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佛教政策圖變

縱觀近來中國官員的講話，都著力借佛教教義闡釋中國政府“和諧世界”的觀點，這無疑也是中國政府越來越重視的“軟實力”建設中的應有之意。

尋找和諧世界的潤滑劑

文 □ 記者 歐陽斌

4月21日，兩位海峽兩岸的高僧從廣州西行，模仿唐代高僧玄奘，重走取經路。這同時也是中印友好年的最重要活動之一。

在這之前的４月１３日，臺灣佛教界名人——星云大師同樣跨海峽而來，在杭州參加了另一個更為盛大的活動——“第一屆世界佛教論壇”，與來自大陸和全球各地的僧人面對面暢所欲言。

在海峽兩岸正努力破解僵局之時，佛教這一一度被認為是“對現實世界歪曲認識”的宗教形式也開始參與其中，并得到了官方的鼎立支持。

聯系中國大陸近來對達賴回歸、中梵建交等一系列事件所表現出來的開明態度，中國的佛教政策和宗教格局正在發生一次由官方主導的變化。

這一變化也引起了全球媒體的關注。英國路透社在佛教論壇舉辦前半個月就已經開始進行報道，他們將這次論壇稱作是“自1949年信仰無神論的共產主義者取得政權之后，舉辦的第一次國際性宗教會議”。雖然1986年，北京曾經舉辦過“世界宗教者和平會議國際理事會議”，但那次會議的規格和影響力無法與由中國佛教界獨創發起的世界佛教論壇相比。

官方超乎尋常的重視

中國官方顯然對自己主辦的這次論壇極為看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劉延東等高級官員親自出席，并紛紛發表講話，為論壇打氣、定調。

論壇承辦方之一的無錫市甚至投入6.4億元人民幣進行會場建設，并專門建設了一座可以容納3000人的全國最大的佛教講堂。當地政府還建設了一個面積達15萬多平方米的配套“國際休閑度假中心”。

這次論壇是在2004年，由兩岸三地的8位佛教高僧聯合倡議發起的。當記者詢問其中一位發起人，本次論壇“和諧世界，從心開始”的主題是如何確定時，他對記者表示發起倡議得到官方的積極回應，但是主題確定的詳細過程自己并不知曉。

在會議召開之前，國家宗教局局長葉小文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表示，佛教可以在促進中國建設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發揮“獨特作用”。

新華社的報道還專門提到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和諧世界”理論，這個理論基本上也被看作是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外交思想概括。

自從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掌政之后，對內提出“和諧社會”，對外提出“和諧世界”理念，“和諧”觀念因此被認為是其執政的基本理論體系。而這次佛教論壇的主題也提出“和諧”概念，因此國外媒體普遍將這次論壇解讀為，是為中國政府的“和諧”理論進行服務。

出席論壇的中共高級領導也在致詞中鼓勵佛教界為世界和平、社會和諧多做貢獻。

年僅17歲的十一世班禪也通過這次論壇第一次公開在國際場合露面。這也引起了港臺媒體的關注，本次論壇的新聞發言人齊曉飛對媒體表示，他認為十一世班禪表現頗有“大活佛風范”，并說自己注意到班禪演講之后，“贏得了長久而熱烈的掌聲”。不過一些境外媒體則在報道中稱，十一世班禪在會場上顯得有些“孤單”。

此前有消息稱，藏傳佛教的另一位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很有可能獲中國政府邀請參加這次論壇。起因源自4月3日，大陸官方英文媒體《中國日報》引用宗教局局長葉小文的話稱：“只要達賴喇嘛明確表示他完全放棄爭取西藏‘獨立’，那么我們考慮讓他訪問中國也不是不可能的。”

這一講話被認為是官方對達賴態度改善的一個信號，而近期可以提供達賴回國的最佳平臺就是“世界佛教論壇”。一些海外媒體甚至進行了推演，認為如果官方邀請達賴參加論壇，是麻煩最小、收益最大的做法。

但是雙方這種轉暖的氛圍并沒有持續多久，在論壇舉辦期間，新聞發言人齊曉飛表示，達賴喇嘛“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與論壇的“和諧”主題不相符，所以沒有發出邀請。

愛國宗教

盡管官方對于這次論壇投入相當大的精力和期盼，但是仍然非常注意保持論壇的民間性質。論壇由中國佛教協會和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主辦，前者是愛國宗教團體，后者的會長及副會長都由中國宗教局局長、副局長兼任。在整個論壇中，只有劉延東以中共統戰部長身份出席，其他官員都以民間身份出席。

在這次論壇之前，佛教協會曾經在無錫專門召開會議進行準備，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圣輝在這次準備會上特別強調全國佛教界必須“守紀律、顧大局”，“樹立全國佛教一盤棋的思想，不允許佛教內部的不和諧因素影響‘世界佛教論壇’。”

這位佛教界高僧還講到佛教界要堅持“愛國愛教，團結進步”兩面旗幟，他說只有堅持這兩面旗幟，佛教論壇才能辦好，佛教事業才能興旺。

“政府舉辦佛教論壇沒有任何政治上的風險，”一位不愿具名的宗教研究者說，“自從佛教傳入中國就堅持一個原則——和政府合作，西晉的和尚說過‘不依國主，則法事不利’，所以他們一直都有愛國傳統，而且佛教與中國文化關聯很深，基本上不存在‘被國際勢力利用’的問題。”

早在1995年，大陸佛教界就最先開展了反對法輪功的活動，2001年中國佛教協會更是發表公開信，在全國佛教界開展揭批運動。這些做法都曾得到大陸宗教官員公開的肯定和贊許。

據中國佛教協會公布的數字，在1993年到2003年期間，全國漢傳佛教受戒人數就達29000人，平均每年2900人，全國佛教寺院基建投資超過百億元人民幣。佛教界自己估計，目前擁有和尚、尼姑以及信眾2到3億人。

因為政府投入力度大，在宗教界圈內，佛教被看成是最為富裕的一派。

記者也曾經在佛教界刊物上多次看到中央領導人到佛教寺廟進行視察的報道，一位中央領導甚至在視察中要求中國佛教界也要培養出大陸自己的“覺光大師”，并向寺院捐贈2萬元。

“歷史上西藏、蒙古納入中國版圖，佛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佛教界一位高層僧人對《鳳凰周刊》說，“中國這么龐大、復雜的國家要凝聚在一起，當然需要共同的理念。佛教在這方面可以發揮的作用不言而喻，新一代中共領導人提出的和諧理論便是借用佛教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所以對于佛教，我想當今領導人也是樂觀其成的。”

作為傳統文化的佛教

1947年毛澤東在轉戰陜北時途經白云觀，就想去一游，旁邊的工作人員不解，毛澤東解釋說：“那是文化，懂嗎？那是名勝古跡，是歷史文化遺產。”

此后，把宗教視為文化，成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宗教本質觀”。在此次佛教論壇召開之前，賈慶林在講話中再次強調佛教“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大陸佛教界也非常愿意強調自己與中國文化的深刻淵源。“佛教就是中國文化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一位擔任重要職務的僧人糾正記者所說的“佛教與中國文化關系密切”的說法。

“把宗教向文化方向而非信仰方向解讀，是黨的宗教政策的一大特色。”一位研究者說，“這樣不僅把信仰沖突降低到最小，而且使統戰工作更容易開展。佛教可以堪稱這方面的典范。”

2003年2月，大陸將陜西法門寺佛舍利運抵臺灣進行巡回供奉，臺灣10萬多信眾沿途跪拜，景象頗為壯觀。

佛指舍利自1987年在陜西被發現之后，在大陸也僅僅公開展示過一次。1994年，應泰國國王和泰國僧王的聯合請求，佛指舍利曾赴泰國供奉一次，此外再也沒有向世人展出過。

2001年，臺灣星云大師開始向大陸提出恭請舍利赴臺供奉之后，大陸一直謹慎處理，兩年后，據稱由當時的最高領導人批準才最終成行。大陸雖然定下了“民間性、宗教性”的基調，但是臺灣媒體還是由此感慨大陸“對臺政策越來越靈活，統戰手法越來越嫻熟”。

因為在2002年，臺灣開始推行中小學臺語教學、在大學刪減或取消與中國有關的課程。北京方面將這些臺灣當局出臺的政策都視為“文化臺獨”的舉措。

而佛指舍利赴臺正好可以打破這種困窘，一下子拉近了兩岸民間情感。而且，大陸讓一度支持陳水扁的星云大師出面主持，也顯示出了摒棄前嫌的靈活。

2004年，中央再次決定將佛指舍利運赴香港供奉，此舉被本港媒體稱作是中央送給香港的“精神大禮”，佛舍利在港供奉10日，瞻禮高達100萬人次以上，而香港總共不過600多萬人口。

而在此次供奉之前，香港剛剛經歷了基本法23條的爭論，“七一大游行”等事件，香港民眾對大陸的心態已經變得非常微妙。

事實上，作為傳統文化的佛教，不僅可以起到連接兩岸三地的情感紐帶作用，還被賦予了更為深遠的意義。

由中國佛教協會創辦的一份刊物中，曾經刊登過一位學者寫給佛協副會長圣輝的信件，信中稱自己在地方上調查的時候發現太原有教堂100多座，而寺廟只有19座；新疆烏魯木齊只有寺廟兩座，南疆漢人最多的阿克蘇地區沒有一座寺廟；溫州新教教徒58萬，天主教徒11萬，而佛教徒不到7萬。

這位熱心的學者很擔憂地在信中表示，“目前開始已露端倪的我國宗教發展嚴重失衡趨勢，實際上也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失衡的問題。這對整個社會來說是可能影響穩定的隱患，對佛教而言也是必須引起警惕的現象。”

近幾年來，天主教、基督教在大陸發展得非常迅速，一些佛教界人士經過調查曾經寫過一個調查報告，認為原因之一就在于文革期間被破壞的寺廟沒有及時恢復，所以在人民宗教信仰需求重新恢復的時候，佛教沒有能夠及時填補。特別是最近大陸出現了“文化基督徒現象”，即不少知識分子信仰基督教，他們在堅持自由民主理念的同時，也非常強調基督教信仰對中國社會的重要意義。這種現象在知識界還曾引起過小小的討論。

一位研究者說：“佛教如果能有良好的發展，對這些現象能起到平衡作用。”但是現在來看，官方對佛教的期許也許遠遠高于這個目標。

目前世界佛教三大流派中的漢傳佛教、藏傳佛教主體都在中國，據官方公布的數字，目前世界上3億佛教徒中，有1億人生活在中國。大陸佛教界一直自稱中國是佛教的“第二故鄉”。此次佛教論壇雖是第一屆，但幾乎云集了世界上佛教界最為頂級的人物，顯示出了大陸佛教界的號召力。

縱觀此次佛教論壇期間中國官員的講話，都著力借佛教教義闡釋中國政府“和諧世界”的觀點，這無疑也是中國政府越來越重視的“軟實力”建設中的應有之意。

宗教政策調整

不僅僅是佛教，中國的整個宗教政策都在慢慢調整中。

1989年，東歐巨變。在這個過程中，宗教，特別是組織性強的天主教被認為發揮了關鍵作用。蘇東劇變同樣對中國宗教界造成了強烈的沖擊，回暖不到10年的宗教環境再次變得微妙。

記者曾經在一份宗教界紀念文集中看到一篇文章，上面寫到，自從1989年風波之后，大陸宗教界明顯開始感受到了“防范，扣緊的苗頭”。而當時宗教界最為緊迫的理論工作之一，便是論證大陸宗教組織的愛國性質以及由此可以在抵御“帝國主義勢力”滲透中國的工作中發揮怎樣的積極作用。

類似的情況在2004年也出現過，在中亞一些國家發生顏色革命之后，大陸的宗教界再次集中精力論證如何能夠抵御“境外宗教勢力”的滲透。

1990年，中央文件中開始不斷提出“宗教要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話語。1993年，江澤民提出完整的“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標志著中共領導人基本上改變了過去兩代中共領導人心目中“信教”與“不信教”之間“井水不犯河水”的政策基點，形成了更為積極主動的宗教政策理念，也是在經歷蘇東劇變之后大陸宗教政策的一次明顯更新。

“這說明官方的態度已經從過去的冷戰式和平相處轉變為主動利用宗教中的積極因素。”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宗教界人士說，“以前的政策謹慎而且被動，現在的做法則主動，也更加圓熟。”

信仰與實利的博弈

2005年，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逝世，中國政府公開表示哀悼，并對其做出了一些正面的評價，被香港媒體稱為是自1949年以來，中國政府55年來第一次對梵蒂岡正式傳達友善信號。當時全國所有原本拒絕承認梵蒂岡的地上教會都公開為教皇舉行了彌撒。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達賴身上。自2002年開始，流亡海外50多年的達賴與大陸官方建立起了聯系。雙方在不公開的情況下已經多次舉行會談，同時大陸對于達賴的批判性言論也較以前大大降溫。

今年4月胡錦濤訪問美國之前，達賴在自己的官方網站上發表聲明，要求海外流亡藏人不要在胡錦濤訪問期間進行示威抗議，以免給胡造成不便。

達賴釋放出如此罕見的友善信號，為雙方的關系進展提供了更多的猜測依據。此前，幾乎每逢大陸領導人出訪，流亡藏人都是在現場進行抗議示威的主要力量。

一方面，在達賴喇嘛、中梵關系等重大問題上官方表現出了相當的靈活性，另一方面，官方也在不斷尋找更為有效的宗教管理方式。

上個世紀最后10年，法輪功在大陸異軍突起，成為重大社會現象。國內學者康曉光在一篇文章中分析道，法輪功之所以能夠迅速俘獲人心，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大陸“沒有一個有效的意識形態。”“傳統早被我們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馬克思主義也已經失去了提供合法性的能力。”

這種論斷隨后也成為國內學界對文革后宗教在大陸興盛的一種主要解釋。據香港媒體的統計，大陸天主教和基督教徒已達4500萬，而信教人口達2億，每年新增300萬，其擁有的社會實力不容小視，甚至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宗教問題直接關系到領土完整，主權統一等復雜問題。

面對新的挑戰，官方一直在積極尋求有效的管控手段。尤其是新一代中共領導人掌政之后，不斷提出涉及人心理想和道德問題的號召、“工程”，并試圖重新對馬克思主義進行解讀，重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近幾年，南方的一些城市開始嘗試在寺院內部設立辦公室，由宗教部門官員兼任佛教協會秘書長等方式，這些方法在宗教界引起廣泛的討論，不斷有觀點認為，這種做法會“損害人民政府的光輝形象”。甚至宗教界至今仍在對1991年提出的“依法對宗教進行管理”原則進行討論。一些回憶文章稱，當時這條原則提出時，就曾遭到宗教界知名人士的強烈反對，雙方幾經討論，最后在官方的堅持下將其寫入了宗教政策之中。

“現在的趨勢來看，既會更寬松，也會更加收緊。”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樓宇烈說，“一方面國家可能會給各種被認可的宗教更為自由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相關的管理條例和管理措施也會因此而收緊。”

來源：《鳳凰周刊》2006年第14期（總2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