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理性愛國”

馬玉剛

1999年中國駐前南聯盟大使館遭到北約精制導彈定點轟炸，國家遭到奇恥大辱，國內愛國學生群起激昂，紛紛上街抗議北約的野蠻行為，顯示我中華兒女不畏強暴，愿意一傾熱血，保衛國威。從此以后，我們可愛的主流媒體開始創造了一個新詞，就是“理性愛國”，其含義就是北約隨便轟炸一個主權國家的大使館的確有錯誤的地方，因為維也納公約明確規定，一個國家的大使館不受侵犯，所以上街抗議顯示力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你們（上街抗議的人群）這樣采取激進方式表達愛國，就會上了國內外敵人的當，就會使改革開放20年的成果毀于一旦，使親者仇，痛者快，所以奉勸你們要冷靜思考，要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表達愛國情緒，要學會理性愛國，要把愛國熱情化作本職工作的動力。我們的電視媒體開始隨機采訪官員、學者、工人、農民，戰士等階層，大家異口同聲先譴責一下北約，然后馬上轉移到那些不理性的人身上，以道德審判官的口氣告訴那些人，應該珍惜來之不易的局面，學會理性還擊敵人，做好本職工作。北約轟炸使館是如此，中美撞機事件是如此，日本拜鬼羞辱中國事件我們也是聽到這種老氣橫秋的奉勸，本次奧運圣火傳遞遭蹂后，我們不出意料地聽到某些主流媒體的聲音，還是“理性愛國”，用央視著名主持人的話說，就是“拿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這等于太給別人面子”。就是說，你們可以愛國（這一點千真萬確，精英人士沒有反對愛國，他們似乎也不愿意中國分裂），但是要理性，首先是認真做好本分事情，不要找麥當勞、豐田車和家樂福撒氣；想表達氣憤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影響了別人的生活，可以在晚飯后在自家客廳里，或者在幽暗的咖啡館，但是說話要心平氣和，以理服人，不要太激進，控制情緒。

心態主要是受外界情況變化而變化的。外界的變化許多是無法控制的，但是人可以通過理性算計，調變自身的情緒。所以，理性愛國的提法在邏輯上似乎是無懈可擊的，也難怪我們的主流媒體為此得意洋洋了。但是，媒體也不要太得意了，其實理性愛國一詞也許是你們發明的，但是中國現代史上早就有理性愛國的事件發生，不過沒有冠之以理性愛國罷了。

攘外必先安內，這是9.18事變后中國領袖面對一些激進青年要求抗日的回應，意思就是先要平定內亂，然后可以抵御外侮，第一個乃是剿匪來安內，第二個才是抗日來攘外。按照我們現在的話，當我們就是做好本職工作后（一些激進的蘇俄信徒干擾了三民主義），依靠國際聯盟，逼日本人撤軍，一切都會水到渠成的。可是，日本人但非不給國聯的面子，而且得隴望蜀，再次制造“一.二八”事變和華北事變。我們領袖再次以以不變應萬變，簽署《何梅協定》和《淞滬停戰》而了之。當然，中國的“理性”，日本仍不領情，“七七”事變后，中國再也不可能韜光養晦了，只好水來土掩，全民抗戰。蔣先生忍無可忍，自衛抗戰。可是國民政府二號人物副總裁汪兆銘卻反而陷入“理性思維”。以他為首的低調俱樂部強調，以我們實力與日本一戰，無異以卵擊石，會導致國家和種族的毀滅，如果國家和民族毀滅將是萬劫不復的災難，我們還是和平以上策。汪兆銘最后以“女媧補天，精衛填海”的勇氣，以“吾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決心與日本合作來“拯救黎民”。抗戰勝利后審判漢奸，汪夫人陳璧君女士以此理由為其亡夫辯護。

蔣中正攘外必先安內的確很“理性”，但是日本人步步緊逼，要滅亡全中國；幸好他老人家知途迷返，與他的老對手共產黨化干戈為玉帛，慷慨激昂地“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團結抗戰，保全國家和民族；汪兆銘的投敵也是想“理性”地保全民族，最后確落得個身敗名裂。仔細分析，1919年的5.4運動也不“理性”，政府仍在于列強交涉，中國還是戰勝國，學生們一鬧，會不會壞事，得罪了友邦是大事。所以徐世昌大總統埋怨學生，他要求學生讀好書，將來做社會棟梁，國家大事自有政府考慮。學生居然沒有領會總統老人家的苦心，結果鬧得天翻地覆，總統只好指示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拒絕把山東權益交給日本，列強居然接受了中國的建議，中國的主權得到保證。也正是一些不“理性”的學生在12.9運動中喚醒了中國的民族意識，為全民抗戰的進行思想準備（據說，連張學良也受到一定影響）。

我們可愛的媒體和我們可敬的精英們總是告誡我們要“理性愛國”，不要表現出狹隘的民族主義，以免我們的西方友邦憂心忡忡；何況，現在是全球化時代，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當然，媒體可能有點健忘，精英也不愿意提到，就是美國9.11后的愛國熱情也很不“理性”。9.11后，全美國上下群情昂，幾天之內美國國旗銷售上億面，布什總統發表憤怒講話，沒有要求群眾理性愛國，做好本職工作之類的話，而是嚴肅地表示，這是恐怖分子向美國宣戰，向美國乃至整個西方國家的生活方式以及引以為自豪的基督教價值宣戰，現在發誓要把這些恐怖分子繩之以法。我們的主流媒體也不甘寂寞，報道美國人民如何團結一致，還有我們勇敢的華人兄弟姐妹如何奮不顧身，為解救他們的白人同胞而獻身；我們的部分精英也上竄下跳，顯得很不“理性”，痛哭流涕地要“當一夜美國人”。此時，本人也同情那些無辜的美國人，但是心里有點不是滋味。看人家美國，總統講話痛快淋林，盟國朋友兩肋插刀，連美國定位為非敵非友的中國人也來打抱不平。中國同胞被精確導彈炸而身亡，人家一句“誤炸”而了解，西方媒體集體異口同聲，我們無可奈何；人家駕機到我們家門口，與我們飛機相撞，我們飛行員失蹤，人家也不過一句“遺憾”交待了事，我們還要細心照料人家飛行員，最后完璧歸趙。

理性邏輯沒有問題，為什么“理性愛國”行不通？問題核心是，國家和民族受到侵害的行為是什么性質？如果人家是理性的，我們奮起抗爭也自然是理性的；反之，如果把人家行為定性為非理性的，我們就不能當秀才，就要水來土掩，兵來將擋，不可陷入秀才遇到兵的尷尬的“理性”。這樣的“理性”，只能是弱者的“理性”，這樣的“理性愛國”，太沉重，只能導致民族感情的淡化和冷漠，也許會得到廉價的“和平”，但是最終難以避免“迦太基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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