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臭名昭著的“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是怎樣誕生的?》)說過，以波斯彼洛夫為首的委員會提交給蘇共中央主席團的調查報告只講30年代的鎮壓行動，而赫魯曉夫在秘密會議上所做的報告內容大大增加了，時限從30年代延長到50年代初。它的開頭部分講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于個人崇拜的論述，接著就開始講30年代的鎮壓行動，然后講戰爭年代斯大林的活動(其中包括把一些少數民族居民遷往內地的做法)、戰后年代的鎮壓行動、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沖突以及斯大林在他的《傳略》中和其他場合進行“自我吹噓”的表現，最后是結論部分。

　　秘密報告雖然一開頭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話，但是沒有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對個人崇拜這一社會歷史現象做具體分析，更沒有講清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社會基礎和形成過程。赫魯曉夫襲用20年代反對派反對斯大林的做法，搬出了列寧于1922年12月24日給代表大會的信和1923年1月4日對這封信的補充，摘引了其中列寧對斯大林的評論;同時赫魯曉夫又宣讀了克魯普斯卡婭向加米涅夫敘述斯大林如何粗暴對待她的信以及列寧給斯大林的絕交信，來說明斯大林的為人。應該指出，當年列寧給代表大會的信對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皮達柯夫等六人逐個進行了評述，指出了他們的長處和弱點，赫魯曉夫只引用列寧對斯大林的評論，無疑是為了給代表們造成列寧只對斯大林有意見的印象。至于說到克魯普斯卡婭與斯大林之間的沖突，那么列寧的妹妹瑪麗婭·烏里揚諾娃做了很好的說明，她說，列寧與斯大林之間發生的不愉快事情“具有純粹個人的性質，與政治毫無關系……這件事發生的經過是這樣的：中央全會根據醫生的要求，委托斯大林進行監督，不要讓人們在伊里奇(列寧的名字——編者注)患重病期間告訴他政治方面的消息，不要讓他激動，以免使病情惡化，斯大林因伊里奇家里的人告訴他此類消息而申斥了他們。伊里奇偶然知道了這一點，——而此類保護制度通常都使人覺得難以忍受，——就對斯大林進行了申斥。斯大林道了歉，事情就了結了。不用說，如果伊里奇當時不像我指出的那樣病情很重，他會對這件事做出另一種反應。關于這件事的文件都在，如果中央需要的話，我可以立即出示。”由此可見，赫魯曉夫宣讀這兩封信顯然是別有用心。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用將近1/3的篇幅講30年代的鎮壓行動。他說，在1935-1938年這個時期，“形成了在國家部門進行大規模鎮壓行動的做法，開頭針對那些早已被黨擊破的列寧主義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接著也針對許多忠誠的共產黨人，針對那些在國內戰爭時期、在工業化和集體化的最艱苦年代肩負重擔的忠誠的共產黨人，那些曾積極反對過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捍衛黨的列寧主義路線的人。”赫魯曉夫雖然稱反對派為“列寧主義的敵人”，出于種種考慮沒有為他們平反，但是認為他們都是無辜的，也是斯大林恣意妄為的受害者。他向大會公布了波斯彼洛夫的調查報告中的材料，說1934年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98人(70%)被捕和被槍決，出席大會的1966名代表有半數以上(ll08名)被捕，以此來說明鎮壓規模之大。他指責斯大林使用“人民的敵人”的概念，說有了這個概念，就可以違反任何法制任意處置不同意見的人。他嚴厲譴責國家保安機關粗暴破壞法制的種種行為，并且指出，這種做法是經過斯大林批準的。他還說，大規模鎮壓行動是從1934年底基洛夫被刺開始的，并且強調這個案件的有關情況至今還有“許多無法說明和無法理解的地方”，暗示是斯大林指使內務部人員干的。這里順便提一下，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里說，他深信基洛夫是根據斯大林的吩咐被殺死的，目的在于嚇唬人民。而二十大后根據赫魯曉夫的指示成立專門委員會進行調查，沒有拿出任何證據；“改革”年代又重新進行調查，仍然如此。關于斯大林與基洛夫之間存在著矛盾和關系緊張的斷言，早已為事實推翻。可見這是赫魯曉夫的猜測。報告大段引用了艾赫、魯祖塔克的申訴書以及講述了某些案件的審理過程，來說明內務部人員如何威逼利誘和嚴刑拷打以及受害者如何屈打成招，并且強調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指使和縱容下進行的，從而把肅反完全描繪成一場斯大林為排除異己而殘殺無辜的慘劇，可是他有意避而不談當時存在不存在應加以鎮壓的敵對分子的問題，不講他所說的錯案具體錯在哪里，根本不提1938年聯共（布）中央采取的糾偏措施和對破壞法制的人的懲治，這就歪曲了歷史真相。

　　列寧說過：

　　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

　　因此脫離具體歷史條件來看待各個階級、政黨和個人的活動，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要求的。赫魯曉夫恰恰就是這樣做的。我們知道，30年代蘇聯面臨的形勢十分復雜。從國際上說，蘇聯處于資本主義的包圍之中。西歐國家，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對它采取敵視態度。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和德國的勝利及其反共的叫囂和侵略擴張的野心，使得蘇聯一直處于戰爭陰云的籠罩之下，需要從各方面做好反對外敵入侵和保衛國家的準備。而從國內來說，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重大進展，敵對階級的力量大大削弱，但不甘心于自己的失敗，仍在用各種方式進行反抗。黨內斗爭余波未息，反對派的首領們仍在進行活動，而且蘇聯當局從獲取的情報發現，他們正在與國外敵對勢力勾結起來。在這種情況下，進行一場肅反運動，無論對保持國內穩定還是對防止敵人內外勾結搞垮蘇聯來說，都有其必要性。也可以說，這也是備戰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們知道，二戰開始后，西歐不少國家在法西斯發起進攻后一觸即潰，德國“第五縱隊”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而蘇聯在法西斯入侵后國內沒有發生里應外合的叛變活動，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徹底肅清了反革命。曾在1936-1938年大清洗高潮中任美國駐蘇大使的戴維斯在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后說：

　　全世界大部分人曾認為1935-1939年對叛徒的審判和大清洗是令人非常氣憤的野蠻行徑和忘恩負義的行為，是歇斯底里的表現。然而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這些做法證明斯大林及其親密戰友具有驚人的遠見。

　　當然，肅反犯有擴大化的嚴重錯誤，造成了不少令人痛心的悲劇。在30年代下半期國內形勢發生了變化的情況下，斯大林把敵情估計得過于嚴重，沒有根據階級斗爭的新特點及時調整政策，有時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處理思想問題和黨內斗爭的問題，沒有嚴格按照法律辦事，輕易地采取一些極端措施，殺了不少受到懷疑或罪不當誅的人，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損失。對這一切斯大林當然應該承擔責任，但是造成悲劇的原因不能單純用斯大林個人的問題來解釋，那樣做就把事情簡單化了。這里還有別的因素起了作用。第一，在當時的條件下不大容易做到像在正常情況下那樣對各種案件進行深入細致的審查。第二，有一些異已分子混入了執法機關，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肆意破壞法制，草菅人命。第三，在當時的氣氛下，有人或為了保全自己，或為了取得信任，或為了得到升遷，進行相互揭發，亂攀亂咬，弄得一時真假難辨。在干部隊伍中，尤其在高級干部中，有一批對肅反過于熱心的人，他們表現得異常積極，采取了許多過頭的做法，這些人對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那位站在代表大會講臺上理直氣壯地指責斯大林的赫魯曉夫，就是這樣的高級干部當中的一個。

　　根據熟悉內情的人透露，斯大林逝世后赫魯曉夫通過他的親信國家安全委員會領導人謝羅夫和他直接領導的保管各種檔案材料的蘇共中央總務部的有關人員，銷毀了關于他參與鎮壓行動的文件和材料。后來擔任直屬總統的平反委員會秘書長的納烏莫夫證實，銷毀的材料達十一紙袋之多。同時，據前克格勃主席謝米恰斯內依說，謝羅夫還幫助赫魯曉夫消除某些文件上的簽名。但是盡管赫魯曉夫及其親信做了很大努力，仍無法做到消除所有痕跡。1988年蘇共中央政治局專門委員會的報告里說：“克格勃的檔案里保存著能證明赫魯曉夫參與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大規模鎮壓行動的材料……他本人呈交了建議逮捕莫斯科蘇維埃和莫斯科州委領導人的文件。”另據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秘書波利亞科夫說，1937年赫魯曉夫每天都給莫斯科內務局打電話詢問逮捕犯人的情況，他說：“莫斯科是首都，不能落后于卡盧加或梁贊。”同年8月14日，他在一次講話中又說：“需要消滅這些壞蛋……要做到手都不抖動一下，要為了人民的利益跨過敵人的尸體往前走。”截至1937年底，38名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的書記中有35人遭清洗，莫斯科州的146名區委和市委書記中有136人被捕，遭到同樣命運的還有許多蘇維埃機關、工會、經濟部門、共青團的領導人以及科學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逮捕令是由赫魯曉夫參加的“三人小組”簽發的。1938年1月他調到烏克蘭工作后，那里有大批黨政機關和經濟部門的領導干部，其中包括烏克蘭人民委員會副主席、一批人民委員和副人民委員以及州委書記等被捕并被判處極刑和長期的有期徒刑。在這期間他還向斯大林寫信告狀，信中這樣寫道：

　　親愛的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烏克蘭每月報送審批逮捕的為一萬七千到一萬八千人，而莫斯科批準的不超過兩千到三千人，請求您采取緊急措施。熱愛您的H.赫魯曉夫。

　　歷史學家茹科夫在政治局檔案里找到了一些文件，證明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工作時曾請求批準槍決8500人，把33000人送往勞改營，而調到烏克蘭后，請求槍決或關押3萬人。這些事實證明，赫魯曉夫本人曾對30年代的肅反擴大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從“改革”年代起擔任平反委員會主席的雅科夫列夫說：“赫魯曉夫并沒有少讓人流血，而與某些人相比要更多些。”這是雅科夫列夫研究大量材料后不得不承認的事實。

　　赫魯曉夫指責斯大林為采取大規模的鎮壓行動制造理論依據。他說，斯大林在1937年二三月間召開的中央全會上的報告中就企圖這樣做，說什么隨著我們向社會主義推進，“階級斗爭會愈來愈尖銳化”。他又說，混入國家安全機關的別有用心分子和無恥的追求名利之徒曾利用斯大林提出的“愈接近社會主義敵人愈多”的公式和這次全會根據葉若夫的報告通過的決議，以黨的名義來掩飾大規模的恐怖行動。斯大林確實曾幾次說過階級斗爭尖銳化的話，這是在二三十年代之交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激烈斗爭的時期。例如，他在1930年6月代表中央向聯共(布)十六大作的政治報告中說：“我們對資本主義分子展開了大規模進攻，我們大大向前推進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我們展開了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的建設。這些現象對于剝削階級不會沒有影響。通常伴隨著這些現象的是垂死階級的破產，農村富農階級的破產，城市小資產階級各階層活動地盤的縮小。很明顯，這一切不能不使階級斗爭更加尖銳，不能不使垂死階級對蘇維埃政權的政策的反抗更加激烈。”而到1937年，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這時斯大林的提法有了變化，他在上面赫魯曉夫提到的報告里是這樣說的：“相反地，我們的進展愈大，勝利愈多，被擊潰了的剝削階級殘余也會愈加兇惡，他們愈要采用更尖銳的斗爭形式，他們愈要危害國家，他們愈要抓住最絕望的斗爭手段來作最后的掙扎。”斯大林明明說的是“剝削階級的殘余”，赫魯曉夫卻硬說斯大林提出了“愈接近社會主義敵人愈多”的公式；斯大林說的是這些殘余將“采用更加尖銳的斗爭形式”，赫魯曉夫改為“階級斗爭愈來愈尖銳化”。赫魯曉夫的篡改流傳甚廣。科索拉波夫不無感慨地說，幾十年來人們一直引用赫魯曉夫的話，卻沒有想到去與斯大林的原文核對一下。

　　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時，肅反運動已過去了近20年，當年的錯誤正在糾正或已經糾正，它將成為歷史，在這種情況下，作為黨的領導人本應采取冷靜態度，引導全黨在查明事實和全部真相的基礎上正確對待過去，認真總結經驗教訓，防止類似的悲劇再次發生。可是赫魯曉夫為了達到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不這樣做，他用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和夸張的語言講述過去發生的事，并且即興發揮，加上自己的臆測和推斷，同時大量引用某些受害者的申訴，來揭露斯大林和其他當權者的“殘暴”和“不人道”，這增強了報告的揭露性和煽動性，而沒有對造成悲劇的原因和應該汲取的教訓做出像樣的分析和說明，他這樣做，實際上為國內外敵對勢力攻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提供了炮彈。

　　斯大林在衛國戰爭中建立的偉大功勛是舉世公認的，也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威望。赫魯曉夫深知，要否定斯大林，除了夸大他在肅反方面的錯誤外，還應把他領導戰爭取得勝利的功勞一筆勾銷，于是大講他的失誤。因此揭露斯大林在戰爭年代的所謂錯誤和失算成為秘密報告的一個重要部分。報告的這一部分的特點是歪曲事情的本來面目，毫無根據地下各種斷語，編造事實，達到了信口開河的程度。

　　首先，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把戰爭初期發生的悲劇歸咎于德國人對蘇聯進行了突然襲擊，說什么斯大林在“既有時間又有能力”的情況下沒有認真做好備戰工作。照赫魯曉夫的說法，在戰爭爆發前，斯大林對從各種渠道得到的德軍準備發動進攻的情報“置若罔聞”，他的“這種漫不經心，漠視明顯的事實的態度”造成了嚴重的后果，使得敵軍在戰爭一開始就在國境線附近擊毀“我國的大量飛機、大炮和其他軍事裝備，消滅了眾多軍事干部，打亂軍隊的指揮，結果我們無力阻止敵軍向我國內地推進”。

　　而實際情況是，希特勒上臺后，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領導人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覺，認為戰爭不可避免。他們實行加快國家工業化的方針，就包含著備戰的目的。盡管做出了極大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過去的基礎太差，與德國比較，國力還有相當大的差距。莫洛托夫后來在談到這一情況時說，“采取了許多措施，但仍然不夠。許多事情還沒有來得及做……”他還說，“斯大林在戰前曾認為，只有到1943年我們才能與德國人勢均力敵”。因此斯大林想盡各種辦法以推遲戰爭的爆發。他在外交上采取了一些步驟，與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在進行軍隊部署和采取具體的備戰措施時盡可能不使對方發覺，以免對方以此為借口提前發起進攻。在戰爭前夕，蘇聯領導人確實從各種渠道得到各種情報。那時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莫洛托夫曾說，他每天要用半天時間看這些情報，什么樣的情報都有，所說的德軍發動進攻的日期各不相同，一時難以做出準確的判斷。當時蘇聯尚未與英國建立相互信任的關系，因此斯大林對丘吉爾提供的德國將進攻蘇聯的情報抱懷疑態度，認為丘吉爾這樣做另有所圖。根據他的看法，德國在結束西歐的軍事行動之前不會東進，并不完全相信德國會在近期入侵蘇聯，因而也就沒有要求邊境軍區部隊立即進入戰爭準備狀態，直到接到德軍將在6月22日凌晨發動進攻的報告后，才下達備戰和反擊的命令。這就使得蘇聯紅軍在戰爭爆發后一時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遭受了重大損失。應該說，這是斯大林判斷上的失誤，是一位領導人難以完全避免的，而不是像赫魯曉夫所說的那樣“漠視各種情報和信號”，不做迎戰準備。

　　赫魯曉夫接著指出，戰爭初期的失利還因為1937-1941年“斯大林出于自己的多疑，根據誣蔑性的指控殺害了大批部隊指揮員和政工人員。”這里他指的是1937年圖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將領的案件以及在這之后對部隊干部的清洗。應該指出，這是事出有因的。圖哈切夫斯基當時擔任副國防人民委員，握有實權。蘇聯政府從不同渠道收到了關于他與德國軍方聯系密切并有可能發動軍事政變的情報。同蘇聯保持友好關系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貝奈斯于5月中旬親筆寫信，告知他從德國了解到的有關情況。斯大林采取果斷措施，立即逮捕了圖哈切夫斯基等人。圖哈切夫斯基在被捕后很快在筆供中承認了犯罪事實，于是軍事法庭迅速作出判決，圖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七名高級將領被判處死刑。這件事成為在軍隊里開始清洗的信號。應該說，在當時的情況下對圖哈切夫斯基等人采取堅決措施是必要的，可以撤銷他們的職務并對他們進行隔離審查，萬一確有此事而不加以防范，后果不堪設想。問題是過于匆忙地做出死刑判決，如果發現錯誤就無法補救。同時，當時擔任國防人民委員的伏羅希洛夫及其副手們在清除滲透到部隊的外國代理人的過程中搞過了頭，原內務人民委員葉若夫則借口政治不可靠而從部隊中清除了約4萬名有經驗的指揮員，這些做法確實影響了部隊的戰斗力。赫魯曉夫指摘斯大林時，大概又“忘記”了他作為軍事委員會委員的基輔軍區也搞了大規模清洗，他和其他領導人在一份報告里說，那里的9名軍長被全部撤換，25名師長撤換了24名，9名旅長撤換了5名，其他各級干部被撤換的比例也很大。不過聯共(布)中央于1938年開始糾正這些做法，恢復了11000名有經驗的指揮員(其中包括后來成為杰出統帥的羅科索夫斯基、麥列茨科夫、戈爾巴托夫等人)的軍籍，從而減輕了損失。另一方面，戰爭爆發后在處于不利的情況下，紅軍內部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倒戈行為，這說明這次清洗是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的。而且關于圖哈切夫斯基案件是否是錯案一直有不同意見。當年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人認為圖哈切夫斯基等人確實企圖發動軍事政變，反對為他們平反。一些歷史學家也持這樣的態度。最近作家卡爾波夫在《大元帥斯大林》一書中說，開頭他曾為圖哈切夫斯基辯護，認為他是無罪的，在研究了大量材料后，改變了看法。赫魯曉夫不講當時的具體情況，不分析當時得到的情報（尤其是貝奈斯提供的情報）的可靠性程度而一概加以否定，籠統地把錯誤的產生歸結為斯大林的多疑，這就再次歪曲了歷史真相。

　　在談到戰爭初期斯大林的表現時，赫魯曉夫斷定說，“在前線遭到最初幾次嚴重的挫折和失敗后，斯大林認為末日來臨了……在這之后他很長時間實際上沒有領導作戰行動，什么事也不管了，直到某些政治局委員去見他，對他說為了改善前線的狀況需要立即采取某些措施時，他才重新擔負起領導工作。可是戰爭爆發時赫魯曉夫遠在基輔，根本不可能親眼看到斯大林這時的心情和表現。翻一翻赫魯曉夫的回憶錄，才知道這是他從他在秘密報告中痛加批判的貝利亞那里聽來的。事實是：在戰爭爆發前后，斯大林不顧身體有病(根據他身邊的人說，這時斯大林得了嚴重的咽喉膿腫，體溫高達40℃)始終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他發布命令，調兵遣將，領導抗擊敵軍的斗爭;他對政府部門進行改組，以適應戰時的需要;他安排軍工生產，以保證部隊的武器彈藥供應;他在做大量的組織工作的同時，還會見各方面人士，鼓舞他們的斗志。克里姆林宮接待室的一本來訪者登記簿逐日逐時地記下了這些日子斯大林會見的人。根據登記簿記載，1941年6月22日即戰爭爆發的那一天，他會見了29人次，6月23日會見了21人次，6月24日會見了20人次，6月25日會見了29人次，6月26日會見了28人次，6月27日會見30人次，6月28日會見了21人次，在他會見的人當中有政治局委員、元帥、將軍、人民委員和意識形態部門的負責人，有時會見一直持續到深夜。在這些日子里莫洛托夫一直在斯大林身邊，對情況最為了解。詩人丘耶夫在與他談話時問他：“有人這樣寫道，在戰爭的最初日子里斯大林驚慌失措，喪失了語言能力，是這樣嗎?”莫洛托夫回答道：

　　不能說驚慌失措，心情沉重倒是真的，但是不表現出來。斯大林無疑有他的難處。要說心情不沉重是荒謬的。但是有人把他描繪成不是他當時的樣子——居然把他描繪成一個悔過的罪人!這當然很荒謬。所有這些日子他都像平常一樣夜以繼日地工作。他連驚慌失措或喪失語言能力的時間都沒有。

　　赫魯曉夫在他的秘密報告里又說：

　　斯大林根本不了解各條戰線的實際情況。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在整個衛國戰爭期間他沒有到過任何一條戰線和任何一個解放的城市，只在前線處于穩定狀態時閃電式地去過一次莫扎依斯克公路……可是斯大林直接干預作戰的進程并發布各種命令，這些命令常常沒有考慮到該作戰地段的實際情況，不能不導致重大的人員損失。

　　作為例子，他講了1942年5月的進攻哈爾科夫的戰役。他說，當哈爾科夫地區的形勢變得十分嚴重時，西南方面軍領導做出了停止包圍哈爾科夫的正確決定，并報告了斯大林，斯大林卻要求把戰斗繼續進行下去。于是他打電話給總參謀長華西列夫斯基，請求他拿出地圖向斯大林說明形勢。然后他又給斯大林打電話，斯大林不接電話，卻讓馬林科夫轉告說：“一切按原計劃進行。”結果犧牲了十幾萬士兵的生命。這樣就把這次戰役失敗的責任完全推到了斯大林身上。

　　首先應該指出，赫魯曉夫說斯大林在整個戰爭期間沒有到過任何戰線的說法就不符合事實。根據貝利亞的兒子謝爾戈回憶，斯大林在莫斯科保衛戰期間曾兩次親臨前線，謝爾戈帶著電臺陪同前往。華西列夫斯基也在回憶錄里寫道，斯大林在1943年8月就去過西方面軍和加里寧方面軍視察。而且在華西列夫斯基看來，對最高統帥斯大林來說，這樣的外出大可不必，他待在黨中央和大本營最合適，因為有現代化的通訊工具，各種各樣的情報源源不斷，他能及時了解軍事行動的過程以及各方面軍的需求和困難，做出有效的和正確的決定。

　　至于說到哈爾科夫戰役，那么應該指出，進攻哈爾科夫的計劃是西南方面軍司令員鐵木辛哥和軍事委員赫魯曉夫提出來的。總參謀長認為實施這次戰役是冒險的，建議不要進行。但是鐵木辛哥和赫魯曉夫堅持自己的意見，并向斯大林保證必獲全勝，于是斯大林才批準了這個計劃。在實施過程中，開頭進展順利，不久情況發生了變化，敵軍突破了防線，到5月18日，形勢急劇惡化。總參謀部建議停止進攻。根據朱可夫回憶，5月18日他“在最高統帥部參加了斯大林與西南方面軍司令員的一次談話，清楚記得，最高統帥當時對敵人在克拉馬托爾斯克地區的勝利，向鐵木辛哥明確地表示嚴重不安。5月18日晚上，最高統帥又就這個問題與西南方面軍軍事委員赫魯曉夫進行了談話。后者表達了與西南方面軍司令員同樣的見解：盡管敵人克拉馬托爾斯克集團的危險在增大，但沒有理由中止正在進行的戰役。最高統帥以西南方面軍軍事委員會提出的必須繼續進攻的報告為理由，拒絕了總參謀部的意見”。朱可夫特別指出：“有一種說法，說什么南方面軍和西南方面軍軍事委員會曾向最高統帥提出過告急的報告，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我可以證明這件事，因為我親自參加了最高統帥的談話。”就連對斯大林持批判態度的沃爾科戈諾夫也不同意赫魯曉夫的說法，認為朱可夫的說法比較可信，他說，如果這是赫魯曉夫健忘，那倒也好說，但是如果是為了推托歷史責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赫魯曉夫在敘述他如何與華西列夫斯基通電話時，編造了“斯大林按地球儀制訂作戰計劃”的謊言。麥列茨科夫元帥說他從來沒有聽到過比這更荒唐的話。赫魯曉夫還指責斯大林在紅軍阻擋住了敵人并轉入進攻、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仍堅持正面攻擊的戰術，反對采取側翼迂回和切入敵人后方的方法，給紅軍造成無謂的犧牲。他把斯大林描繪成一個既不了解情況，又不懂得及時改變戰術、自以為是、歇斯底里地固執己見、貶低別人、把功勞歸于自己的人，并且提出“必須對許多戰役重新評價，做出新的解釋。”可見在他看來，斯大林作為最高統帥是完全不夠格的。在這個問題上需要聽一聽朱可夫的意見。這位對斯大林深刻了解的最高副統帥和杰出軍事家在他的回憶錄中說：

　　經常有人問我，斯大林究竟是不是軍隊建設方面的杰出的軍事思想家和通曉戰略戰役問題的軍事家?我可以肯定地說，斯大林通曉組織方面軍和方面軍群戰役的基本原則，并且熟練地指揮了這類戰役，他精通重大的戰略問題。最高統帥斯大林的這方面的才能，從斯大林格勒戰役開始表現得尤為突出。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最高統帥是憑地球儀來研究情況和定下決心的，這與事實不符。當然，他不去研究戰術要圖，而且這對他也無必要，但他對戰役情況圖卻是很熟悉的。斯大林在領導整個武裝斗爭方面得力于他的天賦的智慧、政治領導經驗、巨大的洞察力和淵博的知識。他善于從戰略情況中找出主要環節，并抓住這個環節，采取對策，組織相應的進攻戰役。毫無疑問，他是當之無愧的最高統帥。

　　赫魯曉夫還談到1943-1944年把高加索等地少數民族居民全部遷往中亞內地的事，說當時戰事已出現有利于蘇聯的可靠轉折，這樣做“絕非出于軍事上的考慮”，說這是“對蘇維埃國家的民族政策的列寧主義原則的基礎的粗暴踐踏”。這里赫魯曉夫對戰爭形勢的估計并不符合實際情況。1943年戰局確實出現了大的轉折，紅軍開始反攻，但是列寧格勒之圍到1944年初才完全解除，克里木尚未解放。同時土耳其陳兵蘇聯南部邊境等待時機，可見形勢還比較復雜。為了保證紅軍順利向西推進，需要有一個鞏固的后方。另一方面，赫魯曉夫有意不談這些民族強烈的反蘇維埃情緒的普遍性以及德國占領期間或大軍壓境時他們嚴重的背叛行為，當時投靠德國和與德國人合作的并非只是極少數上層分子，在這方面克里木韃靼人、車臣人和印古什人表現得更為突出。歷史學家佩哈洛夫對車臣人和印古什人戰時的表現做了專門研究后指出，在戰爭期間許多人逃避服兵役，在當地組織反革命武裝團伙197個，參加者甚至有當地的許多干部，曾兩次發起暴動，襲擊紅軍，支持德國人，保護降落該地的德國傘兵等。然而盡管如此，把整個民族強行遷出他們世代居住的地方肯定會引起不滿，產生難以消除的負面影響，當年蘇聯當局這樣做，是在特殊條件下為了保證戰爭順利進行并贏得最后勝利而不得已采取的一項非常措施。有的俄羅斯學者指出，在二戰中美國也曾采取過這種做法。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政府下令把居住在西海岸的日裔美國公民不分男女老少統統遷往內地的集中營，可是至今沒有人對羅斯福的這種做法提出過指責。他們認為赫魯曉夫抓住這個問題大做文章是沒有道理的。

　　從以上的敘述可以看出，赫魯曉夫采取歪曲事實和制造謊言等手段，完全否定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打敗德國侵略者的功績。在他看來，斯大林在戰爭期間所起的完全是相反的作用。他在作秘密報告時也許出于某種考慮，沒有把這種看法直截了當地說出來，而在回憶錄里就這樣做了。他說，如果斯大林在1939年去世，那么國家就會把備戰工作做得更好;如果沒有斯大林，對蘇聯來說，戰爭將會發展得比較順利;軍隊沒有斯大林的領導也會取得勝利，甚至會少遭受一些損失。

　　在談到戰后的問題時，赫魯曉夫用敘述30年代鎮壓行動的同樣方式，講了“列寧格勒案件”、格魯吉亞的明格列爾民族主義組織案件和“醫生案件”，同樣把造成這些悲劇的責任歸之于斯大林的獨斷專行，同時提到了貝利亞所起的作用。這里著重講一下“列寧格勒案件”。我們知道，戰后領導集團內部形成了兩個派別，一派以日丹諾夫為首，稱為列寧格勒派，其成員有曾在列寧格勒工作、后來分別擔任中央書記和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家計委主席的庫茲涅佐夫和沃茲涅先斯基等人;另一派則由馬林科夫、貝利亞以及后來靠攏他們的赫魯曉夫、布爾加寧等人組成。戰后斯大林有意退位，開始考慮接班人問題。他比較看重庫茲涅佐夫和沃茲涅先斯基，認為他們年輕有為，這就引起了馬林科夫、貝利亞的強烈妒忌，于是展開了一場爭權斗爭。馬林科夫和貝利亞利用沃茲涅先斯基沒有向中央報告統計數字失實一事向斯大林告狀，引起了斯大林對沃茲涅先斯基的強烈不滿，斯大林從此不再信任他。他們以同樣方法促使斯大林失去對庫茲涅佐夫的信任。接著他們捏造事實說兩人鬧獨立性，企圖把列寧格勒與莫斯科對立起來，把俄聯邦與蘇聯其他部分對立起來，宣布列寧格勒為俄聯邦首都等。最后兩人和列寧格勒的一些領導人被指控反對政府和叛國，受到鎮壓。在制造這個案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馬林科夫。而熟悉情況的前安全部門的領導人蘇多普拉托夫在他的回憶錄中說，赫魯曉夫也是＂列寧格勒案件”的策劃者之一。而根據謝爾戈·貝利亞的說法，當時聯共(布)中央成立了一個由馬林科夫、赫魯曉夫、什基里亞托夫三人組成的專案組，負責審理這個案件。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里講“列寧格勒案件”，一方面是為了說明斯大林“對黨的干部的任意處理”和“喜怒無常”，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進一步打擊馬林科夫和推卸自己的責任。他出于同樣的目的，拋出了蘇南關系問題，在揭露斯大林“喪失了現實感”以及“表現出猜疑和高傲”的同時，批判了在這個問題上持不同意見的對手莫洛托夫。

　　根據赫魯曉夫的說法，“個人崇拜之所以發展到如此駭人聽聞的規模，主要是因為斯大林本人千方百計地鼓勵和支持頌揚他個人的做法”。他說：“這可由無數事實來證明”,“1948年問世的他的《傳略》是自我吹噓和缺乏起碼的謙虛精神的最典型的表現之一”。他認為這本由斯大林親自審定和校改過的書“表現了最放肆的阿諛奉承，是把一個人神化，把他說成永不會犯錯誤的圣哲，說成最‘偉大的領袖’和‘各個時代和各國人民的不可超越的統帥’的范例”。他認為沒有必要引用那些“充斥了這本書的令人作嘔的奉承”，只要引用斯大林添寫的幾段話就可說明這一點。于是他先引用了書中這樣一段話：“在列寧不能工作后，在與懷疑主義者和投降主義者、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以及布哈林和加米涅夫一伙進行的這場斗爭中，最終形成了我們黨的領導核心……他們捍衛了列寧的偉大旗幟，以實現列寧遺訓為中心把黨團結起來，把蘇聯人民引上了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康莊大道。這個核心的領導者以及黨和國家的領導力量是斯大林同志。”這段話確實是斯大林添加的，不過斯大林原話中具體說明黨的領導核心是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古比雪夫、伏龍芝、捷爾任斯基、米高揚、安德烈耶夫、什維爾尼克、日丹諾夫、什基里亞托夫等人組成的集體，赫魯曉夫用刪節號把這個名單刪去了，也許是由于他認為這個長長的名單與他關于斯大林突出個人的斷言相抵觸，也許是由于他見到這個領導核心的名單中沒有他自己的名字而感到難堪。

　　赫魯曉夫又引了斯大林緊接著添加的另一段話：

　　斯大林出色地執行著黨和人民的領袖擔負的任務，受到全體蘇聯人民的支持，可是在自己的活動中不允許有一點自負、自滿和自我欣賞的表現。

　　引用時刪去了這段話的后半部分：

　　斯大林在與德國作家路德維希談話時指出天才的列寧在改造我們祖國方面的偉大作用，宣稱：“我不過是列寧的學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為列寧的學生。”

　　大概他認為這后半部分與他關于斯大林“缺乏起碼的謙虛精神”的說法不符，就大筆一揮刪去了，而且不加刪節號。

　　更為可笑的是，赫魯曉夫還把書中原有的、斯大林只修改和添加了一些詞句的話完全當成斯大林添加的話加以展示，而且斯大林的修改恰恰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調子。例如斯大林把書中原來的“斯大林大元帥是先進的蘇聯軍事科學的創造者”改為“斯大林同志進一步發展了先進的蘇聯軍事科學”，把“斯大林同志制定了關于決定戰爭命運的起經常性作用的因素的學說”一句中“學說”二字改為“原理”。此外還有六七處把斯大林關于某一問題的“學說”改為“理論”、“原理”、“命題”或“結論”。赫魯曉夫那樣做，一方面說明他連原件都沒有好好看一下，另一方面也說明這位文化水平不高的第一書記弄不清“創造”與“發展”、“學說”與“原理”、“理論”、”命題”、“結論”孰高孰低的問題。

　　還應該指出，斯大林在看校樣時在很多地方勾掉了“在斯大林領導下”“斯大林領導的”這樣的字句，去掉了諸如“天才的理論家”“蘇維埃國家真正的舵手”“最偉大的統帥”等頭銜，而赫魯曉夫對所有這些修改只字不提，可見他的選擇性是很強的。

　　讀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有這樣一個印象，覺得它缺乏嚴謹的結構，敘述混亂，不同段落用以表達的語言也不一樣，有的段落簡直就是報告人個人在講他編造的故事，而且有時他個人的感情色彩甚濃。這個報告確實像上面所說的那樣，是臨時拼湊而成的。這種大拼盤式的和低質量的東西，如果以赫魯曉夫個人的名義發表，那是他個人的事，也許正代表他的水平和風格，但是他卻硬要借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那簡直是丟中央委員會的臉。

　　赫魯曉夫雖然大講什么個人崇拜，但是根本不懂得個人崇拜是什么問題;雖然說了一些發揚民主和堅持集體領導的話，但實際上并沒那么做，他壓制民主，破壞集體領導原則，炮制秘密報告的過程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這一點也為后來他大權獨攬后的惡劣表現和制造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的事實所證明。因此赫魯曉夫并不是真的要反對個人崇拜，而是以反對個人崇拜為名否定斯大林，否定蘇聯人民在斯大林領導下取得的成就。

　　誠然，赫魯曉夫在他的報告里列舉了不少事實，尤其是與30年代大清洗有關的事實。但是他在講這些事實時，如上所說，脫離具體的歷史條件，不做歷史的具體的分析，同時進行任意的歪曲，甚至編造各種謊言，這樣就使得事實與謊言攪和在一起，變成半真半假的東西。著名作家列昂諾夫說過：“上等的謊言往往是由半真半假的東西制造的。”這樣的謊言比一般的謊言更能迷惑人，而且戳穿和澄清它需要花更大的力氣。在大量檔案材料已經解密和許多歷史事實已經弄清的今天，還有人繼續相信赫魯曉夫的謊言并加以傳播，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赫魯曉夫在報告里就利用這種“上等的謊言”把斯大林描繪成一個獨斷專行、不容異見、殘暴無禮、病態地猜疑、殘酷狡詐、濫用權力、動不動就殺人的獨裁者和暴君。雖然報告里有“過去斯大林曾對黨、對工人階級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過很大功勞”這樣的詞句，并且肯定斯大林在20年代與反對派斗爭中所起的積極作用，但是與此同時借口沒有給自己提出全面評價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動的任務而對他所說的功勞不做哪怕是概括的說明。他這樣做，顯然是出于策略的考慮，以便堵住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的嘴。實際上，報告無論就其內容還是所用語言來說，不像是對一位有過功勞、但犯了錯誤的領導人的批評，而像是對一個制造了無數悲劇和給黨的事業帶來巨大危害的罪人的控訴和宣判，這事實上是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

　　赫魯曉夫在講個人崇拜造成的一系列嚴重的失誤和巨大的損失時，把一切歸結為斯大林個人的問題，甚至認為是斯大林個人的不良品質起了決定性作用。實際上這如同著名學者科日諾夫所說的那樣，他還在繞著個人崇拜轉，因為仍然夸大了個人的作用。有人把這種表現稱為“反過來的個人崇拜”。如果這個觀點成立，那么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里仍然是在宣揚他所說的“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格格不人的”個人崇拜，不過是另一種個人崇拜，即“反過來的個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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