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不知道自己是英雄的人
六十多年時間過去了,河北邯鄲西部山區的那個村莊里,當年的孩子長成和長輩一樣蒼老的莊稼人。……他們不知道,這塊土地上多少像他們一樣默默無聞的生命,在大山一樣鑄造著中華民族的脊梁和靈魂。
——真英雄,是那些從來不知道自己是英雄的人。
一年之中我們不知要講多少個、聽多少個故事。大多數故事都這個耳朵進、那個耳朵出,能在內心留下一些漣漪的并不多。下面這個故事卻不一樣,它是我在10年前聽到的,竟然波瀾及至今。
我還記得那天下班時遇上堵車,路燈在寒風中搖曳,大家在班車上閑聊,旁邊一位戰友給我講起一件發生在他們家鄉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他大伯。故事發生那年,他大伯還是個只知胡鬧的孩子。
他大伯說,那天事情發生得突然,孩子們正在滿村追逐玩耍,不知從哪里冒出來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圍了。有好幾個正在開會的區委干部來不及走脫,都被困在村里、混在鄉親里面。
這是一個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近五千人中,有一千多個孩子。日本人選中了突破口。他們拿出很多糖,一個孩子一個孩子地給,吃吧吃吧,米西米西,隨便指指哪一個不是這村子的人。
一千多個孩子,沒有一個接糖。把攥緊的手掰開,將糖硬塞進去,手象推火炭一樣把糖推出來,又重新緊緊攥上。
日本人的糖,掉在滿是灰土的地上。
哪個孩子不知道糖好吃。
哪個孩子不知道不吃好吃的糖所帶來的危險。
這位戰友問他大伯:當時你們那么大膽?真的一點也不害怕?
他大伯回答說,誰也不是銅澆鐵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漢奸了。
老人沒有多少文化,不會形容比喻,不會升華夸張,講起來平平淡淡。他和他當年那些小伙伴,從來沒有誰認為他們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更沒有誰覺得自己也是英雄。他們憑世世代代流傳下來的道德,憑莊稼人做人的直覺,在大災難面前堅守著那個棒子面窩頭一樣粗糙無華的意識:
“一接,就成漢奸了。”這種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威懾是如此強大,以致狂吠的狼狗和上膛的三八大蓋都無可奈何。
我為那些孩子們感慨不已。一千多個孩子同住一村,少不了打架斗毆,相互間頭破血流。但在支起來的機槍和塞過來的糖果面前,在“一接就成漢奸”這一結論上,他們無人教導、不需商量,竟然息息相通。
或許這就是一代又一代遺傳下來說不清道不明的基因了,一種不須言傳的民族心靈約定。按照過去話說,即所謂的“種”。一千多個孩子,個個有種。一個民族有了這種千萬年延續不息流淌不已的血脈,又怎么能夠墮落,怎么能夠被黑暗吞沒。
戰友說,這是他大伯偶然想起來的事。想起來,就順便講了。想不起來,便沒什么可講。一切都是那樣順理成章,平淡無奇。他大伯一輩子也沒有想過,這件事應該讓寫書本的、寫電影的知道,應該上書本、上電影。寫書本的、寫電影的也沒有人知道,在那個窮山僻壤無人知曉的村莊里,人們每每聚集在好不容易看上一次的電影前,為銀幕上演出來的壯舉驚嘆不已、唏噓不已,卻無一人覺得身邊也有什么事情值得鬧個沸沸揚揚。
我反復在想,為什么至今無法忘記一千多個孩子的這個故事。我們今天的概念是小康、是國際化、是市場全球連通、資源全球配置、資金全球流動的全球化進程和中國融入世界的進程,故事的主角和他們的后代今天很可能是扶貧、救濟的對象,是需要“希望工程”對他們多加傾斜的對象,我們還需要這樣的故事嗎?
地球那一面一位美國學者亞歷山大·溫特的一段話,在某種程度上為地球這一面我們的這個故事無意中下了個注腳。溫特說,一個國家在生存、獨立和經濟財富這三種利益之上,還必須加上第四種國家利益,那就是“集體自尊”(self-esteem);他進一步闡釋說:“這種‘集體自尊’在表達之時,部分地取決于與有意義的他者之間的關系,因為自我是通過移位于他者才能認識自我的。”以我那位戰友的大伯為代表的當年那一千多個孩子,也許沒有一人能夠明白什么是“與有意義的他者之間的關系”;什么是“自我是通過移位于他者才能認識自我的”;他們只是用自己下意識的舉動,劃了一條在村莊里做人的底線——“集體自尊”最終得以實現。我們今天真的不需要這樣的心靈約定、真的不需要這樣的做人底線了嗎?當年一千多個孩子劃出的這條“集體自尊”的底線,難道不是我們中國人今天的做人底線?任何時候、任何民族,如果只講利害、不講尊嚴,只有物質、沒有精神,如何真正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六十多年時間過去了,河北邯鄲西部山區的那個村莊里,當年的孩子長成和長輩一樣蒼老的莊稼人。看看電影看看電視,比比那些在奧運為國家奪金、在太空為國家爭氣的各路健兒,莊稼人也許覺得心里慚愧。他們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不曾為國家拿過一次冠軍、爭得一次臉面。他們不知道,這塊土地上多少像他們一樣默默無聞的生命,在大山一樣鑄造著中華民族的脊梁和靈魂。
真英雄,是那些從來不知道自己是英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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