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軍關于“黑磚窯事件”的檢查不能讓人接受

    《人民網》現場報道：6月22日15時，勞動保障部、公安部、全國總工會聯合工作組在太原舉行新聞通氣會，通報山西黑磚窯事件的初步調查處理情況。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孫寶樹，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廖進榮，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紀檢組組長張鳴起，山西省省長于幼軍出席會議介紹了相關情況。
    首先，我看到“記者問：對網絡在此事件中發揮的作用是歡迎，還是反感？山西省省長于幼軍答：網絡對此次事件進行了及時、全面的披露，引起各界網民的廣泛關注，這是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也正體現了我國人民在人權、法制觀念上的增強。其實，在網絡披露之前，山西省已經采取行動，取得了一定的戰果，但有關部門都沒有及時向媒體披露，導致網民沒有及時獲得這一信息，了解真實、準確的情況，也導致網上一些不實傳聞有了傳播的空間。對于網絡上披露的線索，我們現在都采取了調查行動，堅持有報必查，查實必究。下一步也繼續歡迎包括網絡在內的所有媒體對山西的監督”中的轉折“其實”，就含有反感、不歡迎之意，表明他后面所做的檢討并不由衷。
    于省長講“在我省運城、臨汾、晉城一些黑磚窯的刑事犯罪和非法用工行為”，“這些‘黑磚窯’事件”，前面都冠以“近期發生”。
    這里有篇《新民周刊》特約記者楊鍵2007年06月20日撰稿的《“黑窯奴工”十年之痛:當地部門保持“沉默”》，報道了1997年6月，四川中江縣律師鄧學海、蘭勤明去山西太谷縣解救16名黑窯奴工。又據新華社消息，這次查出的黑窯主王兵兵的磚窯建于2004年。很難說這是“不實傳聞”，長達10年或3年的事情，能說是“近期發生的”嗎？！于省長若不是掩蓋問題，便有點官僚，到現在還不了解真正的情況。
    于省長講“在網絡披露之前，山西省已經采取行動，取得了一定的戰果，但有關部門都沒有及時向媒體披露”。
    可以肯定，此前山西省也有點行動，如1997年6月山西太谷縣就解救16名黑窯奴工。但是，已經采取了哪些行動，是主動采取的行動，還是被動地“對已經被媒體和群眾揭露檢舉的有關人員立案審查”，直到現在，“有關部門都沒有及時向媒體披露”，為什么呢？
    看來，于省長對媒體、特別對網絡流露出反感、不歡迎之意。“山西省已經采取行動，取得了一定的戰果”，“國內外媒體廣泛報道和批評這一事件的時候，未能……提供事件真相，政府正在采取的措施和進程等真實可靠的信息，以至于一些不實的傳聞沒有得到及時的澄清，在國內外造成惡劣的影響。”雖有自責“未能主動發布信息”之說，但更責怪媒體不及時澄清事實真相，一些不實的傳聞在國內外造成惡劣的影響。
    我在發表《必須清除“必須犧牲勞動者”的“改革”“發展”觀》中，對網上一篇署名文章只批判其內容，“不講此人是誰。因為這則信息雖然錄在幾個網站上，但我不能核實。”我也認為信息應該真實可靠。但是，我不能不說，“在國內外造成惡劣的影響”說法，將使媒體緘口。哪一個網民承擔得起這么大的責任？
    毫無疑問，“黑磚窯事件”確實在國內外造成惡劣的影響。但是，于省長不認為這是“黑磚窯事件”本身的惡劣表現所造成的，而歸罪于“一些不實的傳聞”。這是檢討，還是指責媒體和網民？
    通報山西黑磚窯事件的初步情況：“已解救農民工359人，其中被拐騙的174人，被強迫勞動185人，其中有65人是智障人員”，“確認童工12人……有3人系被拐騙”。這是政府確認了的情況。另一方面，曾經3次深入黑磚窯,并將黑磚窯罪惡大白天下的河南電視臺記者付振中說：我們和河南家長在尋找孩子的過程中,成功解救了有十四五個孩子。窯場的數,應該是遠遠超過一千家的。現在據我們保守的估計,河南未成年的孩子,被拐騙到山西黑窯場做苦工的孩子，至少應該有1000人。能夠否認付振中說的不是“真實、準確的情況”？我認為，這雖然不是準確，可能少也可能的多，但不能說不真實。因為通報沒有窯場的數字，如果窯場上千，那“做苦工的孩子，至少應該有1000人”的估計應是可信的。這兩個數字相差是如此之大，“已解救農民工359人”基本是好多天前的數字，現在談“真實、準確的情況”，實在為時太早；更談不到不實的傳聞在國內外造成惡劣的影響。
    于省長檢討說：“‘黑磚窯’事件暴露農村勞動用工存在明顯漏洞”，“‘黑磚窯’事件暴露一些農村基層組織軟弱渙散”，還有“有關部門沒及時澄清‘黑磚窯’傳聞”。這種說法是“真實、準確的情況”嗎？
    《瞭望周刊》《查處“黑磚窯”向為政者釋放出的強烈信號》中是這樣講的：“一是這一事件暴露出一些地方和部門對勞動用工和流動人口的監管不到位，工作中存在不該有的漏洞和薄弱環節，二是一些領導干部政治敏銳性和法制觀念不強，作風不扎實，對非法用工問題和其他違法犯罪行為未能及時發現和查處；三是信息收集工作尚有差距，對一些可能引發事端的事件信息不靈，處置不快。”請問，“一些地方和部門”、“一些領導干部”只是農村的嗎？是“信息不靈，處置不快”，還是“沒及時澄清‘黑磚窯’傳聞”？
    我認為，“山西黑磚窯案”是典型的、但不是偶然的事件，它是一個具有傾向性的普遍性問題。“向世人，尤其是向各級各地的為政者釋放出強烈的信號，這就是中國的發展必須建立在每位公民的生命價值和個體尊嚴的基石上。”這是《查處“黑磚窯”向為政者釋放出的強烈信號》的正面說法。用我的說法是：必須清除“必須犧牲勞動者”的“改革”“發展”觀。不解決我們的國家是為什么服務的，是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還是為少數資本家賺錢服務的，或者說是以什么為本，是以為人為本。還是以為錢為本這個方向、道路問題，在驚動中央領導之后，可能嚴厲處理一個、十個“黑磚窯案”、“礦難”案，“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但是，不能防止黑磚窯事情和類似黑磚窯的事情繼續發生。
    犧牲勞動者的“改革”“發展”觀是一些所謂“精英”們的東西，不是共產黨的觀點，但是它毒害了不少黨和國家的干部，從而使他們脫離群眾，甚至站到勞動者的對立面，產生了社會的不和諧。黨要樹立“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就必須清除犧牲勞動者的“改革”“發展”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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