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三評陳奎元”的“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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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早成敏感詞語，它觸及到中國改革十字路口兩大陣營的敏感神經。陳奎元一個體制內的批評，就像捅了馬蜂窩，遭到了右翼精英的連續炮轟。陳徐之間決非個人間的意氣之爭，它是中國當下左右兩翼也即大眾與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在思想政治方面斗爭的突出表現，有著很高的典型意義。
“斗爭哲學”雖然被圍剿多年，但高舉“合二為一”“和諧哲學”旗幟的精英們，從來也未停止過對馬克思主義的口誅筆伐。不破不立、破中有立哲學顛簸不破，從來沒有純“立”不“破”的哲學。這不，徐景安三聲炮響過后，“普世”的大纛更呼呼獵獵飄揚了，作者盡管還有點猶抱琵琶，但比起之前的形形色色來，的確出點新意。這里，就其“關鍵詞”略作辨析，就中可以略窺右翼精英動向耳。
徐文的“關鍵詞”有兩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正名”， “公開叫板四項基本原則”。 比起《南方》《炎黃》以前的文章來，確是一個“與時俱進”的“創新”。
一曰將為“自由化”正名提上日程。
“自由化”云云，趙紫陽時代是明確“不提”，其余時間也在“主要反左”的呵護下實際上不許提，因之，30年來“自由化”實際上早已成為“思想解放”先鋒的標尺。正如“和平演變” 一樣，它雖已被一個更為確切的“接軌轉型”所取代，但卻未正式“平反”；“自由化” 作為一個習慣性的政治用語， 也有待正式“平反昭雪”。現在，徐景安就正式提出來了。
“資本主義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資產階級自由化”。
“正是實行資產階級自由化，創造了相對自由的環境，所以西方出了眾多的思想家、哲學家、經濟學家，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也是在這種環境下誕生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帶來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
二曰公開叫板“四項基本原則”。
“今天，對意識形態管理的“政教合一”的方針依然沒有改變，黨章是規范共產黨的，憲法是規范政府與民眾的，但憲法中卻用共產黨的信仰來約束民眾。就拿四項原則來說，這只能是對黨的約束，怎么能強制民眾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馬克思主義、擁護無產階級專政呢？對民眾來說，好，就擁護；不好，就反對，不存在要堅持的問題。”
“動不動就用四項原則來打壓，不區分政治與學術，是重建的大敵。”
筆者孤陋寡聞，右翼頭面人物公開聲言否定“四項基本原則”，這好像還是第一次，雖然它早已名存實亡。
此二“關鍵詞”俱由普世理念派生，亦新老精英幾十年一貫制的“葵花寶典”耳，不值一駁，僅談幾點：
一，右翼精英高舉 “普世”得魚忘筌有點健忘。
奧運圣火傳遞期間西方霸權媒體呼應“藏獨”封殺異己的拙劣表演，中國人民記憶猶新，80后年輕一代都上了一堂生動的“普世自由”教育課——袞袞諸公自己“普世”過的光彩壯舉，怎么忘得干干凈凈？
張丹紅事件還記得不？在德國一片“自由”的反華喧囂，《德國之聲》中文部副主任華人張丹紅女士為中國說了句公道話，立馬被無限期停職—— 這就是西方“普世自由”的現身說法。
二，所謂社會主義的 “政教合一”。
徐文借“陌生化”創新，用“政教合一”稱述“專制”：
“長期以來，我們實行歐洲中世紀的政教合一，把全國辦成神學院，誰不信馬克思主義。”
“陳奎元院長就是按照“政教合一”的原則，把社科院當神學院來辦，居然為研究劃禁區”。
共產革命的目標是顛覆私有制，它要同有著幾千年傳統一脈相承根深蒂固的優勢意識形態做生死較量，不借助政治無從確立話語優勢。任何“自由化”“不爭論”“普世化”的高調，都無異于堵大眾的嘴，放手讓傳統意識形態洪水滔天——毛澤東一生特別強調，這里是人民政權的命門。
比如，革命造反歷來十惡不赦，共產黨人艱苦卓絕幾十年，才啟蒙了千千萬萬的“白毛女”，從楊白勞到大春的覺悟過程，是對幾千年傳統觀念的揚棄，是用幾千萬人的獻血生命的代價換得的。一旦失去了“政治”的呵護，“思想解放”不到30年，土地改革，楊白勞與黃世仁的關系，就被“南方”精英們顛倒過去了：原來，靠黃世仁“扶貧”和給黃做二奶，才是楊白勞和喜兒們翻身的普世觀念。劉文彩應該萬歲。“產權明晰”，“人間正道私有化”之類重新主流。比起毛澤東時代的艱苦卓絕來，他們可真是輕松愉快啊——一個“不爭論”，地覆天翻，他們就“輕輕地，我來了”。
三，信仰失落問題。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思想界，在中國民眾中，包括共產黨內部已不占據領導地位。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開會時的共產黨人與飯桌上的共產黨人判若兩人。”——徐景安承認陳奎元對中國目前思想理論現狀的評估，這點倒有點實事求是。不過他對信仰失落原因的分析與陳相反：
“用專政的手段禁錮思想自由，以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為方針，不僅不能帶來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更造成馬克思主義自身的危機。”
“正是因為長期實行思想禁錮的錯誤方針。禁止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失去了營養源，也沒有了戰斗力。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除了背誦教條、詞句以外，失了起碼的思維能力，既不能解釋中國發生的現實變化，更提不出預測、指導未來的意見。”
（1）教條棍子。
從十月革命模式到“農村包圍城市”，從直接剝奪到對民族資本“贖買”，從蘇聯經濟模式到“論十大關系”，從“重輕農”到“農輕重”，從“戰時共產主義”到“統購統銷”；“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十大軍事原則”，“二百方針”，“兩參一改三結合”，“兩條腿走路”，“三反五反”，“社會主義教育”， “四大”和“文革”,“過渡時期基本路線”,“繼續革命學說”，“三個世界理論”……這一切，蘇聯沒有過（有些還被斯大林懷疑過），歷史上沒有過，前無古人哪！都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創造，史無前例的豐功偉績。要說“創新”，這才是“創新”！中國右翼精英只會摭拾西方資產階級的牙慧，在斯密、哈耶克等等面前忘記了自己的祖宗，除了頂禮膜拜鸚鵡學舌，他們最大的智慧也不過“黑貓白貓” ——他們才是失去任何創新能力的可憐蟲！
毛澤東時代是這樣 “除了背誦教條、詞句以外，失了起碼的思維能力”么？
“昔日戲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來”——只要將“戲”字換成“所”字，元微之的詩句，恰好概括了毛澤東對身后的驚人預見，一切都為哲人所不幸言中！——“既不能解釋中國發生的現實變化，更提不出預測、指導未來的意見”，從何說起！
（2）信仰到底為何失落？
如果從建國算起，毛澤東用28年時間為“六億神州”建樹起了共產主義信仰，也就是尼克松說的“你的書改變了世界”——當時的語境還不止中國。毛澤東身后右翼精英“撥亂反正”， “解放思想” 是一步步漸進的：
從“不問姓社姓資”到“不問性中姓外”，從“傷痕文學”到“色戒”，從“新啟蒙”到“做300年殖民地現代化”，從“完善社會主義”到“產權明晰”“快賣賣光”，從“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到對“土改”的血淚控訴，從“先富幫后富”到“我不給窮人蓋房”，從“完善”到“為資本和私有制正名”……可以大致描繪“思想解放”的軌跡。它是一個“從天津到北京”的漸進過程，是從批“凡是”到凡是馬列都批的過程，是從“指鹿為馬”到“指鹿為鹿”的過程。
徐文顛倒因果，倒打一耙。與他們經濟改革的“設計”如出一轍：“放權讓利”，“一包就靈”，“一股就靈”，一步步將國企折騰得難以為繼，之后再倒打一耙，將后果歸結為“產權不明晰”，因此只有MBO!——中國精英這一“普世”伎倆極不光彩。
毛澤東主政不過28年，“撥亂反正”業已30年，中國的“言論”狀況，早已是大眾失語，右翼一元獨霸，牢牢控制著話語霸權。老百姓和左翼只能在網絡上說說話。陳奎元實際上是另類，一句堅持體制的話就遭大張撻伐，何來“神學院”！《炎黃》《南方》可以隨心所欲地控訴土改和妖魔化毛澤東，而堅守馬列的《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卻只好在另一世界里望洋興嘆。葉帥當年曾有詩云：“憂患元元憶逝翁，紅旗縹緲沒遙空”，如今，除了這面“縹緲紅旗”尚未落地之外，諸君還有什么“自由”沒有得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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