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加爵已經過去了很多年，可能有人還記得，不過大多數人也許都已經遺忘，時間會抹平很多記憶的，無論這記憶在當時是多么的令人撕心裂肺。但現實總是很殘酷，常常出人意料的去揭開那些即將愈合的傷疤。馬加爵走了，臨死前他悟出“有信念的人是快樂的”，然后告別了這個世界。四年之后，楊佳來了，同樣帶著駭人聽聞的殘忍新聞來到了世人面前，這一次，他帶來了“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的個性標簽。
人是環境的產物，人的意識和性格當然也是環境的產物。但令我想不通的是，馬加爵和楊佳他們都是沐浴在改革春風中成長起來的80后，到底是什么因素導致了他們心里仇恨種子的瘋狂生長，以至于最終用最激烈、最殘忍的方式展現在世人面前？其實，在我看來他們兩個都是可憐的孩子，一個心中充滿委屈和仇恨的人是讓人可憐的。當恨象毒蛇一樣絞纏在一個人心里的時候，那個人是痛苦的，他會被自己的心里的仇恨綁架，眼睛會被蒙蔽，看不到生活中的陽光，會一直被這條毒蛇牽引著走向深淵。馬加爵和楊佳都很不幸，當他們被毒蛇纏上時，沒有誰去幫他們，他們無法解脫，只能任由仇恨支配他們的行為，最終把自己和別人的生命都奉上了恨的祭壇。
關于恨，成唯識論是這樣解釋的：“云何為恨，由忿為先。懷惡不舍。結怨為性。”，通俗點說就是人心懷怨憤無法擺脫，因而生恨。既然人是環境的產物，人心里的恨當然也是環境的產物。那么環境到底注入什么樣的信息才會令人“結怨不舍為性”呢？作為一種高等級動物，人是有趨利避害的本能行為的，所以當環境威脅到人生存的時候，人會主動尋求更安全的環境，所以“不舍”往往不是因為人喜歡“結怨不舍”，而是環境讓人無法“舍怨”——如果沒有能力離開“含怨”的環境；或者所有的環境都“含怨”（如天下的烏鴉一般黑，去哪里找白烏鴉？），那么很自然，人在這樣的環境中也就無法“舍怨”。為什么很多人“修行”需要“出家”？無非是為自己創造一個發現“真我”的小環境，要擺脫貪嗔癡的劣性，最方便的法門是生活在一個沒有貪嗔癡的環境，只有自性不迷，方能入世不染。當然，這個話題扯遠了，還是回到“恨”這個話題上來。
其實，不公平的環境是仇恨的土壤，因為感到不公，所以才會產生尋求“一個說法”的念頭，執著于此，于是就生“恨”。無論是當年的馬加爵還是現今的楊佳，他們無一不是用暴力和血腥來表達他們遭受不公時的憤怒，而正是這種不可抑制的怒火焚燒了他們自己的理智和別人的生命。而“不公”這種感覺是怎么進入他們的頭腦中的呢？當然是比較而來的，絕大多數人都是通過環境來確定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位置的。“不公”的后面往往還有另外一個字——“平”，平等的“平”，沒有平等，就沒有公正。人是物質的，但更是精神的，物質上的平等固然重要，但精神上的平等才是人關注的重點（當然物質平等又是精神平等的基礎）。當人的尊嚴被另外的人踐踏，那種不平等的屈辱感正是仇恨的種子。那些強勢群體，每一次肆無忌憚的踐踏，都是在澆灌弱勢們仇恨種子，而一旦這種子發了芽生了根，其爆發出來的力量往往是毀滅性的。
馬加爵和楊佳的仇恨還有一點點不同。馬加爵的仇恨有具體的對象，就是那些欺辱他的那些人；而楊佳的仇恨卻變得比較抽象——閘北警察。我們都知道現在中國社會的核心任務是建設和諧社會，而要和諧就得避免對立，更要避免群體間的仇恨。而一旦仇恨有具體變得抽象了，那危險也就開始了。這種仇恨用一個歷史名詞來說似乎就是階“層”仇恨。要建設和諧社會，必須避免這種情緒蔓延。但首先是得正視這種現象的存在，如果要自欺欺人，那只能說今天真是陽光燦爛，形勢一片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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