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題記：有一張毛主席和康生合影，他們中間有兩位戴墨鏡的“神秘人物”，經過仔細觀察，原來是兩位元帥，陳毅元帥比較好辨認，陳老總經常戴墨鏡，這是人們熟悉的，至于另一位賀龍元帥則在公開場合這副打扮倒是比較少見，不過二位元帥的瀟灑形象給人們留下的印象肯定是很深的。過去歲月的各種印記，就是器，都可能成為歷史的某種依據，因為由器而道的過程，由社會存在到社會意識就是這么來的。至于說如何描述這個過程，倒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歷史終究會得出結論——那能夠說得通，能夠以理服人的結論，反過頭來證明歷史上究竟什么是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的道器變通。

　　這是1963年7月20日晚上，康生作為我黨代表團主要成員訪問莫斯科回到北京時的場景。那次訪問代表團團長鄧小平，副團長彭真，代表團和蘇共的會談基本上是辯論。過了幾天，毛主席召開會議，確定書記處分工，寫文章評蘇共公開信的事（即“九評”），由康生負責，書記處各同志轉到抓工業。

　　01

　　幾個歷史資料供參考

　　1945年毛主席和康生在延安

　　上圖：康生、吳桂賢（在第十次黨代會上作為工人代表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參加討論

　　下圖：江青、楊得志（時任濟南軍區司令員）

　　02

　　這幾年為何人們開始集中談論“九評”？

　　從2019年5月14至5月22日，《人民日報》就中國與某大國關系，連續發表九篇署名為鐘聲的評論文章。

　　由此，人們自然聯想起1963年到1964年，由毛主席親自領導的一場針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而展開的全面系統的批判，史稱“九評”。

　　這個“九評”，就是九篇文章，寫作上是由毛主席點將康生負責，寫作班子集中了中國頂級寫作人才，這一批人，也由此得到毛主席手把手的教誨。

　　一評、蘇共領導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載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人民日報）

　　二評、關于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載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報）

　　三評、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載于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

　　四評、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四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載于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

　　五評、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載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報）

　　六評、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六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載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

　　七評、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載于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人民日報）

　　八評、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八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載于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報）

　　九評、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載于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報）

　　1964年10月16日羅布泊上空蘑菇云的升起，中國的原子彈爆炸成功，同時傳來消息，赫魯曉夫下臺！

　　11月21日，《紅旗》發表社論《赫魯曉夫是怎樣下臺的》，中蘇兩黨之間的論戰告一段落。

　　毛主席當年領導了“九評”，既是給蘇聯人看的，也是對中國的黨員干部和群眾的一次系統的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蘇聯，在中國究竟有多少喜歡赫魯曉夫的人？

　　幾十年過去以后，俄羅斯有識之士也好，我們國內的各方人士也好，終于領悟到了毛主席的高瞻遠矚和良苦用心。

　　毛主席當年抓了赫魯曉夫這個反面教員，意義深遠。

　　蘇聯在斯大林領導的時候，就已經在器層面，物質相當富有了。

　　那些財富是怎么來的？

　　是列寧斯大林帶領蘇聯各族人民干出來的。

　　列寧斯大林領導的社會主義蘇聯，也是先在精神上富有，然后在物質上富足的。這恐怕是社會主義事業的規律。

　　衛星上天并不一定紅旗落地，那這個“定”，還是“不一定”，顯然不取決于器層面的物質因素，而取決于道層面的精神因素、思想因素。

　　蘇聯亡黨亡國的教訓是否迫使我們思考這樣的問題——如果社會主義國家在精神上衰弱，思想上貧乏，就必然會怎么樣呢？

　　道變了，器本身也許不會變，衛星還是衛星，可衛星屬于誰，就會發生變化。這就是道變。蘇聯從赫魯曉夫上臺開始，就出現了道變的趨勢，勃列日涅夫后來采取了一些措施作了調整，但那至多也只是變道而已，并沒有解決“道變”的 問題。

　　社會主義國家道層面的問題——根本問題不解決，那么精神不足，思想貧乏的趨勢最多只是延緩，并沒有徹底消除，隱患始終存在，隨著時間的推移，量變就會導致質變。

　　03

　　吳冷西、喬冠華：得到毛主席真傳

　　九評寫作班子成員里面有兩位需要特別提一下，一位是吳冷西，一位是喬冠華。喬冠華，我以前寫過很多有關他的文章。這里再說一下吳冷西。

　　毛主席逝世以后，吳冷西出版過兩本書《憶毛主席》和《十年論戰》，他是中蘇論戰的親歷者。

　　讀吳冷西《十年論戰》，作者始終用的是“毛主席”，而不是“毛澤東”，令人感動，他寫的內容，極其珍貴，讀后，無不為毛主席替斯大林辯護的勇氣與智慧所打動。

　　毛主席和吳冷西（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

　　當年在赫魯曉夫上臺后，輕率否定斯大林，造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輿論上極大被動，社會主義陣營出現了混亂，波蘭問題、匈牙利問題搞得赫魯曉夫本人也焦頭爛額，無計可施。還是主席出面，給他出謀劃策，才解決了一些大問題。

　　毛主席當時的決策，今天看來是多么具有遠見卓識。這一點在斯大林問題上尤為突出。

　　這本書《第二章 　第十節 反對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非常精彩：

　　【12月23日和24日，毛主席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修改過的稿子。會上采取讀一段討論一段的方法。文字的意見，原則性的意見，都在逐段討論中提出來了。意見比較多的，歸納起來有這樣幾條：

　　第一，關于反對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問題。大家強調教條主義一定要反。各國革命基本點相同，但形式各有不同，不能照抄照搬。蘇聯的經驗也是與它的民族特點相結合的，別的國家不能照搬。大家主張在文章中可以講一講我黨歷史上犯過嚴重的教條主義的錯誤，給革命造成嚴重的損失。別人怎樣我們不去講，只講我們自己。但是反對教條主義不等于允許修正主義泛濫。現在修正主義思潮集中在一個問題上，這就是不要無產階級專政，要資產階級民主，也就是資產階級專政。在文章中一定要進一步講透。大家認為，斯大林的錯誤恰恰在于沒有貫徹實行民主集中制，個人專斷。不是民主集中制本身錯了。匈牙利事件也恰恰是無產階級專政沒有搞好，沒有把反革命勢力肅清，反革命勢力起來叛亂時沒把他們鎮壓下去。這說明無產階級專政對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兩個方面都沒有運用好。文章要把這個問題講清。

　　第二，關于國際主義。大家一致認為，國際團結要加以強調。現在蘇聯犯了錯誤，犯了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但是，過去一直提出的“以蘇聯為首”還是對的，現在仍然要這樣提。我們的文章應針對當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流行的所謂“多中心論”，明確地提出以蘇聯為中心，因為這是歷史形成的，不是人為的。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現在還是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歷史事實，不是哪個人想出來的。以蘇聯為中心應明確提出。但應同時指出，以蘇聯為中心不等于蘇共與其他黨的關系是父子黨的關系。兄弟黨之間應當獨立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政、互相幫助和支援。要講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還可以點一下，蘇聯雖然犯錯誤，但大家對蘇聯要公平。對蘇聯援助各社會主義國家。各國工人運動和被壓迫民族的功績，應作充分的肯定，不能加以抹煞。

　　要說明蘇聯10月30日聲明的積極意義，同時要強調不僅社會主義國家要團結，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要團結，還要團結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民族獨立運動。把三種力量團結起來，就可以制止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推進世界和平和進步事業。

　　第三，我們在上一篇文章中曾經提到國際共運的歷史比較短，前途是光明的。在這次文章中應再次引申這個觀點。要指出國際共運只有92年，社會主義第一次在一個國家取得勝利只有39年。而資產階級革命也曾歷盡艱辛，幾起幾落，經過多次反復才取得成功。無產階級革命，因它更偉大，也就更艱巨，有曲折、反復也是正常的。要有經受更嚴酷考驗的思想準備，也要有充分的信心。現在我們的條件比十月革命以前不知好了多少倍，我們的力量不知強大了多少倍。我們取得了革命的勝利，現在我們也一定能取得建設的勝利。要使人看了文章之后，更加有信心。

　　毛主席在會上著重講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矛盾，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他說，在上篇文章中我們講存在這種矛盾。現在要講這個矛盾不僅存在，如果處理不好，還可能由非對抗性矛盾發展成為對抗性的矛盾。蘇波關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說明了這一點。生產力要革命，發展成新的生產力。當原有的生產關系不能容納它時，它就要造反，發展成對抗性的矛盾。

　　上層建筑要保護經濟基礎的發展。當上層建筑不適應時，經濟基礎也要造反，那時就要發生革命。這時的矛盾也成了對抗性的矛盾。這種看法可以考慮在文章中講。

　　當然在無階級的社會中，對抗性矛盾的解決方法同階級社會中的解決方法是不同的，將來的革命與階級社會中的革命也不一樣。我們現在還不能設想將來如何。但是，按照辯證法，量變會發展到質變，非對抗性矛盾會轉變為對抗性矛盾，漸變會過渡到突變。這種意見可先寫起來看。是否現在講早了一點，同當前的情況是否適應，發表前再斟酌。按辯證法應該是這樣。

　　毛主席講的第二個意見是：現在我們要為蘇聯兩個階段辯護，既為它的革命階段辯護，又為它的建設階段辯護。蘇聯的革命不僅僅是一個民族的現象，而是一種國際現象，是帶有時代特點的國際現象。所以無論它的成就和挫折，都是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財富。如果蘇聯的革命和建設是所謂“斯大林主義”，這種所謂“斯大林主義”就是好的主義，所謂斯大林主義分子就是好的共產黨人。如果蘇聯的這種革命和建設是所謂“官僚主義”，那么這種所謂“官僚主義”也是好的，因為它取得這么偉人的成就和勝利，可見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官僚主義。百分之百的官僚主義是絕不會取得這么偉大成就的。所以我們要為蘇聯的兩個階段辯護。這是我們的義務。現在也只有中國能夠理直氣壯地作這樣的辯護。中國有些新的做法，如三大改造等，是鑒于蘇聯過去的缺點提出來的。我們的群眾路線也是根據蘇聯十月革命初期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的經驗，學習蘇聯，學習列寧的。看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是正確的，可惜這一政策結束得太早了，再搞若干年可能會更好一些。蘇聯的革命和建設反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規律，我們要懂得這個規律。掌握這個規律，運用到我們的工作中去。當然，運用中也會有錯誤，這也是難免的。問題是我們怎樣從必然到自由。認識客觀規律性，獲得自由，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中間遇到各種失敗、挫折都是題中應有之義。我們懂得這個道理，就不會哭鼻子，就不會遇到一時的挫折便唉聲嘆氣，就能保持旺盛的革命樂觀主義。斯大林的著作反映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當然也反映他的錯誤。毛主席說，我不大喜歡他的文風，非常生硬，盛氣凌人，老是擺出教訓人的樣子，不是與讀者平等交換意見，同魯迅的著作不同。他的文章不大好讀，我不大喜歡讀，但我還是讀，也勸同志們還是要讀。因為只有這么一個人總結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總結蘇共成長的經驗。沒有別的權威的著作。但要采取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的態度讀。不要因為斯大林犯錯誤，他的書就不讀，那是不對的。

　　提交會議討論的這個修改稿中，原來有一段專講關于和平過渡的。這個問題是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報告中提出來的，是中蘇兩黨當時主要分歧之一。前幾次會議中提到這個問題，所以修改稿中作了回答，正面提出要準備兩手。從戰略上講，要準備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但為了爭取群眾，從策略上講可以提出愿意和平過渡。毛主席反復考慮在這篇文章中講不講這個問題，最后還是決定暫時不講。政治局會議也同意了，于是刪去了這段文字。

　　經過政治局12月23、24日兩天會議的討論，這篇文章原則通過了。會議最后一天確定文章的題目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并要我們修改后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審定。

　　會議之后，我們就抓緊時間修改。因為毛主席吩咐：不遲于12月30日發表這篇文章，把1956年的事情在年底之前了結。

　　27日下午，毛主席召集常委開會，討論經過修改的稿子。會上又提了一些意見，并要我們馬上修改。我們開完會就在中南海吃晚飯，飯后就在中南海修改。毛主席說他等著看。我們修改完一段，他看一段。胡喬木、田家英和我三個人就在毛主席住所后面的居仁堂（八大后中央書記處辦公的地方）修改。我們修改完一部分就由田家英給毛主席送去一部分。毛主席也看一部分改一部分。這樣流水作業，一直工作到第二天12月28日清早。我們把最后一部分修改完，三個人一起到毛主席臥室去。主席看完后決定當天晚上（28日晚）廣播，29日在《人民日報》見報。同上一篇文章一樣，還是用《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的名義發表，并寫明是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的結果寫成。題目已改成為《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第三天，蘇聯《真理報》差不多全文加以轉載，只刪除了他們認為對他們不利的幾小段。其實，整篇文章對蘇聯是一個有力的支持，而且文章中有些話還是有保留的，沒有徹底講。比如對抗性矛盾的問題，最后毛主席考慮還是保留一下，只提出命題，沒有展開講。對鐵托作了批評，而且很嚴肅，但還是留有余地，采取同志之間商量問題的態度，肯定他正確的，批評他錯誤的，說得比較委婉，但原則性的意見都提出來了。

　　這篇文章的國際影響，超過了4月間發表的第一篇《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它是第一篇的續篇和深化。它回答了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爭論最尖銳的問題，包括了對蘇聯、蘇共和斯大林的評價問題，也包括對匈牙利事件、蘇波關系以至社會主義國家關系和共產黨、工人黨之間的關系等問題，而且它還回答了美、英、法等國壟斷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及其輿論工具對社會主義的誣蔑和攻擊。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受到全世界各種不同政治傾向的人物和輿論的重視，留下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讀了吳冷西的回憶錄之后，十分惋惜喬冠華過早離世，本來喬冠華是準備寫回憶錄的。

　　不過，我們現在只要下功夫，還是可以從歷史的蛛絲馬跡里，發現線索，由器而道，由道而器地認識、理解偉大領袖毛主席帶領新中國的理論工作者，探索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社會主義階段如何批判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上的艱苦歷程。

　　毛主席是掌握唯物史觀的大師，一貫堅持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這就是先搞清楚社會存在，然后才有社會意識嘛。斯大林逝世后，毛主席對赫魯曉夫有一個觀察過程，但對赫魯曉夫的倒行逆施，毛主席無疑是最早察覺，也是最早采取措施的。毛主席先是給予善意的提示和批評，這些都是作為兄弟黨之間非公開進行的。但赫魯曉夫這個人的確十分差勁，也就是做人上很不像話，是他公開挑起兩黨之間論戰的。毛主席完全是被迫給予還擊的。這是必須要講清楚說明白的。以上之所以把毛主席1957年11月6日在莫斯科紀念十月革命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展示出來，不是為了別的，就是要說明在公開的場合，毛主席是給足了赫魯曉夫面子的。也就是說，我們的毛主席在道層面的原則問題上從來都是堅定不移的，而在器層面的具體做法上，則是十分靈活的。

　　由此完全可以說，毛主席的思與行，在道層面的想法也好，說法也好，做法也好，都是講原則的，決不會搞修正主義者那樣的機會主義、折衷主義那一套，毛主席領導的黨在堅持馬列主義基本原理上，從來就是旗幟鮮明的，不存在一絲一毫的含含糊糊；而在器層面，在一些非原則性問題上，毛主席和他領導的黨則是有充分的靈活性的。審視這么多年的歷史沿革，正反兩方面經驗證明，毛主席的那一整套想法說法做法，是符合馬列主義基本原理，是順應歷史潮流變革趨勢的，也就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實踐證明，那是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的道器變通。

　　不得不說一點，赫魯曉夫之流花了那么大的氣力，用了那么長的時間否定斯大林，結果是怎樣的呢？歷史最終是由人民決定的。蘇聯解體以后，俄羅斯人民從痛苦的教訓中，看清楚了赫魯曉夫之流的丑惡嘴臉，他們依然認為斯大林是偉大的，是赫魯曉夫之流無法比擬的。

　　我們不要忘記了，毛主席在評價斯大林這個問題上的遠見卓識，那是赫魯曉夫之流能夠比的嗎？

　　把握了道層面的原則性，才會有道器變通之根，也才會有原則性指導下的靈活性；同樣，沒有原則性指導下的靈活性，那也就談不上什么道器變通之變，道器變通之源也就無從談起的。而能夠將原則性靈活性有機聯系，游刃有余加以掌控，這是對偉大領導者能力的基本要求，也是領導者道器變通之器，此器就是下一輪道器變通之基，這個基礎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必須是能夠讓被領導者深深印在腦子里，才能讓他們心悅誠服跟著領導者一起干事情，也就是說，只有在這樣的情形下，領導者和被領導者才可能一起進入到“推而行之謂之通”的境界和狀態。

　　通，道器變通之魂。

　　通是貫穿道器變通全過程的，想法說法做法，都得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

　　被領導者不通，用強制的辦法，用反動統治者“抓壯丁”，搞“法西斯專政”那一套，搞得了一時，搞不了一世。

　　還有些人始終不想放棄蒙騙群眾的做法。

　　你蒙騙了一時，你還能夠蒙騙得了一世嗎？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一旦群眾識破了你的鬼蜮伎倆，你可就遺臭萬年了。

　　歷史上的那些反動統治階級都是奉行唯心史觀的，憑著自己的主觀意愿企圖來左右歷史發展進程，那最終還是行不通的。

　　歷史，最終不是由少數的所謂“英雄”來創造，歷史最終是由人民，由普通的千千萬萬個老百姓來創造的。

　　誰能夠讓老百姓想得通，誰的話在老百姓那里說得通，老百姓才會跟著他走，他的做法才行得通。

　　那樣才會有符合歷史潮流的道器變通。

　　馬克思恩格斯的忠誠繼承者列寧和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事業如此。

　　馬恩列斯的忠誠繼承者毛主席領導的中國社會主義事業也是如此。

　　李克勤（jixuie）后記：毛主席生前領導的那場持續的深入的徹底的批判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路線的運動，在道器兩個層面讓中國人民受到了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盡管在毛主席逝世后，西方輿論曾經用貶損斯大林，抬高赫魯曉夫的手法，作了不少動作，但隨著蘇聯解體，尤其是普京總統在俄羅斯重新評價斯大林，赫魯曉夫的名聲不僅沒有得到好轉，相反我們更加覺得這個人實在是太差勁，真是臭不可聞，由此我們自然就會感覺毛主席當年抓了這個反面教員，的的確確是非凡的舉措，是毛主席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做出的了不起的貢獻。毛主席的想法說法和做法，是經得起歷史推敲的，是完全想得通說得通的——無與倫比的道器變通。

　　李克勤后記：建設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必然就要反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九評”告一段落的時候，正是1964年原子彈爆炸之時，赫魯曉夫也是這個時候下臺的。“九評”的說法，今天看來完全可以借用王老將軍的那句名言概述——“毛主席至少比我們早看50年”。接下來的“抓革命，促生產”，在道層面深化升華了“九評”的一些東西，更重要的是，因為道層面的超前意識與器層面的超前工作，1970年以后中國呈現社會主義欣欣向榮的局面，就不是偶然的，完全可以說那是順理成章的，是水到渠成的道器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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