政府了，老板們可以無憂無慮的只顧賺錢了，而直接找政府的卻是那些困難重重、苦不堪言的職工自己，有的甚至組織起來，上省進京， 新生矛盾更加突出，復雜，尖銳。

值得一提的是，計劃經濟時期，有計劃，按比例，視規模，把就業人員分配到各企業，有時為了解決待業青年的工作，甚至成立街道工廠，生產小組，以解就業燃眉之急。而誰家的孩子沒就業，也是要找單位，找組織的，而單位、組織是一定要負責的，關心的，而不能以種種借口推辭。

那時，政府分配到各企業的用工指標，是指令性的，企業不能拒絕接收。因此，盡管當時的經濟不太發達，生產設備、技術比較落后，好在人們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等精神，以及貧富均衡的普遍狀況，因此，在當時那種家家都有好幾個孩子的情況下，就業問題并沒有十分突出。毛主席甚至還批評學制太長。

現在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市場經濟了，WTO了，企業大部分已非公有了，有的民營，有的私營，有的外資，有的股份，反正不是國有就是了（當然，即便有的國有也僅限于享有壟斷權力，自定年薪，等等，而不承擔太多義務），因此，政府就再也無法對企業“發號施令”了，再也無法用“有形的手”向企業分配招工指標、解決就業了。政府能做的無非就是起草“積極的的就業政策”——鼓勵大學生找工作不要挑肥揀瘦，要到基層去，到農村去，到西部去，要自主創業，要培訓……當然，甚至命令“企業一次裁員超過20人的要上報”等促就業措施。再就是組織企業參加各種各樣的招聘會，當然是否真招人是另一回事，你瞧那些可憐的畢業生，上氣不接下氣的趕場子似地奔跑于各種招聘會，如無頭蒼蠅，四處碰壁。今年的應屆畢業生的簽約率至今還在個位數上，甚至連5%都不到。

事實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常遇上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失業率上升，等等，可以說老病根了，雖然每每大病一場，但是總能叫絕處逢生，化險為夷，為什么？因為他們人口少，底子厚。而中國是在災難深重、一窮二白的舊中國底子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有著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如果任由私有化蔓延，必將后患無窮。私有化根本解決不了中國的就業問題；私有化，還可能讓人人都能享受改革開放偉大成果的美好愿望，化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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