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仲偉志的《經濟學家為什么挨罵》的評論 

數學
 

看到網易上的仲偉志的文章，因此評論一下。當然不能夠說仲偉志的觀點都不對。但是，有一些地方，似乎是不對的。

首先，罵經濟學家的人，有不負責任的，但也有負責任的。在網絡上要想人人負責任那可不容易，除非實行實名制，而實名制我是贊成的。但是，只要實名制還沒有實行，想要所有的人說話都負責任，那可是癡心妄想。

不負責任的罵，可以不予理睬。但是，如果是負責任的批評，將其歸到不負責任的罵一類，也不理睬，那就是經濟學家本人不負責任了。

仲偉志說：“中國的改革開放來之不易，經濟學家的歷史貢獻毋庸置疑。”這是正確的，但同時也是正確的，就是經濟學家的搗亂破壞也是毋庸置疑的。光看到貢獻一面，沒有看到破壞一面，那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我把這句話的經濟學家一詞換成干部也是一樣，比如也可以說，中國的改革開放以來，干部的歷史貢獻毋庸置疑，但是干部的搗亂破壞也是毋庸置疑的。

仲偉志說：“事實上，我們大多數人都從經濟學家那里獲得了好處卻渾然不覺。”這一點相當缺少事實根據。經濟學家的理論有相當部分是進行預測，而這種預測并不總是給人們帶來好處。而如果經濟學家進行了錯誤的預測，就象氣象學家進行了錯誤的天氣預報以至于造成了巨大損失那樣，就不好說大多數人都從氣象學家那里獲得了好處了。

我以為，如果經濟學家對全國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前景，能夠提前預測出來，那才能夠叫使大多數人獲得好處。但是這些年看來好象不是這樣，許多社會問題是出現之后大家才知道的。這一點全世界的經濟學家都不怎么樣。前蘇聯解體的時候，是請了美國的經濟學家來進行指導一預測的，但是所有的俄羅斯人，在真的過上了市場經濟的生活的時候，是沒有在事先受到警告的。亞洲金融危機，阿根廷金融危機，經濟學家都沒有預測出來。

如果洪水已經來了，氣象學家才說“啊，洪水來了。”那有個屁用啊？

仲偉志說：“這就需要我們了解什么才是經濟學。我們以為，經濟學首先是一門讓人富而不是讓人窮的學問。”

這話有可能是扯淡。我打個比方吧，假設存在著博彩業，那么，當然也就存在著博彩業的經濟學家，專門研究賭博和彩票的規律。假設我就是這樣的經濟學家吧，因此我可以研究其中的運動規律，建立一些數學模型，寫一些論文。但是，如果一個賭徒讓我指導他怎樣多贏錢，我認為我做不到，的確做不到。

實際上，市場經濟就是一種賭性很強的，或者說投機性很強的經濟，因此在這種經濟下經濟學家其實并不能夠指導人們怎樣致富。經濟學家完全不能夠指導一個普通的保姆或者一個工人，一直指導到這個人成為億萬富翁為止。經濟學家完全不具備這種能力。

比爾蓋茨的成功，完全不是由經濟學家的指導而成功的。如果說經濟學家具備掙大錢的能力，他就決不會當經濟學家，而是去當老板，去自己當比爾蓋茨了。

我再打個比方，就說科學學的學者，專門研究各個著名科學家是怎樣產生影響世界的重大發明的規律的。這些學者們其實并不能夠指導一個人成為著名科學家，而且，他們自己也不大可能成為著名科學家。

在中國，確實存在有企業集團高薪聘請了經濟學家的。但是，并不是說聘請他們幫助企業的決策，使企業更富。經濟學家不具備這種能力。如果他們具備，他們就不會做經濟學家，而干脆做老板了。企業集團聘請經濟學家，是直接向經濟學家下命令的，是命令他們必須為企業的某個利益造勢，命令他們必須想辦法影響中央政府的決策的。

也就是說，企業集團是皮，而經濟學家是毛，企業集團要利用經濟學家來為自己的利益造勢，經濟學家在這里并不出腦力，只不過出形象，出忽悠，接到企業集團的指示，專門在媒體上搞欺騙，如此而已。

仲偉志說：“但是，因此就認為是經濟學家誤導了中國改革，損害了社會公正，這就實在高看了經濟學家，也是對歷史與現實的無知。”

但是有這種可能的。這一點前蘇聯的受害情況要比中國嚴重得多。前蘇聯解體后，有相當長的時間里受到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的忽悠，我想葉利欽也并不想把俄羅斯經濟搞垮，但是他的確是迷信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因此徹底私有化的政策對俄羅斯危害極大。前蘇聯的公有財產被迅速地侵吞，造成了幾個世界著名富人。

而在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對社會的危害，之所以還沒有俄羅斯那樣大，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決策者，在相當程度上是懷疑且沒有執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的建議造成的。

其實，也不是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挨罵，比如郎咸平還是受歡迎的，這并不是說郎咸平指導了什么人致富，而是在于他揭露了一些不法商人的忽悠。而且，他的預測是提前性的，那些商人的后來的被逮捕，只不過是后來發生的，驗證了他的預測。
 

再談所謂經濟學家的社會貢獻

昨天我發了個貼子談論經濟學家對社會的貢獻。是因為有人認為中國的大多數人都從經濟學家那里得到了好處，但我有不同的意見。今天談談我的進一步的思考。

談論經濟學家對社會的貢獻，和談論力學對社會的貢獻一樣的研究。

我們知道，任何科學家發現的社會運行規律，最終都能夠使全人類得到受益的。比如說牛頓力學的發現，對于促進人類社會的科學技術的發展是起著重要作用的。但是，這里面仍然有一些限制和特點。

在牛頓力學出現之前，人類就已經能夠制造許多工具，就已經有許多的工具，有許多的建筑工程，是巧妙地利用了力學的原理的，可以說在生活和生產中處處都遇到力學現象。但是并不能夠說，人類的所有有關力學的活動，都是牛頓貢獻的。因為在牛頓力學出現之前，就有大量的有關力學的設計。正因為如此，就不能夠在牛頓力學出現之后，就把人類的所有力學上的設計都歸功于牛頓的貢獻了。

在牛頓力學出現的那個時代，也并不是說牛頓一發表《力學原理》，社會上的所有的工具啊建筑啊等等制造辦法就都按照牛頓方程來計算了，而人類社會照樣運行著。但是由于這個重大的發現，導致了今后的二百多年，力學的方程越來越多地運用到了力學設計當中，這個時候可以說是具體地對人類社會有貢獻了。這里我要說的是科學發現對于人類社會貢獻的滯后性。就是說，今天發明的東西，并不能夠在今天立即造福于全人類，而有可能在以后的幾年到幾十年到幾百年中逐漸地對人類社會有重大貢獻。

即使是在今天，我們也不能夠說人類日常生活生產中的任何設計和力學的應用都歸功于牛頓。比如說一個足球運動員，當他大腳踢球射門的時候，他是應用了力學原理的，但是他有可能牛頓力學的考試根本就不及格，甚至從來就沒有接觸過力學方程，他只不過從長期的訓練實踐中，掌握了對足球發力的技巧。當然可以說牛頓力學很好地解釋了這個運動員為什么能夠把球踢進球門，卻不能夠說這個運動員進球需要感謝牛頓，或者說牛頓在這個進球中有貢獻。

請大家仔細研究了我上面講的牛頓力學對人類社會貢獻的例子，下面我就要講到經濟學對社會的貢獻了。

一談到經濟學，就不能夠不談到亞當斯密的貢獻。但是，是人類的實踐活動在先，亞當斯密的總結在后的。就是說，英國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亞當斯密發現了其中的一些規律，發表了學術著作。但是，并不能夠說亞當斯密一發現學術著作，當時及后來的十幾年英國的經濟發展就全部歸功于亞當斯密了。可能沒有這個人出現，英國的資本主義是照樣發展的。當然，有可能在亞當斯密發表學術著作之后，導致了人類社會逐漸在經濟學方面更多地利用了他揭示的原理，這個時候他的發現逐漸開始對社會有貢獻了。這就是滯后性。

另外一點就是發現者和傳播者，誰的貢獻大的問題。比如說一個經濟學家完全沒有自己的發現，這一輩子就是在宣傳和傳播亞當斯密的學說。那么他的貢獻有多大？那要看他成功地說服了多少人接受這個學說，多少人就是多少人，十個人就說十個人，一百個人就說一百個人。但一般來說，傳播者的人數是要遠大于發現者的。而且，還要看這個經濟學家有沒有搞盜版？比如說，一個外國人寫的教材，這個經濟學家直接抄襲過來，那么本來是外國人的貢獻，被說成是他的了。

此外，對于傳播者而言，因為是一個固定的宣傳勞動，因此是可以定立勞動合同的。比如我是一個老板，我雇用一個人來宣傳亞當斯密學說，我和一個經濟學專業的人定了合同，他必須每年培訓多少人，我相應地給他多少報酬。那么，既然如此，就可以認為，我給他的報酬，就是他對經濟學的貢獻，報酬是月薪五千元，那么他對社會的貢獻就是五千元。或者，我這個做老板的榨取了他一定的剩余價值，比如每月榨取了五千元，那么，他對社會的貢獻，就是他的月薪五千元加上我榨取的剩余價值五千元，就是每月一萬元的貢獻。因此，他沒有必要自我吹噓說對社會有更大的貢獻了。

還是來說發明和發現的滯后性。假設有一個中國的經商者，成功地發了大財。而假設有一個經濟學家，對這個經商者進行了詳細地研究之后，發現了他成功的原因和規律，并作了宣傳，這個宣傳導致另外有二十個經商者成功了。那么，這個經濟學家的發現對于原經商者是沒有貢獻的，對于經過他的宣傳而導致的另外的二十個經商者才是有貢獻的。

再比如說，如果，我這里講的是如果，如果有一個經濟學家經過長期的研究，發現了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一個重要奧秘，就是中國有了原子彈，也就是說，市場經濟只有在有原子彈的發展中國家才能夠取得飛速發展，而在沒有原子彈的其它發展中國家，就不能夠取得飛速發展。他把這個發現寫成了著作，那么對中國的貢獻，仍然是零。但是，這個著作傳播到另外五個發展中國家，導致這五個發展中國家也都發展了原子彈，而且成功地致富了，那么，這個經濟學家是對另外五個發展中國家有貢獻，但是對于中國，仍然沒有貢獻。

來說中國共產黨發展的初期，在解放戰爭時期，在解放區實行了土地改革，并保護工商業，中國共產黨當時在解放區實行的是市場經濟，而且是明說了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實際上建國后的第一部憲法明確規定我國有資本家所有制。而當時的國民黨統治區，也搞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但是共產黨搞的市場經濟，卻是成功的，欣欣向榮的，“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國民黨在國統區搞的市場經濟，卻是衰敗的，奄奄一息的，全面崩潰和破產的。

那么，中國共產黨在建國初期搞的市場經濟，和經濟學家們的貢獻有什么關系嗎？可是共產黨內部的經濟學家，當時基本上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當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來源，又是亞當斯密。因此中國建國初期的市場經濟的成功，倒是歸功于馬克思主義了？

但是，其實馬克思主義也有原教旨式的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遵義會議上有人就諷刺毛澤東說“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這些人都是莫斯科大學的留學生，對于蔣介石的五次圍剿一籌莫展。但是在中國革命勝利之后，他們仍然在國內是高干，他們也可以神氣活現地說“中國革命的勝利和馬克思主義者的貢獻分不開”，但是他們其實是沒有貢獻只有危害的，三十萬紅軍被打成只有三萬，這就是他們的貢獻？但是他們仍然會以老革命而自居。

談到社會上對經濟學家的罵。那么，我記得毛澤東說過：“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我也可以補充一句，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罵。

當初陜甘寧邊區有一個農民罵“雷為什么不把毛澤東給劈死”，這個罵法按說“相當不負責任”，但是毛澤東仍然能夠檢討自己的錯誤，什么地方做得不對。同樣，現在有許多經濟學家挨罵，我建議他們也向毛澤東學習，要檢討一下自己為什么挨罵？就算是你有真理吧，在宣傳真理的方面，相當脫離群眾了？

比如說現在的一些干部遭群眾罵。但是當年的焦裕祿好象是不遭人罵的，現在去蘭考縣問一下老年人，有沒有一提起焦裕祿就恨得咬牙切齒的？

來向經濟學家們建議一下不挨罵的辦法。我的看法，就是要多說一些“這件事情我不知道，這個課題很難，現在沒有什么進展，這個問題似乎是，可能是，解決的辦法，也許是，可能是，我的意見僅供參考，我也不能夠肯定自己的意見正確”等等。這是真正的科學家的態度。

拿經濟學和醫學相比，我認為經濟學比醫學更困難，更高深。那么，醫學就是承認有一些病現在是不好辦，治不了，沒辦法，但是正在研究，努力研究，爭取治好，這樣的事情的。

當一個醫生對病人說，你這個病不好治，不好辦，到現在也沒有什么好的治療辦法，現在可以這么這么治試試，也許可以動個手術，但是手術是不是成功，我也沒有把握，我只是盡力去做。如果這個醫生是這樣說的，病人通常不會罵醫生。

病人要罵的醫生，是那種，賭咒發誓自己是有包醫百病的良藥，病人的病一定能夠治好，但是要病人交一大筆錢給他，而且得了錢之后，還是沒有治好，最后還給治死了。

此外，正如所有的醫生不要吹噓中國人民的所有的人的身體健康都是他們的貢獻一樣，中國的經濟學家也不要吹噓所有的中國人的生活改善都要感謝他們。

現在中國經濟學的問題主要是存在著嚴重的學術腐敗，這種嚴重的學術腐敗，在改革開放初期其實是不那么嚴重的。不承認這一點不行。因此，中國的學術界，確實面臨著反腐敗的問題。

在過去的十年左右，中國對于官員的反腐敗還取得了相當進展的，有一大批貪官被繩之以法，有許多人被槍斃。但是，在學術界反腐敗，成效甚微，被開除的教授，被逮捕的經濟學家，數量是極少極少的。在官員方面，這幾十年是成功地實行了干部年輕化，制止了干部終身制。但是在學術界，仍然是“學術終身制”，一個教授不管有多么混賬，從來就沒有見過有什么行政辦法把他打回到講師，助教，或者開除出學術隊伍的。

我想，在中國的學術界，是不是也應當刮起一個“廉政風暴”？徹底地整頓一下，在整頓的過程中，最好能夠有幾百名教授專家丟了職務，或者降了學術級別，咱們就先不要說“逮捕”這件事情。是不是成立一個行政獨立的從中央直線管理下來的“學術反貪局”？也能夠經常就對一些所謂的專家教授們實行“雙規”？如果不這么做，那些受到嚴厲的廉政管理的干部們，有可能也不服氣，憑什么我們就成天膽驚受怕的你們就可以胡作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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