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華｜看莫言是如何詆毀土地革命的

據說莫言只用了43天，平均一天睡3小時寫1,65萬字，連睡覺也有一半的腦細胞在工作，最終寫出了幽默搞笑的長達55萬字小說《生死疲勞》，是什么樣的情感讓他日夜兼程，樂此不疲呢？

　　莫言自己本人最看重的作品無疑是《生死疲勞》，莫言在提及他的小說《生死疲勞》時，曾不無得意地說：

　　“諾貝爾獎評審團之所以將獎項授予我，主要原因在于他們完整閱讀了《生死疲勞》這部作品。”

　　有一個莫粉在評價《生死疲勞》這部作品時，認為這部作品揭示了地主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和命運。在土地改革中，地主失去了土地，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犧牲，進而不斷在生死輪回中掙扎，尋找自己的生存之路。

　　然而莫言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詞卻不這么看，頒獎詞是這樣評價莫言作品的：

　　“莫言的故事用神話和寓言做掩飾，將價值觀置于故事的主題。在莫言筆下沒有毛時代中國的標準人民，而是充滿活力、不惜用不道德的手段來滿足他們的生活，打破被命運和政治劃下的牢籠。莫言所描述的過去，不是共產主義宣傳畫報里的快樂歷史。他用夸張、滑稽模仿加上變異的神話和民間故事，對50年來的宣傳進行修正，并令人信服。……

　　但他描述的豬圈式的生活，令人親歷其境。意識形態和改革運動來來去去，但人的自我和貪婪恒在。而莫言為所有小人物抱打不平，無論是日本侵華期間、毛式恐怖之下、還是今天的生產狂潮中面對不公的個體。”

　　看到了吧？相較于莫粉的輕描淡寫，從頒獎詞的口吻中，明顯可見莫言作品的政治內涵大于生活內涵，控訴性大于趣味性。

　　如果你具有深邃的歷史性眼光，那你就不難發現，頒獎詞所言，確實貼合實際的準確剖析了莫言的作品。其中對土地革命示假隱真性的歪曲描寫，更是達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這種歪曲不僅體現在對土改政策上的抹黑，而且土改干部也被莫言描述得如地痞流氓，不堪入目。

　　如《豐乳肥臀》中的段落：

　　“一乘雙人小轎，抬來了一個大人物，十八個背著長短槍的士兵護衛著他……這個人是最有名望的土改專家，曾經在濰北地區提出過‘打死一個富農，勝過打死一只野兔’的口號…………大人物的十八個保鏢，站在臺子上，一個個面孔如鐵，殺氣逼人，好像傳說中的十八羅漢。臺下鴉雀無聲，孩子們懂點人事的便不敢哭泣。不懂人事的剛一哭泣便被xx子堵住嘴……大人物穩穩當當地坐著，他那兩只黑眼睛一遍一遍地掃視著臺下的百姓。人們把頭扎在雙腿之間，生怕被大人物看到自己的臉……大人物陰鷙的眼睛在母親的臉上做了長時間的停留……大人物清清嗓子，慢條斯理地，把每個字都抻得很長。他的話像長長的紙條在陰涼的東北風中飛舞著。幾十年當中，每當我看到那寫滿種種咒語、掛在死者靈前用白紙剪成的招魂幡時，便想起大人物的那次講話。”

　　接下來，“大人物”指示槍斃了賣爐包的小買賣人趙六；在瞎子徐仙兒提出無理要求，無休止的胡攪蠻纏，且惡意編排、指控干部之時，

　　“大人物摩娑著光滑的石硯，干瘦的臉上，露出了一股殺氣”……“在土臺子后邊的空地上，大人物低沉地、快速地說著話，他的細長柔軟的白手不時地舉起，一下接一下地往下劈著，好像一把白亮的刀，砍著一種看不見的東西。”

　　就這樣，“大人物”再次授意槍斃罪犯司馬庫（此人早已逃跑，不在會場）的三個無辜小孩。之后，“大人物的保鏢們簇擁著大人物，呼呼隆隆地走了。”但司馬庫的小兒子突然逃走了，而兩個女孩，因啞巴不忍，未殺成。

　　大人物講完話，魯立人隨即發布命令，讓啞巴和區小隊的隊員，還有幾個屁股上掛著盒子炮的干部，把十幾個捆綁得像棕子一樣的人押上了土臺子。他們把臺子站滿了，擋住了百姓觀看大人物的視線。魯立人下令：‘跪下！’這些人，識趣者立即下跪；不識趣者被踢著腿彎子下跪……魯立人弓著腰詢問大人物。大人物把手中的紅硯臺重重地拍在桌子上。魯立人摸出一張紙條，念道：‘查富農趙六，一貫靠剝削為生。日偽期間，他曾為偽軍提供過大量食品。司馬庫統治時代，他也多次為匪兵送包子。土改以來，他散布大量謠言，公然與人民政權對抗，似此死硬頑固分子，不殺不足以平息民憤。我代表高東縣人民政府，宣判趙六死刑，立即執行！’”

　　莫言筆下描寫的這個“大人物”是誰？他就是搞土改的共產黨高級干部，估計至少是區級的。

　　魯立人點名槍斃的五個人中，沒有一個是惡霸地主。棺材鋪掌柜黃天福、賣爐包的趙六、開油坊的許寶、香油店掌柜金獨xx子等四人，他們都是小工商業者，另有一人是私塾先生秦二。而被斗爭的是誰呢？一個是賣爐包的小生意人趙六，還被宣判死刑，且當場槍斃、立即執行。另一個則是私塾先生秦二。特別荒唐的是，因沒逮住別動隊頭子司馬庫就槍斃了他的兩個小女孩！

　　可見莫言筆下土地革命中被槍殺的人都是無辜的，甚至是大善人。

　　再比如《生死疲勞》中的西門鬧是一個樸實善良，靠勤勞致富，以德服人的地主，他從未做過傷天害理之事。他經常修橋補路、接濟村民。可是這樣的人也不行，只要是地主身份，不管是什么樣子的，一律一刀切。結果村民們非但不感激他，還在土地改革運動中把他抄家，并且無故槍殺了他。到了陰間，他放不下前世恩怨，日夜鳴冤叫屈，拒絕投胎轉世。閻王見他執迷舊恨，便罰他墮入畜生道，歷經六世輪回之苦。

　　《豐乳肥臀》中發號施令槍殺無辜小工商業者的魯立人又是何許人也呢？

　　魯立人的身份是共產黨領導的鐵路爆炸大隊政委（原名蔣立人），莫言筆下的魯立人是一個沒有政策觀念，道德敗壞，亂搞婦女的人。魯立人還把當漢奸的沙月亮的妻子、女兒押起來當作人質，逼著沙月亮投降。《豐乳肥臀》這部小說借地主的嘴以古喻今的誣蔑共產黨所領導的鐵路爆炸大隊是：“盜鉤者賊，盜國者侯。”“抗日抗日，抗出一片花天酒地。”

　　再看一下莫言小說《靈藥》對土地改革的描寫：

　　“頭天下午，武裝工作隊就在臨著街的馬魁三家的白粉壁墻上貼出了大字的告示，告訴村民們說早晨要斃人，地點還是老地點：膠河石橋南頭。告示號召能動的人都要去看斃人，受教育。那年頭斃人多了，人們都看厭了，非逼迫沒人再思去看。……“今早晨斃誰呢?爹?”

　　“我也不知道斃誰。”爹說，“待會兒就知道了。最好能斃幾個年輕點的。”

　　“為什么要斃年輕的?”

　　爹說：“年輕的什么都年輕，效力大。”

　　……我偎著爹，坐在一堆亂草上，聳起耳朵，聽到村子里響起鑼聲，鑼聲的間隙里，有一個粗啞的男人聲音傳過來：村民們——去南橋頭看斃人啦——槍斃惡霸地主馬魁三——還有他老婆——槍斃偽村長欒風山——還有他老婆——武工隊張科長有令——不去看以通敵論處　……行刑的隊伍逼近了橋頭。鍥聲“咣咣”地響著。

　　“嚓嚓”的腳步聲響著。

　　……爹說：“是欒風山。”有一個尖利的嗓門在叫：“張科長，自打你住進俺家，俺讓你吃香的喝辣的，十八歲的閨女陪著你，張科長，你難道是鐵打的心腸?……”

　　爹說：“馬魁三的老婆。”有一個女人在吼叫：“嗚……哇……啊……呀……”

　　爹說：“這是欒風山的啞巴老婆。”

　　張科長平靜地說：“都別吵叫了，吵叫也是一槍，不吵叫也是一槍。人活百歲也是死，不如早死早超生。”

　　大量的事實證明莫言作品對土地革命的描述，是符合頒獎詞所言的，可見莫言作品中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土地改革運動是充滿一種深惡痛絕的詆毀情緒。

　　事實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土改運動雖然在初期出現過一些過火現象，但是黨中央發現問題后進行了及時糾正。

　　中央十二月會議決議提出，禁止亂打亂殺，強調“必須堅持不多殺，不亂殺，主張多殺亂殺的意見是完全錯誤的。”對“極少數罪大惡極分子”須經人民法庭審訊判決，“并經一定政府機關批準槍決公布。”一度下放的生殺予奪大權重新收歸政府，迅速遏止了各地的亂殺多殺現象。

　　劃分階級標準的原則是，“地主、富農、資本家、高利貸者等，主要是看他有沒有剝削。剝削方式，剝削的比例有多少。嚴格掌握這些規定就不會出大錯。”

　　毛主席在《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中，根據生產資料占有狀況和剝削關系，對各階級作了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已充分考慮到實際情況的復雜性，行文中有許多寬松之處。例如，關于土地和工具的占有情況，使用了“一般占有土地”“占有一部分土地”“相當的工具”“不完全的工具”“極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等說法。在剝削問題上，地主、富農都可能從事地租、放債、雇傭等剝削活動，區別在于哪種方式是“主要”的。中農雖以自己勞動為主，卻又可能受剝削或剝削別人，區別在于是“輕微的”還是“經常的和主要的”。

　　由此可見，莫言對中國土地革命的描寫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因為中國土地革命的主流意識形態并不像莫言所描述的那樣，是一場痞子革命。

　　莫言的文學觀是虛偽的，他曾經提出文學不能唱贊歌，然而在他的作品中，贊歌唱得山響，但是他的贊歌不會獻祭給屬于人民這一方的。莫言還提出了文學的“四超越”，即：“超越黨派，超越階級，超越政治，超越國界。”

　　?所謂文學超越政治的解析是：政治是敵友劃分，是價值取向的集中表現，所以不能用政治的眼光來看待文學。

　　然而莫言的文學在“四個超越”上面一個也沒有做到超越，盡管莫言費盡心思的用“四個超越”來掩飾其作品的政治取向性，然而莫言作品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無疑是用“莫言的故事用神話和寓言做掩飾，將價值觀置于故事的主題。”的評語揭開了莫言的遮羞布，由此人們恍然大悟的認識到，莫言的作品里包涵著十足的政治宣示。

　　前蘇聯的文學墮落，首先體現在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的蛻變。

　　前蘇聯宣傳部長雅科夫列夫在掌握了蘇共意識形態大權后，便開始將他多年的理論想法付諸實踐，他四處作報告、發表講話或撰寫文章，鼓吹所謂“民主化”和“公開性”。他還安排親西方的自由派人士出任一些報刊雜志的主編。作為蘇共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雅科夫列夫對西方國家政治制度的欣賞毫不掩飾，肆意詆毀蘇共歷史，以“公開性” 和反對獨裁的“多元化”之名，行動搖和取消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蘇共指導思想的地位之實，鼓吹多黨制，以提倡揭露“過去的全部的真實情況” 達到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

　　莫言的文學無疑是在復刻雅科夫列夫的揭露“過去的全部的真實情況”之道。

　　然而歷史不是僅憑幾道刀筆就能篡改得了的，真實不可能建立在謊言的基礎之上，了解那段歷史的人，斷不會被莫言的以偏概全所迷惑。

　　而中國土地改革的必要性是歷史必然，所以中國的土地革命具有天然的正當性，無論你仇視也好，抹黑也罷，都不會抹煞掉它的歷史功績。

　　解放前的中國是典型的農耕社會，地主階層壟斷著絕大多數可耕種土地。近代歷史上，封建社會有無數大地主霸占著土地，迫害著當地的百姓，造成了巨大的貧富差距，地主占據著整個中國近百分七十多的土地。剩余的貧困百姓、中農、雇農平分了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多的土地，無數農民依附在地主的土地上起早貪黑的干活，其勞動成果的絕大多數被地主階級所鯨吞克扣，所以只能獲取微薄的收入，他們干著最累的活卻連一口飽飯都吃不上，因此廣大農民的生活過得非常拮據凄慘，有些地方甚至達到了賣兒賣女的程度，如果再不改革土地制度，新生的共和國將沒有未來。

　　其實辛亥革命爆發時，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就曾提出“種田者有其土地”的政策。“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的主要內容之一，實質是消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思想有兩個組成部分或發展階段：一是平均地權，土地國有，主要解決城市和工礦土地問題；二是耕者有其田，主要解決農民土地問題。

　　1903年秋，孫中山在東京開辦的起義軍訓班誓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中，開始提出平均地權思想。1905年，上述誓詞成為同盟會綱領。不久，孫中山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刊詞中正式提出“三民主義”。“平均地權”是當時“民生主義”的唯一內容。孫中山認為，土地是不依賴勞動和資本而存在的自然物，任何人不得據為私有。而地權不均根源于土地私有制。

　　孫中山逝世后，由于繼承者蔣介石依靠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起家，所以他背棄了孫中山的舊三民主義，因此這也決定了蔣家王朝在大陸最終敗亡的命運。

　　蔣介石敗退臺灣后痛定思痛，吸取了老對手共產黨的經驗，在臺灣地區進行土地改革，因而有效緩解了糧食不足所引發的社會矛盾，并且贏得了臺灣老百姓的支持。

　　由于當時國民黨其將大量部隊撤到寶島臺灣，導致島內的糧食及大量基本物資出現嚴重短缺。物價飛漲之下，臺灣民眾對蔣介石政府這些“外來者”產生了嚴重的抵抗情緒。

　　國民黨高層首先注意到了臺灣廣大佃戶的艱難生活。當時這些佃戶需要向地主繳納比例極高的地稅，再加上他們還需要向政府繳納稅款，這些人經常一年下來一分錢也掙不到，甚至還要欠下不少高利貸。國民黨不敢輕易拿臺灣地主階級開刀，因此為了穩定政局，國民黨選擇用工業企業的股票和債券，從地主手里換取土地。這種方式的土地改革對地主階級的打擊是十分溫和的。土地改革雖然使得地主失去了土地，但他們搖身一變，成為持有股票的資本家。后來，隨著臺灣經濟發展，股票不斷增值，這些人也都發了財。因此，臺灣土地改革是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地主尤其是大地主的經濟利益。

　　有人會問，當時大陸是否有條件復刻臺灣國民黨的“和平土改”？

　　答案是否定的！

　　因為本屬于大陸人民財富的資產不是被國民黨破壞，就是被運往臺灣去了。猶其蔣介石把700萬兩黃金強行掠奪到臺灣，大陸的經濟格局基本上是呈現出一窮二白的狀態了，哪里有條件贖買地主的土地分發給農民？況且許多惡霸地主的土地都是靠巧取豪奪掠奪式兼并而獲取的，根本就沒有正當性。

　　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搜刮的這筆巨款和隨后的大筆美國援助，作為臺灣土地改革的啟動資金，在蔣介石平定臺灣局勢的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直接幫助蔣家王朝在風雨飄搖之際在臺灣安定了人心、站穩了腳跟。

　　如果缺了從大陸掠奪過來的這筆錢，蔣介石搞臺灣版土改時根本沒錢去贖買地主的土地和資本家的工廠（雖然那個價格跟明搶也沒太大區別）

　　綜上所述，土地革命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無論代表廣大工人農民利益的共產黨，還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最終還是殊途同歸，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完成了全國范圍的土地改革。在此過程中共產黨是主動的，國民黨是被動的。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其革命理想大多數都是實行均田制。然而他們不是失敗，就是勝利果實被新生的地主階級所篡奪，只有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土地革命做到了這一點，可謂天下為公者，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