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盤反駁鄢烈山的胡說和他的支持者關天版主孤云

……換言之，中國的改革開改和市場經濟取向，是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怎么可能退回去？誰能把那1700萬知青退回鄉下，退回他們的娘肚子里去？
　　　　－－－－－－－－－－－－－－－－－－－－－－－－－－－
　　　　知青回城是在文革中后期就開始了，這和市場經濟沒有什么關系，既然當初可以下去，就可以后面回來，沒有說過下去就回不來。這是政策考慮不周，只考慮要求全國農村和城市一起發展，沒有考慮很多微觀細節，我們現在的政策制訂和這種方式有區別嗎，你根本沒有指出要點。
　　
　　
　　回顧這次接近尾聲的關于改革方向的大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否定市場經濟發展道路的主要有兩種人。一種人以思想僵化的過氣精英為代表。馬、恩在《共產黨宣言》里形容那些鼓吹“封建的社會主義”的沒落貴族，他們抨擊資本主義的俏皮而尖刻的評論，半是挽歌，半是謗文，每當人們跟著他們走時，卻發現他們的臀部帶著舊的封建徽章；今天，這種人臀部露出的舊時代徽章便是“計劃經濟”，甚至有斯大林時代的思想印記。另一種人，是在不合理的改革方案或被扭曲的“改革”過程中感覺利益嚴重受損的普羅大眾，更有一些沒有計劃經濟時代生活經驗的年輕人，他們表達自己利益訴求的話語是“懷念”所謂的“毛澤東時代”乃至“文革”時的社會福利制度。兩種人的相似特征是“懷舊”，共同指向則是懷疑乃至反對市場取向的改革開放。
　　　　－－－－－－－－－－－－－－－－－－－－－－－－－－－
　　　　這是因為你和胡舒立之流長期把持著公開媒體，而且你對既要上網，又不對網友作答復，顯示了你對公眾的藐視。而你把對改革質疑只劃分為兩類，這和有些人把人劃分成改革和反改革，左派和右派是一樣的。
　　　　中國的情況是多樣的，否則就不會有春秋戰國百花齊放、道儒墨法那么多流派。
　　　　你這是典型的極端主義，和版主孤云一樣，是在挑戰傳統中庸派。
　　
　　
　　說起來應該很簡單，一個沒有智障而能正常思維的人就會明白，如果當初按既定的方向和道路走得好好的，我們為什么不沿著那條“金光大道”走下去，而偏要改弦易轍去“摸著石頭過河”呢？必定是飽嘗了“山高路險”乃至“山窮水盡”的苦楚，認清了“此路不通”，才痛下決心，另謀出路。
　　　　－－－－－－－－－－－－－－－－－－－－－－－－－－－
　　　　一個方針總有很多問題，是需要微觀調整不斷繼續的，不斷反饋不斷調整，而現在的錯誤政策一下子執行到底，其實質和當初有區別嗎。
　　　　另謀出路不是不可以，難道只有一條嗎，那何必說條條大路通羅馬呢。
　　　　孔子說，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沒有說全盤推倒。
　　　　
　　　　作為媒體工作者，公然不回復網友，孤云作為版主以這樣的方式支持鄢烈山是錯誤的。
　　
　　
　　
　　事實也正是這樣。對于當時的普通老百姓來說，他們吃不飽、穿不暖，連肥皂、火柴、燈油都要憑票限量供應，所謂“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不是丑化和恫嚇，而是一種無日無之的生存體驗和沉重壓力；而對于具有國際視野的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更有與周邊國家發展速度相比較而產生的緊迫感。正是這種種內外因素，促成了真理標準大討論，達成了“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的基本共識，最終促使我們在實現現代化的路徑上選擇了市場取向。
　　　　－－－－－－－－－－－－－－－－－－－－－－－－－－－－
　　　　人口增多，機械化程度不高，但保證每個人的基本所需還是可以的，有沒有吃不飽穿不暖，相信是有的，但比以前應該是好很多了，現在不照樣有這樣的事情嗎。憑票供應是物資緊張，但至少不是貪污腐敗，而且也限制了貪污腐敗。與周邊國家相比發展比較慢，我不這么認為，中國的國防工業水平很低，需要大量投入，中國是個大國，不可以接受保護。也沒有很多資源可以隨意浪費。
　　　　“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這句話是報紙上說的，不等于真理，總比當年建國初期沒有國防工業好吧。沒有工業怎么能夠保護自己，錢從哪里來，不是節衣縮食怎么來。大躍進餓死人不等于一直餓死人吧。
　　　　怎么算是市場取向，怎么算不是。我只記得祖先的予則立，不予則廢，但不等于我同意微觀上樣樣都管，一張一馳，文武之道。
　　　　
　　　　鄢烈山，孤云，不要用二分法代替所有人的思維。這是典型的極端主義。不能把別人稱為左派右派的。
　　
　　
　　今年3月，政論作家馬立誠推出了他的紀實新著《大突破：新中國私營經濟風云錄》。這本書與其說在講1949年以來中國私營經濟發展史，還不如說是講50多年來我們是怎么認識和對待私營經濟的，甚至可以說是講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是怎樣確立市場經濟觀念的。恰如經濟學家樊綱在本書的序言中所說：“私營經濟的優點，是在與國有經濟比較中體現出來的，是在人類對國有經濟的試驗過程中（在有的國家可以說是悲壯的試驗），被人們再認識的”；20多年來，“私營經濟推動了中國混和經濟制度的形成，推動了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
　　　　－－－－－－－－－－－－－－－－－－－－－－－－－－－－
　　　　我不認為馬立誠是政論家，我認為他是漢奸，我在這里發的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是國家教委的死敵中已經闡明了。
　　　　南方周末整版都是他為自己辯護的文章，而批評他的全部是在網絡上的，上不了公開媒體，這個鄢烈山的作風一模一樣，既要上網又不在網絡上回復，又不允許別人的指責上網，也算半個此地無銀三百兩。
　　　　私營經濟的優點可以說與國有經濟相比體現出來，那我說國有經濟的優點也可以在比較中體現出來。你去日本說他們的企業是私有企業，估計沒有一家大企業會承認的。
　　
　　
　　《大突破》一書中第四章《十一屆三中全會：春潮初起》前面幾節值得特別關注。它們描述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歷史過程：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發展個體和私營經濟，打開了市場經濟的閘門，那并非某人一時心血來潮拍腦袋或關在密室“理性”設計出來的，而是被1700萬知青大返城“逼”出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國有和集體企業）根本無力安置這么多人就業，涉及眾多家庭的“待業青年”走投無路直接影響政治穩定，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危機，于是，才有了“目前在有限范圍內繼續存在的城鄉勞動者的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附屬和補充”的政策，才有了“十二大的關鍵詞：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個體經濟入憲”，進而有“十三大的關鍵詞：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市場經濟入憲”……換言之，中國的改革開改和市場經濟取向，是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怎么可能退回去？誰能把那1700萬知青退回鄉下，退回他們的娘肚子里去？
　　　　－－－－－－－－－－－－－－－－－－－－－－－－－－－－
　　　　的確是逼出來的，這是事實。但是沒有反思過，這恰恰體現了城鄉發展的差距，現在改了嗎？市場經濟入憲也沒有什么不正確，只是市場經濟不可以沒有計劃吧，一句市場經濟，搞得好像什么都不管，現在不正體現了這種極端主義嗎。
　　　　
　　　　
　　　　換言之，中國的改革開改和市場經濟取向，是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怎么可能退回去？誰能把那1700萬知青退回鄉下，退回他們的娘肚子里去？
　　　　－－－－－－－－－－－－－－－－－－－－－－－－－
　　　　什么亂七八糟的評論，知青可以下去就可以回來，放在一起比較合適嗎。如果農村建設好了，下鄉也不是沒有可能的，歐洲農民，你問他愿意去城市居住嗎。城市人很多都要去農村干活，因為他們認為很舒適。
　　　　這句話還是沒有任何反思。
　　
　　
　　今天的問題有今天的生成原因，也只能拿出適合今天現實的解決辦法，豈能以“古”非今向后看？以建立健全社會公共福利制度來說吧，我們可以講出許多理由，比如國家經濟實力已提供了可能，比如解除民眾后顧之憂才能刺激國內的有效需求，比如實現社會公平和基本人權；而最缺少說服力的就是講過去如何如何好。我忘不了，所謂的“赤腳醫生”制度不過是短暫的花架子，那個時候我作為農家子女，得了急性腮腺炎高燒數天只能在家里聽天由命地挺著；我知道，那時候，普通中學和大學是培養極少數精英的，那時出于“勒緊褲腰帶也要造原子彈”的教育發展戰略，國家對極少數未來精英的財政投資，根本不能跟今天大眾教育的情境相提并論；我也見過，直到1980年代，城里的工人、市民，大多數是幾代同堂，搭暗樓擱板和睡地鋪的男女不在少數……是什么問題就說什么問題好了，扯什么過去的“好日子”不僅令人生厭也太沒出息。
　　　　－－－－－－－－－－－－－－－－－－－－－－－－－－－－
　　　　花架子是你說的，你問一下，現在有沒有花架子，我看過很多人的回憶，張海迪的報告也聽過，農村醫療條件是和城市有差距，但至少也是派了人的，毛主席在這方面絕對正確，可以看反毛的李志綏的回憶錄。在疑難病上要投入，但更多的是治療常見病。而且周總理對職業病的關注大大超過現在吧。既然認為當初是花架子，干嘛不現在更上一層樓，反而什么都沒有了，這算什么解釋。
　　　　教育發展方式的確問題很大，現在也沒好到哪里去，窮人照樣上不起，當時也沒有到現在這種程度。
　　　　你是寫不出教育產業化的，我才寫得出，關天上的人已經領教了。愚蠢小豬也領教了，等幾周吧。
　　
　　
　　為什么有些年輕人倒成了“九斤老太”？因為他們不知道中國是怎樣走到今天的，缺乏歷史感，容易輕信，容易產生幻覺。因此，我們很有必要多講一講當初我們為什么要搞改革開放，給年輕人補點歷史課，同時也讓出于人性弱點容易懷舊的過來人保持清醒，總之使大家明白，改革開放并非某個領導人憑個人意志為所欲為的產物，而是順應民心、順應經濟發展規律和世界潮流的選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符合中華民族的利益。
　　　　－－－－－－－－－－－－－－－－－－－－－－－－－－－
　　　　七十年代城市出生的人很多都崇拜陳景潤，他們是聽精忠岳傳長大的，沒有那么多電視可以看，他們看的是全球最經典的中國美術片。中國愛好歷史的人一向多。
　　　　順應潮流不等于邯鄲學步，不等于不可以領導世界潮流。北歐社會主義也不會欣賞美國制度的。
　　　　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而不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傳統的予則立，不予則廢，你先有本事推翻了再說。不要學習張維迎一樣推翻倫理道德的腔調。
　　
　　
　　其實，全面否定“文革”，否定“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汲取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教訓，對這些重大歷史問題中共中央都有明確的政治決議，我們沒有理由投鼠忌器，害怕多講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必要性會損害毛澤東的形象和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若仍堅持神化毛澤東則另當別論）。相反，如果我們只大講特講毛澤東如何“過五關斬六將”（如電視連續劇《長征》、《延安頌》、《三大戰役》、《開國大典》那樣），而諱言“敗走麥城”（如“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文革”和“十年浩劫”），那么，怎能指望人們特別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充分理解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然性？
　　　　－－－－－－－－－－－－－－－－－－－－－－－－－－－－－－
　　　　政治局決議錯誤的多著呢，關鍵是不能編造歷史。
　　　　教育問題的確是投鼠忌器太多了，管教育的文化水平本身就有問題。你的理解也未必完整，否則我們那么多歷史全都白看了，就像李志綏看不到毛澤東看的內參，他的理解很難讓人信服，看歷史又不是看私生活。
　　　　韓素音的周恩來與他的世紀更是一團糟。
　　　　你看的史料也未必多，至少你應該參考一下這里的潘國良的文章(我不是完全贊同，但還是有參考價值的)。
　　
　　
　　《大突破》中有一段歷史教訓講得很有警示意義：1952年的“五反”在當時產生了一個深遠的影響，即運動揭發的少數私營業主的“五毒”行為（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激起了全社會的道德義憤，這種“輿論”(這種發動的“群眾運動”大造聲勢說過頭話、斗爭時“擴大化”是慣例）作為重要因素之一，反過來促使毛澤東等領導人下決心改變對私營經濟的政策，提早結束容許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民主主義過渡時期”，快速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書中論證了“改造”的實質是“消滅”）。今天，也有人試圖利用民眾對權錢勾結鯨吞國有資產等腐敗現象的道德義憤，否定改革開放的市場取向，吁求打壓民營經濟，走計劃經濟的回頭路。倘若我們對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現代化歷史有基本的認識，相信就不會在迷迷糊糊中被引入歧途重犯“左”的錯誤，就能夠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百折不回地向前進。
　　　　－－－－－－－－－－－－－－－－－－－－－－－－－－－－－－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說有人用一系列問題來全盤推倒國有企業，先把國有企業的優良制度推倒，制造不利于國有企業的環境，再全盤推倒國有企業，我那篇文章沒寫完，意外發了，我會寫完的。
　　　　這種做法和當年的做法有什么兩樣，你到底是在支持張維迎的私有化還是還是在展現你對極端主義的繼承啊。
　　　　
　　　　孤云，你也有責任的，你也是在幫助極端主義的。

附上原文：

                                                           當初我們為什么要改革開放

……換言之，中國的改革開改和市場經濟取向，是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怎么可能退回去？誰能把那1700萬知青退回鄉下，退回他們的娘肚子里去？
　　 如果我們只大講特講毛澤東如何“過五關斬六將”（如電視連續劇《長征》、《延安頌》、《三大戰役》、《開國大典》那樣），而諱言“敗走麥城”（如“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文革”和“十年浩劫”），那么，怎能指望人們特別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充分理解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然性？
　　
　　
　　
　　
　　 當初我們為什么要改革開放？
　　 鄢烈山
　　 回顧這次接近尾聲的關于改革方向的大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否定市場經濟發展道路的主要有兩種人。一種人以思想僵化的過氣精英為代表。馬、恩在《共產黨宣言》里形容那些鼓吹“封建的社會主義”的沒落貴族，他們抨擊資本主義的俏皮而尖刻的評論，半是挽歌，半是謗文，每當人們跟著他們走時，卻發現他們的臀部帶著舊的封建徽章；今天，這種人臀部露出的舊時代徽章便是“計劃經濟”，甚至有斯大林時代的思想印記。另一種人，是在不合理的改革方案或被扭曲的“改革”過程中感覺利益嚴重受損的普羅大眾，更有一些沒有計劃經濟時代生活經驗的年輕人，他們表達自己利益訴求的話語是“懷念”所謂的“毛澤東時代”乃至“文革”時的社會福利制度。兩種人的相似特征是“懷舊”，共同指向則是懷疑乃至反對市場取向的改革開放。
　　
　　 因此，我們很有必要正視和回答這個問題：當初，我們為什么要改革開放？
　　 說起來應該很簡單，一個沒有智障而能正常思維的人就會明白，如果當初按既定的方向和道路走得好好的，我們為什么不沿著那條“金光大道”走下去，而偏要改弦易轍去“摸著石頭過河”呢？必定是飽嘗了“山高路險”乃至“山窮水盡”的苦楚，認清了“此路不通”，才痛下決心，另謀出路。
　　
　　 事實也正是這樣。對于當時的普通老百姓來說，他們吃不飽、穿不暖，連肥皂、火柴、燈油都要憑票限量供應，所謂“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不是丑化和恫嚇，而是一種無日無之的生存體驗和沉重壓力；而對于具有國際視野的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更有與周邊國家發展速度相比較而產生的緊迫感。正是這種種內外因素，促成了真理標準大討論，達成了“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的基本共識，最終促使我們在實現現代化的路徑上選擇了市場取向。
　　
　　 我想，對于我這樣在舊體制中長大的或過來的人，只要良知未泯，沒有誰會真心留戀那個時代。今日的農民雖說仍然生活在最底層，畢竟擺脫了糧票和“介紹信”的羈絆，可以出門謀生了；雖說收入很低，畢竟絕大多數人不用挨餓，不用天天起早摸黑“出工”窮折騰。我深信，即使中國不走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道路，中國農民也沒人真樂意回到“生產隊”去。“人民公社”的崩潰并不是什么階級敵人和反華勢力策動的，而是這種“一大二公”的烏托邦建設違背人性的必然結局。人民日報記者凌志軍以《歷史不再徘徊》為題，寫過一本研究人民公社制度和“農業學大寨”運動興衰史的書，令人信服地說明這種農業集體所有制的解體，是中國農民、務實的政治家與偏好“一大二公”的“革命浪漫主義”政治領袖反復博弈，歷經曲折而不得不然的選擇。
　　
　　 今年3月，政論作家馬立誠推出了他的紀實新著《大突破：新中國私營經濟風云錄》。這本書與其說在講1949年以來中國私營經濟發展史，還不如說是講50多年來我們是怎么認識和對待私營經濟的，甚至可以說是講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是怎樣確立市場經濟觀念的。恰如經濟學家樊綱在本書的序言中所說：“私營經濟的優點，是在與國有經濟比較中體現出來的，是在人類對國有經濟的試驗過程中（在有的國家可以說是悲壯的試驗），被人們再認識的”；20多年來，“私營經濟推動了中國混和經濟制度的形成，推動了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
　　
　　 《大突破》一書中第四章《十一屆三中全會：春潮初起》前面幾節值得特別關注。它們描述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歷史過程：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發展個體和私營經濟，打開了市場經濟的閘門，那并非某人一時心血來潮拍腦袋或關在密室“理性”設計出來的，而是被1700萬知青大返城“逼”出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國有和集體企業）根本無力安置這么多人就業，涉及眾多家庭的“待業青年”走投無路直接影響政治穩定，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危機，于是，才有了“目前在有限范圍內繼續存在的城鄉勞動者的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附屬和補充”的政策，才有了“十二大的關鍵詞：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個體經濟入憲”，進而有“十三大的關鍵詞：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市場經濟入憲”……換言之，中國的改革開改和市場經濟取向，是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怎么可能退回去？誰能把那1700萬知青退回鄉下，退回他們的娘肚子里去？
　　
　　 今天的問題有今天的生成原因，也只能拿出適合今天現實的解決辦法，豈能以“古”非今向后看？以建立健全社會公共福利制度來說吧，我們可以講出許多理由，比如國家經濟實力已提供了可能，比如解除民眾后顧之憂才能刺激國內的有效需求，比如實現社會公平和基本人權；而最缺少說服力的就是講過去如何如何好。我忘不了，所謂的“赤腳醫生”制度不過是短暫的花架子，那個時候我作為農家子女，得了急性腮腺炎高燒數天只能在家里聽天由命地挺著；我知道，那時候，普通中學和大學是培養極少數精英的，那時出于“勒緊褲腰帶也要造原子彈”的教育發展戰略，國家對極少數未來精英的財政投資，根本不能跟今天大眾教育的情境相提并論；我也見過，直到1980年代，城里的工人、市民，大多數是幾代同堂，搭暗樓擱板和睡地鋪的男女不在少數……是什么問題就說什么問題好了，扯什么過去的“好日子”不僅令人生厭也太沒出息。
　　
　　 為什么有些年輕人倒成了“九斤老太”？因為他們不知道中國是怎樣走到今天的，缺乏歷史感，容易輕信，容易產生幻覺。因此，我們很有必要多講一講當初我們為什么要搞改革開放，給年輕人補點歷史課，同時也讓出于人性弱點容易懷舊的過來人保持清醒，總之使大家明白，改革開放并非某個領導人憑個人意志為所欲為的產物，而是順應民心、順應經濟發展規律和世界潮流的選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符合中華民族的利益。
　　
　　 其實，全面否定“文革”，否定“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汲取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教訓，對這些重大歷史問題中共中央都有明確的政治決議，我們沒有理由投鼠忌器，害怕多講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必要性會損害毛澤東的形象和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若仍堅持神化毛澤東則另當別論）。相反，如果我們只大講特講毛澤東如何“過五關斬六將”（如電視連續劇《長征》、《延安頌》、《三大戰役》、《開國大典》那樣），而諱言“敗走麥城”（如“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文革”和“十年浩劫”），那么，怎能指望人們特別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充分理解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然性？
　　
　　 最近有件事使我深有感觸。有篇寫我的文章，一開篇講我生于1952年某某公社某某大隊。1952年哪來的“公社”和“大隊”？編輯將我講的妻子當時不能招工回城的原因、她父親的所謂“特（務）嫌（疑）問題”，自以為是地改寫成莫明其妙的“特殊問題”。由此不難推定，年輕人不要說對“一月風暴”、“二月逆流”這些“文革”中的具體事件了，就是對“三面紅旗”、“四清運動”、“五一六通知”這些改革開放前的重要歷史脈絡也不會有清晰的印象。——這樣的歷史認知水平，怎么能充分理解改革開放路徑選擇的政治合理性？
　　
　　 《大突破》中有一段歷史教訓講得很有警示意義：1952年的“五反”在當時產生了一個深遠的影響，即運動揭發的少數私營業主的“五毒”行為（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激起了全社會的道德義憤，這種“輿論”(這種發動的“群眾運動”大造聲勢說過頭話、斗爭時“擴大化”是慣例）作為重要因素之一，反過來促使毛澤東等領導人下決心改變對私營經濟的政策，提早結束容許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民主主義過渡時期”，快速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書中論證了“改造”的實質是“消滅”）。今天，也有人試圖利用民眾對權錢勾結鯨吞國有資產等腐敗現象的道德義憤，否定改革開放的市場取向，吁求打壓民營經濟，走計劃經濟的回頭路。倘若我們對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現代化歷史有基本的認識，相信就不會在迷迷糊糊中被引入歧途重犯“左”的錯誤，就能夠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百折不回地向前進。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