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記得貝多菲的一首詩：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什么是自由？這樣的問題是人人都關注的，因為人人都失去了太多的自由。我也想關注一下，就去看了一些文章，可是除了看到了一些貌似嚴謹的花言巧語，其它也沒有看出什么名堂。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見很多高談闊論總是在談起“自由”這個概念的時候，就首先說起《大英百科全書》對自由的解釋。那《大英百科全書》對對“自由”的解釋，我也沒有記住，懶得去記它。
　　那么，什么是自由？當鉆在學究的書堆里看不出門道的時候，就想去屋子外面散散步，喘一口清新的空氣。這時，我看見天空中的鳥，它們向南飛又向北飛，向東飛又向西飛，飛累了，回到它的巢中吃它采覓來的食物，繁育它們的后代。
　　我忽然明白了，原來很簡單，自由就是無拘無束。
　　就象是鳥兒迎著春天的氣息在天空中飛翔，就象是學生放學以后在輕松的嬉戲中把書包拋向天空，就象囚犯出了陰暗的牢房欣賞眼前的車水馬龍。
　　自由就是可以選擇，而且是在不需要選擇的時間和空間里選擇，是一種感覺不到選擇的氣氛中選擇，也就是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鳥可以不在籠子里選擇飛翔，那叫自由，學生可以不在等待放學的時候選擇嬉戲，那叫自由，囚犯可以不在走出牢房的剎那欣賞車水馬龍，那叫自由。
　　我終于明白了，原來很簡單，鳥的自由就是鳥順應自己的本性去做一只鳥，人的自由就是順應自己的本性去做一個人。也就是說，人的自由就是人的作為更象一個真正的人，就象鳥的作為更象一只真正的鳥一樣。鳥如果被關進籠子里就不是一只真正的鳥，它成了玩物，成了欣賞品，成了使籠子外面出現笑容的表演者。人也如果被關進社會強加給他的籠子里，人也就不是一個真正的人，它也會成了玩物，成了欣賞品，成了使籠子外面出現笑容的表演者。
　　自由就是人可以象一個真正的人一樣生活，而不是過非人的生活。如果你自己都感覺你的生活的不象是人的生活，你當然不是自由的，如果別人也看你的生活不象人的生活，你同樣是不自由的。奴隸沒有把自己當做人，奴隸是不自由的，奴隸沒有把奴隸主當做人，奴隸主也是不自由的。
　　人是人，人就自由，人不是人，人就不自由。人要想自由，就要象人一樣活著，人要想自由就要能夠把自己看作一個人，也要把別人看作一個人。人要是不把人當作人，不是在依照人的本性去對待自己和別人，人就不可能獲得自由。
　　無論什么東西，有生命的和沒有生命的，只要脫離了自己的本性就沒有自由可言。自由就是本性的自在自然，就是本性自我投誠，而不是反叛。
　　鳥的本性是什么，我不知道，因為我不是鳥。人的本性是什么，我知道，因為我是人。人的本性是人的利益性，是人和利益的相關性，是人的需要。人的自由就是人的利益性的自在自然，就是人與利益的和諧，就是人的需要的在順乎需要的前提下滿足。
　　生得逢時,死得其所，那是你生命的自由。當利益走近了你，自由也就走近了你，當利益遠離了你，自由也就遠離了你。你想吃包子的時候，伸手拿來就吃了，那你是自由的，你想吃包子的時候，天上掉下來一個餡餅，或許大家都說這餡餅比包子還好吃，但吃餡餅的時候，你不會比吃包子的時候感受到哪怕多一點的自由。好比一個男人，特別希望找一個賢惠溫柔并知書明理的太太，可是那個賢惠溫柔并知書明理的女人只是在他愛情的行程中的一次錯過，最終伴隨他的太太依然是那不太賢惠溫柔也不太知書明理的太太，而這個伴隨他的太太或許給他的更多更實惠，但那這個男人依然會在對愛情的幻想中追悼自己的自由。薛寶釵也不能說不好，能以小善全大體，然而珍重芳姿晝掩門，其智則足以博賈太君歡心，人不能近，亦不能欺，可賈寶玉的生命渴求是林黛玉的性子剛烈、恃才孤高和不假宵小以顏色的品性，你要非叫他娶了薛寶釵，那賈寶玉就會控訴你對他的自由的剝奪。
　　自由即本性，本性即自由。
　　失去了自由就是失去了本性，失去了多少自由就是失去了多少本性。自由是人對自己的價值和幸福的最高理解，自由是人格的崇高敬意。
　　脫離了人的本性去談人的自由，自由將是空洞陳辯，脫離了人的自由去談人的本性，本性將是曲意奉承。
　　2
　　人的本性就在人自身，可是人總迷失自己的本性，人總是在一定的條件下背叛人，人總是在一定的條件下表現為不是人。在私有制條件下，當人類的財富介乎極端的“無”和極端的“有”之間，當無限需要和有限滿足的矛盾被激發出來，人的利益性之中，為我性和為他性就被強行割裂開來，不是表現為融合，而是表現為錯位，人們之間的為他性對為我性服從關系展示在人們之間是一種被動服從的形態。這時，人們做謀求的利益好象和人們自己無關，農民種地是為別人種地，工人做工是為別人做工，連當官都是給別人當官，因此人們就發現自己背叛了自己，發現自己似乎不是自己。
　　人的自由就在人的本性當中。人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就想要找回自己的本性，這樣人的本性反而陰差陽錯地成了人的需要，隨之而來的是，自由也成了人的需要。
　　人有什么樣的本性就有什么樣的自由，人缺少什么樣的本性就缺少什么樣的自由，人需要什么樣的本性就需要什么樣的自由。
　　在人類本性迷失以后，人類需要的第一個自由，就是思想發展的自由。
　　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和真實，就是在光明中認識到自己和別人，認識到自然。而思想是引導人生到光明與真實境界的燈燭。思想自由就是為保障人生達于光明與真實的境界而設的。
　　思想，真的是個很有意思的東西，你所想的，你要不說，那別人就不知道。你和朋友握手的時候帶著一臉的微笑，你要厭惡他的話，就在心里盡管用最下流的話去罵他好了。你天天晚上和太太在一個床上睡覺，可是你們做的不是一樣的夢，就是成語說的同床異夢，早上起來，依舊做個舉案齊眉的恩愛姿態，誰又知道了？所以不但有陰謀，還有被辯解過的陰謀叫做陽謀。所以就有了對思想自由的壓制和對思想自由的追求。
　　思想自由，劉徹就比較煩這個，于是就有了“腹誹”，這可是大罪。
　　漢文帝明令廢止“誹謗”法，這與“去肉刑”一道，成為漢文帝實行仁政的主要標志。但在漢武帝時期，“誹謗”之法不僅得以復活，而且較之漢文帝明令廢止之前更為變本加厲，其標志就是“腹誹”之罪的出現。“腹誹”，也叫做“腹非”、“腹議”，意為在肚腹之中“誹謗”皇帝，盡管批評性的話語尚未出口，統治者僅憑自己的臆斷，就可以給予嚴厲的制裁。這一立法比“誹謗”更為嚴苛，不確定性和隨意性，構成了它最根本的弊端。
　　漢武帝時代，與“腹誹”罪相關的大事主要有名臣竇嬰、顏異因此被殺之事。魏其侯竇嬰曾經以平定“吳楚七國叛亂”和正直立朝而名動朝野，后來在與武安侯田玢相爭之時，田玢加給竇嬰的罪名就是：“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視天，俯畫地，辟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漢書》卷五二《竇嬰傳》。“腹誹而心謗”，是嚴重的政治犯罪，最終導致竇嬰被殺。
　　好在現在表面上好象已經沒有這么一說了，每個人都可以隨便想，想你所要想的。而且，思想這東西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都相當的好，而做為一個碌碌無名的小輩，也沒人會去監視你的腦電波，所以，這個世界就有意思了，每個人都在思想外面的世界中扮演一個自己，每個人又都在里面的世界扮演無數個自己。你是一個總統嗎？你就在公眾面前做你的總統好了，你可以做一個最干凈的總統，做一個死了以后叫公眾悲天悲地的總統，那么你還可以在最寂靜的時刻，轉轉你的壞念頭的。
　　如果有壞念頭就是壞人的話，在精神世界里，我以最卑劣的想法揣摩，大部分都是壞人，而我首先要說明，我是世界上最壞的人。道德和法律給人們的行為制定了那么多的規則，約定了那么多“好”與“不好”的界限，人啊，你想做一個“壞人”，那容易嗎？
　　本來以為世界就還剩下這一塊凈土，就是人們的靈魂，就是人們的思想，可是思想往往也是被禁錮的。當思想也被禁錮以后，凈土沒有了，靈魂沒有了，思想沒有了，那么自由也就沒有了，本性也就沒有了，就什么都沒有了。你去觀察現在的世界，雖然號稱是自由的世界，最起碼壓制人的思想自由的現象沒有那么明目張膽了，但是，在一個還有利益傾扎利益的世界上，對思想自由的壓制永遠是陰魂不散的。總統為什么要被稱呼為國家元首？總理為什么要被稱呼為政府首腦？黨的總書記為什么要被黨員稱呼為領袖？元首，就是一顆最重要的頭，首腦，就是一個最重要的腦子，領袖，就是說大家想不出路是怎么走的，必須要他來牽著袖子走。因為世界上的財富的介乎“有”和“無”之間，因為社會是一個私有制條件主導的社會，為了維護這個社會的秩序，就必須要有規則對自由進行約束，在道德和法律對人的行為進行了約束以后，如果是約束還稍嫌不足，這時，對思想自由的限制就又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走到了前臺。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任何人都不能允許他人剝奪自己的思想的自由。
　　但總還有人喜歡將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別人，讓人家服從自己，接受自己，這叫思想上的壓迫。而有的人卻喜歡在自己的想法上做一些美麗的偽裝，表面上不侵犯人家思想的自由，而讓人家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這叫誘騙，是思想上的誘騙。人們批判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可是人們現在不是也在明火執仗地鼓吹“一個主義”嗎？人們笑話古人被宗教和迷信所誘導，可是人們現在不是也被“以什么主義來指導”的口號所迷惑嗎？

　　3
　　當人們能能夠想自己所想的，說自己想說的，那已經是自由了，但還不是全部的自由，全部的自由還包括行為的自由。隨心所欲地想和說，這是最基本的自由，而隨心所欲地去有所行為，那才是最核心的自由。
　　人的本性是人的利益性，要滿足人的本性的要求，想到了是不夠的，只有做到了，并且做好了，人對利益的需要才能落到實處。如果只是想到了，而根本做不到，那還不如不想，因為想到了的事情做不到人反而更加痛苦，不想反而沒有想了的痛苦。
　　說了不做，等于白說。思想自由是對行為自由的一種期盼，言論自由是對行為自由的一種表達。思想和言論，其目的也就是實現自由，而實現自有的最后一步，也就是人的行為。一些為了人的利益，一切為了人的價值，一切為了人的幸福，一切為了人的感受，而一切要有存在的意義，就必須有人性的存在，就必須有人本身的存在。
　　可是人的本性往往是迷失在人的自身之外，要想了解人的本性怎么遺失到人的身外，可以先從驢子身上做個分析。你看拉磨的驢子，被蒙上了眼睛，自己就想著往前走，還經受著鞭策，最后掙開眼睛，發現自己還在原來被蒙上眼睛的地方。人們從自己的言行中，從自己的言行的結果中，總是找不到自己。好象自己所想的一切和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為了自己的需要，而是被一種外力所驅動。在外力的鞭策下，想的好象也不是為了自己了，做的好象也為了不是自己了，就算為自己所想了，最后做的結果也總和想的相反，自己沒有得到所想的一切。這里，人的本性和驢子的本性一樣，被強制的力量所擺弄，脫離了自己對本身的需要。
　　在人類本性迷失以后，人類需要的第二個自由，就是行為發展的自由。
　　人為什么要想這個事情？人為什么要做那個事情？不為別的，就為人的利益性，就為人的本性。認得一切言行都是為利益所服務的，如果不能為利益服務，那思想和行為都不必要。在思想和行為為利益服務的時候，也只有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行為才能更符合利益的要求，也既人性的要求。
　　行為自由是指人們依照人的本性的要求，根據自己的判斷，為了爭取和實現自己的利益，而在社會歷史的進程中開展的各種對對自己和他人的人性發展都產生影響的活動。所謂行為自由，一句話，就是根據人的需要，人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情。
　　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情呢？
　　看人們的生命歷程。從啞啞學步到幼兒園，從小學和中學到大學，從就業單位到退休回家，從病倒在床上到等待死亡，從愛情到婚姻，從生孩子到養孩子，從被大人教養到贍養老人，有那些階段是自由的呢？這些階段中又有那些方面是自由的呢？從生下來，就要為了以后的生活不斷學習，學習，再學習，學上十幾年，長大了，以為可以，擺脫學習的枯燥無味，卻又要面對艱苦創業的艱辛，然后，好不容易，事業有成，或者一無所成，到了該放下肩上的擔子的時候了，卻又要感受死亡的逐步逼近，又要面臨死亡對生命的蔑視。
　　其實，學習，我們大都是不愿意的，工作，我們也大都是不愿意的，死亡，更加是我們所不愿意的。人們所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人們做愿意的，而當我們不愿意做的時候，從自己的靈魂上還會發出對生命存在的控訴。鄰居家的孩子被父母逼著學習，孩子是邊哭邊讀，大人是邊罵邊教，他們誰是愿意這樣的？最后，孩子叫起來了，說：“你們為什么要生我？不要這么逼我”。這是我親耳聽見一個八歲的小女孩用她的方式談到生命，當我聽到這話時，就想，以后的日子里，比著不符合她意愿的事情還要把她埋沒的，不知道她是繼續這么控訴，還是被生活消磨掉她的怨懟，變得對生活的無奈麻木不仁。
　　或許散步是自由的，或許游泳是自由的，可生活的全部不是你去和愛人散步，也不是和朋友游泳。生活是一點一滴地滿足和不滿足自己需要的過程。因為需要總是不能隨著自己的意愿被自己的行為去滿足，所以，生活的感覺在有些時候總是被強奸，甚至還不如強奸，強奸說不定還真的有些快感。
　　如同思想自由意味著人們可以選擇自己的信仰，可以選擇自己想什么和不想什么行為自由意味著人們可以選擇自己去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人在有些時候連思想都不是自由的，道德觀念是祖輩流傳的，所以是容易遭到抵觸的，信仰往往是被片面地灌輸的，所以是容易放棄的，就連在工作中和學習中的一些想法，也是領導和老師要求我們去想的，所以是容易忘記的。
　　人的行為和思想相比，在更多的時候，在更多的條件下，就更加不自由了。如果你想到的，你去做了，你的行為未必是自由的；如果你想到的，你做不了，你的行為就更加不自由了。人的思想如果還能剩下六十個自由，那么行為，最多有三十個自由。我想做一個好學生，我做到了，那么我是完全有行為自由的嗎？不是，我只是比壞學生多了一點點行為的自由；我從普通員工好不容易混到部門經理，算是如愿以償，那么我是有完全的行為自由的嗎？不是，我只是比普通員工多了一點點行為的自由。
　　完全的行為自由是人的行為的自由發展，而不是在社會的重壓下扭曲地發展。好比一顆小草，它要是能在陽光的沐浴下自由地生長，那它是自由生長的，要是它被園丁架起一個生長的姿態，為了供應園丁在以后的欣賞，那它的生長就不是自由的。人也是這樣，不是說你能行，你在官場上溜的圓，你商場上爬的快，你就是完全自由的，只要你還經受著道德和法律的約束，只要你還不是隨心所欲地生活，你就永遠沒有完全的行為自由。
　　在私有制條件下，財富被分割成了我的和他的兩個部分，人性也就隨財富被分割成了為我性和為他性兩個部分。在這樣被分割開以后，人的為他性對別人的為我性形成了一種被動服從的關系，為他人的必要服務成了不自覺的負擔和不自愿的累贅。我的勞動成果不愿意被他享受，他的勞動成果也不愿意被我享受，但社會協作的必要性強制人們必須把勞動成果和別人先進行交換，然后分享。
　　在人的本性被分割了的社會，在人的一部分本性背棄了人自我的社會，那些有錢的人，有權的人，還有那些有名望的人，他們也只是敢說比別人過的好一點，能把人生玩個生榮死哀，他們不敢說，他們做什么都是完全自由的，即使他們說了自己是完全自由的，也是不可信的。所有的暴君都不是完全自由的，所有的臣子也都不是完全自由的，偉大如毛澤東，不是自由的，渺小如我，也不是自由的。在分割了的人性面前，人對自由的追求，相比于人性的最初要求，最終的結果都把人，包括大人物和小人物，都進行了無情的嘲弄。
　　如果社會的發展最終不能擺脫財富私有的局面，那么人性的分裂狀態就不可能得到改變，那么人性的解放最終也是一句空話，那么人性的自由發展最終也是一句空話。
　　社會主義號稱解放了人，起碼號稱解放了大多數人，但社會主義依然會在一定條件的激發下復辟到資本主義。因為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其實是一種國家所有制，依然是私有制的一個變種。它不是必然就比資本主義更好地解決人性分裂為為我性和為他性的問題，所以也不是必然就能解決人性解放的問題，所以也不是必然就能解決人性的自由的問題。而社會主義如果不能比資本主義更好地解放人性，如果不能比資本主義更好地給人性以自由，那么，它雖然“貴”為社會主義，也是要失敗的。
　　毛澤東就曾經說過，社會主義無非是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和資本主義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所有制不同了。今天我們可以看到，所謂所有制的不同，其實就是國家所有和個人所有的不同。國家所有制相比于私人所有制，也許真的有很多好處，起碼在形式上適應了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但這種所有制如果對人性的解放設置門檻，對人性的自由加以鐐銬，這種所有制也必然被人性的力量所推翻。強大如蘇聯，起崛起之迅速，其滅亡之倏忽，多么令人瞠目結舌，其背后推動的力量就是人性對自由的要求。聽現在提出“以人為本”的口號，怎么聽都是一個響亮的口號，但是這個口號不能流于慷慨激昂的會議，不能做潮流涌出的泡沫，而要把它當做社會的理性基礎，才能是對蘇聯興亡歷史的一個強烈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