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金華雜博】16 “法治”與“人治”
 
    潘老師的《從甕安事件看群眾運動》是篇好文章。我完全同意他的觀點：不搞群眾運動，是反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是人民創造的，這個命題換個說法是：歷史就是人民群眾運動的軌跡。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運動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一切社會制度，一切英雄人物，都必將在群眾運動中被決定取舍。　
    今年以來發生的“反藏獨，護圣火”斗爭，抗震救災的志愿者行動，甕安事件，以及以前的“反思改革”等，無疑都是自發的群眾運動。因為它是自發的，所以就難免有盲目的破壞性，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些群眾運動在改變歷史，改變著中國的世界形象。這種改變歷史的群眾運動，有的被承認了，較多的還不被有些人口頭承認，但是心里卻十分害怕這種改變。
    在《必須清除“必須犧牲勞動者”的“改革”“發展”觀》文中，我提出了甕安事件的根本解決，不能停留在法治、作風、工作方法層面上，必須要從更深入地從“人治”、國家性質層次上考慮問題。所謂“人治”，不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那種“人治”，也不是少數人治理國家的“人治”，而是人民當家作主治理國家，這就須要人民群眾運動起來。
    改革以來，精英們常常講不要“人治”要“法治”，不要“以黨治國”要“以法治國”，這種無嵇之談竟然成了主流。人們不想一想法是統治階級的意志這個馬克思主義的道理，也不想一想法是人制定的這個事實。自然，法一旦產生，就要按照法律來辦事，但是，依法辦事仍然要受到落實它的人的個人意志的制約。可見，法治怎能脫離人治？“以法治國”怎能擺脫得了執政黨的意志？問題是執政黨的意志符合不符合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運動的方向，符合就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歷史就發展，社會就進步；不符合，人民群眾就不擁護甚至反對，歷史發展就會發生大的曲折，社會進步就停滯甚至倒退，這個時候執政黨如果還要堅持按自己的意志“以法治國”，不改變自己的意志，實行“變法”，就會被人民群眾所拋棄，退出歷史舞臺。
    只講法治，不講人治，是一個騙人的鬼話。這些人不是真的只講法治，不講人治，而是要由他們這些極少數的“精英”來立法執法，治理人民群眾，實際是極少數人治絕大多數人。
    我看普天之下，還沒有一個國家只講“法治”，不講“人治”的，沒有一個國家完全是“以法治國”，而不是“以黨治國”。如果只講法治，只是以法治國，那就不用改朝換代，搞換屆選舉這些驚天動地，勞神費錢的事情。為什么要改朝換代，換屆選舉？不是因為前朝前屆沒有法，不是因為統治者沒有以法治國，而是因為執政者不善于治理國家，老百姓不滿意，所以要換人，希望找個好人能人來治國。
    只講法治，不講人治，是治不好的。拿甕安來說，移民搬遷、違章建筑拆除、礦權糾紛處理、國企改革改制等等問題，特別是打擊黑惡勢力，都不是沒有法規，也不完全是領導人不講法治，但是許多年就治不好，各種矛盾糾紛沒有得到及時化解。大量積案和積怨的存在，導致黨群干群警民關系緊張，甚至出現了仇官、仇警、仇富心理；什么原因呢？貴州省委副書記王富玉講了：“重要原因，是部分群眾對黨委政府的信心不足、信任不夠”，是人的問題，是人治不到位。現在甕安事件群眾上街一鬧，人事變動了，事情才有了轉機。在被一些人如張維迎之流看作是愚昧無知的群氓鬧事，“發情緒”的情緒沖動中，包含著一種理性的必然的東西，馬克思所指出的群眾的“歷史主動性”，那種為改變世界而進行的“沖天的”“嘗試”。我不是說問題要鬧事才能解決。為什么人民群眾要上街“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只講法治，不講人治，不允許人民說話，人民大眾說話的地方便只有街頭。
    我同意甘陽的觀點：法治是保守的，原話是“沒有保守主義是不可能建立法治的”。法是一種成規，為穩定現有秩序序服務的。相對來說“人治”則是“活”的，能動的，需要因時因地制宜地變化；它既有穩定有序的任務，更有變革進取的使命。如果只講法治，只講以法治國，那就不準革命了。社會主義革命不用說是對資本主義國家法治的破壞，改革開放，也是反對用改革前的法治國。可以肯定地說，任何社會要變革進步，都不能單純地法治，相反地常常要變法。必然地主要靠“人治”。
    大家都反對本本主義，只講法治，反對人治，就是本本主義，完完全全的教條主義。我們都強調理論必須要與實踐結合，講究善于變通，“法治”要求必須嚴格按法律規定辦事，但事實上不可能事事都有已成的法律規定，有好多事情“法治”不了，靠人來解釋、實踐的案例、立新法等等，不得不求“人治”。世界變化萬千，什么都依法治，法規越來越多，多得來連專門吃法律飯的人都搞不清楚，還常常出現法律打架的事情，結果走向反面，等于沒法了。去年談論物權法草案時，2007年2月14日我發表了一篇《法多不律》，提出了這個觀點，認為 “法律不可沒有，但不可太多；太多了，人們記不住，結果不是保護人民，而是整治人民。搞許多人民群眾不知道或弄不懂記不了的法律，那不是設陷阱整百姓嗎？”
    這里指出一個有趣的事情，就是現在愈來愈多的法治問題主張“私了”、“調解”。這說明什么呢？人世間許多事情主要不是靠法治，人與人間大多按天理人情處世。法也是天理人情中衍生出來的，只要法治的人，也高喊“人權”“人性”，但是同時反對人治，實際上是反對人權，否定人性的。
    社會當然需要法治，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但是一定要明白，法是人定的，而且必須靠人來執行，沒有人，哪有法？沒有人，誰執法，誰護法？沒有人，法治什么？在法治中，人始終是法治的主體，那種把人看作是法治的客體的觀點是錯誤的，法治的客體不是人，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任何社會中，人都是主，法始終是從，是人用來規范、調節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手段，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長存的，手段則是多樣的，可變的，什么好用就用什么，根據人的需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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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重抄】法 多 不 律 
 
    毛澤東時代法律不多，但是，每有部法律都深入人心，起大作用，那才真是提供了良好的法治環境，保障人民安居樂業，促進經濟發展，構建起和諧社會。人們說那時民風純樸。
    但是，后來有人說毛澤東時代“無法無天”，講“人治”，不搞“法治”，現在要搞“法治”，不搞“人治”。于是，法律越來越多，而法治環境，治安狀況，社會和諧，卻日益不如以前。有人說現在最大的危險是社會道德淪喪。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反差？俗話說“虱多不癢，賬多不愁”，同樣，法律多了，人們不了解，或者記不住，反而成了沒有規則。法多不律，規范不了人們行為，這是辨證規律。
    現在是法律越來越多，多得來連立法的、專門吃法律飯的人也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法律。這些人中一些人犯了法，還不知道犯了哪一條；許多人可能對于某件事是否違法，并不一定搞得清楚。
    比如副委員長講人大會議要“確保”通過物權法，他不一定知道這是違法行為。法律太多，他不可能都記得住，都弄得懂。
    比如，頂頂大名的法學教授、博士導，黨委書記賀衛方說“我們整個黨沒有注冊登記，……那他行使的權利是什么權利？是法外權利。這是嚴重的違法”，這里，他把根本大法——憲法忘記了。只要查一下憲法序言，就知道中國共產黨的法律地位，它的權利，都是憲法賦予的。當然，我們不能說賀衛方教授不懂法，他可能是被自己的主觀目的蒙蔽了，或者，是按自己的主觀目的去蒙蔽別人。
    比如，這次王利明教授等人起草物權法，他滿腦袋是民法的對象只能是平等主體這種西方法學的觀念，自己國家的法律可能就比較模糊了；結果搞出個違憲的物權法草案，別人指出后還不接受。現在問題的已經不是懂法不懂法，而是一場資本主義法權和社會主義法權的斗爭。
    法律多了，就難免要重復，難免要打架。這種情況或者由于立法機關不同所表現出來的意志差異，或者是起草者不同所產生的法學觀念矛盾，或者就是時間長了，對以前立的法律記不那么清楚。這些情況，立法者不覺察，只是到了實踐中才被發覺。
    象現在搞的物權法草案，內容與其他法律重疊交叉的多，本身也交叉重復，結果不僅會與其他法律發生矛盾，還會自相矛盾。我在前面已經指出一些，當然沒有一一列舉，如草案中的“善意占有”原則的一些條文，和刑法有沖突等等。
    法律多了，立法的、專門吃法律飯的人都搞不清楚，一般的民眾就更不用說。這種情況下，法律的性質起了根本變化，變成了少數人整治人民的工具，在事實上變成了“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法制。話能這樣講嗎？事實就是如此。
    比如，許多用工單位不簽定勞動合同，這明明白白地違法了，誰管？就是簽訂勞動合同，一般民工也不知道如何保護自己的權益，誰來幫助他們？工會本來可以做這件事情，但是它現在沒有去做，因為政府關注保護投資者，忽視對勞動者的保護。象富士康血汗工廠，事情鬧的那么大，我也寫了好幾封信給中央，現在執法者理過嗎？沒有。不知道內部還有什么秘密法規。
    比如，城管和小販的沖突經常地到處發生，溫總理遇到了，支持了那個進城賣水果的農家婦女，傳為佳話。可見小販沿街叫賣應該允許。但是，溫總理一離開，他不在的地方，那就是另外的“王法”，不僅把小販趕得雞飛狗跳，而且把人家那點維持生計的小本錢都或是沒收，或是砸毀，人民仰天問道：“這是什么世道？！”
    我看不用舉例了。事實和道理都是這樣，搞的法律多了，誰也記不住。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不可能有錢請常年法律顧問，常常會被侵權而不知道，實際上是無法保護自己的權益；另一方面，又常常由于不知道法律而違法，乃至犯罪。有錢的人則可以雇傭律師為他們服務，而有權人又可以按需要解釋法律，從眾多的法律中，尋找出有利于自己的條文和解釋；如果沒有，那就搞一部出來。馬克思主義就認為，法律是統治階級的意志表現。現在一些人不是去完善《民法通則》，而是急于要新搞一部內容重疊交叉很多的物權法，因為在重疊交叉中，引入了他們所需要的“平等保護”原則和“善意取得”原則，不僅使一些人不再害怕清算“原罪”，而且今后可以合法占有公共財產了。
    書不可不讀，但不可多讀；讀多了，可能成迂夫子，此也是非，彼也是非，不知道怎么才對了。法律不可沒有，但不可太多；太多了，人們記不住，結果不是保護人民，而是整治人民。搞許多人民群眾不知道或弄不懂記不了的法律，那不是設陷阱整百姓嗎？毛澤東時代只有幾部法規，但是都認真執行，結果雖窮而天下太平，就是過糧食關人餓死也不偷不搶。兩相對比分析，領導人該明白其中道理。
    不要由著法學家的成就感去建立什么系統法律，應該根據現實需要來制定法律，簡單明了，好懂好記，不用法官，大多數理智的人，都能懂規矩，守法紀。
    法律不在于多，而在于公。“公”者，不只是公正，首先是為人民。只有法律是為人民服務，才能存在于人民心目中，才能社會和諧不逾矩。
    法律不在于多，而在于用。許多人不能用的法律等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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