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密派社會主義者反對人民代表大會到官員代表大會的顛倒

報紙前一段時間報道說：“近70%的代表，是來自行政和企事業單位的領導”，并認真地提出，“我國人大代表的數量之多創世界之最，代表中的官員之多也是世界罕見的”。這些“官員代表”，在平常的領導和管理中，一直充當著意見領袖，而每年的“人代會”，作為人民可以最直接、最有效表達意見的渠道，如果在這里，還要讓官員代表人民發聲，他們的代表力難免讓人質疑。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是人民代表大會而不是官員代表大會。”

緊密派社會主義者反對官員代表大會，并認為，問題的所在恰恰是官僚意識形態統治的結果。官員代表人數的上升實際是官僚意識形態統治的結果，勞動者必須有獨立的意識形態，特別是應當以馬列毛主義為指導，真正覺悟成為社會主義的新人，從自在的群體進步為自為的群體。

一、人民代表大會成為官員代表大會的反動論據駁斥

官僚意識形態的論點是荒謬的，因此在這里需要做一駁斥和分析。

第一、偽“人民公仆”命題的存在是人民代表大會異變為“官員”代表大會基礎

1、從人民賦予政府權力上看。官員一直被認為是人民的公仆。而作為對人民負責的公仆每天“伺候”人民，人民的需要他當然清楚。但是事實是怎么樣的，估計大家心理都很清楚。現在官員的異化成為普遍的現象。

2、從官員的來源看。官員是人民推舉出來的。人民政府的官員人民選，人民官員為人民。中國的選舉程序往往是只有其名而無其實，基層的民主被踐踏和歪曲，選舉人提名制度使那些被上級領導人認同的干部才有可能成為候選人。這種已經事先內定的選舉并沒有多大的意義。

第二、所謂人民群眾沒有知識和文化理論是官員直接控制政治的佐證

從官員的知識層次看，他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對政治規則與流程都比一般的百姓熟悉。正是他們的這種了解，又兼帶有“選舉委員會”的雙重角色，使他們容易鉆制度的漏洞，加上過程的秘密性（貌似公開）與群眾對選舉的不了解（這種對候選人和制度的不了解恰恰是官員們所需要的）。

第三、“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提供了理論支撐

毛主席說過，知識分子有附在哪張皮的問題。當時知識分子經過了多次運動的改造，無論思想還是行動上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反對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無論在理論上還是肉體上都經歷了一場被消滅的過程。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新的一代知識分子在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影響下成長了起來，以64事件為高峰達到了愛國主義、資產階級思想交叉作用的頂峰。從此以后，知識分子嚴重分裂了，大批知識分子投靠了官僚、經濟寡頭和帝國主義，成為右派、漢奸、買辦知識分子。這些嚴重西化色彩的知識分子絲毫不存在“天生”就是知識分子的問題，仍然存在附哪張皮的問題。

同時經過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思潮的沖擊，大量的政府知識分子也形成了利益集團的組成部分。大批腐敗官員勾結在一起，通過和資本的聯姻，并利用雇傭的知識分子和輿論陣地，形成了特殊的利益呼聲。因此，說他們與工人階級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不是幼稚，就是別有用心的。

二、官員代表大會只代表特殊的官僚利益集團

第一、僅僅從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非階級斗爭觀上看，官員的大會也往往容易代表管理者的利益。

王貴秀教授認為，我國的民主歷程相對較短，而作為民主的載體——人民代表，其產生過程，受工作業績和政治地位的影響比較明顯。從榮譽角度來說，他們被選為代表無可厚非，但是，若從責任角度分析，由于他們平常多專注于本職工作，這相對于“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民意渠道”來說，就有著先天性缺陷。因為政府官員及企事業領導，作為特殊的社會群體，在反映選民意愿時承擔著雙重身份，既是受益者，又是監督者，由于受到部門利益、自身利益的誘導或周圍環境的制約，其自身很難做到二者協調統一，履行職責時往往會避重就輕，為了不給自己添麻煩，更不會披露曝光本單位、本部門的問題，這樣，他們在參加會議時，未必能將大眾關心以及切合大眾利益的問題，反映到、反映好。

第二、當官員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團，其集團的代表就只代表其階級利益

管理這個詞語抹殺了階級斗爭的色彩，完全閹割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內容。但是它好在可以使用于人民內部之間。但是如果管理者貪污腐敗、違法亂紀，不保護人民的權益，那么就墮落為階級斗爭的對象。這種管理和被管理的關系就發生了變化，從而真正成為了敵我關系。

在資本優先、勞動者權益被普遍忽視的時代，你能夠指望管理者普遍清廉？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勞動者和資本管理者是完全沖突的。而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 21 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你能夠指望這些企業的管理者能夠代表雇傭工人的利益？

根據調查數據顯示，在中國財產超高1億元人民幣 的富豪中90％為共產黨高干子弟。20日，中國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及社會科學院在最近編制的《社會經濟狀況調查報告》中透露，今年3月末在擁有超過1億元人民幣財產的億萬富翁3220人當中，2932人為共產黨高層領導的子女。 這些高干子弟所擁有的資產總共為20450億元人民幣（ 海外資產除外）。尤其是，在金融、貿易、國土開發、大型項目、證券等5大領域的核心職位的85～90％由高干子弟霸占。對此，有人指責說，“錢權交易”（錢財與權力的私下交易）已達到了危險水位。而這種現象在經濟開發較為發達的上海、廣東省、江蘇省尤為嚴重。據調查，在廣東省最具代表性的房地產開發者12人全都為“高干”子弟，而上海10家房地產企業中的9家由高干子弟來擔任總經理。而且，在上海的15家建筑承包企業中，除了2家國營企業外，其它13家全部由高干子弟來經營。江蘇省也同樣如此。22名房地產開發商和15名建筑承包商全部都是現任副省長或省人大代表副主任、歷任省委書記及歷任法院院長等高層干部的子女。他們利用權力謀取不正當錢財。此份報告還透露說，例如，在國際市場上實際價格為200萬美元的意大利皮靴制作機器則以600萬～720萬美元放大的價格來引進，以謀取龐大的回扣。并且，在中國鋪設高速公路時，由85％的高干子弟干涉其中，每鋪設1公里賺取700～1100萬元人民幣的暴利。

你能夠指望這些人代表人民的利益？

第三、官員代表大會使人民利益起碼的呼聲都被取消了

人民代表大會的弱勢地位本來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官員占70%的比例使代表大會具有的人民論壇性質也發生了變化。人代會被認為是直接表達民意的渠道，但是官員代表大會成了政府利益代表院，即俄羅斯式的“聯邦委員會”和英國式的貴族院。弱者失去了自己發生聲音的地方。王貴秀教授說，官員代表太多，很容易使民主會變成官員碰頭會。“無論是地方‘兩會’還是全國‘兩會’，只要是小組討論，地位越高的領導應該越少發言才對。”但令他遺憾的是，我國許多層級的領導，在人代會上是“嘴比耳的功能強”，這樣做的后果是，參加會議的代表，許多是例行公事，到會場舉舉手、表表決、走走過場，而真正需要討論交流、激烈交鋒的問題，經常受著官場秩序或政治氛圍影響，被弱化了。

三、社會主義者要求人民代表大會真正成為勞動人民的代表大會

第一，人民的知情權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條件之一

官員通過政治規則（無論是秘密規則還是正式規則）成長，其對政治的熟悉是一般百姓無法獲知的。由于獲得信息特權的存在，百姓無法真實地獲得目前時局的最貼切真相。因此即使讓他們代表后，往往容易只局限在他所接觸的社會現象中，無法提出針對性的意見和對策。特別是大量的工人、農民在官僚的壓迫下往往發出通徹而激烈的呼聲。這些貌似的偏激都使得官僚感到驚慌。而且群眾在沒有政治覺悟的前提下往往只知道為吃飯等局促的問題而而限制了眼界。因此，人民在黨的指導下行使政治權力就異化為黨代替人民進行參與政治的活動。

常常有在報紙上刊登黨的選舉信息的報紙，但是并不能保證讓所有人都能夠知道選舉人的信息和資料。信息往往就象一堆破布一樣，他們只是把墨水扔在紙上，但是并不管畫出來的是什么畫。

    第二、人民群眾具有獨立的解放思想意識是最根本的條件

    有人提出要改變代表結構不合理的情況。這種改變絕對不能成為單純的人員數量的下降。俄羅斯化的格魯吉亞人斯大林比純粹的俄羅斯人更加民族主義。最可怕的情況就是“猴學人樣”。當農民無法具有自己的獨立意識時，他容易受到資產階級和官僚階級的意識形態左右，從而以工人農民的身份說出了或爭取了最后壓迫他們自身的權益。這是最可怕的意識形態統治。而這種弱者的意識形態必然是馬列毛主義，是買列毛主義中那些最核心的部分。必須保證人民群眾有自己的理論家和組織者。

　　第三、黨有為其權力賦予者、同盟者提供權力行使氛圍，保護其話語權力的義務

一般都認為，平民代表人微言輕，正當訴求難以表達。身處官員扎堆的人大代表圈中，原本人數就極其有限的平民代表有幾個敢斗膽立言，如實反映社情民意特別是群眾疾苦的？你想啊，身邊坐的不是書記，就是市長，不看僧面看佛面，說話總得留點神吧？在這樣的語境中，一些平民代表要么盲目附和官員代表的建議、意見，要么不痛不癢地反映點民眾呼聲，有的甚至還不忘巧妙而間接地給“父母官”們吹點牛皮呢。縱觀歷屆人大代表會議新聞報到，不難目賭這種被各地媒體描繪的“生動場面”。

這就是“氛圍對民意的統治”。民主是脆弱的，需要從程序、實質、環境、人身保障等多方面繼續努力。當人民獲得了“人民共和國”，獲得了“人民共和國”憲法，人民還必須為“人民民主”的真正實現而斗爭，必須為了自身權益的真正實現而象不肯歸還權力的特殊利益集團而斗爭。

緊密派社會主義者呼吁：

勞動群眾為了奪回屬于自己的民主，團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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