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老胡表現得很不淡定，當然，他的不淡定一如既往是間歇性的。只是，最近發生的頻率越來越高。

　　這種不淡定是來自他日益嚴重的焦慮感，因為他感覺網民越來越像他定義的“極左”。

　　光是從12.24到12.26這三天，他就表現得特別躁動不安。

　　12.24他不開心，是因為很多中國的年輕人不愛過“圣”誕節（應該跟香港那樣翻譯為耶誕節）了，而且還賦予這個日子以新的紀念意義。12.24是中國人民志愿軍在長津湖包美國大兵餃子的紀念日。

　　這讓他感覺嚴重不適，開始小作文虛構對立，虛空打靶，給這些紀念志愿軍的勝利卻不過西方的“平安夜”的網民扣上一個違反國家宗教政策的帽子。

　　12.25這一天，老胡可能也不是很開心。因為中國的年輕人越來越對耶誕節這個節日無感了，今年的耶誕節氣氛是最冷的。我看有一篇文章題目為《今年的圣誕節太反常了，安靜到可怕;中國的社會風氣真的變了》談到：“今年平安夜（12月24日）、圣誕節（12月25日），氣氛特別冷清。和往年（三五年前），大有不同。”

　　作者稱今年身邊，幾乎無人談論耶誕節。商場、電商大促銷的勁頭也少了。這一點跟“沒人談論”高度相關。

　　12.26這一天，胡可能心情就更復雜了。

　　早些年，胡是每年這一天都要用大量筆墨大談偉人錯誤的。明眼人都知道，老胡的所謂紀念，重點甚至目的跟我們都不一樣，我們是為了緬懷，他更像是借紀念之名搞點小動作，讓大家心里添堵。

　　任何人都不是完人，但胡為什么只喜歡盯著一個人的錯誤不放？這種選擇性雙標，就不是實事求是。

　　二

　　最近老胡表現越來越不“中肯”了。因為中國的輿論場的形勢越來越不向著老胡希望的方向發展了。

　　網民越來越有民族自信，而且還有越來越多的人重建共產主義信仰，有人就擔心了，著急了。

　　老胡可是在2018年美國對華發動貿易戰之后說過：“我的最大擔心已經不是中國會受多少經濟損失了，而是中國千萬別被來自外部的壓力逼保守了，逼左了。”

　　最近在老胡看來中國左的人越來越多了，符合他定義的“極左”標準的人越來越多了。

　　他的評論區現在支持他的大都是當年抨擊他“極左”的恨國黨。昔日把他當成對手，現在發現他是自己的隊友。

　　老胡當年也被比他的“表現”更右的人貼上“極左”的標簽，是因為他當時是以民族主義立人設的。

　　關于他的這個人設，其實是有很大水分的。這一點，現在很多人都看明白了。他的民族主義起碼有一部分只是形式，骨子里是自由主義。自由派大致就是我們說的恨國黨。因為自由派認為恨國有理、愛國有錯的理論基礎就是自由主義。

　　我不是馬后炮，我最晚從2014年就指出他民族主義有表演之嫌。

　　自由主義者是偽自由派，打著自由的旗號，對不同的觀點容忍度最低。真正追求實現人的自由發展的，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者，因為馬克思預言對共產主義社會的另一個定義就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共產主義運動就是為了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民族主義者里面也有偽民族派，以民族主義為皮，自由主義為骨。

　　平時看著還挺正常的，突然在關鍵時候就從背后給你來一下。

　　在中國的政治光譜里面，從左到右主要有三大群體，一是社會主義者，或者共產主義者，二是民族主義者，三是自由主義者。

　　其中的自由主義者有兩個特點：一是恨國黨含量特別高，二是特別喜歡用“極左”帽子打擊對手。

　　我們今天的重點就是談“極左”以及什么人喜歡用“極左”這個政治標簽。我們今天爭取把這個問題談清楚。

　　最近“極左”帽子漫天飛，與這個叫老胡的大V高頻使用有很大關系，他在兩篇小作文里用了幾十個“極左”，用于攻擊那些批評以張桂梅為原型的那部電影“用人性代替黨性”、消解張桂梅共產主義信仰的觀眾和網民。

　　老胡給人定義“極左”標準是什么呢？其實沒有標準，主打一個隨心所欲，按需定義，實際就是以他為參照系，標準他說了算。

　　“極左”是最近幾十年被最頻繁使用的政治標簽之一，因為政治殺傷力強，也是最被濫用，最泛化的政治帽子。

　　根據中國的政治光譜，觀點越右的人，就越喜歡用這頂帽子攻擊對手。老胡說的自由派，也就是我們說的恨國黨，最喜歡用這個帽子，狠起來，連老胡都被他們貼過“極左”標簽。

　　那還是互聯網意識形態斗爭一線的公知話語權特別強，老胡還不需要從二線沖到一線的時候，彼時他以及他任職的報紙還以民族主義立人設，所以，在當時的恨國黨看來，老胡就是極左。這也說明，只要立場右到了自由派這個程度，民族主義在他們眼里也是“極左”。

　　老胡的詞匯里，是沒有恨國黨、買辦、漢奸這些概念的。他喜歡用自由派稱呼這個群體。雖然這個群體早些年對他的攻擊最多，但他并不恨這個群體，也從來不會說這個群體是極右。當時的左邊很少批評老胡的，很多人覺得他還是以正能量為主，但老胡對社會主義者卻沒少惡心，比如他每年紀念毛主席誕辰的那些小動作。

　　方方寫小說否定土改，等于否定我黨領導的革命正當性，在抗擊疫情最艱難的時期，寫日記抹黑中國的抗疫行動，在老胡眼里，這依然是“自由派”，是社會應該寬容的聲音。

　　但隨著公知的沒落，老胡的公開表現（不是指實際立場，）越來越貼近自由派，自由派(恨國黨）對他“極左”的政治指控越來越少了。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那些反對他的人現在看他越來越順眼，越來越不覺得他是對手了。他的自媒體評論區，那些曾經因為把他當成民族主義的代表而恨他罵他的人，現在成了支持他的基本盤，經常喊“老胡中肯”的就是這部分人。

　　這些人雖然立場不怎么樣，但政治敏感性極高。

　　方方被千夫所指、人人喊打的時候，是他站出來給方方說話。

　　house辱軍事件引發公眾憤怒，是他呼吁說應該選擇原諒。

　　這種事多了，他們自然會發現，雖然老胡以前和他們不太一樣，但到了關鍵的時候，說的都是他們特別愛聽的話。他們立即就明白了：這特喵不是敵人，這分明是友軍。

　　隨著一線的公知失去了輿論影響力，老胡無法再跟過去那樣，用民族主義的皮掩蓋自由主義的骨。

　　自由派也需要有人扛旗。公知戰五渣的時候，就需要原來在二線的人多出面了。

　　比如，國家完成反間諜法的修訂，那些恨國黨都開始瑟瑟發抖時，但又不敢公開反對，這個時候，就是老胡站出來，對我國開始加強反間諜力度說三道四。

　　老胡就這樣做著他說的自由派想做，但有時候做不到或不方便做的事，這種“雪中送炭”的事情，做了不少。而且，人家不求名，還經常背著墻頭草的惡名，不被老胡極力維護的“自由派”所理解，比如，當年，老胡給方方雪中送炭的時候，方方就對老胡一臉的鄙視、羞于與之為伍。

　　這份隱忍，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但老胡做到了。

　　隨著這些恨國黨攻擊老胡的聲音越來越小，贊揚“老胡中肯”的聲音越來越大，老胡使用“極左”的頻率也高了起來。

　　在老胡之前，使用“極左”標簽最頻繁，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老胡給以其幫助的那個作家方方。

　　2020年那場輿論大戰，很多人還記憶猶新。面對批評者，方方是“極左”不離口的。凡是讓方方看不順眼，都可以領到一頂“極左”帽子。

　　與老胡一樣，方方也是以自己為參照系，自己定標準，自由決定誰是“極左”的，而且，一邊給別人批發政治標簽，一邊還控訴別人，把“雙標”拉滿：我可以放火，你不能點燈。

　　方方的這個特點，在老胡那里也能看得到，前幾天的微博還說”現在互聯網上有種很不好的風氣，就是對于自己觀點不一樣的人一點都不包容......扣政治大帽子,把一個人朝著死里整。”言猶在耳，話音還在繞梁，老胡就撿起來了方方久久不使用的“極左”大帽子，搞起了批發。

　　但有一點方方不及老胡，老胡在攻擊別人的時候，更加注重自我形象的維護。在扣政治大帽子給別人的時候，還要標榜一下自己的與眾不同，他不針對特定的人，意思是針對特定的人搞“零售”是錯的，而他只搞“批發”不做“零售”，所以，他是正當的、合理的。

　　一邊自我標榜我不準備給任何人貼標簽，一邊說你們都是極左。

　　方方和老胡比，最多算一個左冷禪，功力還是差點意思。

　　方方已經被時代的洪流拋棄，邊緣化了，而老胡現在還能如日中天，做弄潮兒，但方方也大可不用那么著急了，因為她沒有完成的事情，老胡替她來做，“極左”帽子的批發業務不會停止。

　　三

　　講到這里，我們就需要搞清楚幾個與極左有關的概念了。因為，當下以及之前，極左與“左”傾、極右與右傾這幾個概念，經常被混淆。借這個機會做一下簡單的梳理。

　　先說左和右。

　　不管歐美怎么定義，在中國左右的劃分標準很簡單，擁護社會主義的就是左，支持資本主義的就是右。

　　左右派的話語被解構了，很多人一看到就感覺眼睛不適，所以也有人改稱左翼和右翼，政治色彩稍微柔和一點。但其實沒必要對這些概念條件反射一般產生抵觸心理，這種心理本來就來自別人給你植入的思想鋼印。偉人說得有道理：有人的地方就分左中右。這是分析社會非常好用的三分法。你換個概念，三分法一樣好用。比如，好，壞，不好不壞。

　　再說“左”傾和右傾。

　　有人就分左中右， 所以可以用來對每個群體做細分的。比如國民黨雖然是右派政黨，但內部也分左中右，比如廖仲愷就是國民黨里面著名的左派代表，堅持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可惜被國民黨右派給暗殺了。國民黨的右派就是暗殺廖仲愷的那幫人，以及有名的“西山會議派”，后來的代表就變成蔣介石了。

　　但“左”傾和右傾這兩個概念，通常被共產主義組織用來做內部的細分。“左”傾就是不具備條件非要強行去干。右傾就是條件已經具備了，還在猶豫。對此，偉人有一個特別通俗的分類：“什么叫左傾？什么叫右傾？好像婦女生娃娃，七個月就壓出來，就是左了。過了九個月不準出來，就是右了。”

　　共產主義組織內的“左”傾和右傾主要是方法論的問題，基本不涉及到立場問題，有人急躁，有人保守，但立場還是革命同志。比如博古，“左”傾代表，給黨和紅軍造成那么嚴重的損失，但他的錯誤是方法論的錯誤，不是立場的問題。所以，對“左”傾政治路線進行批判和清算之后，并沒有清算那些“左”傾的政治代表。博古在黨的七大上還是中委。

　　總之一句話，我們經常聽到的“左”傾就是共產主義組織里面的激進派，右傾就是共產主義組織里面的保守派。“左”傾盲動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就是這么來的。

　　如果右傾，不只是方法論上的保守，而是變成立場上的右了。那就從左翼組織里面的右傾機會主義，變成真正的右翼了，從支持社會主義，改為擁抱資本主義了。

　　四

　　下面就說到本文的最重要點部分了。

　　根據對稱性，有極左，就有極右。

　　理解極左和極右需要抓住一個關鍵點：是極左和極右兩極連通，形式雖對立，性質未必真的對立，很容易從極左變成極右，反之亦然。

　　取決于社會的趨勢偏向哪邊。如果社會整體向左，他們就會變成極左。如果社會向右，他們很多就會搖身一變成極右。

　　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了。多到讓我們懷疑極左和極右，就是一部分人的AB兩面，或者是他們在不同時期的不同的表現。比如那幾年最著名的武斗組織LD分子，在當時比誰都左，很多壞事都是他們帶頭干的，但那十年被否定之后，他們中一部分就變成控訴那場運動最積極的群體了，右得不行。給我印象最深就是一個姓秦的，曾經做過招商局高層的，十年前在政治上很活躍，要搞憲 政。此人就是當年LD組織里面的大人物。這樣的典型有一大把，只是他們的善變被人為掩蓋了。其中，人稱“吳市場”的就特別典型，就多說幾句。

　　1950年代，狄超白任經濟研究所的所長，林里夫任支部委員。此二人在1958年被打成“狄超白、林里夫反黨集團”，至1985年被平反。1958年孫冶方調任經濟研究所接替工作，那場運動期間定為“招降納叛”。林里夫的老友顧準也再次“挨整”。

　　吳市場就是這個經濟所的人。

　　經濟學家，最近幾十年被消費得特別多的兩個經濟學家，一個是孫治方，一個是顧準。吳市場就是通過消費他們增強自己學界“中國市場經濟第一人”江湖地位的代表。

　　曾做過吳市場助理的柳紅，在一封公開信中直接質問吳的歷史問題：

　　有受訪經濟學家指出您在幾次重大歷史關頭的表現，這些歷史關頭是：1956年“向科學進軍”，1957年反右，1960年代批孫冶方......

　　在1956-1958年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向科學進軍”中，團支部和黨支部爭論之后，“狄(超白)、林(里夫)反黨集團”牽扯了多少人，或者說使多少人受難?團支部中有幾人?團員青年有誰?是誰向上級黨委告的狀?是誰聯系的《中國青年》雜志?

　　狄超白和林里夫平反后，很多人向林里夫表示了道歉，您是否道過歉，什么時候，以何種方式?

　　林里夫家人寫過一篇文章《也說林里夫與顧準》(羊城晚報2003年12月28日)，認為您在林里夫與顧準的關系上說了假話，污蔑了林里夫(該文在報紙發表時，您的名字被刪去)。對此，除了您已經說過的話和寫過的文章外，您還有其他什么需要補充的?

　　經濟所有一張大字報，內容是《孫冶方招降納叛的罪行》，它是您寫的嗎?有一種說法是，這篇大字報的內容，導致孫冶方七年牢獄之災，這樣說有什么根據嗎?您怎么看?

　　關于顧準與吳市場，顧準女兒顧秀林也在2015年前后公開質問過吳市場：

　　“因為今年是先父百年，他們正在把這個吳營造的市場經濟‘圣人’顧準抬出來，掩蓋他們扔的一地雞毛。”。此后，顧秀林又進一步追問：“……吳敬璉利用我父親樹立自己‘市場經濟第一徒’的光輝地位，把顧準的‘計劃經濟也可以利用市場調節’扭成‘市場經濟’第一人，他對于計劃經濟市場調節猛打猛批，對市場經濟第一人又吹又捧，這如何解讀呢?”

　　在與網友的互動中，顧秀林進一步揭露說，“去問問吳敬璉，從1957年開始批判顧準的，是誰？”“消費顧準，成了你們的時尚啦。似乎他說的每一句話你們都能消費……”

　　主流媒體的宣傳，一直是不斷強化吳是孫治方和顧準的學生人設的。比如有篇文章就這么寫：“1983年2月22日下午，孫冶方在北京去世。當周南在電話里把這個消息告訴大洋彼岸的吳敬璉時，他緊緊地握著話筒，閉著薄薄的嘴唇，久久說不出話來。這是繼顧準去世之后，他又失去了一位精神上的導師。”

　　吳敬璉還給《顧準日記》寫序，其中有這樣一句話：娜拉走以后怎樣的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

　　吳敬璉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還是主張計劃經濟的，人稱“吳計劃”，到了九十年代，政策變化了，他也搖身一變，成為了“吳市場”。

　　什么是真正的極左和極右？沒有那么復雜。看明白其中一個典型，就可以明白他們這類人的特點。

　　他們的特點就是擅長投機，喜歡激進、走極端。看到社會向左，他們就成為極左。看到社會向右，他們就變成極右。有人把他們成為“風派”，也就是“墻頭草”的意思。

　　就是這類人不管社會向做還是向右，他們都要做極端的弄潮兒。

　　五

　　現在也有一個人物，符合這個特點，他就是我們的胡編。

　　老胡激進起來，我們一般人是比不了的。最著名的那次，就是叫囂擊落美國眾議長洛佩西的專機。就他的信息渠道，他本人其實是知道當時我國不可能這么做，但他依然要這么寫，大家以為他掌握了內幕信息，所以都信了，期望值被他煽動起來了。羅佩西的飛機落地臺北機場，網絡上一片嘆息聲。蔓延著失望、悲觀、不滿和不信任情緒。再比如，在疫情最悲觀的時候，他提出是攻臺的“最佳窗口期”。這都是明知道不可能的事而非要制造這樣的話題，讓大家產生高預期，然后預期實現不了，就產生失望。

　　這個人很懂心理預期管理。

　　他是不是有時候看起來很鷹派，很像一個特別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但他轉過來，就對方方這樣的逆向民族主義者無限寬容。

　　真正的民族主義者絕對不會是這樣的態度。

　　老胡的從激進到保守的橫跳，振幅很大，能夠從最激進跳到最保守。如果老胡經歷過從社會整體從左到右或從右到左的大轉折，他大概率就會從極左跳到極右，或者從右的極端跳到“左”的極端，比我們前面說的那幾個人物跳躍功夫甚至更強。

　　所以，為什么總有人感覺奇怪，這些人對那場運動否定得最積極，自己卻表現得最有那個時代極左的特征。他們扣帽子打棍子，技術異常嫻熟。他們嘴上說一套行動上做一套，最反對別人談斗爭，但他們最善于對別人搞斗爭。他們只是習慣了雙標，認為這是他們理所應當的特權。他們把自己的錯誤都推給時代，從來不會反思自己。

　　看完本文，這個疑問就應該能找到答案。

　　現在，還有一個人在這方面可以跟老胡并駕齊驅，有人叫他政工院士。同樣，喜歡用極左帽子掄倒一大片。攻擊別人的那些內容，其實特別像自己給自己畫像。

　　這樣的人在那個他控訴的時代和后來的時代，都做到了政治常青樹。他和普通老百姓可不一樣，當時深處政治漩渦，他是怎么做到和吳敬璉一樣毫發無損的？

　　這種人現在的本質就是極右。

　　所以，老胡以自己作為參照物，滿眼都是極左。網民早就發現了：只要他們足夠右，看誰都是極左。

　　聰明的網民還給他做了一張圖，說明老胡的極左范圍覆蓋面有多大。

　　越往后，這些人會越來越極端地使用政治扣帽子的方式，打擊他們心中的異己，而且打擊面會越來越大，因為觀點不被他們相容的人越來越多，他們也會因為越來越焦慮而越來越暴露出自己極端的本性。

　　觀察他們的真實立場，就看他們雙標的選擇性和傾向性。看他們對誰寬容，對誰嚴苛？

　　比如，對網民12.24不過耶誕節，而是要紀念志愿軍在長津湖的勝利，就要拿出憲法，維護宗教信仰自由。但最近有一些經濟學者，打著為民營企業正名的名義，以“不再區分所有制”和“國有企業是民營的補充”等主張，無視憲法關于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要求取消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嚴重違憲做法，他就裝著看不見了。

　　這種選擇性，就體現他的立場。

　　他制造議題的做法，也被其他人看明白了，總結得明明白白。

　　有關此人的其他特點，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擊看這篇文章《這位先生，我知道這次你很急》。

　　六

　　打贏思想戰輿論戰不容易，不但要面對各種各樣的謊言，還要面對這樣的人以及他們給我們準備的帽子。

　　我們是講規則，有底線，但我們的對手不會受任何規則和底線限制。他們的本性不會變，方式方法也不會變。我們需要把這類人看透徹，因為我們要了解對手是什么樣的人。

　　無論是思想戰還是輿論戰，我們都要依靠每個網民的主動自發參與，通過互聯網人民戰爭的形式，才能取得最終的勝利。這是時代賦予我們每個有責任心的中國人的使命，我們除了勝利，沒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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