籌 策 中 國
    子虛先生得知中央因為十一五計劃，向全國人民征集意見，高興地說：“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中國或許要逐漸進入全盛時期了吧？”于是，乃訪伏麟齋主人，共論十一五計劃，探討天下大計。伏麟齋主人說：“天下事，肉食者謀之，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可乎？”子虛先生說：“讀書為底事，報國是何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希望先生能夠直言。”
    伏麟齋主人拍案大笑。

    二人張開中國地圖，伏麟齋主人說：“先生看中國地圖象什么形狀？”
    子虛先生說：“象雄雞”。
    伏麟齋主人說：“中國屬于龍族，其狀象雞，其質為龍。中國實質上是由三條龍組成的龐大國家。東部中國龍以北京為龍頭，長三角為脊梁，珠三角為龍尾。中部中國龍以秦蜀為龍頭，中部為脊梁，云貴廣西為龍尾。西部中國龍以北疆為龍頭，南疆、甘肅、青海為龍身，西藏為龍尾。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最偉大的成就，就是實現了整個東部中國龍的騰飛。但是中國的主體部分是中部中國龍，中部中國龍不騰飛，中國仍不失為窮國、弱國。所以十一五計劃的核心應該是建立有效機制，啟動中部中國龍的騰飛。中部中國龍騰飛以后，整個中國才會真正變成一個大工廠、大市場，從而進一步帶動西部大開發，也就是西部中國龍的騰飛。沒有中部中國龍的騰飛，西部大開發、東部產業升級都將缺乏強大的市場依托，東部中國龍的騰飛就會出現亢龍有悔的不利局面，西部大開發也會最終淪為空話、套話、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

    子虛先生問曰：“啟動中部中國龍的大機括在什么地方？”
    伏麟齋主人說：“在秦洛。秦洛是中部中國龍的龍頭和心臟所在。中部地區之所以會被邊緣化，主要原因在于南宋南渡以后，整個中國的政治中心北移與經濟中心東移。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政治經濟政策也一直在向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傾斜，從而進一步拉大了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的差別。根據南宋戰略家的判斷，中國山川形勢是常山蛇勢，以以秦蜀為龍頭、中原為脊梁，東南為尾。據有西北可以控制東南，據有東南不足以控制西北。所以很有必要以秦洛為龍頭，以隴海鐵路、京廣鐵路、京珠高速和107國道為龍筋 ，建立一個龐大的中部經濟長廊，從而帶動整個中部中國龍的騰飛。”

    子虛先生曰：“如何確立和秦洛的龍頭帶動作用呢？“
    伏麟齋主人說：“建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舉。關鍵的一點，就是改西安為西京，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陪都，或者說是西部開發與中部崛起的二線首都，設立中央政府行轅，全面領導中國的西部開發與中部崛起。同時開放洛陽，建立洛陽特區。經過兩大舉措，在政治上確立中部地區在中國第二步整體發展戰略上的主體地位，使邊緣化的中部逐漸崛起為中國實施第二步發展戰略的主戰場，使邊緣之邊緣的西部地區因中部中國龍的騰飛，而添加西部大開發的動力和后勁，使西部大開發不至于淪為空話、套話、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中部中國龍的騰飛，是西部大開發的戰略基礎，也是東部產業升級換代的市場基礎。沒有中部中國龍的騰飛，東部地區的產業升級換代就會失去必要的市場依托，整個東部地區就會伉龍有悔。”

    子虛先生問曰：“你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有什么建言呢？”
    伏麟齋主人說：“政治改革的方向，就是要通過建立健全有效的權力監察約束機制，逐漸形成整個政府官員隊伍的自我維新機制。秦漢以來，尤其是宋元以來，中國社會確實曾經存在過一套相對行之有效的官員隊伍自我維新機制，一是通過科舉制度不斷為干部隊伍注入新鮮血液。二是通過御史監察制度彈劾不法官員，為干部隊伍剔除害群之馬。從而制度上保證了整個干部隊伍的自我維新。宋明之所以能夠維持長達數百年的統治，這一點應該是決定性因素。宋元明清時期，中國的官員一般地分為省員與臺員兩支隊伍，省臺分治制度的確立，使御史臺的監察不受中書省的干擾，保證了監察的獨立性和公正性。所以，在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重點是要恢復省臺分治制度，取締監察部、反貪局、糾風辦等重復機構，成立直轄于全國人大的督察院（審計部門歸口督察院直屬）及黨政、財政完全獨立于地方的地方行督察院。由督察院總理統一領導全國的行政督察，督察院經全國人大授權，對犯案干部行使彈劾罷免權。省臺分治制度或許是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框架內實現干部隊伍自我維新的最佳機制。

   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不是國進民退，漸進推進私有化進程，而是鞏固改革成果，確立經濟制度，穩定天下人心。關鍵一點就是在理論上實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與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歷史接軌，基本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形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質就是新民主主義，改革開放的底線就是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中國目前最大的風險就是廣大黨員干部對復辟資本主義的預期，而主流經濟學家的偏面言論更使這個風險無限制放大。無論黨政官員的瘋狂貪污腐敗或是國企官員的瘋狂侵吞國有資產，其根本原因就是，官員們預期俄羅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賭中國一定會復辟資本主義，賭社會主義垮臺后，他們能夠搖身一變成為資產階級的闊老與新貴。所以，明確改革開放的底線，確立新民主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原則，消除官員們的復辟預期，破滅官員們的新貴幻想，或許是鞏固改革成果的唯一行之有效的選擇。
      中國革命的成功，靠的是新民主主義理論指導，中國經濟的騰飛也離不開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指導。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已經證明只有新民主主義才能救中國，必將繼續證明，只有新民主主義才能興中國。政治上恢復和完善省臺分治制度，經濟上實現新民主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歷史接軌，確立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會排除一切內在的外在的不利因素的干擾，就不再是摸著石頭過河，而是有方向、有秩序地凱歌行進。”

   子虛先生問三農問題。
   伏麟齋主人說：“中國的三農問題，最終要通過社會化大生產解決之。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突破右的凡是，確立新的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模式。所謂五十年不變，是否就意味著以家庭聯產承包制為基礎的小農經濟模式已經束縛了農村經濟的發展，還要永遠不變？三農問題的本質，就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制度問題，拋開問題本質，空談三農問題，只會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歷史已經證明，以家庭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的小農經濟，已經很大地限制了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只有實行現代經濟條件下的集體合作制，依靠集體的力量抵御市場的風險，推行社會化大生產和參與社會大分工，才是根本解決三農問題的唯一出路。南街村模式、華西村模式、小劉莊模式應該在十一五期間作為一種政策在全國推廣。集體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經濟中最重要的社會主義成分，是中國最具開發潛力的處女地。或許也是中國實現全面小康的最重要的主導經濟力量。中國政府應該下大力氣，在集體經濟方面大面積培養新的經濟增長點。

   因為擔心腐敗問題而反對發展國有經濟與集體經濟，是典型的因噎廢食的表現。不能因為公路上出現了車禍，就取締汽車運輸。關鍵是要從樹立理想與確立規則兩個方面來消滅腐敗產生的溫床。對復辟資本主義的預期是產生腐敗泛濫的最大思想根源，而權力監察機構的失音，則是腐敗泛濫的制度根源。一手抓理想建設，一手抓制度建設，腐敗現象并不難根除。在根除腐敗泛濫的溫床的同時，進一步建立完善靈活的用人機制與嚴格的考績制度，國有經濟與集體經濟要比民營經濟具備更多更大的經營優勢和發展優勢。”

    子虛先生問臺灣問題。
    伏麟齋主人說：“解決臺灣問題，只能靠勢，不能靠力。要全面掌握兩岸關系的發言權，形成一種滾圓石于千仞之山的統一之勢。一是大陸在搞好經濟建設的同時搞好廉政建設，打造濂明政府，不授臺灣當局以大陸政府腐敗為借口拒絕統一的口實。使臺灣人民更加信任北京政府，向往兩岸統一。二是實現三民主義與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接軌，大陸承認臺灣的三民主義，并在大陸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是新民主主義建設中，大膽實踐新民主主義條件下的新三民主主義。毛主席說過，新民主主義就是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大陸承認并大膽實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條件下的新三民主義，不授臺灣當局以大陸反對三民主義為借口拒絕統一的口實。臺灣人民看到三民主義理想在社會主義大陸執行得更徹底、更完美，那么人人必然以兩岸統一為理想、為光榮。三是允許蔣介石下葬南京梅山墓，搞好對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四是法定梅花為國花，實現兩岸人民在文化認知方面的又一個共同點。五是推動內蒙古民間愛國人士秘密談判外蒙古回歸問題，圍魏救趙。如果外蒙古問題能夠先于臺灣問題解決，那么臺灣當局就失去了效法的榜樣，兩岸統一將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更重要的是，從清末以來形成的國土分裂趨勢將根本得到扭轉。蒙古問題實質上是中國一切分裂問題的大機括，蒙古回歸，西藏問題，東突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子虛先生鼓手大笑道：“齋主所言，前所未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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