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劉延東在有600多人的民營企業家的會議上向與會者和社會宣布“對民營企業家的原罪，對富豪暴發致富的”第一桶金“決不清算！繼續堅持鄧小平的不爭論的方法，并要用歷史來證明這條道路是走對了的！”這種話先是聽聽胡德平說的，我以為只是個民間組織代言人，后聽汪洋說，以為他是像仇和一樣想靠賭出風頭升官，但劉延東說份量就重了，不知她是否有中央常委會的默許，但我們不得不重視。

從76年底粉碎四人幫算起，我國可以說是在不爭論的發展道路上走了三十年，幾次自下而上的民主討論都被不爭論地被打下去，如83年的反精神污染運動，86年的反自由化的運動，89年的群眾運動，這幾次民間文化運動和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有異曲同功之妙，警告官權會變為掠奪民眾的利器，不過使用的詞有“異化”和“蛻化”之別，還有民間運動是自下而上地反官權異化，毛澤東是自上而下的防官權蛻化。“不爭論的道路”用四項堅持原則把民間文藝復興的力量打下去，又用所謂的市場原則把毛澤東打下去，繼而把四項原則的內容偷換掉，無產黨的領導變成了有產者的領導，社會主義變成了原始資本主義，馬列毛主義變成了實用主義，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了資產階級專政，鎮壓了無數僅要求生存的工人，農民，市民，美其名曰，特色社會主義。以官權為中心的實用主義，鄧小平的貓論在毛時代為爭奪權力和民心，講的是以發展經濟是中心，一旦掌權，在非毛時代講的是“不管黑貓白貓”，能維持住政權是中心。80年代末民間力量基本消失，不爭論的發展在官民之間的博奕中勝出確認，從九十年代起開始，表現為其代理人朱熔基式的改革，這種改革表現為公共品官權化，公權商業化，所渭體制轉軌和發展就是硬道理的法權遮蔽了制度缺陷造成的事實不公正,然后通過主流經濟學家把受損者說成是：“改革的陣痛”、“發展的機會成本”，將既得利益者的資本原罪消解為轉軌時期的無序現象,從而為不道德的發展主義張目。毛澤東所反對的官僚體制，聚斂百姓之財，鞏固體制以操縱社會和攝取財富相依為命，相互促進，相得益彰。他們把追求GDP作為保衛其政策的合法性和鞏固政權的手段，在這種發展論指導下，百姓僅能在貧困或窘迫中享受GDP的數字盛宴和城市的光鮮。官僚集團從經濟分配上鞏固自身，按權分配，培育精英階層，拋棄百姓，最終演繹出一幕幕發展與民生的“市場吃人”。 富貧差距加大，國資國企官員私有化，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的三座大山在重壓，一個西安整流變壓器廠，105人，前不久病死三人，目前還有30多人因看不起病在等死！我國每年自殺的有28萬人，高出國際社會平均率2.5倍，其中大半是因求生絕望！經濟發展的污染嚴重,作假造假泛濫，血汗工廠制度，拖薪欠薪賴薪，破壞性開采資源，礦難久治無效，每年死6000多人，失業就業問題成堆，我國有下崗工人7000萬，失地農民4000萬，待業青年5000萬，除去部份找到工作的，有約一億人在失業待業。房屋拆遷，土地征用，稅外收費矛盾重重。我國各級政府每年稅外各種收費近萬億，房屋拆遷，土地征用的收入過萬億，公車，餐費，考察上消耗近萬億，這哪一項不是人民的錢呀！所以保不良富豪的本質是保體制的腐朽機制，保腐敗官員自己，保官商勾結的發展。馬克思的基本原則是資本必須在一定的社會制度下才能起作用，動不動就是民營私營的活力，其實那都是拜制度所賜！公有制和私有制在公平條件下競爭，鹿死誰手，尚無定論。在不爭論的道路導引下，貪污腐敗，道德淪喪，物欲橫流，流布于坊間的灰色俗語:“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不管黑道，白道，紅道，搞到錢就是好道，厚黑學，奉迎術被許多人奉為致富法門，公平正義喪失，美行美德遭到恥笑，人文價值已消失殆盡。每年高達8萬多起群體事件，如果說76年是到了經濟崩潰的邊緣，那么現在已到了社會崩潰的邊緣。不爭論道路奉行的是以官權為中心的從林原則，搞的是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鄧小平偏偏走出了一條毛澤東告誡過的千萬不要走的道路。這到底是哪門子事？難道就沒有保障人民利益的發展之路？我認為保障人民利益的發展之路還是要靠民眾自己，自己要努力，胡溫已提出了和諧之路，民間力量首先要千方百計地整合自己配合響應，但民間力量要立足于做大自己，不可有依賴思想。民間要充分利用網絡，座談會，NGO組織等各種形式發出自己的聲音，擴大影響，特別是影響決策者。要形成臺上和臺下，中央和民間共同奔和諧之路，該糾錯的糾錯，該整風的整風，中央已提出要糾國企改制，房屋拆遷，土地征用中的錯誤和先進性學習，我們很擁護，但我們要求見實效，我們要多做督促工作，希望官方和民間達成共識的和諧社會早日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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