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為什么要改革？

――又論《中共十七大報告》

                       楊連旭

                      2007-11-2

日前，在《再論中共十七大報告》中，俺老人家指出：改革開放是毛主席周總理的既定戰略方針，鄧主席繼承和發揚了這個方針。

同是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同樣的戰略背景，這就決定了毛主席周總理和鄧主席在改革開放式發展戰略的戰略取向、戰略目標、戰略重點，這樣事關根本的基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根本相同的。

由于時代背景的不同、客觀條件的變化和個人能力的差異，這就決定了毛主席周總理和鄧主席在改革開放式發展戰略的在指導思想、戰略布局、戰術手段和謀略運用，這樣的具體方式上又有不同。

這樣，社會主義中國至今也就產生了既有相同一致，又有不同特點的改革開放式發展戰略，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得失成敗。

《再論中共十七大報告》強調：大約十二年前，俺老人家突然有個偉大的發現：毛主席是經濟建設的成功者和政治建設的失敗者，鄧主席是經濟建設的失敗者和政治建設的成功者！

俺老人家自以為：這是個萬分嚴肅和嚴肅的歷史性命題！只有破解了這個命題，從社會主義中國既有相同一致、又有不同特點的改革開放式發展戰略的得失成敗中汲取經驗教訓，我中華才能從誤入的邪路歸去來兮，回歸康莊大道！

正因如此，俺老人家才楊老賣瓜、自吹自擂是個偉大的發現呢。

關于毛澤東經濟建設的成功， 1993年俺老人家曾有《論戰爭時期毛澤東的經濟思想》和《論和平時期毛澤東的經濟思想》，只是太早了，網上查不到的，但是2006年《文化大革命成績最大、損失最小！》系列卻是可以查到的。

關于毛主席政治建設的失敗，2006年俺老人家曾有《毛澤東的教訓，鄧小平的經驗》系列，網上也是可以查到的。

也就是說，俺老人家關于毛主席周總理改革開放的得失成敗，雖然粗糙、可畢竟還是有些總結了，可關于鄧主席的改革開放卻只是指出了《不幸被鄧小平言中了：我們失敗了，我們真是走了邪路了》這個問題，還沒有系統總結呢！

為此，就結合《中共十七大報告》的討論開始總結啦！

那么，改革開放為什么會《不幸被鄧小平言中了：我們失敗了，我們真是走了邪路了》呢？咳，說來話長呀！

沒奈何，人上了幾分年紀就是嘮叨絮叨，爾等眾人若是有興趣，只好有耐性受委屈啦！

                          （一）

“一窮二白”、落后的發展中大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在這樣的戰略背景下，毛主席周總理和鄧主席在改革開放式發展戰略的相同和不同的具體表現和內容是什么呢？

第一、毛主席周總理和鄧主席，他們兩個不同改革開放式發展戰略的完全一致、根本相同之處：

其一、戰略目標是：“中國人民有能力、有志氣，一定能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其二、戰略取向是：依靠科學技術和社會主義制度趕超世界先進。

毛主席周總理是：“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盡量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849頁）

鄧主席是：“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從何著手呢？我想，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22頁）“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38頁）

其三、戰略重點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第二、毛主席周總理和鄧主席，他們兩個不同改革開放式發展戰略的完全不同、各具特色之處是：

其一、指導思想：

毛主席周總理是：堅持繼續革命，以階級斗爭為綱，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

鄧主席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

其二、戰略布局：

毛主席周總理是：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論十大關系，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統籌兼顧、全面發展。

鄧主席是：穩定農村、開放沿海、帶動內地，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讓一部分人和地區先富起來。

其三、謀略運用：

毛主席周總理是：因地制宜、隨機應變，“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鄧主席是：以不變應萬變！“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長期保持穩定。當然，隨著實踐的發展，該完善的完善，該修補的修補，但總的要堅定不移。即使沒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變，不要使人們感到政策變了。有了這一條，中國就大有希望。”

其四、至于戰術手段的不同，那就舉不勝舉啦！

正是因為在指導思想、戰略布局、戰術手段和謀略運用有著如此的不同，也就決定了毛主席是經濟建設的成功者和政治建設的失敗者，鄧主席是經濟建設的失敗者和政治建設的成功者！

2006年，俺老人家就曾在《不幸被鄧小平言中了：我們失敗了，我們真是走了邪路了》結尾強調：

“那么，改革開放為什么會走上了重復20世紀20至40年代，國民政府以陷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置國家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困境、陷民族于被壓迫被剝削地步為代價，少數人升官發財、窮奢極欲，社會畸形發展的破產之路的呢？”

這個問題的本意是：配合此前俺老人家的《鄧小平沒有錯！》、《主流學者沒有錯！》、《黨國領導人沒有錯》、《誰都沒有錯》和《全都有錯！》把反思派和不搖派的爭論引向深入、達成共識、求得統一。

可誰知這兩派卻毫不知情、并不領會，越發極端！

那反思派中的極端主義者恨鄧主席、咒江主席、罵朱總理、怪溫總理，這眼看著就要怨胡主席啦！總之，現今的黨中央國務院，那就是當年的洪洞縣，沒好人喲。儼然天下唯有他們才是憂國憂民、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為國家富強的人們，其余都是敗家子賣國賊。

那不搖派中的極端主義分子，見機就動，以黨國教師爺和人民救世主自居，拋出了一個又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形形色色修正主義理論，威逼利誘黨國和人民！仿佛天下唯有他們才是能為黨分憂、為國解難、為人民指示光明大道的人們，其余包括黨國領袖在內，那都是些年幼無知、必須教導的孩童。

不僅如此，盡管俺老人家曾聲明所屬的是真理派，可兩派中的蠢材反倒恩將仇報！反思派中有人說俺老人家拿了鄧家的錢，不搖派中有人稱俺老人家是“老左派”，其中不搖派中還有個資本家轉業的學者向俺老人家公開搦戰。

2005年，在《毛澤東化真的那么可怕嗎？》系列中，俺老人家曾指出：那些反毛分子只是躲在暗地里造謠誹謗，連真實姓名也不敢露。

不曾想，這個資本家轉業的學者倒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反說俺老人家不敢公布地址。

他也不想想，既不經營，又不買賣，自然無需資本家那樣廣告嘛。

只因他水平太洼，俺老人家沒時間理他的。

說到俺們的真理派，那可就如鄧主席自述一般：要說改革開放是改革派的話，那我就是改革派；要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的話，那我就是保守派。

其實，無論那門那派，關于現今的改革開放為：

其一、是否果真就《不幸被鄧小平言中了：我們失敗了，我們真是走了邪路了》？

其二、如果果真《不幸被鄧小平言中了：我們失敗了，我們真是走了邪路了》，那么原因何在呢？

這兩點是有著決定性意義的。因為既然《中共十七大報告》強調：“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那么其中的方式方法就不一定必然完全正確，就有可能造成《不幸被鄧小平言中了：我們失敗了，我們真是走了邪路了》的后果，只有分辨出：

一是、改革開放并未《不幸被鄧小平言中了：我們失敗了，我們真是走了邪路了》，那么就根本沒有必要反思糾正，必須堅持不動搖！

二是、改革開放確是《不幸被鄧小平言中了：我們失敗了，我們真是走了邪路了》，那么就必須反思糾正，絕不能諱疾忌醫、盲目堅持不動搖！只有反思出原因何在，才能有的放矢地堅持改革不動搖！

這是個大是大非、事關大政方針、決定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問題，容不得半點粗枝大葉、麻痹大意。

那么，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呢？還是如鄧主席所強調：拿事實來說話！

                          （二）

早在1985年，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就特別強調：

“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

“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1頁） 

毫無疑問，這可以看作是他為自己設計的改革開放所制訂的驗收標準。

那么，現今的改革開放果真《不幸被鄧小平言中了：我們失敗了，我們真是走了邪路了》嗎？事實確鑿、鐵證如山、有目共睹、舉世皆知！

紅口白牙、矢口否認，那不是死要面子不要臉，就是心懷叵測、居心險惡；

鴕鳥一般、埋頭回避，那不是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得過且過、不負責任，就是悶頭苦干、悄然改弦更張！

說實在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若是成功、不走邪路，最大的受益者那還是俺們莊戶人家！那樣俺們就能同爾等城里人平起平坐了，在各色洋人前揚眉吐氣了！再也不用給你們賣身賣血賣命當牛做馬成苦力了。

所以，俺老人家關于《不幸被鄧小平言中了：我們失敗了，我們真是走了邪路了》之心境，真如魯迅先生所言：但愿不如所愿，可每每又恰如所愿！

2007年11月1日新華網消息：1日，《福布斯》中文版正式發布2007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的400位全榜單。

“以今年2月份的股價計算，美國富豪榜上身價超過10億美元的有415位，德國55位，俄羅斯53位，印度36位，英國29位。”

富豪榜制榜人范魯賢說， 2007年，中國富豪榜上榜富豪的財富總和為2800億美元，比去年增加了1640億美元；富豪榜上共有66人身價超過10億美元，而去年僅有15人達到這一水平，這標志著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億萬富豪最多的國家之一。

昨日國際知名咨詢公司波士頓（BCG）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資產達到百萬美元的中國家庭數量在過去5年里翻了一番，達到31萬戶，成為財富增長最快的國家。

這份報告對全球主要的62個國家富裕人口進行了調查，其中房產價值不包含在所計算的財富之中。

所以，任何人，無論是什么心情，不管是怎樣詭辯，事實就是如此無情、鐵證如山、毫無疑問、不容置疑地表明：當今中國，

其一、出現了以《富豪榜》為代表的“新的資產階級”，以賣血農民、賣命礦工和賣春婦女為代表的新的無產階級，

其二、形成了貧富兩極分化的世界之最。

依據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這就標志著現今的改革開放《不幸被鄧小平言中了：我們失敗了，我們真的是走了邪路了》！                         

如果說，這樣的失敗還只是從生產關系出發、以社會制度為標準做出的結論的話，那么還有一個“小不忍，則亂大謀”的“曲線救國”論可以為之辯解、給人以幻想和希望：

就像當年的歐洲，雖然也曾“羊吃人”、盡管也是“血汗工廠”，可是一旦度過了原始資本主義的發展時期，成為生產力先進、堅船利炮的世界列強，不僅科學技術世界領先、財大氣粗、主導世界，而且人民生活跟著水漲船高、富裕舒適、周游列國、民主政治、忙于選戰。

可遺憾的是，中國經濟無論如何增長、經濟總量怎樣前進、財政收入如何增多、外匯增加怎樣過剩，可是在全球發展中，我國的科學技術就是不前、生產力水平就是不進：

一是、2006年5月24日，在第九屆科博會中國高新企業發展國際論壇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在演講說：

“我想用這么幾個數字來說明問題：一是我們現在技術對外依存度超過50%，這說明一半以上的技術是靠引進；二是我們現在真正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在全國只有萬分之三左右。”

二是、2006年9月26日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的世界經濟論壇公布《2006－2007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報告顯示，中國的全球競爭力排行由2005年的48位下降至54位，落后于印度11位。

三是、2007年1月24日《搜狐科學消息》：日前，“新四大發明”評選結果新鮮出爐，“雜交水稻”、“漢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牛胰島素”、“復方蒿甲醚”最終入選。

四是、2007年3月21日人民日報報道：在昨天舉行的“2007年中國科協學術建設發布會”上，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常務副院長白春禮院士表示，中國自主創新的能力依然較弱，特別是在四大領域與發達國家存在很大差距。

如若這樣的事實，爾等還覺得過于抽象、不足令人心悅誠服的話，那么就讓俺老人家指點你那眾人看看具體的實例吧！眾人請了：                        

首先，請爾等遙望太空！

想當年，我中華是在東洋鬼子后僅一個月就成為全球第五個成功發射人造地球衛星的國家，且比東洋鬼子那個量重、個大、值高；

看如今，“嫦娥”是在奔月，可再看看東洋鬼子的人造月球衛星已經有幾個了，又在那里轉悠幾年了。

噢，你們說，他們還沒有載人航天呀。千萬不要忘記：1975年我中華就已經成功了返回式衛星，不僅那兩個好像名叫“佳佳”和“小豹”的小家伙，環繞地球轉悠幾天平安返回，而且宇航人員也正在訓練中的呢。

然后，請爾等眺望大海！

想當初，我中華“東風”號萬噸遠洋貨輪乘風破浪、周游世界，“四人幫”鼓噪“風慶輪”事件、很批“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這種“以市場換技術”高論為洋奴哲學爬行主義之時，排在我國之前的造船大國能有幾個呀？

可現今中國整體造船水平只大致相當于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國際水平，不少高科技、高附加值船型，包括超大型集裝箱船、大型液化石油氣船、天然氣船、豪華旅游船等尚處于開發階段。

不僅如此，當年我中華恥與為伍的南朝鮮制造的巨輪已經世界第一了。

再來，請你們看看大街上！想

想當年“紅旗”、“上海”名揚全球、“永久”、“飛鴿”飛翔世界的情景吧，那時韓國的轎車、日本的自行車都在哪里呢？

再來請你們，看自己的辦公室和家里！

1973年，北京大學與北京有線電廠等單位合作研制成功運算速度每秒100萬次的大型通用計算機；

1974年清華大學等單位聯合設計，研制成功DJS-130小型計算機；

1975 年王選教授開始主持創性地研制當時國外尚無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統；

那時印度是個什么情況呢？

可現今呢，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印度被稱為“世界辦公室”了。

再看，……   

                        （三） 

1975年，鄧小平就反復強調指出：

 “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沒有科學技術的高速度發展，也就不可能有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86頁）

可30年過去了，現今以“新四大發明”為代表的，在科學發展和經濟建設中發揮基礎性、關鍵性、突破性作用的，基本還是產生于毛澤東時代的科學技術成就。所以，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叮嚀道：

“大家要記住哪個年代，錢學森、李四光、錢三強那一批老科學家在那么困難的條件下，把兩彈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8頁）

那是怎樣的一種心情呢？懷念、惋惜、遺憾、無奈？亦或……

所以說，從生產力出發，以社會發展的標準判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也還是《不幸被鄧小平言中了：我們失敗了，我們真的是走了邪路了》！                     

《中共十七大報告》強調：“我國經濟從一度瀕于崩潰的邊緣發展到總量躍至世界第四、進出口總額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農村貧困人口從兩億五千多萬減少到兩千多萬，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即便如此，也絲毫不能否定和掩蓋現今的改革開放《不幸被鄧小平言中了：我們失敗了，我們真的是走了邪路了》的事實！

因為：無論是從生產關系，還是從生產力，尤其是從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矛盾規律推動社會變化的角度看：很少科學技術進步，主要通過內債外債、私有資本、甩賣資源和出賣勞力“我國經濟從一度瀕于崩潰的邊緣發展到總量躍至世界第四、進出口總額位居世界第三”，不僅只是低科技含量的落后水平增長，并不是高科技含量的進步意義發展，而且帶來了生產關系的退化、社會道德的蛻化和生態環境的惡化。

這情形恍如大清中后期，盡管經濟總量占據全球三分之一、財政收入位居世界第一，可由于經濟增長只有貧富分化和腐敗沒落的結果，沒有科學技術進步和生產力提高的發展意義，最終一敗鴉片戰爭、二敗鴉片戰爭、再敗甲午戰爭、被世界列強打破皇宮、落了個“量中華之物力，結予國之歡心”的下場。

為此，2005年，俺老人家在《中國為什么至今還落后？》中強調：

“墨西哥和東南亞的金融危機表明：沒有先進生產力做基礎的發展和富裕 ，一旦國際風云變幻就成過眼云煙。即便一帆風順，最終也將以耗盡資源而告終，回歸貧困。”

鄧小平平從科學和教育著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改革開放失敗了，這個失敗是他本人的遺憾、更我中華民族的悲哀，然而他的這個失敗也為堅持今后的改革開放、為今后的發展戰略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那么，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為什么會失敗了呢？難道說，改革開放后他就變卦了，改革為從經濟增長和收入水平著手趕上世界先進水平了不成？不是的！

事實上，改革開放后，鄧小平盡管十分看重經濟增長和收入水平，但是也同樣重視科學和教育，尤其是非常強調科學技術的作用：

1986年10月，鄧小平指出：

“實現人類的希望離不開科學，第三世界擺脫貧困離不開科學，維護世界和平也離不開科學。”（《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83頁）

1988年9月，他反復強調：

“馬克思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事實證明這話講得很對。 依我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從長遠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學技術。否則，我們已 經耽誤了二十年，影響了發展，還要再耽誤二十年，后果不堪設想。最近，我見胡薩克時談到，馬克思講過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非常正確的，現在看來這樣說可 能不夠，恐怕是第一生產力。將來農業問題的出路，最終要由生物工程來解決，要靠尖端技術。對科學技術的 重要性要充分認識。科學技術方面的投入、農業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再一個就是教育方面。我們要千方百計， 在別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犧牲一點速度，把教育問題解決好。”

他還特地說明：“當然，我這里說的關于教育、科技、知識分子的意見，是作為一個戰略方針，一個戰略措施來說的。從長遠看，這個問題到了著手解決的時候了。”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74和275頁）

同年10月，他再次強調：“過去也好，今天也好，將來也好，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79頁）

直到1992年南巡時，他老人家還語重心長、意味深長、諄諄教導著：

“高科技領域的一個突破，帶動一批產業的發展。我們自己這幾年，離開科學技術能增長的這么快嗎？要提倡科學，靠科學才有希望。”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8頁）

不僅如此，全國人大：

1986年批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1986-1990年)的基本原則和方針之第七就是：堅持把發展科學、教育事業放到重要的戰略位置上，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加快智力開發。強調：“要積極開拓新技術和高技術領域，重點開發微電子技術、信息技術、新型材料。推行‘星火計劃’，發展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工業的關鍵技術和裝備，搞好傳統技術改造的示范，廣泛應用微電子技術。”

1991年批準的《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提出：推動科技進步，發展教育事業，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和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

1996年批準的《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二○一○年遠景目標綱要的報告》更是明確了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并強調：“實施這兩大戰略，對于今后十五年的發展乃至整個現代化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

2001年批準的《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則提出：堅持把改革開放和科技進步作為動力。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都要靠體制創新和科技創新來推動。強調：“要把發展科技、教育放在突出位置，進一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振興科技，培養人才，促進科技、教育與經濟緊密結合”

2006年批準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草案的說明》指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要按照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方針，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全面提高原始創新能力、集成創新能力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

。

                         （四）

那么，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為什么會失敗了、真是走了邪路呢？

主要是因為沒有必要的科學理論指導、摸著石頭過河、誤入歧途了。

其一、中國的抗日戰爭為什么能獲得全面的勝利呢？

主要是因為有《論持久戰》理論的指導。

《論持久戰》理論一經國共雙方接受，以“”持久戰的戰略戰術，堅持抗戰、直到最后勝利。

其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共為什么能短期內由弱變強、全面獲勝呢？

主要是因為有《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理論的指導。

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中共實現了政治、經濟、外交、內政等各個方面的全面動員，《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

其三、毛澤東時代為什么能短短28年間，把一個“一窮二白”、人均壽命35年的落后農業國，改革成為了“兩彈一星核潛艇”、人均壽命68年的世界第六工業國呢？

主要是因為有《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的指導。

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實現了“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有計劃按比例、統籌兼顧、全面協調、自力更生、爭取外援、艱苦奮斗、勤儉建國、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那么，改革開放的指導理論是什么呢？沒有，沒有什么系統的理論指導。

因為正當改革開放如火如荼、如日中天之際，1984年10月，鄧小平就曾強調：

“在經濟問題上，我是個外行，也講了一些話，都是從政治角度講的。比如說，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這是我提出來的，但是如何搞開放，一些細節，一些需要考慮的具體問題，我就懂得不多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77頁）

1985年3月28日，他強調：

“我們的方針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走一步，看一步。我們的政策是堅定不移的，不會動搖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總結經驗。”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3頁）

1985年4月，他還再三說明：

“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8頁）

由此可見，現今的改革開放就是沒有系統的理論指導，只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和“走一步，看一步”。

不僅如此，鄧主席還強調：“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4頁）

這樣“不搞爭論”，也就只有不搖派沒有反思派了，那么“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總結經驗”也就基本失效了，改革開放也就只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只能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也就難免一再失誤、直到誤入邪路了。

“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怎么就難免一再失誤呢？因為“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也是有對有錯的！

這里的問題就是：

其一、那么，改革有錯嗎？

當然沒錯啦！古今中外、歷朝歷代，誰不改革呀，就連慈禧也都要改革的。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明確指出，不改革就沒有出路。

2005年在《依據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 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中，俺老人家強調指出：

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國和世界都正處在深刻的社會變化之中，這必然要求相應的政策和策略的變化。
    從當時的國際社會看，出現了三個戰略性的變化，形成了“和平與發展” 的時代主題：
     其一，蘇聯在全球爭霸中發起了咄咄逼人的攻勢，侵占阿富汗、進駐金蘭灣，迫使美國不得不謀求擴大與中國的合作，中國也就打破了敵對勢力的孤立和封鎖，走向世界。 

     其二，世界新技術革命方興未艾，生產力進入了質變的革命階段，發達國家工業結構全面升級換代，向外淘汰轉移初級產業，經濟呈現出全球加速增長的趨勢。  
     其三、在美國的扶植下，不僅西歐各國已經復興成為獨立力量，而且日本和東盟國家經濟扶搖直上，開始與美國摩擦；不結盟運動如火如荼，世界呈現多極趨勢。　
    就當時的中國社會而言，有三個戰略性的變化：
    一是，人口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從半文盲為主轉變成以中學文化為主、從少兒社會成長為青年社會，勞動力由半文盲化和短缺轉變成知識化和過剩。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和城市勞力多經濟規模不足的矛盾，導致了生產效率的下跌，沖擊著原有的體制。 
    二是，國家以城市為基地完成了基本工業的建設，實現了從無到有。不僅以往被數量和速度問題所抑制的質量和效益問題開始上升、資源和生態壓力突出，而且工業規模超出了社會管理能力，導致計劃經濟的效率下降。 
    三是，冷戰的“窗口經濟”發生作用。“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5頁）

這樣，調整策略、改變政策、放松管制、改善生活，改革開放自然也就是應有之義。

所以，俺老人家才說《鄧小平沒有錯！》、《主流學者沒有錯！》、《黨國領導人沒有錯》、《誰都沒有錯》。

其二、那么，改革有錯嗎？

當然有錯啦！否則，怎么會《不幸被鄧小平言中了：我們失敗了，我們真的是走了邪路了》呢。

所以，俺老人家才說《全都有錯！》

那么，錯在哪里呢？就錯在“大家的主意和人民的要求”這里了！

                            （五）

“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那大家是什么樣的主意、人民的要求又是什么的呢？

大家的主意就是放權讓利、提高消費、收買人心，人民的要求就是提高收入、發家致富、吃喝玩樂！

就這樣，放權讓利、提高消費、收買人心，導致了城市超前收入和消費的剛性增長，造成了國家財政的可持續巨額虧損、國庫的可持續空虛和國家的可持續虛弱，導致社會經濟政治危機迭起。

由此，其間的歷屆政府都不得不在城市超前收入和消費的剛性增長、農村農民農業的貧困落后、當下的社會經濟政治危機、今后的社會經濟發展，這四個雞蛋上跳舞！不得不把彌補財政虧損、增加財政收入、節省財政開支、充實國庫作為基本要務，苦心孤詣、絞盡腦汁、千方百計、想方設法開源節流、增收節支，難顧其余。

這樣，整個改革開放只得圍繞著國家財政的虧損轉，被財政赤字和由此而來的外債內務、引發的社會危機牽著鼻子走，無暇科學和教育，以至于病急亂投醫、飲鴆止渴、一頭撞入了“民進國退”、“以市場換技術”和“引進國外戰略投資伙伴”的市場化方向改革，丟棄了為人民服務、禍國殃民至今！  

爾等請同俺老人家先來尋根溯源吧！                

1984年10月10日，鄧小平指出：

“中國現在發生的變化主要是從一九七八年底開始的，我指的是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次全會總結了歷史經驗，決定了一系列撥亂反正的政策。”

同時，他強調：“粉碎‘四人幫’以后還有兩年徘徊，因為當時中央主要領導人搞‘兩個凡是’，繼續肯定‘文化大革命’。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才真正發生變化，到現在快六年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81頁）

其實呢，1977年至1978年間社會總產值、工農業總產值、國民收入連續兩年大幅度增長，主要工農業產品的產量恢復或者超過了歷史最好水平。

其一、1977年，工農業生產總值達到5055億元，比上年增長10.4%%；

其二、1978年社會總產值為6846億元，比1977年增長13.1%%；國民生產總值達到30l0億元，比1977年增長12.3%%，比1976年增長19.4%%。

尤其，財政收入和支出連續兩年大幅度增加，但收入略有節余，扭轉了1974年到l975年連續3年財政赤字、財政收支惡化的狀況：

一是、1977年收入874.46億元，支出843.53億元，收支相抵，結余30.93億元；

二是、1978年國家決算的情況是：財政總收入達到了1121.12億元，財政總支出為1110.93億元，收支相抵，結余10.18億元。

其中，1978年3月，修訂了十年發展綱要，要求到1985年鋼產量達到6000萬噸，石油達到2.5億噸，國家計劃新建和續建120個大型項目，其中10個大型鋼鐵基地，9個有色金屬基地，8個煤炭基地，10個大油氣田等等。從1978年到1985年，基本建設投資相當于過去28年的總和，每年要投資700億元。

就在此時，1978年5月發生了“真理標準”問題，至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此后，1979年3月，國家決定，從夏收開始，國家提高了18種主要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并對糧、棉、油實行了超購加價；4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再次修正十年發展綱要，正式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新八字方針)：

國家財政用于農副產品收購方面的補貼，當年達到78億元，比預算超過13億元。同時，各項減稅免稅的數額，全年共達20億元，比預算超過3億元。

國家財政用于提高40％職工的工資級別、調整部分地區的工資類別、普遍實行國營企業獎勵制度、發給職工副食品價格補貼的資金，總數達到75億元，比預算超過25億元。同時，國家還從基本建設投資中撥出專款建設職工住宅，建設竣工面積共達6256萬平方米，比上年增加66％，是建國以來住宅建設最多的一年。

國家財政共拿出60多億元、比預算超過20億元，確定全國49個大中城市從工商利潤中提取5％的城市建設資金，地方從縣辦工業企業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收入分成等，增加地方機動財力共20億元。同時，實行國營企業提取企業基金的制度，并在4000多戶工業企業和商業系統中試行了利潤留成，企業得到機動財力40億元。

支援農村人民公社支出和各項農業事業費，共計90.1億元，比預算超過19.6億元。同時，國家除了安排輕紡工業的基本建設投資23億元以外，還增加了輕紡工業挖潛改造措施費和專項貸款15億元。這一年全國輕紡工業的增長速度達到9.6％，人民生活迫切需要的各種主要日用工業品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對越還擊使國防戰備費共花了222.7億元，比預算超過20.4億元。

國家按照規定對恢復名譽的干部和職工補發了工資，有特殊困難的給予了補助。用于這方面的開支，據不完全統計有十幾億元。
    以上六個方面超過預算的數字，共計110多億元。

對此，1980年8月30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財政部部長王丙乾在報告時強調：

“在一年之內，我們辦了這么多非辦不可的事情，是多年來沒有過的。”

1980年國家用于上述措施的財力共達330多億元，比上年增加150多億元。

其中：用于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168億元，比上年增加85億元；用于減免農村各項稅收25億元，比上年增加5億元；用于增加職工工資、安排勞動就業、實行獎勵制度共達140億元，比上年增加65億元。1980年工農業生產比上年增長，而財政收入則比上年下降，主要就是因為從收入中沖減了這些方面的花費而形成的。

由此可見，新八字方針開始的是并不是改革開放，是以“收買人心、放權讓利”為主題開的調整開放，結果是富民窮國：

其一、1979年國家決算總收入為1103.3億元，總支出為1273.9億元，總收入和總支出相抵，支出大于收入170.6億元。為了彌補這個差額，動用了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的歷年財政結余80.4億元，向中國人民銀行透支了90.2億元。

其二、1980年國家決算的主要情況是： 國家決算總收入為1085.2億元，國家決算總支出為1212.7億元，收入同支出相抵，財政赤字為127.5億元，比上年縮小43.1億元。為了彌補赤字，財政上向銀行借款80億元。  

盡管1979年農業前所未有的豐收，可1979年和1980年的財政赤字合計高達298.1億元，大大超出了“三年困難時期”，是建國歷史上的最高記錄。

為此，國家不得不增發137.5億元貨幣彌補國庫虧損，致使1980年底全國市場貨幣流通量比1978年增長63.3%，大大超過同期工農業生產總值增長16.6%和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增長37.3%的幅度。這樣，就引發了第一次通貨膨脹。

對此，1981年12月1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財政部部長王丙乾在報告時強調：

“（1980）全年平均零售物價指數上升了6％左右，其中副食品價格上升了13.8％。這種情況說明，財政問題仍然是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重大問題，需要結合國民經濟的進一步調整，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加以解決。”

                         （六）

就是面對著巨大的赤字和通漲的雙重壓力，在瀕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現今的改革開放思想和思路才初步形成了：

第一、從1979年起開始恢復了中斷長達20年之久的外債舉措彌補國庫虧損，不僅1979年和1980年分別國外借款了35.31億元和43.01億元的，而且1981年又開始了發行國庫券的內債舉措，并動用了47.5億元彌補1980年的赤字；

第二、實行調整、鞏固、改革、提高：

一是、推行農村改革，降低農業稅收，提高農產品價格，實行承包土地、分戶經營，開放集市貿易。

二是、在城市采取收縮銀根、控制物價和“關、停、并、轉”壓縮基建投資；

三是、企業實行“撥貸款”、“利改稅”改革。

看清楚了吧！改革就是這樣形成和出臺的。

其實，除了如人所述，不過是“三年困難時期”為緩解危機而采取的“三自一包”政策的翻版之外，所謂改革也就是對企業采取只取不與、盡收稅費，以補充財政虧損。

 “我們真正干起來是一九八○年。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一九八三這三年，改革主要在農村進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6頁）

一是、配合農村“大包干”改革，什么農民收入大幅增加、“萬元戶”層出不窮、農村富裕起來了；

二是、配合否定“文化大革命”，什么“過去先生產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窩，是老百姓從牙縫擠出的錢搞建設，人民生活水平增長緩慢、生活困難”、“文革十年不漲工資，國家欠了人民帳，必須還帳”、“十年浩劫，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人民生活水平沒有提高，國外發展日新月異，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三是、設立經濟特區，強調“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一時間，這樣的輿論鋪天蓋地、甚囂塵上！這無疑，鞏固和強化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的政治地位，可同時也導致一向為國家所嬌生慣養的城市人的心理失衡、極大刺激起了金錢欲和消費欲：

其一、企業獎金增長遠遠超過了生產率的增長，

其二、腐敗犯罪初具規模、開始成災，引起了鄧小平的高度關注；

其三、幾百萬基建職工“停工待料”和知識青年返城，幾千萬城市人口“待業”壓力導致了犯罪率增高，全國開展“兩打”運動，不僅強化了公檢法隊伍建設、機構人員和行政支出開始膨脹，而且監獄也是人滿為患。

正式編成的國家決算：

其一、1981年國家決算總收入為1089.46億元，總支出為1114.97億元，收入和支出相抵，財政赤字為25.51億元。其中，國外借款收入為73.08億元。

其二、1982年國家財政總收入為1123.97億元，總支出為1153.31億元，收入和支出相抵，財政赤字為29.34億元，準備向中國人民銀行透支來彌補。其中，國外借款收入為40.03億元，國庫券收入43.83億元。

也就是說，年內外債務和赤字加總的國家虧損額度合計，還是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所以，1982年12月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批準的“六五”（1980－1985年）計劃要求：繼續貫徹執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進一步解決過去遺留下來的阻礙經濟發展的各種問題，取得財政經濟根本好轉的決定性勝利。

盡管如此，正式編成的國家決算，1983年國家財政總收入為1248.99億元，總支出為1292.45億元。收入和支出相抵，財政赤字為43.46億元，赤字準備向中國人民銀行透支。其中，國外借款收入37.83元，國庫券收入41.58億元。

也就是說，年內外債務和赤字加總的國家虧損額度合計，還是超過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了。

雖然從1979年至1984年，僅僅5年時間，國民生產總值就翻了一番，可是把債務收入計入正常的財政收入之后，仍然赤字。              

1984年是中國改革擴張和經濟發展的一個分界點，正如這年10月10日鄧小平強調：

“前一次三中全會重點在農村改革，這一次三中全會則要轉到城市改革，包括工業、商業和其他行業的改革，可以說是全面的改革。”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81頁）

他同時強調：“我們把改革當做一種革命”，

其實，全面改革的實質就是：把農村改革的經驗移植到城市、把農業改革的做法嫁接到其他行業，以“減政放權、放權讓利、企業承包”為主，目的也就是增收節支、彌補財政虧損。

從下半年開始簡政放權、價格雙軌制、國有企業承包和工資改革，不僅導致了加工業超常增長，而且誘發了信貸和消費基金雙膨脹，全民經商、官倒私倒橫行，權錢交易盛行、樓堂館所大興土木、濫發獎金實物化公為私、集團購買規模飛漲：

一是、拉動消費資料生產迅速擴張升級導致基礎工業滯后；

二是、開辟了鄉鎮企業的發展空間，粗放經營大行其道；

三是、承包企業 “窮廟富方丈”，社會貧富分化初步形成；

四是、經濟秩序混亂，“打白條”和“賣糧難”，導致“谷賤傷農”，基本沖銷了1979年來提高的農業收入，農民收入連年下降，農業發展徘徊不前。

盡管1985年3月27日《六屆人大三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以愉快和自豪的口吻說：“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總形勢很好，不只是一年好，而是連續幾年好，出現了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新局面。”

但是，會議《關于1984年國家預算執行情況和1985年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卻顯示：1984年，國家財政總收入為1465億元，赤字50億元；其中：國外借款收入35億元，國庫券收入41.5億元。

后實際決算：財政赤字為44.54億元，虧損達121.04億元。

由此，財政巨額虧損居高不下，雖然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了、也在天安門廣場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旗幟，可卻是國庫空虛、國家虛弱了，第二次通貨膨脹開始出現了。。 

就如鄧小平1985年6月29日所說：“去年年底發現多發了一百億的鈔票，今年物價漲得不符合我們的要求。”

所以，鄧小平不僅同時強調：“改革開放是很大的試驗”，而且還在此前的同年3月就已經指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

1985年，“六五”計劃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1%；與1980年相比，扣除物價上漲，國民生產總值平均年增長10%，財政收入平均年遞增l2%，實現了平衡有余。

1986年六屆人大四次會議審議批準的“七五”(1986-1990年)計劃，其基本原則和方針之第一就是：堅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設相互適應、相互促進。

至此，改革開放才上升成為全局性的指導思想！并于1987年10月由中共十三大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

此時，國家的年虧損已經突破了200億元，外債也突破了100億元，到1988年，年虧損已經突破了300億元，而且內外債務全部突破了100億元。

由此，1985年到1987年，三年中的通貨膨脹率分別為8.8％、6.0％、7.3％，到1988年高達18.5%，創造建國40年來最高漲幅，危機正在到來！

由此可見，所謂改革，原本就并不是有預謀有組織的系統行為，也沒有憑空想像的那么美妙，更沒有編造的那么神話！

改革的實質就是，以1979年的放權讓利、提高消費、收買人心導致國家財政嚴重虧損為開始，為彌補國家虧損、應對社會危機、維持城市超前收入和消費，形成的相關政策。

改革的出身和實質既然是如此，那么自然也就大可不必將改革神圣化不容反思，還是依著總設計師“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總結經驗”好喲！

否則，不問東西、埋頭改革，不分南北，只是開放，改革開放也就蛻化變質成了標新立異、嘩眾取寵的異教邪說了，不是窮途末路，就會南轅北轍，再就緣木求魚，那可怎么得了呀。

改革在1980年代，就是以國家內外負債維持城市日益增長的超前消費，以承包國營企業、殺雞取卵支撐財政，以犧牲農業帶來鄉鎮企業繁榮，從而拉動了經濟增長，形成了社會經濟以高耗低效為主的社會粗放發展。

至此，改革開放還只是進退維谷、尚未失敗呢。

 續篇：〔網友雜談〕改革怎樣才能回歸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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