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知興亡：“大同社會”與“小康社會”

天道

兩個時代的發展思路的區別：

毛主席時代的發展思路主要表現兩個方面：在農村是以實行人民公社制度，也就是集體所有制；在城市是以“國營（全民所有國家代理經營）”工人“以廠為家”。 也就是全民所有制。消滅三大差別，政治經濟上追求人人平等。道德上提倡無私奉獻，五湖四海。

　　后來的發展思路主要表現兩個方面：在農村是以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就是單干，包產到戶，小農經濟；在城市是以“國營（全民所有國家代理經營）”改“國有（官僚所有）”，最后私有（資本家所有），工人“以廠為家”改為“勞務合同”（勞動成了商品）。鼓勵一部人先富起來。
　　　　

這套“理論”被稱為小康社會，什么是“小康社會”？

我們求諸華夏文明的深井，發現小康社會是與大同社會對立而言的。

一、大同社會

    《禮記》中的《禮運》篇描述大同世界的社會景象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最徹底的“天下為公”不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嗎？生產資料公有制不就是 “大道之行”嗎？

生產資料公有制才是建立良好人際關系的前提和基礎。“天下為公”，人人是社會的一員，社會有每人的一份，衣食有著，地位平等，無脅迫的可能，無依附的必要。人人敬老，人人愛幼，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在這里，人們視他人父母如自己父母，視他人子女如自己子女。“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任何人都能得到社會的關懷，任何人都主動關心社會。男有室，女有家，社會和諧。人人為公的社會道德。在這里，人們有高度的責任心，對社會財富十分珍惜，憎惡一切浪費現象，也反對任何自私自利的行為。“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貨棄于地是可恥的，貨藏于己同樣是可恥的。各盡其力的勞動態度。在這里，勞動已經成了人們高度自覺而又十分習慣的活動。“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能勞不勞是可恥的，勞而不盡其力也是可恥的，勞動只為了自己同樣是可恥的。正是人們這種不計報酬、高度自覺的勞動態度支撐了大同世界的理想社會，而大同世界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切實可靠的社會保障又是這種勞動態度產生的前提和基礎。社會給人們提供了和諧優越的生存條件，人們回報社會以高度的自覺勞動，二者互為條件，互為因果，而又互相進。

     二，小康社會

文章在總結了上文之后筆鋒一轉，用完全與大同思想相對立的語言開篇：“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小康與大同是對立的。最徹底邪惡化的“天下為家” 的“小康社會”不就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嗎？

盧梭說：“私有制是萬惡之源”，在生產資料私有制下，天下為公的大道沒有了，一切社會現象都與大同社會相反。人們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為己藏，力為己出，各盡其力的勞動態度沒有了，社會道德淪喪了。

“大人世及以為禮”——大人世及也就是私有制世襲，美國現在就是這樣的。為了說明這種世襲的合理性，于是產生了為其服務的觀念形態，一是禮，一是義。什么叫禮?什么叫義?《禮運》的作者十分深刻地指出：“大人世及以為禮”原來禮的本質是全在于為生產資料世襲私有制權服務的。而私有制世襲之所以要有“禮”來尊重，要有“仁義，博愛，人權，自由，義”這些亂七八糟的說教來維護，就是因為它是世襲的，沒有民眾基礎的，受到人們反對的。從反面說明了大同世界的公理性，說明了大道之行的正義性，同時也說明了禮義本身的虛假性。

“城郭溝池以為固”——產權清晰化到一小撮私人，世襲私有，古代就要建立城池來安維護。現代就是保安、警察、軍隊是維持此等天下為私的基本手段，制度化，法律化，戰爭，鎮壓，逮捕常規化。亂七八糟的愚民作用不大，所以靠暴力機器來維系。美國人口僅僅占世界5%，而關在監獄里的人占世界25%。驚人吧！！！

    “以功為己”——生產資料世襲私有制產生了普遍的私有觀念：以功為己即以是否對自己有利作為衡量功利的標準和尺度，于是“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既然“以功為己”，人人都為自己打算，就不能不開動腦子，以資防備，以行進取，因為你不打別人的主意，別人就要打你的主意，

于是“謀用是作”——因也，各種損人利己的陰謀軌跡因此產生，人人勾心斗角，社會危機四伏。心斗之余繼之以言，言斗之后繼之以力，

于是“兵由此起”——就不可避免的出現戰爭，兵荒馬亂，生靈涂炭，最終引發人民起義，革命。


      不難看出，《禮運》的作者對小康社會是名褒實貶的。針貶之一，公開指出小康的前提是“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喪失了“大道”而以天下為家的社會，自然不是理想的社會。針貶之二，這個在家天下統治下的小康社會是個人各為己，自私自利，充滿著矛盾和斗爭的社會，而這些自私自利的不良思想和矛盾斗爭的復雜關系都是因為“大人世及”引起的。針貶之三，這樣的小康在漫長的三代僅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人才差可達到，實際上在“謀用是作”的環境里是無法達到的。打開人類歷史，見到的盡是“在勢者去，眾以為殃”的可怕事實。為了權力和財富的爭奪，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兄弟相殘，叔侄相害者更有之。就以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年代為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至于遭殃的民眾，就沒有人統計，也無法統計了。所以，《禮運》的作者描述小康，表面上在歌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的盛德，實際上是在抵制天下為家的“大人世及”制度，旁及這種制度下形成的自私自利的社會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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