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姓“社”姓“資”問題（6）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一個好班子，搞改革開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幾件開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機會就不要丟，就是要堅持，要干起來，要體現改革開放，大開放。我過去說過要再造幾個“香港”，就是說我們要開放，不能收，要比過去更開放。不開放就發展不起來。我們本錢少，但可以通過開放，增加就業，搞稅收，利用地皮得點錢，帶動發展各行各業，增加財政收入，獲得益處。以香港為例，對我們就是有益處的。如果沒有香港，起碼我們信息就不靈通。總之，改革開放要更大膽一些。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D《文選》第三卷297頁）

簡評：

D的“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什么益處，是需要用放大鏡來看的，用D的話說就是“改革開放的成績要充分估計夠”，這個“估計”會有多少“水分”呢？那么多的企業破產倒閉了，那么多的工人失業下崗了，這些難道還不能充分說明“改革開放”是怎樣“增加就業”的？是怎樣“帶動發展各行各業”的？那么多的走私販私案件，那么多的偷稅漏稅案件，這些難道還不能充分說明“改革開放”是怎樣“增加財政收入”的？

什么是“利用地皮得點錢”？是不是“賣地”？是不是“賣國土”？如此“開放”是什么行為？

香港是資本主義制度，D要在中國再造幾個香港，是什么行為？

中國人民的眼睛是不容沙子的！事實勝于狡辯！

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錯了沒有？沒有錯。沒有改革開放，怎么會有今天？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較大提高，應該說我們上了一個臺階，盡管出現了通貨膨脹等問題，但十年改革開放的成績要充分估計夠。當然，改革開放必然會有西方的許多壞的影響進來，對此，我們從來沒有估計不足。八十年代初建立經濟特區時，我與廣東同志談，要兩手抓，一手要抓改革開放，一手要抓嚴厲打擊經濟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兩點論。但今天回頭來看，出現了明顯的不足，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一硬一軟不相稱，配合的不好。講這點，可能對我們以后制定方針政策有好處。

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時的講話》（D《文選》第三卷306頁）

簡評：

關于“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較大提高”，這是D一塊重要的布。中國的老百姓生活提高了嗎？筆者在這里先簡單地說一說，如有時間和機會再詳細評述。

筆者認為“生活”有廣義的和狹義的兩種概念。狹義的“生活”僅指物質生活，廣義的“生活”，不僅指物質生活，而且還包括精神生活和生活環境。

關于物質生活方面：

一.改革開放前，一個普通工人假定月工資42.5元，如果是“一頭沉”家庭，男在廠有工資，女在家務農，就算有兩個孩子，吃糧不花錢，家有活錢，日子可以過的很好。如果是雙職工，就算有兩個孩子，每人生活費15元，四口人生活費60元，每月至少可以節余20元，在單位食堂用餐，每人每月15元是最高的標準了，一日三餐，早可吃豆漿、油條油餅，中餐和晚餐都可以吃到有不少肉的炒菜，在家庭是絕對不會每人每月用到15元的。最低生活標準是每人每月9元，也就是說，在城市每人每月9元可以生活。如果低于每人每月9元的標準，無論是事業、企業單位都會有困難補助，絕不會漏掉一個，就算每月最少補助10元，就一定會使你全家的生活標準有相當的改善。如果是單身職工，每月42.5元的工資，每月花掉22.5元，存入銀行20元，那生活一定是很“浪費”的了，結存也幾乎占收入的50%。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我國實行的晚婚晚育政策，男28周歲、女2 5周歲結婚，如果有了兩個孩子，年齡已在30歲左右，工齡已在十年以上，工資實際已經在50多元的水平上。

二.改革開放前，如果到50歲，一般工作了30年，工資也漲到了100元上下，雙職工收入在200元上下，兩個孩子或者已經上大學，或者已經參加工作，或者一個工作一個上學，不論哪種情況，孩子的生計是不用操心的，上大學的學雜費、書本費、生活費不用拿一分錢，工作的起碼可以自己解決生活費的問題。你可以過很好的日子了，生活費的問題前面已經說過了，這里不再重復。兩個人的月結余大概在150元左右，您的積蓄已經很可觀了。

三.改革開放前，職工的醫藥費是全額報銷的，無論得的是什么大病重病，花了多少萬，治療了多長時間，單位絕對不會拖欠一天時間，拖欠一分錢，更不會找任何借口不給報銷，不論事業企業單位，單位不論大小，拖欠醫藥費，不給報銷醫藥費的事情是聞所未聞的。孩子的教育是可以不計“成本”，從小學到高中，每人每年的學雜費、書本費不會超過20元，上大學的生活費、學雜費、書本費、醫藥費是不用花一分錢的，國家全包了。住房問題，當然不能和現在的幾室幾廳相比，那時侯的住宅設計標準沒有現在這樣“高”，干部和群眾的標準是一致的。只要一結婚，不管男方女方，單位基本上就會給解決住房，隨著職工工齡和孩子年齡的增加，單位會給調整住房面積，如果有兩個孩子是一男一女異性，年齡大了一些，單位必然要給增加一間住房，住房的租金每月最多不會超過5元，一般在3元左右。住房的所有權可以說是屬于職工的，因為職工去世后單位也不會把住房收回。職工去世后，職工的老人如果在世，單位負責養老，子女會給撫養到年滿18歲，并且會優先安排工作。

可能會有人這樣認為，正因為這樣，國有企業負擔太重才會跨掉，筆者告訴你，就是在被D深惡痛絕、稱之為“十年動亂”的“文革時期”，也沒有發不出工資的單位，也沒有不給報銷醫藥費的單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單位都是正常運轉的。有沒有虧損單位呢？有，凡是支農物資國家都是允許虧損的，是政策性的虧損，如：化肥、農藥、農用柴油、拖拉機等農用機械……，國家要給農民以最大的支持。這些虧損單位也是正常運轉的。國有企業不景氣的原因何在？您自己算一算國有企業是什么時間開始不景氣的，就可以略知一二了，如有時間和機會筆者可以講一講自己的觀點。請原諒跑題了。

簡評姓“社”姓“資”問題（7）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其四，改革開放后，普通工人，就算工資漲了20倍，每月工資1000元計，雙職工每月收入2000元，撫養兩個孩子試一試看？

改革開放前；               改革開放后

刨腹產：70元 ；            7000元能否出院？

單位辦托兒所、幼兒園：0元；社會辦：400元（此價格低估了吧，單位辦的還有嗎？）

小學、中學、高中的學雜、書本費：20元/年；火箭式！

大學學雜費書本費全免，生活費國家供給；超級火箭式！

取暖費：單位發10.5元/人（基本不再另外花錢）；13.5元/平方米

液化氣：6元/15公斤（最低時：2.3元，北京最低0.5元）；80元/13公斤

醫藥費；超級火箭式！

住房：租金5元/每月（60平方米）；自己買，價格驚人！

水電費；體育賽事0.2元；電影票0.2元；火箭式！

國家級藝術團體演出最高不會超過2元；火箭式！

600頁書籍1.6元最高不會超過2元；特級龍井10元/500克……；！！！

以河北XX為例，20年工齡的工人實際工資一般在500元左右，企業不景氣啊。給私人打工者，如果工資超過了500元，那他的工作時間絕對不是每周5個工作日，不是每天8小時工作制，個別老板管吃管住，吃住的質量和工作的時間你就想去吧。物價與北京持平，有些商品比北京的物價要高，蔬菜、禽、蛋、魚、肉一漲價，要問為什么？一定是運北京了，保北京了。可是北京人的工資水平是多少，筆者不說了，D“花錢買穩定”的政策，相比較而言，北京和少數幾個大城市是受益者。

改革開放后，生活最凄慘的是老職工，物價漲了十倍，50歲的職工，工資隨之漲了十倍達到1000元的有多少？還以河北保定為例，正式退休者工資在800元以下，未正式退休且單位效益尚可者工資在600元左右，企業的“40”“50”職工基本上都“分流”、“轉制”、“內退”、“買斷”、“下崗”、“失業”了，“夫妻雙雙把家還”。正式退休不到年齡，重新就業沒人用，自己創業沒有資金，保定市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是每個職工每月253元，他們把自己的青春無怨無悔地獻給了國家和企業，現在“40”“50”了，這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紀啊，老人需要贍養，孩子上學需要高額的學費，自己的身體也每況愈下，需要高額的醫藥費，要知道，這樣的單位往往是沒有交、或者沒有足額交“養老金”和“醫療金”的，也就是說小病吃藥、大病住院都要自己掏腰包。老百姓說，供一個學生讀書，家徒四壁，供一個病人治病，四壁漏風！電視劇《大染房》的“陳六子”，還懂得養幾個因工致殘的工人裝裝門面，貪官污吏們把國家的企業搞糟了、搞跨了，卻如此地對待職工，天理難容啊……。有沒有工資高的單位呢？有，那就是事業單位和郵政、電信等這類少數牛氣沖天的企業。

D在近十個月前也就是在一九八八年九月還說：“北京大學一位老教授說‘我的工資從建國時候開始就是這么多，但是現在物價漲了，我的生活水平降了三分之二。’我們不論怎么困難，也要提高教師的待遇。這個事情，在國際上都有影響。（D《文選》第三卷275頁）”建國的時候工資就是這么多，物價是穩定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用品的價格是很低廉的，就是沒有長過工資，由于積累的作用，生活水平是日益提高的，這一點是無人懷疑的。D不是說“改革開放”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嗎？怎么連教授的生活水平都下降了三分之二？那么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又是什么狀況呢？筆者真的不知D應該如何自圓其說、解釋此事！

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鏟除了“三座大山”，D又給中國人民壓上了新的三座大山，就是“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這還是僅僅指物質生活而言。

關于精神生活和生活環境，筆者不展開說了，簡單地問您幾句：

您安全嗎？在家里、在路上、在交通工具上您安全嗎？您被搶過嗎？您被盜過嗎？您的自行車丟了幾輛？……

您有壓力嗎？下崗、失業、被炒魷魚的陰影是不是在時刻籠罩著您？一對小夫妻四個老人，老人的養老問題您有壓力嗎？孩子的撫養、入托、上學、就業問題您有壓力嗎？……

您被“黃、賭、毒”包圍著嗎？

您被“假、冒、偽、劣”包圍著嗎？

您還能吃什么？無論米、面、醬、醋、鹽、茶，無論雞、鴨、魚、肉、蛋、菜，您吃著安全嗎？

您相信什么？買房時您相信開發商嗎？購物時您相信商家嗎？治病時您相信醫院嗎？買保險時您相信保險公司嗎？您相信電視臺、廣播電臺的廣告嗎？本來應該是黨中央和人民的喉舌，可是卻成了假化妝品、假保健品、假藥、兩性用品的吹鼓手；您相信領導嗎？那些在會上大作“反腐倡廉”、“三個代表”宏論、會下干著買官賣官勾當的高官，您相信他們嗎？……

趙紫陽說過這樣的話，老百姓是“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 端起碗來吃肉，就是指物質生活好了，我對這句話是特別反感的，是深惡痛絕的，他是在罵我們中國的老百姓啊，他把他們自己當作了救世主，把老百姓比做了連狗都不如的沒有良心的人。在趙紫陽看來，狗如果有肉吃，就應該搖頭擺尾討主人喜歡了，中國的百姓能夠“端起碗來吃肉”，就應該高呼“萬歲”了，可是老百姓卻如此的沒良心，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卻要罵娘，這至少是一件令趙紫陽詫異的事情。中國的老百姓為什么吃著肉還要罵娘呢？直到他下臺也沒有搞清楚這件事。

要搞清楚“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問題，就要首先搞清楚誰在吃肉，誰在罵娘！毫無疑問是貪官污吏、高官子弟、官商官倒們在吃肉，大多數老百姓的生活并沒有提高，所以中國的老百姓必然要罵娘！

簡評姓“社”姓“資”問題（8）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開放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國務院來做。要把進一步開放的旗幟打出去，要有點勇氣。現在總的是要允許吃虧，不怕吃虧，只要對長遠有益就可以干。要多做幾件有利于改革開放的事情。外資合作經營要搞，各地的開發區可以搞。多吸引外資，外方固然得益，最后必然還是我們自己得益。稅收方面可以收一些稅，為外資服務的行業可以搞一些，我們自己也可以在那里搞一些有利可圖的企業，這樣就可以搞活。現在國際上擔心我們會收，我們就要做幾件事情，表明我們改革開放的政策不變，而且要進一步地改革開放。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D《文選》第三卷313頁）

簡評：

（一）

D這段話與其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所表白的：“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中國利益的苦果”，“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擴大對外交流”，“以損害社會主義祖國利益、尊嚴和榮譽為最大恥辱”，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D說“現在總的是要允許吃虧，不怕吃虧，只要對長遠有益就可以干”，“多吸引外資，外方固然得益，最后必然還是我們自己得益”。引進外資，國家拿到的稅收，工人拿到的工資，和中國所受到的損失能夠相抵嗎？外資企業通過商業賄賂，偷、漏、騙了多少稅款？他們又獲得了多少暴利？（例如，一部手機成本最高不過千元，有的品種在中國賣到近萬元。）引進外資可以獲得技術嗎？我們引進了多少彩電生產線，核心技術還不是得我們自己搞？我們引進了多少計算機生產線，關鍵的芯片設計制造技術還不是得我們自己搞？我們引進了多少汽車生產線，發動機技術引進來了嗎？為引進外資，我們花了多少高昂的代價。外國人的錢是錢，中國人的錢就不是錢嗎？中國老百姓的存款利息降了又降，存款利息遠遠低于物價漲幅，中國人的存款就不能用來搞建設？給老百姓點利息又何妨？古語說的好啊，肥水不流外人田，可是就有人，寧肯坑百姓，也要肥列強！中國丟了多少市場，也沒有換來關鍵的技術啊！對外交往的五項基本原則中就有一條是“平等互利”，“允許吃虧，不怕吃虧”，是平等互利嗎？外國人用我們的土地，用我們的能源，用我們的資源，污染我們的環境，這怎么能對長遠有益？僅消耗我們國家的煤炭和石油能源一項，現在我們花十倍的價錢也從外國人那里買不來啊！造成的環境污染，得用多少我們納稅人的血汗錢來治理啊！如此“開放”如何會對長遠有益？如此“開放”與賣國何異！

（二）

D說“要多做幾件有利于改革開放的事情”。請注意，對外交往中所做的一切事情，理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利，理應對建設社會主義有利，最基本的出發點，是不傷害國家利益，不傷害社會主義建設。這里D做事請，是為了對改革開放有利，為了改革而改革，為了開放而開放，這不是本末倒置嗎？

（三）

D說“現在國際上擔心我們會收，我們就要做幾件事情，表明我們改革開放的政策不變，而且要進一步地改革開放”，怎樣理解這段話，請同志們予以注意。在筆者看來，D的這段話無疑告訴我們，所謂的“改革開放”，不是為了把中國自己的事情做好，而是為了不讓外國人“擔心”；D的所謂“改革開放”關注的是外國人的利益，完全是為了向外國人獻媚！

可以肯定的告訴你，誰也不能阻擋中國的改革開放繼續下去。為什么？道理很簡單，不搞改革開放就不能繼續發展，經濟要滑坡。走回頭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趨勢是改變不了的。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還擔任職務，十年來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絕對不會改變。我相信我的同事們會這樣做。

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一日《結束嚴峻的中美關系要由美國采取主動》（D《文選》第三卷332頁）

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的黨還要講幾十年。會有不同意見，但那也是處于好意，一是不習慣，二是怕，怕出問題。光我一個人說話還不夠，我們黨要說話，要說幾十年。當然，太著急也不行，要用事實來證明。當時提出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有許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還算社會主義嗎？嘴里不說，心里想不通，行動上就拖，有的頂了兩年，我們等待。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十八日《視察上海時的談話》（D《文選》第三卷367頁）

   要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什么事情總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試第一個就要準備失敗，失敗也不要緊。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十八日《視察上海時的談話》（D《文選》第三卷367頁）

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使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獲得解放，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里，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D《文選》第三卷370頁）

簡評：

（一）

中國革命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使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大眾翻身解放做主人，不再受壓迫，不再受剝削。而把革命僅僅看作是“使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獲得解放”，是D的又一發明，如此奇談怪論，是不是有些匪夷所思？是不是搞錯了革命的性質這個根本問題？起碼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看問題。

（二）

大家知道，任何社會制度都包括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兩個方面，也就是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二者相互相成，缺一不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就包括確立了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兩個方面的內容。毫無疑問，社會主義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D說“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怎樣理解這話的意思呢？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是指何種經濟體制？是什么性質的經濟體制？是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而且還要從根本上改變！很顯然，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的經濟體制只能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而不可能是資本主義或者其他什么主義的經濟體制，不然的話就不能叫做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那么對D的話是否可理解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對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從根本上加以改變，因為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束縛生產力的發展。這個邏輯和道理是否有些荒唐？需知道，否定了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豈不是就否定了整個社會主義制度？從而也否定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

D所說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是否還可以理解為：“甲”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甲”，建立“甲”，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顯然，這種“改革”是典型的瞎折騰！

D的話還可以有另一種解釋，就是這個建立的“甲”，已不是原來的“甲”，是經過根本改變過的“甲”，或者說，僅有“甲”的名號而無“甲”之實！因為D多次講過，長期以來什么叫做社會主義，并沒有搞清楚，只有D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搞清楚了什么叫做社會主義，這個問題D說了算！由此，我們知道了D的改革是個什么東西！

（三）

D剛剛自己說過“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按此理論，我們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幾十年，就是在解放生產力吧，怎么能講“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呢？這是什么邏輯！除非說我們中國這幾十年搞的不是社會主義，我看D是沒有膽量明著說這話的。

D說“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是D自己整天把發展生產力掛在嘴上，如果D本人沒記錯，在D《文選》第三卷中，就不厭其煩地多次提到過。如果說，“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不完全”，這個帳也只能記在他自己名下，怪不得別人！

（四）

發展生產力和解放生產力有什么質的區別？筆者百思不得其解！企盼高人指點迷津！

簡評姓“社”姓“資”問題（9）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這一點，我講過幾次。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這個關我們闖不過，闖不過就亂，亂就打內戰，“文化大革命”就是內戰。為什么“六·四”以后我們的國家能夠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軍隊、國家政權，都要維護這條道路、這個制度、這些政策。

在這短短的十幾年內，我們的國家發展得這么快，使人民高興，世界矚目，這就足以證明三中全會以來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誰想變也變不了。說過去說過來，就是一句話，堅持這個路線、方針、政策不變。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都有明確的方針和政策，而且有準確的表述語言。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D《文選》第三卷370頁）

簡評：

D在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二日說：“北京大學一位老教授說‘我的工資從建國時候開始就是這么多，但是現在物價漲了，我的生活水平降了三分之二。’我們不論怎么困難，也要提高教師的待遇。這個事情，在國際上都有影響。（D《文選》第三卷275頁）”這段話有三個關鍵點，其一，改革開放后，物價漲了，教授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三分之二，這個教授不是一般的教授，是一位老教授，而且是一位中國著名的頂級學府北京大學的老教授。我想這樣的一位老教授，應該比其他高等學府的教授們工資要高些吧，他的生活水平都下降了三分之二，那么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呢？其二，“我們不論怎么困難，也要提高教師的待遇”，由此話可以知道我們的國家經濟上是有困難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困難。其三，教授的生活水平下降，在國際上都有影響，這個影響肯定不是好影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在國際上有沒有影響呢？D沒有講。

與此次講話僅有大約十月之隔吧，D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說：“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較大提高，應該說我們上了一個臺階，盡管出現了通貨膨脹等問題，但十年改革開放的成績要充分估計夠。（D《文選》第三卷306頁）”關鍵詞是“這十年”， 而不是“這十個月來”，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較大提高的，上了一個臺階。由此話可以知道，這十年，人民的生活水平沒有下降！這與D關于生活水平下降了三分之二的話是如此反差強烈。

D此時說“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這個關我們闖不過”，“ 為什么“六.四”以后我們的國家能夠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在這短短的十幾年內，我們的國家發展得這么快，使人民高興，世界矚目，這就足以證明三中全會以來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誰想變也變不了。”可不可以換個角度分析這個問題呢？如果中國的老百姓沒有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困擾，如果沒有嚴重的腐敗、黨風不正等問題泛濫，怎么會有“六.四”事件？

簡評姓“社”姓“資”問題（10）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性“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資部分，我們還可以從稅收、勞務等方面得到益處嘛！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只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有的人認為，多一分外資，就多一分資本主義，“三資”企業多了，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就是發展了資本主義。這些人連基本常識都沒有。我國現階段的“三資”企業，按照現行的法規政策，外商總是要賺一些錢。但是國家還要拿回稅收，工人還回拿回工資，我們還可以學習技術和管理，還可以得到信息、打開市場。因此，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的。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D《文選》第三卷372頁）

簡評：

（一）

D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D的話是否可以理解為：改革開放要邁開步子，要敢闖，不要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不要怕走了資本主義道路。D的“改革開放”是什么東西，其最終目的是什么，在這里已經是布告于天下了。

D說“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既然D的“改革開放”，不要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不要怕走了資本主義道路，又提出什么姓“資”姓“社”的所謂標準問題，豈不是顯得荒唐可笑，豈不是此地無銀二百兩的掩飾之舉。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試著來分析一下這個所謂的“標準”吧：生產力能劃分為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或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嗎？如果能夠劃分，那么就請解釋一下，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什么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生產力、綜合國力、生活水平這三條能說明一個國家的性質嗎？這三條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判斷標準嗎？第一世界國家的生產力、綜合國力、生活水平，在現階段都比我們國家高，能夠說他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答案是不能的。那么，很顯然D的“標準”就不怎么“標準”了，起碼是不科學的。我們換個角度再來分析一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完全對立的兩種社會制度，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怎么會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怎么會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怎么會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

從D上面的一段話中可以看出，其大搞“引進”的理由，有這樣幾點，筆者試著予以分析：

其一：“可以從稅收、勞務等方面得到益處嘛！”“國家還要拿回稅收，工人還會拿回工資，我們還可以學習技術和管理，還可以得到信息、打開市場”。

改革開放后“引進”的“三資”企業，表面上我們國家確實可以得到一些稅收，工人得到一些工資，這些所謂的“益處”與我們國家的付出相比較，那是一毫與九牛之比，消耗我們的能源，消耗我們的資源，污染我們的環境，占領我們的市場。僅石油能源現在我們就得花十倍的價錢進口，其它礦山資源有的我們現在也在花大價錢進口，一旦國際形勢有變，恐怕將來花多大的價錢也買不來，對環境造成的污染，我們得用多少金錢、多少時間去治理，我們留給子孫后代的將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真正的“得不償失”啊！比如，“引進”了那么多的彩電生產線，“引進”了那么多的汽車生產線，“引進”了那么多的計算機生產線，關鍵技術“引進”來了嗎？學到了嗎？沒有！還不是得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研發、制造。花錢買不來現代化！花錢買不來關鍵技術！以市場換技術也是一場空！市場讓外國佬占去了，技術卻沒得到，還在做“打開市場”的黃粱夢，豈不是笑話！要打開市場也只能依靠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技術和努力！

其二：“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只占四分之一”，不論是在深圳，還是在中國的其它地方，公有制與“三資”企業是此消彼長的關系，隨著不斷的“改革開放”，隨著不斷的“引進”，“三資”企業不斷的增加，隨之而來的就是量變到質變，公有制還能占主體嗎？ “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只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這里的邏輯是十分可笑的，如同一個自欺欺人的蠢人，當虎狼張牙舞爪地向他撲來時，他卻念念有詞：不要怕，只要我頭腦清醒，就不怕。頭腦清醒就可以無視那些不利的、有害的、危險的客觀事實的存在嗎？那不是頭腦清醒，而是呆滯遲鈍，真正的頭腦清醒，是應該防患于未然，拿出切實有效的解決問題的辦法來。“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我們的國營大中型企業搞得如何？國營大中型企業搞得都不景氣，鄉鎮企業又能好到哪里？嚴格地說，鄉鎮企業是指鄉鎮集體所有制的企業，這樣的企業除了在七里營、南街村、華西村能找到，在其他地方猶如鳳毛麟角。現在的鄉鎮企業只是地處鄉鎮的個體（私營或民營）企業，真不知D所說的優勢在哪里？“有的人認為，多一分外資，就多一分資本主義，‘三資’企業多了，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就是發展了資本主義。這些人連基本常識都沒有”，筆者認為，恰恰是說這話的人，不僅沒有基本常識，而且連基本的邏輯都不懂，甚至連仨多倆少都不懂！難道“三資”企業進軍中國都是來學雷鋒？難道“三資”企業多了反而是發展了社會主義？如此謬論，真是不值一駁！

其三：“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的”。

政權在誰手里，這個問題的確十分重要。政權在人民的領袖手中，他就會為國家、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謀利益；政權在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手中，他就會為極少數人謀利益；政權在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手中，他就會胳膊肘向外扭，事事處處為外國主子著想；政權在D手中，他又干了些什么呢？

在D的一系列講話中，對如何發揮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如何搞好我們國家自己的大、中、小型企業，是從未談及或很少談及的，這有D的《文選》備查。D的立足點主要在于“引進”上，“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引進”外國的先進管理經驗，“引進”外國人的資金，總之，先進的東西都在外國人那里，鈔票也是外國人的好用。中國人的錢難道就不能用來搞建設？建國以后一直到“改革開放”前，我們還不是靠自己的錢來搞建設，照樣取得了舉世震驚的偉大成就，D是看不到這些的。再者，物價漲了又漲，利息降了又降，不說D想把老百姓的血汗錢都榨干，起碼老百姓的越存越少都“縮水”了，更不要奢望能多給一厘利息的好處。都說“肥水不流外人田”，D卻舍得花大代價“引進”外資。一反一正，說明D的屁股坐在了哪里，說明了D代表了什么人的利益。

在D的一系列“引進”的優惠政策下，什么“三通一平”、什么“二年免稅三年減半”、什么“三年免稅”，各個地方為了“招商引資”，也竟相出臺各種超級優惠政策，樂得老外屁顛屁顛的，腰包撐得鼓鼓的。可是我們的“國”字號企業處境如何呢？僅舉稅收一項為例，國民經濟的增長率每年是百分之七左右，而國家的稅收則是百分之三、四十的增長，數年如此，不成比例啊，那么多的稅收哪里來，毫無疑問絕大部分是從是從國企來。外企免稅減稅騙稅，私企偷稅逃稅漏稅，國企加稅增稅重稅。國企苦不堪言，竭澤而漁啊，國企與外企的待遇“差距咋就那么大呢”？國企不堪重負，終于支持不住了，開始走下坡路了，國家受不了了，于是又搞什么“抓大放小”，什么“靚女先嫁”，“賣”國企之風日甚一日，國有企業數量銳減，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百萬富翁卻日益增多，銀行呆壞死帳從無到有大量增加，于是又開始大呼“三年搞好大、中型國有企業”，“三年搞活大、中型國有企業”，無論“三年搞好”也好，“三年搞活”也罷，時光荏苒，日月如梭，多少個三年過去了，大中型國企不說都搞光了，也都搞得差不多了。什么“股份制改造”，什么“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如此等等，效果如何？國企效益如何？股市就是晴雨表！多年的實踐和活生生的現實告訴了中國人民，“三資”企業是怎樣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制約”的？“三資”企業是怎樣對社會主義經濟進行“有益補充”的？“三資”企業是怎樣歸根到底“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奮發圖強、艱苦奮斗幾十年創造的家業，被D的“改革開放”折騰得所剩無幾了，真是“崽賣爺田心不疼”啊！

大家要知道，在D的“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國企是什么情況呢？就是在被D深惡痛絕的”文化大革命“中，無論大中小型國有企業，無論集體所有制企業，沒有拖欠工資、發不出工資的現象，也沒有拖欠醫藥費、甚至不給報銷醫藥費的現象，銀行里更沒有呆帳壞帳死帳！

實踐檢驗了理論的真偽！實踐證明了真理的光輝！

簡評姓“社”姓“資”問題（11）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不冒點風險，辦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萬無一失，誰敢說這樣的話？一開始就自以為是，認為百分之百正確，沒那么回事，我就從來沒有那么認為。每年領導層都要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就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D《文選》第三卷372頁）

下面談一談最近抓什么工作的問題。不能等暴亂完全平息，現在就要一面抓徹底平息暴亂，一面清理一下我們過去究竟失誤在哪些方面，如何改正，以及現在急迫需要解決的是些什么問題。要統統抓、全面抓是不可能的。如果在這個時候開展一個什么理論問題的討論，比如對市場、計劃等問題的討論，提出這類問題，不但不利于穩定，還會誤事。現在需要聚精會神地做幾件使人民滿意、高興的事情，同時要趕快注意那些對我們前進不利的事情。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D《文選》第三卷312頁）

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不只是經濟特區問題，更大的問題是農村改革，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廢除人民公社制度。開始的時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來，第二年超過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這是就全國范圍講的。開始搞并不踴躍呀，好多人在看。我們的政策就是允許看。允許看，比強制好得多。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這樣慢慢就跟上來了。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是如此。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D《文選》第三卷374頁）

簡評：

（一）

D說“我們的政策就是允許看。允許看，比強制好得多。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這樣慢慢就跟上來了。”筆者記得D還說過“允許改革犯錯誤，不允許不改革”，這是不是強迫？筆者還記得，發行國庫券的時候，就說，不搞攤派，自愿購買，實際上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發工資時就按比例扣掉了。這是不是強迫？職工的“轉制”，“買斷”，“下崗”等等，這是不是強迫？

（二）

D不止一次地說，改革開放，膽子要再大一點，步子要再快一點，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什么馬列主義的理論指導作用，他是不屑一顧的，什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只是說說而已。什么叫“防患于未然”，什么叫“遠見卓識”，什么叫“科學的預見性”，什么叫“洞察秋毫”，什么叫“高瞻遠矚”，這些D是統統地、大大地不懂的，他也做不到，他也沒有那個水平。他只能“走一步”，才能“看一步”，這一步能不能看得準還要畫問號，還需要“摸著石頭”才能“過河”，這還不算，還需要“探索”著才能“前進”。

“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什么是D所指的“冒”？是不是“不要怕鉆出一個資本主義來”？是不是不管姓“社”姓“資”？D所說的“好路”、“新路”、“新的事業”，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所指引的社會主義道路和共產主義事業嗎？

（三）

D說“如果在這個時候開展一個什么理論問題的討論，比如對市場、計劃等問題的討論，提出這類問題，不但不利于穩定，還會誤事。”“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各位讀者都知道，寫一句好詩，需要反復推敲；搞科研課題，需要縝密思考；決定企業的重大事項，需要領導們議論商討；是真理還是歪理，是正確還是錯誤，需要判斷鑒別。集思廣益，兼聽則明，是一個領導人的基本素質和修養，關系到黨和國家命運的路線和方針，為什么不能有爭論呢？D不是表白自己反對“一言堂”嗎？為什么會有“雙重標準”？什么“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如果指導思想錯了，又能干成什么？會不會南轅北轍？俗話說得好，“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理不講不明”，“真金不怕火煉”，D為什么怕爭論呢？原來D“理論”不講理！

關于姓“社”姓“資”問題（12）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行，中國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沒有別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國拋棄社會主義，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不要說實現“小康”，就連溫飽也沒有保證。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用中國的歷史教育青年》（D《文選》第三卷204頁）

不要光喊社會主義的空洞口號，社會主義不能建立在貧困的基礎上。各國情況不同，政策也應該有區別。中國搞社會主義，強調要有中國的特色。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怎樣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D《文選》第三圈213頁）

簡評：

什么是“社會主義的空洞口號”？“社會主義不能建立在貧困的基礎上”，等富起來以后再建立社會主義？那么現在是不是社會主義？看來還不是，因為還很窮嘛，由此推理，D過去和現在所喊的“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不是“空洞的口號”？

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老早就確定了的，寫在憲法上的。……講不變，應該考慮整個政策的總體、各個方面都不變，其中一個方面變了，都要影響其他方面。……現在國際壟斷資本控制著全世界的經濟，市場被他們占了，要奮斗出來很不容易，沒有開放政策、改革政策，競爭不過。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D《文選》第三卷217頁）

簡評：

（一）

D到底在堅持什么主義，筆者已經評論過。再說，寫在憲法上的東西就不會被某些人任意地篡改嗎？例如憲法上清清楚楚寫著“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例如憲法上明明白白的寫著“計劃經濟”等，還不是已經被D一改再改嘛！

（二）

既然國民經濟政策是一個總體，牽一發，動全身，那么，D實行的“改革”，改的可都是大政方針，先改的是經濟體制，進而改的是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都改了，那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嗎？社會主義是有其基本原則的，是有確切含義的，不能說別人的不是社會主義，只有D改革后的東西才是社會主義。雖然，社會主義在實踐中會得到不斷的完善，但是任意閹割“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的行經，毫無疑問是非常嚴重的政治錯誤。

（三）

明知“市場被他們占了，要奮斗出來很不容易”，開放后中國的市場也會被人家占去，這一點已經被實踐證明了，例如汽車工業，市場喪失了，技術卻沒有引進來，再退一萬步說，市場喪失了，就是學到了技術又有何用？D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值得深思！拋開“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則的開放，拋開中國人民的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開放，靠出賣資源的開放，靠吃子孫飯的開放，猶如賣國一般！

搞社會主義，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現在雖說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只有到了下世紀中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現在我們正在向這個路上走。

搞社會主義，搞四個現代化，有“左”的干擾。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著重反對“左”，因為我們過去的錯誤就在于“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擾。所謂右的干擾，就是要全盤西化，不是堅持社會主義，而是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我們已經解決了最近發生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問題，并且做了人事調整。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社會主義必須擺脫貧窮》（D《文選》第三卷225頁）

簡評：

細讀D的這段話，深感D理論的邏輯和論點的奇妙，是很耐人尋味的！

（一）

這里有兩個問題需要思考：

其一，難道生產力發達了、擺脫了貧窮、才夠格搞社會主義？難道等達到所謂的“夠格”了再搞社會主義？那么，如何才能“夠格”？這個“夠格”是等不來的，只有干，如何干？是采用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來達到這個“夠格”，還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來達到這個“夠格”？（這里是不是有一點彎彎繞、繞彎彎的意思。）很明顯，按照D的觀點，“夠格”了才能搞社會主義，就不能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來達到“夠格”，那只能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來達到“夠格”，是沒有第三條道路可供選擇的，也就是說，在中國先搞資本主義，后搞社會主義，這個觀點對不對？這個邏輯對不對？這是很容易判斷的。（D曾經在會見莫桑比克總統時就講過：“你們根據自己的條件，可否考慮現在不要急于搞社會主義。”“我很贊成你們在革命勝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會主義。”）

如何使中國脫離貧窮？如何使中國擺脫屈辱？如何使中國富強？自鴉片戰爭以來，有多少仁人志士，有多少中國共產黨人，經過了多少次艱難的探索，才義無返顧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才選擇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才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難道他們的選擇都錯了嗎？可以肯定地說，沒有，絕對沒有！否定了他們的選擇就等于否定了中國的歷史，否定了他們的選擇就是給先烈們的臉上抹黑，否定了他們的選擇就是千古罪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毛澤東總結了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并加以高度概括得出的真理，這是無數先烈們的鮮血和長期革命實踐所凝結成的真理！是任何人都無法否定的真理！在中國，時至今日，還沒有人可以與毛澤東相提并論，更不用說有人已經超越毛澤東！至少D還沒有公開講過他比毛澤東還高明。

其二：“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生產力發達就是社會主義嗎？富裕就是社會主義嗎？號稱“金元帝國”的美國，生產力不可謂不發達，生活不可謂不富裕，他們是社會主義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富裕也不是社會主義，貧富本身就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唯一的判斷標準。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無疑，那就是只有社會主義才可以使中國富裕起來、富強起來！這是已經被新中國的發展史證明了的，全中國人民有目共睹的事實！

D說“我們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這句話里有一個關鍵的字眼，那就是“對”字 ，“要建設對資本主義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這個“優越性”又怎樣解釋？是不是可做“好處”講？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會對資本主義有優越性呢？為什么社會主義要對資本主義有優越性呢？看來只有帶著D標記的“社會主義”才能有此作用。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奮斗終身創建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制度，是沒有也不可能有此項作用的。

D說“現在雖說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那么，現在搞的究竟是不是社會主義？D搞“改革開放”，一再聲稱堅持社會主義，D還曾經說過十一屆三中全會才解決了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經過多年“改革開放”，怎么又會“不夠格”了呢？這可是有顯著不同的三種說法啊，其道理、其邏輯真是令人難以理解！

（三）

D說“我們已經解決了最近發生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問題”，我們大家都懂得，解決思想問題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奏效的簡單問題，何況思想問題已經發展到了一種思潮，D顧問主任換了一個黨的總書記，就解決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問題，可見D之神威、之神通、之神速！不知D怎樣解釋一九八九年又換了一個總書記的事情。

簡評姓“社”姓“資”問題（13）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但什么叫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還在摸索之中。社會主義的第一個任務是要發展社會生產力。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D《文選》第三卷227頁）

簡評：

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發明創造者，作為用畢生精力努力實踐并成功地在蘇聯和中國建成了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人物，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沒有搞清楚什么叫作社會主義，只有D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搞清楚了什么叫做社會主義，這樣的論點有多少說服力？這樣的觀點有多少信仰者？但是，有一點需要提及，D的臉可真大啊，大到了無以倫比的程度，真令筆者為之誠心嘆服！

D既然說“但什么叫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還在摸索之中”，那D所自稱的一貫“堅持社會主義”，是不是在“光喊社會主義的空洞口號”？那D所說的“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這個“社會主義”方向是如何確立的呢？又是如何正確的呢？是否可以理解為：D無論怎樣搞“改革開放”，都可以說是在搞社會主義，都可以說是正確的？筆者之所以這樣提出問題，是因為實在搞不懂D“理論”的理論性，搞不懂其中一些論點的真假、虛實、邏輯性。

我想起了一則寓言：一個本身不知東南西北、不知家在何方而且又迷路的盲人，不聽高人的警告與指教，愚昧盲目而又十分頑固地朝著一個不知為何方向的方向走去，前方是懸崖峭壁還是萬丈深淵？前方是茫茫沙漠還是滔滔大海？一切危險均不顧，口中還念念有詞，“影響不了的，影響不了的”，“要認識到這一點，但不難克服，有辦法克服”，“不要怕，只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走一步，看一步”，“摸著石頭過河，探索前進”，“膽子再大些，步子在快些”……。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信仰是堅定不移的、是從未動搖的。社會主義不應該僅僅是一個方向，應該踏踏實實地走社會主義道路，逐步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最大限度地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讓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加富強！

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習慣了，人們的思想不容易改變。對青年人來說，右的東西值得警惕，特別是他們不知道什么是資本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因此要對他們進行教育。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D《文選》第三卷228頁）

簡評：

“社會主義的第一個任務是要發展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階段有沒有階級斗爭？有沒有復辟、倒退的危險？答案是十分肯定的，因為D本人也認為“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左和右的干擾，其實質就是階級斗爭，就是路線斗爭嘛，那么怎么能說“社會主義的第一任務是要發展社會生產力。”什么是“社會生產力”？

D說“什么叫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還在摸索之中”，既然D連“什么是社會主義”都不知道，卻口口聲聲要教育青年人“什么是社會主義”，真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滑天下之大稽！

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基本路線。要搞現代化建設使中國興旺發達起來，第一，必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第二，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主要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兩個基本點是相互依存的。搞現代化建設，搞改革、開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擾問題。“左”的干擾更多是來自習慣勢力。舊的一套搞慣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擾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全盤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右的干擾，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擾。建國后，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們吃虧都在“左”。我們國家大，黨的歷史很長，建國也已經有三十八年，因此好多習慣勢力不能低估，而右的干擾也幫了習慣勢力的忙，所以我們也不能忽視右的干擾。國際上一些人在猜測我是哪一派。最近我對一位外國朋友說，說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如果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么也可以說我是保守派。比較實際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堅持改革、開放政策，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

一九八七年七月四日《我國方針政策的兩個基本點》（D《文選》第三卷248——249頁）

簡評：

D的這段話充滿了玄機，請讀者予以思考。

（一）

D說：“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基本路線。要搞現代化建設使中國興旺發達起來，第一，必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第二，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主要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兩個基本點是相互依存的。”這里第一和第二的順序，四個堅持的順序，就很耐人尋味。“改革開放”放在了第一位，“四項基本原則”放在了第二位，試問，沒有四項基本原則做基礎的改革開放會是什么樣子？D的所謂“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變成了“主要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試問，不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所堅持的黨的領導還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嗎？所堅持的還是真正的、科學的社會主義道路嗎？

（二）

D說：“搞現代化建設，搞改革、開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擾問題。‘左’的干擾更多是來自習慣勢力。舊的一套搞慣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擾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全盤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右的干擾，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擾。建國后，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們吃虧都在‘左’。我們國家大，黨的歷史很長，建國也已經有三十八年，因此好多習慣勢力不能低估，而右的干擾也幫了習慣勢力的忙，所以我們也不能忽視右的干擾。”筆者讀了D的這段話，如墜五里霧中，“習慣勢力”指的是什么？“舊的一套”指的又是什么？D能不能把話說的具體一些呢？為什么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擾？為什么右的干擾就不主要？右的干擾是怎樣幫了習慣勢力的忙？D能不能從實踐上、理論上兩個方面把這些問題論述清楚一些呢？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嘛！

（三）

D說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實事求是，D又自封為實事求是派，看來D真的是一貫堅持毛澤東思想的，但愿其是名不虛傳。可是在上面幾個問題沒有搞懂之前，筆者對此確實存有幾分疑惑。

簡評姓“社”姓“資”問題（14）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四人幫”時期對共產主義的理解，用他們的話說，就是寧要貧窮的共產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簡直荒謬的很！馬克思主義又叫共產主義，——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這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就我們國家來講，是首先要擺脫貧窮。要擺脫貧窮，就要找出一條比較快的發展道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否則社會主義有什么優越性呢？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成果是屬于人民的。就是說，在我們的發展過程中不會產生資產階級，因為我們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當然分配中還會有差別，但我們的目的是共同富裕。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我們干的是全新的事業》（D《文選》第三卷254——255頁）

簡評：

（一）

不知讀者是否看過“四人幫”罪行材料，“四人幫”中的什么人，在什么時間，在什么地點說過“寧要貧窮的共產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還有“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修正主義的苗”之類的話，“四人幫”罪行材料中有沒有這類罪證，筆者記不清楚了，請多加指教。

什么“寧要貧窮的共產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什么“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修正主義的苗”，說這話的人確實是荒謬的很！他把“貧窮”的帽子戴在了共產主義的頭上，把“草”長在了社會主義的頭上，而把“富裕”的帽子戴在了資本主義的頭上，把“苗”長在了修正主義的頭上，總之，他把不好的東西“給”了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把美好的東西都“給”了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這樣的人豈只是荒謬的很，而是可惡至極！應該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共誅之，應該打倒他一百次！

（二）

“馬克思主義又叫共產主義”，這是D的一大發明。

馬克思主義是指導人類社會朝著正確的、科學的道路前進的理論體系，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相對完美的社會制度，馬克思主義是指導我們為共產主義奮斗的有力理論武器。但是科學理論畢竟不是社會制度，二者是不能畫等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有很多年的歷史了，而共產主義社會還沒有實現，D的話是無法合理地解釋這客觀現實的。

（三）

D說“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這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筆者對這種說法存有疑問。社會主義要講發展生產，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共產主義也要講發展生產，社會主義的對立面資本主義也是講發展生產，就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也是講發展生產的，人類的任何發展時期都是要講發展生產的。所以，無論是發展生產還是發展生產力，并不是真假馬克思主義的判斷標準。生產發展了，或者說生產力發展了，是為無產階級還是為資產階級謀利益，也就是為大多數人還是為少數人謀利益，這才是真假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問題。“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這種理論是不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請讀者思考。

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是列寧主義，列寧主義是如何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什么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如何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一篇大文章，筆者水平、筆力實在有限，恕不贅述。

（四）

關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提法，混淆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和根本矛盾，是片面的，是錯誤的。因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富裕也不是社會主義，美國是不是很富裕，他是社會主義嗎，貧窮與富裕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唯一劃分標準。有一句話是必須要說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因為中國貧窮落后，中國才走社會主義道路。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才能甩掉貧窮落后的帽子。

（五）

D說“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成果是屬于人民的。就是說，在我們的發展過程中不會產生資產階級，因為我們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當然分配中還會有差別，但我們的目的是共同富裕。”

且按D的邏輯，我們先推理一番。D是說，因為我們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所以不會產生資產階級。D又說“分配中還會有差別”，那就是不會完全按勞分配，有產生資產階級的可能性，如果產生了資產階級，D還有話說，“但我們的目的是共同富裕”，總之，按照D的理論去發展，不產生資產階級，其理論無疑是正確的，如果產生了資產階級，那么D的理論也是正確的，D永遠有理！D的理論是永遠正確！

按勞分配就不會產生資產階級嗎？資產階級產生的根源在那里？D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都沒有搞清楚啊。

坑蒙拐騙者發財，也不是簡單的事情啊，他們是不是會說他們也付出了“勞動”，是按勞分配？貪污受賄賣官者發財，挖空心思，擔驚受怕，也很辛苦呢，他們是不是會說他們也付出了“勞動”，是按勞分配？“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成果是屬于人民的”，D這句話說的有些絕對，有些想當然，有些掩蓋矛盾。社會主義階段就有少數人豈止是想不勞而獲，而是絞盡腦汁、不擇手段地占有本應屬于大多數人的財富，或坑蒙拐騙、或依仗權勢，無所不用其極，糖衣炮彈的進攻，和平演變的現實危險，這就是階級矛盾，階級斗爭，這些是不可回避的問題，再者，在公有制的基礎上的按勞分配和在私有制基礎上的按勞分配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會有不同的結果！

當今中國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問題，難道還不能說明問題嗎？

建設一個國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閉狀態和孤立地位。要重視廣泛的國際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過程中趨利避害。用我們的話講，叫對外開放。對內也要開放搞活，不要固守一成不變的框框。過去我們滿腦袋框框，現在就突破了。我們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過什么叫社會主義的問題，我們現在才解決。坦率地說，我們過去照搬蘇聯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我們現在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要建設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有一個問題，你們根據自己的條件，可否考慮現在不要急于搞社會主義。確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會主義，貧窮絕不是社會主義。要講社會主義，也只能講符合莫桑比克實際情況的社會主義。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八日《解放思想，獨立思考》（D《文選》第三圈260——261頁）

我很贊成你們在革命勝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會主義。我和許多非洲朋友談到不要急于搞社會主義，也不要搞封閉政策，那樣搞不會獲得發展。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保持艱苦奮斗的傳統》（D《文選》第三卷288頁）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是要講。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啊！問題是要把什么叫社會主義搞清楚，把怎么樣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搞清楚。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總結經驗，使用人才》（D《文選》第三卷368頁）

簡評：

（一）

什么是“一成不變的框框”？雖然D沒有明說，但是在D心目中，其含義是十分確定的，是和D過去所謂反對“兩個凡是”、所謂“真理標準的討論”、所謂“解放思想”的含義是完全一致的。我們知道，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而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用辨證的觀點、用聯系的觀點、用發展的觀點來觀察、研究、處理一切事物和問題，這本身就說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有旺盛生命力的，是完整周密的科學理論體系，是其它任何歪理邪說也駁不倒的。毫無疑問，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視為“一成不變的框框”，是徹頭徹尾的歪曲和污蔑。

（二）

口口聲聲“我們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又說“不過什么叫社會主義的問題，我們現在才解決”，真是滑稽可笑。既然現在才解決了什么叫社會主義的問題，真不知道D是怎樣一貫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是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是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句“不過什么叫社會主義的問題，我們現在才解決”，言簡意賅，頗有玄機：也就是說，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發明創造者，作為用畢生精力努力實踐并成功地在蘇聯和中國建成了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人物，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沒有搞清楚什么叫作社會主義，毛澤東同志關于建設社會主義的科學論述被徹底否定了，光輝的毛澤東思想因之而黯然失色，中國人民幾十年來為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所做出的艱苦卓絕的努力和偉大實踐被一筆勾銷了，中國人民幾十年來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所取得的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被人為的化為烏有了，難道馬克思列寧、毛澤東都錯了，只有D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搞清楚了什么叫做社會主義。D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地位和作用卻被顯著地突出了。這樣的論點有多少說服力？這樣的觀點有多少信仰者？

（三）

D不厭其煩、再三再四地聲稱自己一貫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其中有一項就是堅持社會主義，現在卻在告戒別國“不要急于搞社會主義”，真是奇怪的很。中國有一句家喻戶曉的老話，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D自己所謂的“四個堅持”是真的，那么是對別國說了假話，失信于國際社會，喪失了國格，丟盡了中國人的臉面，這可是震驚世界的國際政治大笑話；如果D給別國講的是真話，那么自己所謂的“四個堅持”就是假的，二者必居其一。這充分說明D是個謊言連篇、十分靠不住的政客。

簡評姓“社”姓“資”問題（15）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為什么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呢？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好象一談計劃就是社會主義，這也是不對的，日本就有一個企劃廳嘛，美國也有計劃嘛。我們以前是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后來又講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在講這個了。

一九八七年二月六日《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生產力的方法》（D《文選》第三卷203頁）

還有，我們要繼續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不能改。實際工作中，在調整時期，我們可以加強或者多一點計劃性，而在另一個時候多一點市場調節，搞得更靈活一些。以后還是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

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時的講話》（D《文選》第三卷306頁）

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于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資本主義就沒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國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么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不要怕冒一點風險。我們已經形成了一種能力，承擔風險的能力。為什么這次治理通貨膨脹能夠見效這么快，而且市場沒有受多大影響？原因就是有這十一二年改革開放的基礎。改革開放越前進，承擔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我們處理問題，要完全沒有風險不可能，冒點風險不怕。

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善于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D《文選》第三卷364頁）

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么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十八日《視察上海時的談話》（D《文選》第三卷367頁）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對大家講這個道理。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是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怕什么，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總之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D《文選》第三卷373頁）

簡評：

D這幾段不同時間的談話，請讀者們仔細思考與分析。

（一）

D說“我們以前是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后來又講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我們要繼續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不能改”，“以后還是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然后搞徹頭徹尾的市場經濟。

有關國家性質、國計民生的根本經濟制度，D說變就變，就像大餅攤初學乍練的大嫂烙大餅一般，翻過來翻過去，又像鐵匠鋪的小學徒，東一榔頭西一錘子。雖然D羞羞答答猶抱琵琶半遮面，但不難看出D對“市場經濟”情有獨衷。那么D為什么不理直氣壯地直接搞市場經濟，而還要經過打著“計劃經濟”旗號的準“市場經濟”階段呢？“我們要繼續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不能改”，改了沒有？D自己就把它改了，真是循序漸進，與時俱進，與其走一步看一步的水平倒是相匹配的，不知D標榜自己一貫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有多大的可信度？

（二）

D說“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大家都知道，計劃不等于計劃經濟，市場也不等于市場經濟，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完全對立的社會形態下的經濟制度，這是基本常識。D在這里偷換概念，掩蓋了問題的本質。

 “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比較，哪一種更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哪一種更具有優越性？哪一種更具有科學性？理論上搞清楚了沒有？實踐檢驗的結果如何？這是已經有了結論的問題。不知是有意回避還是有其它原因，D沒有講這些東西，D恐怕也沒有那個水平講清楚。為什么D那么熱衷于搞“市場經濟”，道理在什么地方？怎么解釋這種現象？膽子要大，步子要快，要敢于闖，要堅決試，結果把中國搞得如何呢？

（三）

在D的眼中，“一切文明的成果”、“ 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都在西方那里，都在資本主義那里，中國人民沒有什么先進的東西，學外國，理所當然地不能包括蘇聯，因為D說過“以前學蘇聯，搞計劃經濟”。還因為世界上已經沒有蘇聯了。巴爾什喬夫搞勞什子什么“改革”、“新思維”，把蘇聯搞垮了，搞解體了。（偉大的社會主義蘇聯，赫魯曉夫搞修正，巴爾什喬夫搞改革，葉立欽搞分裂，結果給搞垮了，這是深刻的教訓，這是歷史的經驗，這才是中國應該借鑒的，要知道，引以為戒也是一種重要的借鑒。）外國的，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東西都可以吸收和借鑒，從表面上來說，不能說不對，但是如何理解和確定D所謂的“文明成果”、“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它們能不能都適用于中國的國情，它們能不能都適用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這是需要畫個問號的。如果要更深層次的探討這個問題，關鍵在于：只講“引進”，不講“創造”，這是十分片面的，因而也是錯誤的。在D的所有談話、講話、文章中，看不到如何鼓勵和發揚中國人民發明創造的積極性，看不到如何發掘蘊藏在中國人民之中奮發圖強、自力更生、獨立自主、艱苦奮斗的巨大潛能。我們曾經依靠自己的力量，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無數個第一，比如，十個月建成了北京人民大會堂，其質量和速度都是無可挑剔的，不知這里面有沒有“文明成果”，有沒有“先進的經營方式、先進的管理方法”，這樣的事例很多。什么是“崇洋媚外”？大家可以思考！

毛澤東也講“洋為中用”，也講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但是更相信中國人民自己的能力，更相信中國人民自己的發明創造性，更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的積極性，這才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這才是一位偉大的民族英雄！所以，毛澤東是當之無愧的人民領袖！所以，人民高呼毛澤東萬歲！

（四）

證券、股市究竟好不好？中國的億萬個股民、億萬個家庭都有發言權，提起股市，未曾開言，已是血淚漣漣，都有“割肉”之痛啊！這里不說也罷！“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D說得何等輕巧，股市出了那么多駭人聽聞的事件，為什么到現在也不關？幾乎所有的大中型國企都上市了，發行了那么多的股票，如果搞錯了，無論是花高于市價或低于市價的價格，你總得從老百姓手中把股票買回來吧，這筆錢國家拿得出拿不出？就是拿得出，也勢必大傷元氣。反正你D就是長了一百個豹子膽，我斷定你也不敢讓股票象蔣介石發行的金圓券那樣都爛在老百姓手里！所以，什么“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我們只能把這話當作“一股氣”而已。“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怕什么，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不難理解，這里的“關”，既“糾正”，既改正錯誤；“快關”既快糾正、快改正錯誤；“慢關”，既慢糾正、慢改正錯誤；“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既還可以留一部分錯誤不糾正、不改。D真是語出驚人啊！是錯誤的東西，就需要改正，改正錯誤當然是越快越好，越徹底越好，為什么還可以慢慢改正，為什么還可以不改正，留一點尾巴？這就是D對待錯誤的態度啊！（在這里筆者聯想到 “死不悔改” 一詞）還口口聲聲“怕什么”，D當然是什么都不怕的，可是老百姓“怕”啊，而且“怕”的要命啊！股票上市的黑幕、惡炒股票的黑莊、股評生花的黑嘴、虛假信息、虛假利潤、虛假報表、上市公司高管與莊家連手做局，頻頻出招，招招如刀，刀刀見血，殺得老百姓渾身上下血肉淋淋！百姓們焉能不怕！“怕什么，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類似的話，D說過多次了，真的不知道什么樣的錯誤在D眼中算做大錯誤！

這里的問題是：政策制定者們的立場是站在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一邊嗎？為什么受傷的總是普通老百姓？要想搞好股市，政策的制定者不要老想著“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要想搞好股市，相關政策一定要科學，要配套，執法一定要嚴！要想搞好股市，關鍵是一定要搞好國企！

簡評姓“社”姓“資”問題（16）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黨的十三大概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對不對？兩個基本點，即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是不是錯了？我最近總在想這個問題。我們沒有錯。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共產黨員。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四個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的都很少。不是錯在四個堅持本身，而是錯在堅持的不夠一貫，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一九八○年元旦，我在政協講話將了“四個保證”，其中有一條叫“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艱苦奮斗是我們的傳統，艱苦樸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緊，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們的國家越發展，越要抓艱苦創業。提倡艱苦創業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敗現象。建國以來我們一直在講艱苦創業，后來日子稍微好一點，就提倡高消費，于是，各方面的浪費現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違法亂紀和腐敗現象等等，都出來了。我對外國人講，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里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對于艱苦創業，對于中國是個什么樣的國家，將要變成一個什么樣的國家，這種教育都很少，這是我們很大的失誤。

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時的講話》（D《文選》第三卷305——306頁）

經濟發展比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可以說，這個期間我國財富有了巨額增加，整個國民經濟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一九八九年開始整頓。治理整頓，我是贊成的，而且確實需要。經濟“過熱”，確實帶來一些問題。比如，票子發多了一點，物價波動大了一點，重復建設比較嚴重，造成了一些浪費。但是，怎樣全面地來看那五年的加速發展？那五年的加速發展，也可以稱作一種“飛躍”，但與“大躍進”不同，沒有傷害整個發展的機體、機制。那五年的加速發展功勞不小，這是我的評價。治理整頓有成績，但評價功勞，只算穩的功勞，還是那五年加速發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個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幾年跳躍一下，整個經濟上了一個臺階，后來的三年整頓不可能順利進行。看起來我們的發展，總是要在某個階段，抓住時機，加速搞幾年，發現問題及時加以治理，爾后繼續前進。從根本上說，手頭東西多了，我們在處理各種矛盾和問題時就立于主動地位。對于我們這樣發展中的大國來說，經濟發展的快一點，不可能總是那么平平靜靜、穩穩當當。要注意經濟穩定、協調地發展，但穩定和協調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個問題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當，造成誤解，就會變成謹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開手腳，結果是喪失時機，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D《文選》第三卷376頁）

簡評：

上面的兩段話，可以說D自己從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總結了D改革的結果。

第一：“四項基本原則”是什么，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沒有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共產黨員，沒有一貫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沒有行動，甚至講的都很少，如此等等，這是什么問題，這就是沒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怎么叫做“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啊”，還有什么錯誤能比沒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錯誤還嚴重？用“如果說有錯誤的話”這樣的口氣，好象是沒有錯誤，硬是找出一個錯誤來似的，很不情愿，很勉強，很輕描淡寫，這充分說明了四項基本原則在D心目中的分量。什么是說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這就是典型的表現。

關于艱苦奮斗的精神，D自己把一九八○年元旦講過的話拿出來證明自己是提倡艱苦奮斗的，可是從一九八○年元旦到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近十年的時間，從中央到地方的電臺、電視臺、報紙、刊物等宣傳工具中就很難找到“艱苦奮斗”這個聲音和字眼，這種狀況難道和自詡為“第二代領導核心”的D就無一點關系和責任？

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講艱苦奮斗的精神，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太差”等等這些問題，僅僅是一個“失誤”就能夠解釋的通嗎？貪污腐敗、拜金主義之風愈演愈烈，這些難道還不能從政治方面來說明D“改革開放”的正確與否嗎？

第二：D說“經濟發展比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可以說，這個期間我國財富有了巨額增加，整個國民經濟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多發票子，經濟過熱，物價高漲，通貨膨脹，連年赤字，重復建設，浪費嚴重，還能使“我國財富有了巨額增加，整個國民經濟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按照如此邏輯，那么票子應該繼續多發，物價應該繼續高漲，經濟應該繼續過熱，通貨應該繼續膨脹，……我國財富豈不增加更多，國民經濟豈不更上幾個臺階？為什么要整頓，為什么要治理呢？豈不是多此一舉？

“票子發多了一點，物價波動大了一點，”如何理解D所說的“一點”，可得有較強的心理準備，通貨膨脹，難道只是“票子多發了一點”？物價上漲，難道只是“物價波動大了一點”？可見D的“多發了一點”、“波動大了一點”的這“一點”，可是足夠大的“一點”。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重復建設，浪費嚴重，這是D自己承認了的，不是別人強加的，也不是“左”的影響吧！

D說“如果不是那幾年跳躍一下，整個經濟上了一個臺階，后來的三年整頓不可能順利進行。”造成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的“那幾年”，還要算做功勞，如此高人高論，如此顛倒黑白，可謂天下奇聞！如次奇談怪論！如果不是那五年的所謂“改革”，如果不是那五年的所謂“跳躍”，哪來的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又何需后來的三年治理整頓？D理論卻原來是如此不說理！五年的“跳躍”，三年的“治理整頓”，留下了多少后遺癥！

多發行了票子，物價大幅度上漲，通貨膨脹，連年赤字財政，這些難道還不能從經濟方面來說明D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成功與否嗎！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