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娟：重提階級斗爭！階級斗爭的理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社會理論！

    一

    雖然基于這個理論而在中國展開的一次整體社會實踐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是失敗的，但那失敗并不能從根本上否定關于階級斗爭的理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社會理論的事實。

    人類的歷史即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在中國，古人將暴力奪權、造反和劫富濟貧的豪俠行為作為階級斗爭的形式。 

    二

    在20世紀30年代的時候，美國公眾對于大公司普遍存在敵視的態度。1935年的時候，美國路易斯安那一個叫做Huey Pierce Long的政治領袖在聲望日隆的時候被暗殺。Huey Pierce Long是一個很有號召力的政治領袖，他是an ardent critic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主張每個美國人最多只能擁有400萬美圓，多出的部分由美國政府予以全部沒收。

    在我看來，Huey Pierce Long的主張正是一種階級斗爭的理論，而且是一種為資產階級所恐懼的主張，這個主張極有可能正是他本人被暗殺并很快被遺忘的緣故。通過這種階級斗爭，Huey Pierce Long所希望的是以最大的可能性來消除美國社會的階級差別。

    在一個市場經濟經驗不足的國家民眾看來，金錢的多寡似乎算不了什么。在很多社會實踐經驗和真實經濟理論知識欠缺的人們，特別是一些不完善的社會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看來，階級斗爭不過是一種要求無條件損有余以補不足的流氓無產者哲學而已。這只能說明他們對于階級斗爭的必要性和具體理論內涵都缺乏認識。事實上，金錢本身即是一種社會權力。物質財富方面的差別所帶來的不只是貧民階層的嫉妒、憤恨而已，而主要是富豪們對未來的巨大影響力與對社會的絕對控制力，以及與此同時貧民階層社會權力的失落與因此帶來的“損不足以補有余”的違背社會公道和人道主義的必然惡果。

    事實上，早已經不談階級斗爭的國家卻成為目前世界上階級斗爭開展的最為成功的國家。在美國，遺產稅的征收成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階級斗爭的一種有效形式。憲法與其他法律中著力保障民權的條款也使得階級斗爭被法制化，而媒體和選票也成為階級斗爭的工具之一。雖然。這些已經法制化的階級斗爭形式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資本家與無產階級的勢力懸殊的現實狀況，但卻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本質上的階級對立所帶來的矛盾激化。

    在后文革時代，伴隨著對于階級斗爭理論的否定，在階級斗爭的說法消失的同時，中國社會很快出現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階級分化及其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和階級對立。

    階級可分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兩種階級的分化在馬克思及其眾多追隨者的著作中多有論及，固不必多言。在中國，可舉一個小小的例子來說明當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分化的狀況。中國國內媒體基本上習慣于對于國內階級分化狀況的現實保持沉默，但2006年6月份英國《星期日郵報》的一個報道卻揭露了中國社會的冰山一角。該報道指出，加工蘋果電腦ipod播放器的深圳富士康工廠女工每天工作時間達15小時，每月收入卻僅有50美圓，有的女工甚至暈倒在生產線上。眾所周知，富士康是臺灣代工王郭臺銘的鴻海精密集團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在內地開辦的生產企業。當大老板郭臺銘一擲千金為紅顏的時候，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所屬企業女工的狀況呢？哪怕只是小小的改善一下。指望資產階級主動來改善無產階級的狀況是很不現實的。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廉價的勞動力本身也是利潤來源之一，甚至是主要的部分，并被作為海外資產階級在中國投資開辦生產企業的一種主要優勢。在中國，可悲的是，利益集團依托自身對行政權力的影響力壟斷了公共資源，老百姓失去了對公共資源的控制、支配權利，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分化。在中國，最可悲的是，政府實際代表的，往往是，甚至骨子里都是資本的利益。毛澤東也強調要給予民眾的罷工權在憲法中的缺失令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的時候肆無忌憚。

    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的時候，階級斗爭呼之欲出，日益彰顯其對于社會弱勢群體的重要性。在對經濟利益瘋狂追逐的同時，必須要給社會公平和正義留出其存在的空間，并在這個空間中提供社會弱勢群體實現其合理的和必要的利益訴求的必要機會。約翰.塔伯特說：“自由市場無法對自身進行調節或管制。一個公司對自身公共形象的關注構成不了足夠強大的力量戰勝它那利益驅動的原始本能。”公司不能為自身利益而損害公眾利益，也不能按照其投資主體的意志惟利是圖而忽略了它最不該被忽略的部分。 

    哈耶克認為：自由秩序只能建立在財產分立制度之上。在《致命的自負》一書中，哈耶克說：“堅持讓未來的一切變化都符合公正，無異于要求終止進化過程。”對于社會公正的排斥，是財產私有制度最為致命的弱點。然而，到底是自由市場經濟本身所帶來的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和永無止境的貧富分化趨勢從根本上否定了社會公正存在的合法性，還是社會公正的缺失否定了帶來了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和永無止境的貧富分化趨勢的自由市場經濟呢？在財產本身就是奴役與強制的權力的來源的情況下，自由從來就不存在于哈耶克所鼓吹的財產分立制度下的社會之中。

    馬克思說：“在現存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總體上，商品表現為價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的背后，在深處，進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過程。在這些過程中，個人之間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于是，我們開始生活在一個表面上平等自由，而實際上卻是人剝削人人吃人的社會。

    在這樣一個社會，就連階級斗爭的理論合法性都被強勢階級給否定。

    在這樣一個社會，世界經濟的真相，就是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來成就極少數人的貪婪。世界貧富分化一直在加劇，極少數人占有了世界大部分的財富，大多數人則只能占有極少數的財富勉強維生。這個世界的資源并非屬于這個世界的全部的人，而只屬于極少數人，為他們所支配、控制、壟斷。掌握了三大公共資源，即行政權力、土地、通貨的政府、房地產開發商和銀行成為壓迫、奴役、掠奪人民的新三座大山。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對土地資源的壟斷與支配，成為一種掠奪財富的方式。而掌握了通貨這一公共資源的銀行，又成為壓迫、奴役、掠奪人民的新三座大山的第三座。土地方面的囤積居奇與糧食方面的囤積居奇是一樣的罪惡，但官方卻表面反對實際支持這樣一種罪惡。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房地產商人。政府甚至企圖不斷的加強政府的利益分成，從而推動了房地產價格的高漲并加速了房地產行業泡沫的累積。而當房地產價格下跌的時候，三座大山都盼望著、吆喝著、拼命的拯救樓市，企圖繼續將房價維持在一個大多數人根本買不起的價位。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而蝦米，則只能吃未來，即貸款。在吃貸款的同時，事實上，是為房地產暴利、為銀行貸款所吃。一旦經濟滑坡，多數的蝦米還不起貸款，經濟危機則爆發。

    在這樣一個社會，因為世界主要的財富已經集中到極少數人的手中，所以財產私有制度所保護的，主要不過是利益集團依托行政權力和對資源的控制、支配、壟斷的權力所帶來的非法財富，即便傳與后代，那也永遠是一種不能將其初始來源公之于眾的財富。 

    三

    階級還可以分為有權階級與無權階級。有權階級就是所謂領導，無權階級就是被領導。中國社會不但出現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階級分化，還出現了有權階級與無權階級的階級分化。 

    領導下屬作為工作人員是被領導，但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不平等不但體現在辦公桌上，體現在餐桌上，甚至還體現在麻將桌上。體現在辦公桌上，領導與被領導成員的辦公桌是不一樣的。在領導將自己的辦公桌荒廢不用卻要下屬每天擦兩遍的情況下，被領導成員，甚至連辦公桌都沒有。體現在餐桌上，下屬給領導敬酒，領導固然不回，不但不回，下屬敬酒的時候，用的是大杯子，領導用的卻是小杯子，下屬喝四杯，領導卻只喝一杯。體現在麻將桌上，領導來了，下屬剛好在打麻將，怎么辦呢？讓位，輸了錢也得讓位。與領導一起打麻將，下屬能放炮給領導，領導卻不能放炮給下屬，下屬只能自摸。紀委來抓賭博，抓了一個領導和三個下屬，對于這種違紀事件的處理，也不一樣，領導一般沒事，下屬卻要受到處分。那么，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不平等是不是還體現在其他方面呢？當然。領導與被領導，差別實在很大。到底都有哪些區別？這個還真是說不清，只能說區別大了。比如辦公室的一起坐車下鄉，你得放聰敏些，領導得坐前面；比如在公交車上遇到領導，你得給領導買票。比如你做事，領導可以站一邊看，看什么？看你表現啊！你來上班，領導可以不來。干嗎？去局里縣里什么什么地方忙啊！你不能夠遲到，領導能夠遲到！為什么啊？剛到哪里來了一下啊！你來的路上，領導就開始工作了。領導可以早退，你不可以。為什么啊？領導有什么事情要去一下啊！你不能查領導在不在崗，領導可以查你在不在崗。為什么啊？領導不在崗就是做別的不需要你知道的工作了。而領導一來，看到你不在。你就要受到批評了。為什么啊？你沒有在崗啊！這都是領導與被領導的下屬的區別。領導與被領導的下屬，工資倒是差不多！甚至領導一個月還比被領導的下屬少了幾塊。但是到了逢年過節，嘿嘿！差別就體現出來了！某單位有位老同志：說了這么一句話：3—100=1。這是什么話？當時就同事中有人好奇了，他也就給解釋了。我們三個被領導的老同志，在年終發獎金和福利的時候三個人加起來只比一個領導多100塊。當時聽說的人就心想：工資、資歷相對高些的老同志尚且如此！那所謂3—100=1我可不能茍同，為什么？因為4=1、5=1，甚至是10=1、100=1、1000=1、10000==1。

    這其中的無需證明的邏輯關系，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卻又發人深思。所謂組織性、紀律性，往往所包含的，只是一種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官做的越大，專車就越高級，職務消費的標準也越高。按照官職的大小就存在相應的潛在利益。利益的大小與權力的大小成正比。其中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竟無人質疑，好像是通過大家的默認本身就已經予以了無可置疑的證明。表面世界里，領導與被領導的下屬是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公仆，但是在潛規則的世界里，不過是唯上是從的官僚集團；在表面世界里，被領導的下屬是國家干部，即屬于國家的國家的干部，但是在潛規則的世界里，不過是官僚意志的體現者，甚至不過是官僚的家奴，是所謂人民公仆的公仆而已。

    有權階級與無權階級的對立與分化造就了唯上是從的官僚政治結構。在這個官僚政治結構統治之下的市民社會，個人權利被無限壓縮的同時，官僚欲望與實現欲望的能力卻無限膨脹與擴張。

    老百姓是不是被領導呢？老百姓也是被領導。領導的帳，老百姓能查么？事實上不能。領導的車，老百姓能坐坐么？不能。領導的房子，老百姓能住么？不能。領導的二奶三奶四奶，老百姓能睡睡么？不能。

    據新華社發文：中國在改革開放后近三十年內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出現特殊利益集團，通過權錢交易等非法活動謀求集團利益，催生集體腐敗和組織性腐敗。

    體現于有權階級與無權階級之間的階級分化是不公開卻又公開，是不明顯卻又很明顯的。然而，通過權力來配置社會財富和資源甚至是個人社會地位的現實，所帶來的，是另一種蠻橫的殘酷。在殘酷中，對于有權階級與無權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的相關理論，中國社會，一直很欠缺。現實中，人們只是陷入其中不可自拔，無權階級成天討好、維護現有的有權階級的利益，只想著通過作為奴仆的身份與角色下的努力與忠實，一步步往上爬，不擇手段，晉身有權階級。很少人想到如何去實現與保障無權階級的利益訴求，而只想著如何得到權力或者通過各種途徑分享權力。這樣的一種世相，所造就的，所展現的，是整個民族的無底的絕望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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