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家翻蓋新房,父親辛洪軍在對宅基地進行插標調向的時候，不甚占了后邊鄰居西側的宅基地8厘米，東側還多余了一點；當房子蓋到一米左右高度的時候發現此事，于是開始調解，經過中間人的說合，最終商定：辛洪軍承認占用辛文軍宅基地西側8公分，待辛文軍翻蓋新房時宅基地相應地往后挪動8厘米，以確保原始面積不變，辛洪軍負責與辛文軍的后邊鄰居辛允福協商，并寫下了憑證（可我家沒有保留，僅一份）。在之后的幾年里，辛文軍之妻林美云以此為借口不斷對我家房屋進行破壞，破壞了我家房子后屋檐的所有滴水管，在房子旁邊挖坑直到墻體下邊，導致房屋多處滲水；她還揚言她家的地方她說了算，不承認他家其他人所做的協商，無理要求量出她的地方并標出邊界，以后要拆除房屋。由此引發多次沖突，村干部也多次“形式地”參與協調，比如補償耕地，賠款等，均因林美云性格多變和中途變卦而失敗。有一次我家請鄉里司法所的同志來調解，可那位姓趙的同志說村干部告訴他這里沒事，于是就回去了；當我家人問村領導時，村書記又說沒見到趙，于是就這樣失去了一個民事調解解決矛盾的機會（里面到底怎么回事至今不得知）。2000年左右辛文軍家翻蓋新房，辛允福應我父親提出的請求主動提出讓辛文軍家把宅基地往后占，確保原有宅基地的形狀和大小（由于我家沒參與丈量，最終結果不知）。之后，林美云拒不承認占用辛允福宅基地，堅持索要原有宅基地，仍舊不斷破壞我家房子和宅基地，不僅沒有停止原來的舉動，還開始往我家房子旁邊和宅基地上傾倒垃圾，引起母親的憤怒和雙方的口頭沖突。
我一直在外地上學和工作，但不得不于2006年8月中旬趕回家，主張司法程序解決，通過委托律師（孫兆珍）向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同時還建議搬家，把房子轉讓，得到家人的勉強同意，年底就遷出了。之后我回到北京上研究生，9月11號開庭，委托律師代表我家出庭，本來孫律師說爭取調解，真不行就下判決，把事情最少也要從形式上了解了。后來主管該案的曹廳長突然要見我們家人，見面之后就要求撤訴，說：被告已經清除了垃圾，填上了房后的坑，如不撤訴就再交100元錢要去現場察看。我媽說：屋檐還是壞的，可以去看；于是就交了100元。幾天后曹廳長到了我們家，又不斷進行威脅利誘，說什么這官司我家打不贏，和被告商量不好就下不了判決，必須先撤訴才能調解。這時我父母給我家代理律師孫兆珍打了多次電話都接不通，要給我打個電話又被曹廳長阻攔住，我父親糊里糊涂就簽字撤訴了。這里剛簽字孫律師的電話就接通了，說撤訴是當事人的權利，以后就不能再過問此事了。一個多月之后調解，曹廳長要求我們家賠償被告3000元，說我家占了他家的宅基地，卻只字不提他家“反悔食言”的任何事情和我家房子被破壞的問題。我感覺作為基層司法工作者，曹廳長和我家代理律師，竟說出這些荒謬的話來，行為舉動極其異常，不能不另人懷疑其中存在嚴重的利益交易。就這樣我們家花了950元的律師代理費和350元的“立案費”和出差費也沒打成官司。
后來我家出售房子，辛文軍家人威脅買房者說：我們家的地方不賣，你搬家我們就拆房子。結果我們家只好又要求村干部調解，請他們吃飯之后才最終商定下來：我家賠償辛文軍家5000元土地占用金，以換取房屋出售權。
我知道這一切感覺真是難以想象，電話上家人無奈地說：人家家族勢力大，村干部都惹不起，打官司我們什么都不懂，沒錢也打不贏，就這樣吧。
從這樣一件不是很大事情上，我卻看出了一個大問題——法制社會的目標在中國是一個幻想！不能戰勝司法腐敗勢力，不能克服農村宗族勢力的作用，不能改造基層干部的牟利思想，社會正義是不可能得到主持的，法制就是一紙空文。當今我國農村的“無訟”思想絕對不是天然的文化傳統，而是因為打官司成本太高了，司法太腐敗了，人民對政府沒有信任感。我家的這一次“被戲弄”把我徹底否定了，我再想讓家人用法律保護自己幾乎不可能。我相信我的失敗和失望的情緒絕對不是少數，那么我們怎樣在這樣的環境中建設法制社會呢？
我一直是個很熱愛祖國的“老左”，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報有很高的熱情，身邊的同學知道了我家的遭遇都譏笑我：你的“主義”怎么培養出來這樣的干部？家里人也說：這年頭共產黨不給主持公道，咱不指望政府。我真是很痛苦，明明知道這不是“主義”的問題，但我怎么向老百姓來解釋呢？他們接觸的人可是以“黨和政府”的面貌出現的。
我怎么都想不明白，黨面臨著這樣不斷失去群眾基礎的危機時刻，還竟然有人反對把“社會正義”作為核心工作來抓？我深刻的感受到：經濟問題絕對不是當代中國農村的最大危機，真正的隱患在于農村的“肉弱強食”，以及導致的極端社會不公正。當我們整天高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候，有誰想過這些財富說不定哪一天就在人民的憤怒中灰飛煙滅了！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