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讓我們充滿想象力

—— 《建立新型國家的問題》導言

洛崇

反革命年代的詞藻是空前平乏的。面對傳媒一個個呆板的造型，以其驚人的平庸塑造著一個時代的墮落與無聊。引經據典的冗長演講，在“一心一意”，“聚精會神”，“偉大復興”的修飾下升華為一種敷衍了事的小學生習作。背叛革命的下場就是喪失美感。

然而在尼泊爾的窮山惡水間，不朽的游擊戰士卻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思考。與其把《建立新型國家的問題》當作長篇政論來讀，不如看作充滿想象力的革命史詩，因為我們必將從中得到美感與力量，思辨的偉力截然不同于那些猥瑣的政治木偶曾經帶給我們的嘔吐。巴塔拉伊到底講了些什么呢？

這篇文章其實是接著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毛主席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往下講。全篇結構如下：

I 歷史背景及其由來

A．國際理論脈絡

B．國內現實背景

II 建立新型政權的重要問題

A．粉碎舊政權的問題

B．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領導的問題

C．民主問題

D．武裝力量問題

E．統一戰線問題

F．經濟基礎的建設問題

G．國際關系問題

H．繼續革命和國家消亡問題

III 結論

如果想迅速掌握精神要領，可以直接從“結論”讀起。貫穿全文的是一種悲壯的思考：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如何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他們總結了一個歷史悖論，即本質上對極少數剝削階級實行專政而對廣大被剝削階級實行民主的無產階級國家被指責為獨裁；本質上在一小撮剝削階級內部實行民主而對最廣大的勞動階級實行專政的資產階級國家卻被捧為普遍的、永恒的民主理想模式。在今天的語境里，一切革命后遺癥使我們不得不正視這一悖論。而尼泊爾的同志們在其革命實踐中交出了一份答卷。

一．問題如何提出

革命以后怎樣？娜拉走后如何？馬克思恩格斯提出要有一段時間過渡形態的國家，也即無產階級組織起自己的政權鎮壓反動階級，隨著這一歷史使命的完成，國家也就趨于消亡。這一點馬恩區別于無政府主義者。但是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派別利用國家最終趨于消亡的原理，得出了社會主義和平長入的推論，列寧由此應戰，強調國家趨于消亡是在社會主義建立之后，此前則須通過暴力革命獲取政權。毛主席繼承這一革命傳統，在與蘇修的論戰中捍衛了列寧主義。至此這一論及“革命前”的理論建設告一段落。共產主義者把目光放到了“革命后”。

眾所周知，革命后的無產階級政權是一種“新型國家”，這一提法從馬克思到列寧一貫如此。但是到底怎樣一個“新”法才是關鍵。正如尼泊爾同志所指出的：摧毀舊國家、用全體武裝的人民代替軍隊與官僚、組織并武裝群眾以把新國家政權的機關直接掌握在他們自己手中，是列寧對無產階級新型國家概念的發展中三個最重要的方面。毛主席則在這一問題上作出了新的貢獻，他認識到新型國家是有可能蛻變的，是不鞏固不牢靠的。必須“通過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的實踐來確保人民群眾對國家事務的最廣泛和持續地參與”防止新型國家的蛻變。而毛主席的巨大貢獻是不但提出了這一問題，而且還試圖解決這一問題。尼泊爾同志作了如下總結：“毛主席領導下的1966到197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新型無產階級國家的發展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造反有理’、‘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等革命口號的廣泛傳播；按照巴黎公社的典范、由非黨群眾組成的革命委員會履行國家職能；通過組建千百萬的紅衛兵和民兵來武裝群眾；確認國營企業工人的罷工權利，等等。”

至此我們抓住了兩個關鍵詞，“國家消亡”與“新型國家”，曲解“國家消亡”的結果是淪落為第二國際修正派的同路人，忽略“國家消亡”的結果是把“新型國家”當作“舊型國家”，進而導致新型國家的變質，成為當代修正主義的俘虜。如尼泊爾同志所言：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被從教條派修正主義的角度予以了機械的強調，繼續革命和國家消亡的問題被打入了冷宮，因此無產階級專政自己被扭曲了，并最終蛻變為官僚資產階級專政即極權主義。只有在毛澤東時代，修正主義和教條派修正主義都受到了批判，無產階級專政和繼續革命、國家消亡這兩方面都得到了正確的強調。

二．問題如何解決

把無產階級專政等同于共產黨的專政，這是長期以來的一個誤解。人民民主專政變成共產黨的包辦代替，尤其惡劣的正如毛主席所言：“共產黨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農民得了土地，都擁護共產黨。這些人貪天之功為己功,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他們說什么，就叫黨的領導，相信黨就要相信他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出無條件服從。”對此尼泊爾同志作了如下闡述：

十月革命后，列寧反復強調無產階級專政應該通過蘇維埃來實行，他在1921年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如果不通過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發揮作用”的表述后來遭到了機械的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理解。結果到處都犯下了嚴重的錯誤，這個錯誤實際上取消了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政權的一切區別。今天革命者應當敢于明確地糾正這一點。吸取黨與代表機構逐漸混為一體、共產黨逐漸演變為官僚資產階級政黨、黨對國家政權的領導成為獨裁這一教訓，我們應當發展出一條新的階級專政和實行無產階級對國家政權領導的正確的新方法。我們必須牢牢把握住：專政不是黨或某個人的專政，而是階級的專政，無產階級專政不應當為專政而專政，而是通過革命實踐來贏得專政，民主地實行的專政。

“必須從制度上保證無產階級的人民群眾可以拒絕和拋棄一個喪失了無產階級性質的政黨。”這一點在事實上已經成為當代左翼革命事業復興的共識。尼泊爾的同志們構建了一種社會主義多黨競爭的模式，這一點可行與否值得討論，但是革命的探索精神值得我們尊重。他們認為：從過去舉行有組織的反抗來反對反革命的群眾痛苦的失敗的經歷中總結教訓，我們應當在新的環境下確保一個制度，據此制度政治黨派可以被允許組建起來，并在已經確立下來的進步與革命的憲法框架下得以保持，可以鼓勵他們不但扮演合作的角色而且與扮演與正式共產黨競爭的角色。

三．其他新主張

“國家常備軍”一直是過去左派討論問題的一個盲點。然而尼泊爾同志認為：軍隊在什么意義上“新”，“新”到什么程度，將決定這個國家有多“新”。馬克思曾經提出過用武裝的人民代替常備軍的設想，因為常備軍作為舊國家機器的鎮壓力量與革命的人民是對立的，選擇階級立場二者必居其一。故毛主席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充實民兵武裝的遠見卓識，在今天愈加顯現出重要性。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新型國家的常備軍往往與新型國家一同蛻變。尼泊爾同志就此作出了一個黨內決議：

“應當保證21世紀的人民軍隊不是奪取國家政權后用特別武器和專門訓練的，局限于兵營的，打上現代化標簽的軍隊。而是群眾軍事化的革命啟蒙者和人民勤務員。只有通過從觀念上和行動上發展群眾武裝才能抵抗外國干涉和反革命干涉；這個事實必須在一開始武裝部隊之前就搞清楚。”

“國有制”不等于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和國家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必要的前提條件，但是它們自己并不構成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生產的勞動關系和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機體組織包括國家以及群眾社會主義覺悟的不斷提高是比上述前提條件更為可貴的因素。在毛澤東時代，尤其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抓革命，促生產”的原則很好的解釋了這一問題。尼泊爾同志的回答是：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經濟基礎只能在通過有意識、有計劃的斗爭，解決了先進的生產力和落后的生產關系之間、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城鄉之間、工業和農業之間、經濟和國防之間等的矛盾后才能具備。”

最后值得一提的新主張就是，尼泊爾同志將要組建“南亞蘇維埃聯邦”。這是一件令人欣喜的歷史事件，繼十月革命，中國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后，必將載入人類史冊的一件大事。

這篇導言僅作為拋磚引玉，供同志們參考。我想，新型國家永遠不會忘記馬克思的動人的口號，那是只有充滿想象力的革命者才能喊出的口號：“消滅國家政權——寄生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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