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的危機
十七大前，10月7日，我發表了《毛澤東刪掉“毛澤東思想”》，大會期間又發表了《毛澤東、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解放生產力的表述》、《“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由于患病沒有精力闡述，只是提出問題。
關于十七大，我只寫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概念》和《十七大閉幕了》，提出我感受到兩個根本性的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發所“開辟”，而且明確指出是在改革開發中所形成了中國特色的新“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改革是不容反思了。同樣是由于患病沒有精力闡述我的看法，只是提出問題。現在，我在認真學習十七大文件，不急忙發表認識，以免再象過去那樣，把自己的一廂情愿的看法，附加在十七大通過的胡錦濤報告的某些論點上。
有幾位網友對我的文章發表了評論，楊連旭和冬野寒風兩位老先生在他們的文章中，特地對我提出的“改革是不容反思了”提出了意見，對此我表示由衷地歡迎。我希望大家在網上多交流，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
李君如印證了我的認識；不少的網友也和我一樣感受到這兩個根本性的問題。
我同意冬野寒風老先生的“反思還應繼續，爭論永無窮期”觀點。如果認為現在誰能“統一社會思想，令各色各樣的人物和形形色色的思潮啞口無言”，且是“圣明”，那是神了！那階級斗爭真是該壽終正寢，進歷史檔案了。
楊連旭和秋石客兩位先生都是贊成毛澤東思想的。楊連旭老先生《論〈中共十七大報告〉之得失》頗有見地，特別是“調和有余、論理不足”、“無本之木”，真是一針見血，但仍不免有把自己的一廂情愿的看法，附加在胡錦濤報告的某些論點上。秋石客先生講的“胡錦濤政治報告的哲學基礎”，就不僅把自己的一廂情愿的看法，附加在胡錦濤報告的某些論點上。
秋石客先生講“毛澤東為正，鄧小平為反，胡錦濤為合，中國正在經歷著正反合的歷史過程，這是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的”，是走折中主義道路，不對。正題、反題、合題，既不是折衷主義，也不是“合二而一”，而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我不多說，秋石客先生應當正確運用黑格爾的詞句，不妨讀一下馬克思寫的《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的“第一個說明”。
秋石客先生說馬克思主義者的斗爭哲學，“不見得全面”，是不正確的。“中國革命死了幾千萬人，結果勝利成果并沒有保住，又退回去了”，不僅不能否定斗爭哲學，而是相反，恰恰是因為放棄了階級斗爭的結果。我知道秋石客先生實際是這樣認識的。
秋石客先生的“矛盾論”不正確。矛盾是對立的同一，但這是客觀存在的對立的同一，而不是主觀地去“如何把矛盾的對立性和同一性有機的結合起來”。我們只能客觀地認識事物本身是什么矛盾以及它們是如何統一、同一的。
“資本家和工人是有對立的，有剝削的，還有一個是統一性，它分不開，資本家離不開工人，離開工人他稱不了資本家，工人也離不開資本家，他離開資本家就不稱為雇傭工人了。”這種話出自秋石客先生之口，很令我吃驚，他怎么會不想一想，資本家和工人的“統一”，就是維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家離不開工人，離開工人他成不了資本家，工人離開了資本家，當然就不再做雇傭工人，這不正是秋石客先生所要的社會主義革命嗎？工人為什么一定要和資本家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進行“統一”，而不進行斗爭消滅這種“統一”，實現新的勞動和生產資料的統一，生產資料共同占有和生活資料個人所有的統一？工人可以、而且能夠通過社會主義革命離開資本家。
我不能贊同楊連旭和秋石客兩位先生在評價胡錦濤報告時，對折衷主義的贊同。我認為，如果作為黨的領導人，在黨的綱領性報告中對根本性的原則問題，采取“反對左、右二元對立、對左、右思想有兼容又有批判”的折衷主義的立場，“不偏不袒、分別取舍，各有指責、各有安撫”的“胡蘿卜加大棒”手段，這樣的黨可以成為政黨，但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黨。關于這個問題，我已經多次闡明了自己的觀點，我理解做執政黨的難處，在政策策略上要有靈活性，但是在道路和路線問題上，必須堅持原則性，旗幟鮮明。《承蒙楊連旭老人家“腦激開竅”》又重申了，這里就不多談。現在要說的是，折衷主義、實用主義是介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對我們來說，不就是民主社會主義嗎？現在中國被稱為左派的人們如果有折衷主義、實用主義的思想，那就危險了。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右派占有中國經濟的三分之二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都有實實在在的物質基礎；左派有什么呢？他們想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想堅持社會主義，要代表勞動人民的利益，但是現在還只是松散的思想派別，并沒有同勞動者結合起來，因而沒有真正的物資基礎。所以他們沒有武器的批判，只有批判的武器。如果再在理論上喪失了原則性，那就什么都沒有了。
馬克思說：“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判， 物資的力量只能用物質的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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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鏈接1：《注意主要問題》（2007年4月4日）
我停下寫了一半的《國家與民主》，因為點擊率反映出現在大家是乎還不大注意這個問題。
在《民生與民主》文中寫道“從中國的老百姓來說，最關心的還是生活的穩定和提高，大多希望有清官好官為他們作主，自己作主的意識并不強。有時表現出激烈的民主行為，那是因為生活壓力太大，當官的太不關心人民的疾苦，嚴重傷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我說中國的老百姓是這樣，外國的老百姓也差不多。這就是為什么經濟上比較發展的西方國家比經濟上貧困的國家安定。人民群眾常常是注意現實的經濟利益和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對民主平等則較淡漠。網上經常出現的“不管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只要……”，就是這種心態的表現。
在楊帆、韓德強、王小東的“超越郎顧之爭”沙龍上，王小東說：“我對郎咸平這個事兒不是特別關心。為什么呢？因為這事兒都是我十幾年前談的事兒，郎咸平無非是在重復十三年前我的很多話。那個時候像這種事兒已經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這時候才突然炒做出來，只能說明我們這個社會、我們這個媒體，也包括我們的公眾-——當然我們那個時候的公眾還不是網民，現在的公眾是以網民為代表的--短視、糊涂，而且從骨子里崇洋媚外。”王小東的談話有情緒，“崇洋媚外”的批評也過了，我認為這只是印證了馬克思的一句話：“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有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夠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資本論》第一卷）
王小東在十幾年前已經看得非常清楚的問題，群眾那時還感覺不到，所以沒有對他提出的問題積極響應。后來新“三座大山”壓的太沉重了，自然地和“反思改革”結合起來，使“反思改革”的訴求有了群眾基礎而產生出巨大的力量，催生新“三座大山”問題的解決。但是，真正反思改革的，只是一部分人；在政府稍稍體貼一下人民，表示要解決新“三座大山”時，人民就就比較安定，等著問題解決。倒是黨和政府反思改革，認識到不能照舊改革下去，盡管還講“毫不動搖堅持改革方向”，但是，現在還提“效率第一，兼顧公平”嗎？不是了，總書記和總理都把“公平正義”擺在突出位置上。人們說“拐點”出現了，實際上改革方向有了變動。現在的問題主要是“拐”向哪里？
物權法草案的論戰，是反思改革的深入，只要看一看雙方的口號：一方說物權法“是對中國近30年改革的總盤點”，“昭示著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到所有制的核心層面”，“是對未來生產關系的法律指引”；一方講物權法草案違憲、要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就十分清楚這是一場什么斗爭。但是，人民群眾并不很清楚。列寧指出：群眾單憑實踐不能自發地產生馬克思主義。普通群眾很難從自身的感受中理解那深層次的東西。作為單個人很容易注意物權法草案中房地產、土地承包等與個人直接有關權利的保護，很難認識到國家財產是勞動者權利的基礎這個需要從社會的歷史的實踐中才能理解的關系。
鞏獻田等人對物權法草案的批判，幾千人的上書，不僅在維憲，在維護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群眾的利益，而且在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不愚蠢，不會不知道經濟私有制化了便沒有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即使以前不明白，西山會議也使他們清楚誰在幫助共產黨。最后出臺的《物權法》之基本否定物權法草案，鞏獻田等人功不可沒，但決定性因素還是在黨的明智。那么，為什么撤了三千多人的上書，封了我的博客？大概是政治上的平衡術吧。當然，我決不會接受封博。
我在《西山會議派按照其策劃“已經走到了新的階段”》文中說：“如果人們注意某網這一期間發表的文章，可以看得出右派幾乎不談物權法問題，而是集中力量有組織有計劃地大談政治改革，大講其‘民主’。這并不是他們認為物權法不要緊……而是認為他們在物權法問題上勝利在握，可以不用再和左派爭論。他們現在十分注意的是今年召開的黨代會，必須在黨代會取得多數，爭取控制黨的領導權，為下一步政治改革贏得組織保障。他們知道，只有獲得政權，物權法才可能真正‘是對未來生產關系的法律指引’。”右派對物權法草案的太自信使他們遭到挫折，左派對政治改革會不會犯疏忽大意的錯誤呢？
現在，右翼已經首先扯起了“民主”旗號；前段時間，還向左翼伸出橄欖枝，認為在“民主”問題是各派的共同點。是的，很多年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等，資產階級在講，無產階級要講，是人民所要求，并有許多人為之奮斗，不惜流血犧牲。社會主義必須發展、擴大民主，無疑是許許多多人的共同話題。但是，這決不是說左派和右派對于民主有共同追求，有共同的價值觀。我們要注意民主問題的討論，不僅要揭露資產階級民主的欺騙性，更要闡明馬克思主義的民主觀，發展、擴大無產階級的民主，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使廣大人民群眾日益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除了民主這個現在右翼已經在熱議的問題外，還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問題，我發覺對這個概念的理解有變化，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有滲透到某些領導的意識中的跡象，這是非常危險的。我們必須要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解決“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另一個重大的基本問題是經濟改革發展。現在右派不怎么談了；左派則不能不談。經濟發展至低必須改革到自力更生的基礎上來，這樣才能保證我國經濟穩定持續發展，也才能保障人民共同富裕，中國長治久安。
再一件關鍵的大事就是反腐倡廉。這是關系到國家興衰、黨的存亡大事，是老百姓最關心最高興的大事，也是右派所代表的那個集團最害怕的事情，他們大多干了些不干凈的見不得人的勾當。這件事搞好了，會大大提高黨的威信，大漲人民和左派的志氣，大滅資產階級和右派的威風。
今年的首要問題當然是黨的代表大會。右派們正在集中力量做這件事情。左派必須很快把注意力集中過來，只要黨不出大問題，其他的問題就好解決。
我以十分平淡的語氣寫這篇文章，只是擺過程，擺事實，擺問題，但我相信以后的論戰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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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鏈接2：《評〈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啟示〉》（2007年3月30日）
看了僑報社論《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啟示》，由于無權在文章后面發表評論，只得寫此文提出我的意見：《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啟示》與《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異曲同工，彈的是一個調子。《烏有之鄉》推薦給我們，是做靶子，還是真的做“啟示”？
資產階級從它成為自為的階級，就是打著“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旗號，鼓動人民為它奪取政權；而且繼續打著“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旗號，欺騙人民接受他的統治和剝削；它在社會主義國家復辟資本主義，打著的還是“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旗號。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科學社會主義，它就根本沒有武器同資產階級進行斗爭，也就只能投降資產階級，打起資產階級的“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旗號。看一看今天的中國的右翼
，也都是打著“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旗號。“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啟示”是什么？說到底，還是“公平”、“正義”、“民主”、“自由”，與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和今天的右派并沒有實質的區別。
“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啟示”之一：“新一波的左翼潮流，是對‘新自由主義’缺失反思的結果。”這個“反思的結果”就是認為需要消除市場經濟的“兩極分化，貧富懸殊加劇的現象”，需要解決“公平”與“正義”。
“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啟示”之二：“是對上世紀‘社會主義’挫折的反思的結果。”這個“反思的結果”就是認識了“上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含有教條的成分，帶有封建的紋章。”因而需要“告別暴力，告別獨裁，包容民主，包容異己”。
“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啟示”之三，就是要“跳出了資本與勞工，計劃與市場之間只有對立，沒有統一的固有思維。”認識“資本不再是萬惡之源，市場已成為創造財富，提升效率的源泉。”因此要“告別國家壟斷，告別指令計劃，容納市場，容納資本”。
“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啟示”之四，“是對建立社會福利制度的高度重視。”不是通過“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消滅剝削，而是“跳出了資本與勞工”的對立，由國家用“二次分配”調和矛盾。
“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啟示”之五，讓“旗號林林總總，模式大相徑庭，沒有挑頭的“盟主”，沒有精致的理論，這也許才是常態。”“社會發展模式既要擺脫‘空想’，也不能被‘科學’所束縛，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現實’。”
“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啟示”不是明明白白地否定科學社會主義，不是清楚清楚完完全全的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還能是什么？
在階級社會中，能有“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嗎？無須我說什么，馬克思主義早已經批判了，這不是幼稚的幻想，就是騙人的伎倆。
我不知道《僑報》是那一翼，我只看它的文章主張的是什么。如果“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啟示”是這五條，那它比右派還要壞。
看了僑報社論《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啟示》，由于無權在文章后面發表評論，只得寫此文提出我的意見：《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啟示》與《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異曲同工，彈的是一個調子。《烏有之鄉》推薦給我們，是做靶子，還是真的做“啟示”？
資產階級從它成為自為的階級，就是打著“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旗號，鼓動人民為它奪取政權；而且繼續打著“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旗號，欺騙人民接受他的統治和剝削；它在社會主義國家復辟資本主義，打著的還是“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旗號。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科學社會主義，它就根本沒有武器同資產階級進行斗爭，也就只能投降資產階級，打起資產階級的“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旗號。看一看今天的中國的右翼，也都是打著“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旗號。“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啟示”是什么？說到底，還是“公平”、“正義”、“民主”、“自由”，與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和今天的右派并沒有實質的區別。
“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啟示”之一：“新一波的左翼潮流，是對‘新自由主義’缺失反思的結果。”這個“反思的結果”就是認為需要消除市場經濟的“兩極分化，貧富懸殊加劇的現象”，需要解決“公平”與“正義”。
“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啟示”之二：“是對上世紀‘社會主義’挫折的反思的結果。”這個“反思的結果”就是認識了“上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含有教條的成分，帶有封建的紋章。”因而需要“告別暴力，告別獨裁，包容民主，包容異己”。
“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啟示”之三，就是要“跳出了資本與勞工，計劃與市場之間只有對立，沒有統一的固有思維。”認識“資本不再是萬惡之源，市場已成為創造財富，提升效率的源泉。”因此要“告別國家壟斷，告別指令計劃，容納市場，容納資本”。
“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啟示”之四，“是對建立社會福利制度的高度重視。”不是通過“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消滅剝削，而是“跳出了資本與勞工”的對立，由國家用“二次分配”調和矛盾。
“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啟示”之五，讓“旗號林林總總，模式大相徑庭，沒有挑頭的“盟主”，沒有精致的理論，這也許才是常態。”“社會發展模式既要擺脫‘空想’，也不能被‘科學’所束縛，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現實’。”
“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啟示”不是明明白白地否定科學社會主義，不是清楚清楚完完全全的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還能是什么？
在階級社會中，能有“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嗎？無須我說什么，馬克思主義早已經批判了，這不是幼稚的幻想，就是騙人的伎倆。
我不知道《僑報》是那一翼，我只看它的文章主張的是什么。如果“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啟示”是這五條，那它比右派還要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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