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當年紅豆飯
鐘 聲
不知是生活條件好了，大魚大肉、粳米白面吃膩了，還是本人生就的窮命，盡管離開農村老家快四十年了，但當年一遇紅白喜事便可吃到高粱米紅豆飯，一直令我難以忘懷。以致老媽健在的時候，每每回家探望，老媽問我吃啥，我總是說吃紅豆飯。
然遺憾的是，不管怎么央求老媽，老媽就是不做給我吃。有時甚至教訓我幾句。什么“有福不會享”啦，什么“粗糧淡飯還沒吃夠”啦，嘮叨起來就沒個完。
一次再回老家，舊飯重提，老媽見我實在想吃，絕非是不忍心吃家里那有限的細糧，便直言相告，說自己不會做。這怎么可能？老媽畢竟是做了一輩子農村飯了！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之時，老媽不僅講了自己如何不會做的原由，而且令我眼前一亮，仿佛找到了做好各種飯的訣竅。
老媽說：“為啥只有在紅白喜事時能吃上紅豆飯？告訴你吧，那叫大鍋飯，小鍋是做不出來的。不過，光有大鍋還不行，最要緊的是得找個好大廚。因為人家能根據多少人下多少米、添多少水，，啥時候燒大火，啥時候放小火和多長時間好飯。這大鍋飯絕對要有技術，不是誰都能做得了的。不信你在屯子里打聽一下，看有幾個人會做這種大鍋飯。”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雖然此時若有人端上一碗紅豆飯，我依然會狼吞虎咽地頓時消滅它，但思緒卻早已飛到了另一種飯上，即多年來因少有人做好而遭貶的分配上的“大鍋飯”。
姑且不說這是一種啥樣的“大鍋飯”，但就做法言之，同我喜歡的紅豆飯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首先，它同樣需要“大鍋”這個先決條件。決策者硬說小鍋飯好吃，符合自己及妻女子侄、親朋故舊的口味，搖旗者必然要為小鍋飯鼓噪而貶損大鍋。所以即便大鍋飯確實好吃，也只能是下面人悄悄地做而食之。
其次，正像我老媽所說，“最要緊的是得找個好大廚”，沒有一個好大廚，即便條件具備，也是難以做好大鍋飯的；做出來的不僅是“夾生飯”或“串煙飯”，而且還將造成較大的浪費。可見大鍋飯能否做好，根本不在其鍋而在其人，關鍵在于能否“找個好大廚”！讓一些只想吃小鍋飯，不喜歡或根本不認識大鍋飯可以“徹底戰勝”資本主義（見列寧選集《偉大的創舉》）小鍋飯的真諦者當大廚，實難想象他們會做好大鍋飯。到頭來，不砸鍋賣鐵買小鍋，把柴米油鹽甚至爐灶都竊為己有恐怕就燒高香了。
再次，韓愈老夫子曾云：“其真無馬乎，其真不知馬耶（見《馬說》？”就是說，好大廚亦如“千里馬”，絕非世間無有，而是無處不有，不過是缺乏知馬、識馬和重用千里馬的好“伯樂”和產生千里馬的良好環境罷了。況且，作為伯樂的當政者只想吃小鍋飯，不認識或根本就不喜歡大鍋飯，他們又怎能賞識和重用足以做好大鍋飯的千里馬！
或許有人要問，你所說的大鍋飯到底為何種飯、何種人能夠做好和有無先例？其實，只須向問者推薦幾個好大廚及他們的作為，就可不言自明。全國優秀黨員、北京郊區竇店村黨委書記仉振亮帶領全村人集體致富后，由集體出資供本村青年上大學，惟獨不讓自己的女兒去（農民日報、人民日報等報刊早有介紹），這個大廚如何？全國著名勞動模范、華西村黨委書記吳仁寶，待全村人都住上了樓房，他才最后住進樓房；一農民獨子病故，痛不欲生，他立即把心愛的小兒子過繼于斯（見《了望》周刊1991年40期），這個大廚如何？全國著名勞模，河南新鄉劉莊原黨委書記史來賀，生前一直帶領全村人走集體化道路，全村人收入最低的都比他的工資高，大家“央求他不要工資了，和全村人一樣分紅”，可他總是以“我是黨員干部”為由而照舊，這個大廚又如何？還有南街村的王洪斌，興十四村的付華廷等遠近聞名的好大廚更如何？！誰敢說他們所做的大鍋飯不好吃和不為廣大農村人民所喜愛？小崗村人數次到南街村學習說明了什么？
至此，由紅豆飯引發的話題理該打住，但我仍想提請明公注意，即做大鍋飯其實是一門具有高度計劃和周密計算的科學，能否做好，關鍵在作為決定因素的大廚而非吃者；那些怪鍋、怪飯或怪柴者，如果不是無知和無能，就是別有用心和欲蓋彌彰的卑鄙小人。生怕妻女子侄、親朋故舊不能近水樓臺先得月的當政者，自然要偏愛小鍋而棄大鍋于不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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