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在《財經》雜志獎學金百人會上的發言

李北方按：今年是《財經》雜志創刊10年，也是《財經》獎學金創立十年，于是有了十屆學員聚首的百人會。作為第五屆學員之一，我也去了。會期兩天，昨天下午的安排是“十年感懷”，據說要求是談談變化談談想法什么的。我作為第五屆的代表上去說話，所以之前寫了這么一個發言稿。

實際情況是，這個發言并沒有完成，正題只講了一點點，就被主持人“粗暴”地打斷了。時間不夠了一個表面上的理由，真正的理由，大家往下看一眼，就可以理解了，畢竟大多數人喜歡一團和氣。所以，沒關系，沒說完就沒說完吧，表達的渠道多了，我也沒必要非在一個喜慶的場合讓人不舒服。此時此刻，會議仍在進行中，下午才結束。我提前離開了，因為馬上要出差去。

特此把該發言稿貼在這里。開頭主要是介紹其他9位朋友近5年來的經歷，故此處略去。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時間過得真快，回想我們這屆財經班的在郎潤園學習，轉眼已經是5年前的事了。在這里，我首先要作為我們這十個人的代表，感謝財經雜志，感謝舒立，感謝CCER，給我們創造了一個重回校園學習的機會。我們也要對2003年春天的SARS表示一下感謝，當時因為課都停了，我們這些人就組織起來，鍛煉身體，抵抗非典，一起跑步、跳繩、玩老鷹抓小雞，在這個過程中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這種感情一直保持到現在，相信也會一直保持下去。當時，我們上課到4月底就中斷了，10月份又到北大補了一個月，所以我們這一屆算是特別的一屆了。

經過財經班的學習之后，很多人的情況都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原本十個人里面有三個不是北京的，后來有兩位來到了北京發展

………………（此處介紹略去）

五年時間，說長不長，說短又不算短，在這段時間里，我們每個人都有了或多或少的變化，也可以說或多或少的進步。這些變化和進步應該說都與在財經班的學習是有直接關系的。

學習，不是個被動的接受的過程，而應該包含主動的反思。學習也是個長期的過程，需要積累和消化。在思想逐漸形成的過程中，某些特定的時候是很重要的，可能是某個人的一句話，也可能是一次討論，就能觸發一些靈感，進而把所學所知重新進行反思，逐步形成自己獨立的想法。

過去了這么長時間，我還記得林毅夫教授給我們十個人開的那次小型講座，確切地說，是他對我的一個問題的回答。2003年前后，有一段時間，經濟學界關心的議題是經濟偏冷，內需不足，CPI持續走低，經濟面臨通貨緊縮的壓力。我問林教授的是一個相當外行的問題：那么人沒脫貧，那么多人吃不好穿不暖，他們有很迫切的需求啊，怎么能說“需求不足”呢？我記得林教授的回答是，我們經濟學家討論的需求，指的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這句話對我是有觸動的。我后來特地查了經濟學的教科書，找到了需求的兩個概念，個人需求和市場需求，市場需要是有支付能力的個人需求的總和。經濟學家關心的是市場需求，關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問題，至于有多少人、是誰參與到有支付能力的這個人群之中，他們就不管了。事實上，完全存在這樣的可能，市場需求擴大了，但貢獻市場需求的人群卻縮小。過了很長時間，我才發現，我可能永遠也不能像經濟學家那樣冷靜地思考問題，我關心的是，怎么能讓那些沒有支付能力的人，變得有能力。

周其仁教授的課很吸引我，周先生的口才絕對是一流，只有你進入他的邏輯，簡直沒辦法不接受他的結論。但核心問題是，我為什么要進入你的邏輯？周先生對國有企業問題發言是比較多的，還寫過《國有企業的性質》一文，論證他的“國有資產無主論”。“國有資產無主論”是我一直不能接受的說法，國有資產的主人在法理上是清清楚楚的，改革面對的問題是，國有資產所有人不能行使對資產的所有權，那解決這個問題就是了，為什么要說國有資產無主呢？這不是在為腐敗官僚化公為私提供理論和輿論上的幫助嗎？

后來在CCER的一次活動上，周先生做了一個主題演講，然后我和其他幾個人到他辦公室，去問問題。我問，國有企業改革不光是個經濟問題，而是個政治問題，那么首要的價值就是正義，而不是效率。周先生勃然大怒，反問我什么叫正義，說你這種學生我教不了了。我這才發現，我們的經濟學家其實是不太講道理的，而且沒打算講道理。翻開報紙，不講道理的經濟學觀點太多了。比如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學費太低這種觀點，要想理解，不但需要理解能力，還需要點想象力。

大約從2004年，我開始系統地對此前所學過的東西進行梳理和反思，逐步走上了跟CCER所教給的那些理念相反的方向，因為這些理論已經無法說服我了。比如林毅夫教授的“比較優勢理論”，如果對其實質做一點深究，就知道這不過是在為既有不平等的世界格局辯護，為我們描繪的是一幅窮者恒窮富者恒富、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圖景。

同學們，

今年是奧運年，也是改革開放30周年。因為奧運的關系，對30周年的紀念被推遲了，也許要到奧運結束之后才大規模的開展，媒體上將鋪天蓋地地出現對改革開放時代的歌功頌德。

而明年就是建國60周年了，這個國家走過了前一個30年和后一個30年，可謂不短了，現在到了一個需要我們一起討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進行一個整體性的反思和評價的時候了。1992年以來的歷史，被官方定性為千年未有的盛世，我們都知道這個盛世是怎么來的吧，是槍子打出來的，是坦克壓出來的。我們也知道這個盛世是誰的盛世，又是誰的災難。有了改革開放的歷程作為參照，我們才可能更深入地理解改革開放之前的實踐，理解那場被人詛咒了30多年的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只可惜，認真思考和討論的意愿實在是太難得一見了，報章雜志隨處充斥的是妄顧史實的臆斷，一遍一遍念經般重復，直到把謊言變成真理。

30年的改革開放，仿佛就是為了驗證毛澤東當年對歷史走勢的判斷，我們看到，官僚集團的確成了新的剝削階級，裹挾著整個國家走上了一條最壞的發展道路。在30周年之即，從廣東又發起了新一波的思想解放運動。我真的搞不懂了，解放思想解放了這么多年，把奴隸制都解放回來了，還要解放到哪里去？仔細想想，奴隸制是最符合改革開放路線的，最符合鄧小平理論的啊，一心一意謀發展，只講效率不問公平，只看總量不管分配，奴隸制是最有效率的，經濟學家早就證明過了。

就在山西黑窯工事件過去不到一年，廣東又出了童工事件。還有一件事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有一個村子，竟然到現在還沒有通電，這個村子也是在經濟最發達最改革最開放的廣東。我在溫州了解到，一個鄉鎮級的衛生院，斷指接活手術的成功率可以達到95％。這得靠多少根手指頭才能練到這個熟練程度？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是建立在多少底層百姓血淚和殘缺的肢體之上的，又養肥了多少寄生蟲，誰能算清這筆帳？整個冬天，東北地區見不到雪，南方卻冰雪成災，天怒人怨哪。

用茅于軾老先生的話講，改革開放造就了一批了不起的中國企業家，有了他們，財富呼呼地冒了出來。真的是這樣嗎？企業家里有多少是像年廣久一樣靠炒瓜子賺錢勤勞致富的？沒多少。絕大多數是寄生在官僚的羽翼下，靠竊取國有資產、靠官商勾結爆發起來的。如果不是這樣，就沒有必要麻煩胡德平先生們一天到晚地喊赦免原罪了。但是，正如上海退休女工王煉利所指出的，這不是什么田園牧歌式的“原罪”，這是赤裸裸的罪惡。

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知識分子擔當極其不光彩的角色，尤其是經濟學家們。什么“吐痰論”、“冰棍論”、“靚女先嫁丑女陪嫁論”、“無主論”，種種歪理邪說層出不窮。我在設想，50年或100年以后，我們的后人學習這一段歷史，我想他們會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怎么會無恥到這個地步。尤其是“吐痰論”這種東西，如果沒有一點“我佛慈悲的大不要臉精神”，真的是說不出來。

這些經濟學家們的責任就是給改革開放撰寫辯護詞，每當改革出了問題，需要反思的時候，他們的藥方簡單得出奇，那就是繼續深化改革，繼續市場化。有些人會說，他們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通過推動市場化擠壓了政府權力的空間，經濟學們本人們也喜歡說，改革出了問題，原因不是市場化，而是因為市場化得不徹底，是因為腐敗。只看他們的言論，他們是政權的批評者。不過在我看來，這不過是表面現象，更深刻的本質乃是經濟學家們和官僚集團與不法奸商們的合作關系。比如，“國有資產無主論”就是為貪官和奸商化公為私服務的理論。經濟學家們對改革的每一次批評，都在為下一步的改革制造合法性和輿論準備，說白了，也就是為新的腐敗和尋租拓展空間。正如辦公大樓的裝修，每一次裝修都是拿回扣的好機會，但重新裝修總得需要點理由吧？我們的經濟學家就是制造理由的。一個愿打，一個愿挨，配合得天衣無縫。一屈一伸，目標是同一個，遭殃的也總是老百姓，這就是所謂的“尺蠖效應”，就是已經形成了的扭曲改革的機制。甘陽早就批評過，有些學者已經成了一半為官府一般為大款驅使的得力馬弁，話雖刻薄，可是一針見血。張宏良說，古今中外都找不到像今天中國的這樣的知識分子，像贊美上帝那樣贊美資本，像謳歌愛情一樣謳歌金錢。這話說的太好了。

放在世界背景下看，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是融入全球化的進程。這個全球化不是理想的世界大同，而只是資本的全球化，是資本家的全球化。我一直在說，全球化是當今這個時代最大的謊言，最大的騙局，最厲害的迷幻劑。這種在新自由主義理論支配下的全球化進程的本質，用法國學者皮埃爾·布迪厄的話說，乃是“資本無限剝削的烏托邦”，是“野蠻資本主義的復辟”。中國充當了世界的加工車間和血汗工廠，在復辟的過程中首當其沖。我們都看到了，那些被偉大的中國革命蕩滌干凈的妖魔鬼怪，又都大搖大擺地回來了，可笑的是，竟然還都披上了進步和文明的外衣。在全球化的大勢下，中國的政權買辦化了，為了集團私利背棄了國家利益，它已經具備了毛澤東概括的一切反動政權的特征：對外投降，對內鎮壓。知識界，包括傳媒在內，買辦化的現象也十分嚴重，普京批評俄羅斯的某些人不想依靠自己的人民，卻如走狗一般在外國使館和國際基金會門前乞食，也可以視為為中國人敲響的警鐘。

全球化不是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只是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本。哪里的勞動力便宜，哪里的環境可以隨便破壞，哪里可以榨取更多的利潤，資本就奔向哪里。這就是為什么中國能夠吸引到巨額的外來投資的原因。資本向中國等欠發達轉移的付產品，是發達國家工作機會的減少和人民福利的降低，而各國為了爭奪投資不得不向國際資本讓步，改變政策過程。馬丁和舒曼的那本《全球化陷阱》，副標題就是“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所以布迪厄說，全球化讓馬克思的“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又有了現實的基礎。

從資本的立場上，它當然希望世界各地都能像中國一樣，整個地球都變成“無限剝削的烏托邦”，于是把中國的發展模式拷貝到非洲和拉美的呼聲才那么高，于是林毅夫先生才得天時地利人和被任命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這個任命一出來，中國的媒體可謂歡心鼓舞，可如果我換一個角度去思考，就不禁會有所懷疑，這真的是中國的榮耀嗎？反正我不覺得是。

同學們，

在場的各位大部分還在從事新聞工作，雖然一些人已經離開了新聞，但大都還從事與文化傳播相關的工作。我一直認為，這是個了不起的職業，是個很重要的職業。媒體不但在傳播信息，也在傳播理念，在影響和塑造一代人的對時代的看法，同時也是在為未來留下記錄。也許多年后的學生要靠我們這些人寫的東西，來了解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如今的傳媒界是否擔負起了這個使命？我個人是不滿意的，也曾寫過很長的文章來批評媒體界的現狀，今天就不多說了。我只想說，現在已經到了需要認真反思的時刻，在一片狂歡的氣氛中，我們需要冷靜地思考，既要全面地評價歷史，也要搞清楚，這個民族應該怎樣迎接一個未來。

最后，再次感謝財經雜志，感謝CCER。感謝在座的各位。我個人還要感謝第五屆財經班各位哥哥姐姐給我的幫助和關心，你們是我永遠的朋友，這年頭好人越來越少，剩那么幾個，都讓我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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