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氏處理三件事情的三種態度說明了什么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鄙人不善文筆，由題目即可看出。請讀者硬著頭皮、耐著性子、皺著眉頭嚼蠟一番，或許有所心得，也未可知！
（一）
為了一套寄托無限情感的軍裝
為老將軍們立下了不可逾越的規矩
一九八五年六月鄧氏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比如五月全軍換裝，退下來的老同志可不可以發新軍裝？從感情上來說，我們的老同志，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幾十年，發套軍裝有什么了不起？發十套也算不了什么！但是這么一來，就把我們立下的規矩搞壞了，因此，這里有一個問題：是照顧感情重要，還是遵守規矩重要？所有的老同志當然都會懂得，立下一條好規矩，重要得多。”
于是乎，眾多戎馬一生的老紅軍、老八路、離休的解放軍高級將領們，在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后，在世者均無軍服可穿。逝者呢？江蘇省軍區有一老首長病逝，“治喪辦”要逝者著便裝，遭到家屬的強烈反對，不讓穿軍裝，就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軍區請示總政治部，總政治部未置可否，不予表態，“治喪辦”領導拍板“穿”！前頭有車，后頭有轍，眾多戎馬一生的老紅軍、老八路、離休的解放軍高級將領們，如此這般，能穿著無帽徽、無領章、無軍銜的“三無舊軍裝”，也只能感到頗為滿足，高高興興的去見馬克思、毛澤東了。老將軍許世友的著裝也毫不例外，定制的舊式軍裝，因身體水腫穿著已系不得風紀扣，忙亂中有人靈感閃動，用剪刀把衣領后面剪開。脖子后的衣領比別人多了一剪刀豁口！善良的人們有誰能夠想到，許老將軍人生最后的“軍服”竟是這般模樣。“不成立治喪委員會”，“不開追悼會”，他就如此魂歸故里，葬于家鄉墓地，為老娘盡孝去了。鄙人筆拙，寫到這里，不知用五味瓶中何味，人類固有的七情中的何情來述說個中滋味與情感了。
是什么人對人民解放軍的綠色軍裝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呢？這么渴望得到一套綠色軍裝呢？筆者姑且妄加揣測，可能是那些中國工農紅軍成立以來，為中國勞苦大眾謀利益而身經百戰的幸存者吧？也可能是那些在井岡山創建第一個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中、在五次反圍剿的斗爭中、在漫漫長征路上、在八年抗日烽火中、在解放戰爭中、在抗美援朝戰場上叱咤風云的老將軍吧？他們無一不是跟著毛澤東出生入死、南征北戰、戰功顯赫、深受人民愛戴者！他們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分子！他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魂！他們是共和國的寶貴財富！
鄙人才疏學淺，孤陋寡聞，內心思忖，他們大都年事已高，只會越來越少，不會越來越多。如果滿足了他們這個太不本分、宛如蛇吞象般的超級心愿，如果滿足了他們這個過分奢侈的物質需求，中國人不會有很大的意見吧？不至于上街游行吧？更不至于造反吧？國民經濟不會承受不起吧？不會引起通貨膨脹吧？更不會引起經濟危機吧？也不會給政治清明的中央抹黑吧？鄧氏站的高看的遠，小人物望塵莫及！位卑的小人物百思不得其解！
“發套軍裝有什么了不起？發十套也算不了什么！”多么溫情脈脈，多么令人感動！
“是照顧感情重要，還是遵守規矩重要？”多么擲地有聲，多么鏗鏘有力!
鄧氏的原則性，由此斑可窺全豹。既有濃濃的人情味，又有堅定的原則性，鄧氏當之無愧！人們不得不佩服，不得不敬仰啊！
（二）
面對日益嚴重的刑事犯罪和經濟犯罪
卻非常大度地、有善心地 “往往下不去手”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鄧氏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的會議上講：“現在是什么形勢呢？我們自從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卷進經濟犯罪活動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嚴重情況，不是過去“三反”、“五反”那個時候能比的。那個時候，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萬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現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報上登的一個從寬處理的，貪污六千元；一個判十五年徒刑的，貪污五六萬元。現在的大案子很多，性質都很惡劣，貪污的或者損害國家利益的，都不止是什么“萬字號”。有些是個人犯罪，有些是集體犯罪。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材料說明，也是在這一兩年白銀黃金大量走私到香港，單單這一筆，就使國家損失大量外匯。好多錢落到了私人或者某些集體的腰包。如果把盜竊公家的財產等等都算在內，那就更要多得多。要足夠估計到這樣的形勢。這股風來得很猛。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那末，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這不是危言聳聽。”
這段話，鄧氏講得非常對，講得非常好，本人衷心擁護！經濟犯罪問題，古今中外，不管何種社會制度，均不能完全杜絕。但是： “改革開放”僅僅一兩年，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經濟犯罪問題就如此嚴峻的擺在我們面前，已經危及到國家是否會改變面貌，其速度之快，其勢頭之猛，真的令人驚詫！為什么會是這樣呢？電視、報刊、雜志的常用詞匯是犯罪分子鉆了“改革開放”的空子，那么，“改革開放”政策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空子給違法亂紀者們鉆？“改革開放”政策是否為犯罪分子大開了方便之門？“改革開放”政策是否打開了潘多拉魔瓶？“改革開放”政策的總設計師是否有需要檢討的地方？
鄧氏緊接著說：“應該提得更高一點，看得更深一點，這樣來認識同經濟犯罪活動的斗爭。現在對這個問題，我們的思想并沒有完全統一。有一部分同志遇事手軟，下不了手。為什么下不了手？思想上沒有認識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只當作一般性質的問題來對待。這個問題不是今天才講，至少講了兩年了，還是有些同志下不了手。現在我們不但要發這個文件，而且要堅決地去做。四月五月每一個省里要抓幾個大案。……，盜竊國家財產，貪污受賄，這是現錢買賣，清清楚楚，不容易搞錯。所以，現在剎這個風，一定要從快從嚴從重。現在看起來，太重也不行，但是對有一些情節特別嚴重的犯罪分子，必須給以最嚴厲的法律制裁。剎這股風，沒有一點氣勢不行啊！這個問題要認真地搞，而且在近期要抓緊，處理要及時，一般地要嚴，不能松松垮垮，不能處理太輕了。”此次講話以《堅決打擊經濟犯罪活動》為題收入鄧氏《文選》第二卷（402頁）。
鄧氏的話，其邏輯玄妙，其含義深奧，無人能夠企及。對清清楚楚的不容易搞錯的經濟犯罪問題，一面說“一定要從快從嚴從重”，一面又說“現在看起來，太重也不行”，一面又說“不能處理太輕了”！ “現在看起來，太重也不行”，現在是什么局面呢，鄧氏在前面已經講過“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這不是危言聳聽”，在這種嚴重的情況下，為什么“太重也不行”呢？中國有句老話：“有錯必糾，有錯必改”，是小學生都明白的道理，中國還有些老話：“除惡務盡”“斬草除根”，也不是什么深奧難懂的道理。有些問題雖然不能完全做到“防患于未然”，總可以盡量做到“亡羊補牢”吧，把經濟犯罪的危害程度和其惡劣影響盡量降低下來，是一般的常理，總不能“知錯不改”“養虎為患”吧！鄙人真的不知道應該怎樣完整準確的理解鄧氏的話？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九日同公安部負責同志的談話中講“刑事案件、惡性案件大幅度增加，這種情況很不得人心。幾年了，這股風不但沒有壓下去，反而發展了。原因在那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對犯罪分子打擊不嚴、不快，判得很輕。對經濟犯罪是這樣，對搶劫、殺人等犯罪活動也是這樣。”此次談話以《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為題收入鄧氏文選第三卷（33頁）。請讀者注意，刑事犯罪“這股風不但沒有壓下去，反而發展了。原因在那里？主要是下不了手”，這里又是“下不去手”！這個詞是多么令人熟悉！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鄧氏同兩位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講：“本來我們就是要反對腐敗的。對腐敗的現象我也很不滿意啊！反對腐敗，幾年來我一直在講，你們也多次聽到我講過，我還經常查我家里有沒有違法亂紀的事。腐敗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這就會喪失人心，使人們以為我們在包庇腐敗。這個關一定要過，要兌現。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該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敗，貪污，受賄，抓個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國范圍的。要雷厲風行的抓，要公布于眾，要按照法律辦事。該受懲罰的，不管是誰，一律受懲罰。”此次談話，以《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為題目，收入鄧氏《文選》第三卷（297頁）。
此次講話，距上面引述的鄧氏在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的講話，已是七年時間，經濟犯罪的問題解決的怎么樣？效果怎么樣？不得而知！由經濟犯罪升級到腐敗，多么令人震驚！是量變還是質變？過去，國民黨腐敗，共產黨領導老百姓，萬眾一心，經過艱苦的奮斗，打倒了腐敗的國民黨。如今，改革開放了，剛剛幾年啊，共產黨也存在“腐敗”現象了，怎么能不令人震驚！
鄧氏語言是很有特色、很深奧的，很耐人尋味，很耐人深思。“本來我們就是要反對腐敗的。對腐敗的現象我也很不滿意啊！”言之切切，振聾發聵！可是，“本來”之后的文章是怎樣作的呢？“本來”之后的文章作的又如何呢？鄙人對語言修辭學絲毫不懂，好像習慣的說法是：“本來是要如何如何，因為什么什么，所以（后來）就沒有如何如何”，這個句子的語法是不是對，是不是應該這個樣子說，敬請行家斧正。鄧氏反腐敗，是不容質疑的，“反對腐敗，幾年來我一直在講，你們也多次聽到我講過”，鄧氏文選出版了三卷，其中講反腐敗的文章有多少篇，鄙人沒有統計過，有好事者可以耐心的數一數。再者，我們都知道，“說”和“干”可能不是一回事，“講”既是“說”，那“干”的又如何？“說”，可以僅僅說說而已，“干”，則要有實際行動、實際成果的！
“我還經常查我家里有沒有違法亂紀的事。”可見鄧氏反腐敗是一馬當先、率先垂范、以身作則、身體力行、身先士卒的，我不知還有什么詞句可以用在這里。由于鄧氏的經常檢查，鄧氏的家教一定很嚴格，一定是個模范家庭，一定不會存在腐敗問題，一定連腐敗現象也不會有，所以一定查不出任何問題。聞名全國、遍及全國的“康華公司”是別人家開的，倒石油、倒木材、倒鋼鐵、倒煤炭、倒彩電等腐敗的事，可能是子虛烏有，就是有，當然也是別人干的。
“腐敗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可見腐敗之多。“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由此，我記起了上面引述的鄧氏在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的講話中，有關于同經濟犯罪問題斗爭的一段話：“有一部分同志遇事手軟，下不了手。為什么下不了手？思想上沒有認識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只當作一般性質的問題來對待。這個問題不是今天才講，至少講了兩年了，還是有些同志下不了手。”此時、此處的“下不了手”，是別人的事，是認識不統一。面對如此重大的問題，認識尚不能統一，領導者的水平如何，領導者的能力如何，值得商榷！ “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時過七年了，“下不了手”的問題依然存在，依然困擾著“我們”，如何理解此事！是什么原因使這個“我們”下不了手呢？這個“我們”是否包括自詡為“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的鄧氏本人，我看是應該包括的。
“往往下不了手”是不是就是不抓？
“往往下不了手”是真的反腐敗嗎？
“往往下不了手”會不會促使腐敗更加變本加厲、有恃無恐的滋生蔓延呢？
“腐敗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這本身是不是就是腐敗？
“腐敗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這就會喪失人心，使人們以為我們在包庇腐敗。”這僅僅是“使人們以為我們在包庇腐敗”嗎？那么，什么是真正包庇腐敗呢？
此時請讀者再來回味一下鄧氏的豪言壯語，“本來我們就是要反對腐敗的。對腐敗的現象我也很不滿意啊！反對腐敗，幾年來我一直在講”，其味道如何？是否純正？“這個關一定要過，要兌現。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該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敗，貪污，受賄，抓個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國范圍的。要雷厲風行的抓，要公布于眾，要按照法律辦事。該受懲罰的，不管是誰，一律受懲罰”，由此可以看出，反腐敗這個關，在鄧氏講這番話之前，是沒有過的，是沒有兌現的。在鄧氏講這番話之后，反腐敗，能否過關，能否兌現，請讀者耐心等待看實際效果。
“往往下不了手”，鄧氏之仁慈、之溫情、之體恤，令位卑的小人物深深感動。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毛澤東的不近人情，毛澤東建國前在延安殺黃克功，建國后在保定殺張青山、劉子善，這些人無一不是老紅軍，乃貨真價實的老干部，他們對敵斗爭堅決，戰火硝煙中驍勇善戰，戰功赫赫，殺不得啊，毛澤東卻殺之不惜，毫無刀下留人之意，可見其是多么的不近人情，而且還大講“防止和平演變”、“防止糖衣炮彈的進攻”、“斗私批修”、“反修防修”，聲震華夏，警鐘長鳴！因此，林彪謂之：“周期性的整干部”，有人謂之“打擊老干部”。但是，毛澤東的這些不近人情之舉，中國的老百姓視為英明之舉，視為偉大之舉，中國的老百姓為之高呼萬歲！
（三）
面對“反腐敗”的愛國的熱血青年學生
他是怎樣說的又是怎樣做的呢
我們大家再來細讀鄧氏以下的幾段話：
對這次學生在游行中提出的我們國家中確實存在著的一些弊端，諸如官僚主義、機構臃腫、不正之風等，要重視，要注意解決。
一九八七年三月八日《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鄧氏《文選》第三卷211頁）
學生不過是提出繼續進行改革的要求，而我們是真干。這樣就合拍了，隔閡就自然消除了。這樣的隔閡，不是寫文章、辯論就可以消除的。這次出這樣的亂子，其中一個原因，是由于腐敗現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眾對黨和政府喪失了信心。因此，我們首先要清理自己的錯誤，對群眾的一些行動要諒解一些，處理時要適度，涉及面不要太廣。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鄧氏《文選》第三卷300頁）
由鄧氏的話中不難看出，廣大的青年學生們上街游行的主流是愛國行動。連鄧氏自己也說：“對這次學生在游行中提出的我們國家中確實存在著的一些弊端，諸如官僚主義、機構臃腫、不正之風等，要重視，要注意解決。”“學生不過是提出繼續進行改革的要求”，“這次出這樣的亂子，其中一個原因，是由于腐敗現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眾對黨和政府喪失了信心。”反對官僚主義，反對不正之風，反對腐敗，難道不是愛國的正義之舉？雖然也不排除有極少數的壞人搞小動作，但是，任何時候都要分清廣大的群眾和極少數壞人的關系，任何問題都要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鄧氏關于學生鬧事問題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說：“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鄧氏《文選》第三卷《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6頁）” 一九八七年三月八日鄧氏接見外賓時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既然這是個長期的任務，我們就不能搞運動，方法以教育、引導為主。當然，如果有人搞得我們總是不安寧，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種專政手段，使用紀律、法律手段。總之，我們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以便進行改革和建設。（鄧氏《文選》第三卷《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211頁）”大家都懂得，能夠“以教育、引導為主”方法解決的問題應該是人民內部矛盾，決不是敵我矛盾；能夠“使用某種專政手段”解決的問題應該是敵我矛盾，決不是人民內部矛盾。 “使用某種專政手段”來解決可以“以教育、引導為主”方法解決的問題，是否妥當呢？是不是混淆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呢？，解決問題的手段是不是完全正確的呢？由于眾所周知的歷史淵源，對于運動，鄧氏是深惡痛絕的，可能是談虎色變吧，對于學生運動也是如此，所以才冠以“學生鬧事”之名。看來，鄧氏不管手段是否得當，已經準備采取行動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四日鄧氏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說：“控制局勢要注意方法。特別要抓緊立法，包括集會、結社、游行、示威、新聞、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規。違法的就要取締。中國不能允許隨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國資金也不會進來了。我們在這方面控制得嚴一點，不會影響外商來華投資，恰恰相反，外商會更放心。我們要讓國內外明白，加強控制是為了穩定，是為了更好地改革開放，進行現代化建設。（鄧氏《文選》第三卷《中國不允許亂》286頁）” 歷史上中國的學生和老百姓上街都是為了什么？不用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就是學生和老百姓一年一次上街游行，說明了什么問題？鄧氏自己的說法是：“這次出這樣的亂子，其中一個原因，是由于腐敗現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眾對黨和政府喪失了信心。”筆者認為，不是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喪失了信心，而是把持黨和國家大權的某些領導人的所作所為不得人心，是社會的現狀引起了老百姓普遍的、強烈的的不滿。中國的老百姓有充分的理由思考，鄧氏所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受到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擁護嗎？鄧氏所說的那個黨的領導，還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的領導嗎？鄧氏堅持的那個“社會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所指出的真正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嗎？
“中國不允許隨便示威游行”，老百姓因為什么問題而游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鄧氏似乎是不關心，起碼是不太關心。不怕老百姓不滿，而是怕“外國資金也不會進來了”，大家都知道，外國資金進中國，不是幫助你搞四化的，外國人沒有那么多的善心，除了要消耗中國的能源，使用中國的資源，污染中國的環境之外，他們的投資是要有回報的，還要謀取暴利的！怕影響了外國人的利益，這就是鄧氏的著眼點。
為了“不能允許隨便示威游行”，而抓緊立法，如此雷厲風行，也是一個奇聞，“違法的就要取締”，于是乎，取締集會、游行就可以師出有名了！與打擊刑事犯罪和經濟犯罪時“往往下不去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不是說毛澤東聽不得不同意見嗎？不是說毛澤東壓制民主嗎？不是說毛澤東大搞“一言堂”、“獨斷專行”嗎？如此立法之事，毛澤東不會去做，但是鄧氏卻做到了。
為了一套寄托情感的軍裝，面對老軍人們立下了不可逾越“規矩”的鄧氏，面對刑事犯罪和經濟犯罪“往往下不去手”的鄧氏，面對學生運動，面對高呼“反官僚主義”、“反不正之風”、“反腐敗”口號的愛國的熱血青年學生們，他是怎樣說的又是怎樣做的呢？有了“鬧事”之名，有了“立法”之舉，于是，鄧氏一咬牙、一跺腳、一甩手，就創造了震驚世界的“唯一”，就把坦克車開進了天安門廣場，鄧氏大名也終將因此壯舉而名垂史冊！
（本文原名為《由鄧氏“遵守規矩重要”和“往往下不了手”談開去及其它》，筆者少許整理再次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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