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個時期，關于莫言諾獎問題的爭論，成為全民參與的文化熱點，上上下下都在關注著這場爭論。

　　我認為，無論從繁榮文藝批評，還是從中國文藝健康發展的角度，這都是一件非常有意義重大的事情。因為爭論的核心話題，是毛主席和習近平同志關于關于文藝的前后兩個講話：譬如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歌頌與暴露的關系問題，以及關于莫言同志的一些看法以及對莫言頒獎詞的看法。

　　作為這場爭論的主將，司馬南同志關于這個問題的多個視頻，我認為都是非常客觀的理論闡述，是擺事實講道理的正常的理論討論。我覺得，這都對當下的文藝批評是健康有益的。中國文藝太缺少這樣一種直面問題的討論了，正因為缺少這樣的討論和批評，所以文藝出現的問題—次次成為大眾憂心的文化思想問題。

　　可就在這樣的討論不斷深入的時候，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好像結論和總結性的題為《莫言研究的一次重要集結》的署名文章。

　　這篇文章，只談莫言創作的什么規律，什么文學形式等。它表面上不涉及任何政治問題、意識形態問題，更沒有涉及“兩個講話”這個爭論的核心話題，好像是個文化學術問題。但是我要說的是，選擇這么一個時機，在光明日報拋出這樣一篇帶有“總結性”的文章，顯然是有用意的，至少發文章的人是有這種用意的。什么用意呢？那就是像有些媒體人轉發時放大甚至虛擬后的結論：“司馬南炮轟莫言勝負已分：官媒為莫言發聲，司馬南逃離北京”。這個情況被司馬南自己發的一則視頻已經證明，此處不贅，他不過集中時間應邀去拍了一部電影當了—個角色而已。

　　其實，作為一家教科文的知識分子閱讀報紙，對司馬南評價，這就是光明日報選擇此時發表此文或許預期的效果。此時，我想就此與總編輯同志商榷。

　　不知道總編輯是不是了解情況，我不敢妄加猜測。如果了解情況，那就真值得討論了。因為作為一家大報，三審制度是非常嚴格的。發什么不發什么，什么時候發什么文章，都是一種輿論導向。既然發表了，也就代表總編輯的最后認可，自然也代表一家報紙的思想認可。如果撇開爭論主題不談，用總結的口吻和斷勝負的架勢又試圖給一次重大討論下結論，我覺得這種做法是很不妥的。

　　一是大報作為喉舌，毫無疑問應該站在黨和人民利益的立場參與討論。至少要求客觀公正，而不能將自己混同于一般自媒體，更不宜用大報身份發表明顯與爭論事實悖離的觀點。應該引導討論朝健康方向發展，以大壓人、以勢壓人，都是悖離文藝批評的基本原則的。特別是有的自媒體在轉發時，對光明日報以中共中央批準的大報來說事，大有一言九鼎的氣勢，這種做法當然有自媒體的自由，但實質應當是該報的預期效果。

　　二是對社會自發的文藝爭論，大報應該是堅決站在黨的立場起到輿論導向作用。應該是有些深度的，而不宜采用什么名家個別見解匯集一起，把一場立場思想之爭引入形式和一般學術是非之爭。社會最關心的還是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這也是一個階段以來爭論的核心和焦點。

　　回看司馬南若干個關于這個問題的視頻，都是圍繞正確貫徹毛主席和習主席關于文藝工作的前后兩個講話，如何認識當下文藝現狀，如何實現習主席要求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創作，歌頌人民和勞動創造者，謳歌偉大的時代。這個主題非常明確。

　　在延安，由于當時有的文藝家關于歌頌與暴露的關系不明確甚至有錯誤認識，所以，關于為什么人的問題，關于歌頌與暴露的關系問題，延安時期就是毛主席講話反復強調的重大問題。在延安《講話》論述文藝各種關系時，毛主席有一段特別著名的論斷，那就是關于“歌頌與暴露”。開會時，圍繞暴露與歌頌的話題，爭論很激烈，當時參加會議的朱德總司令聽到一些非常錯誤的發言，幾乎憤怒地站起來，不指名地加以批評，因為他特別不贊成蕭軍幾個人的發言。這幾個人當時不同意為紅軍和共產黨寫歌功頌德文章。朱德說：“共產黨、八路軍有功有德，為什么就不能歌功頌德。對延安有意見，看共產黨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寫的盡是負面的，這還是共產黨的文藝嗎？是的，我們確實太苦了，但是比起我們過雪山草地的時候，我們已經上了天堂了。有人說，重慶吃的住的穿的比延安都好。但是我告訴你，那再好，是人家的呀，延安的再不好，是我們自己的呀，你不能因此就張口罵延安哪！”最后毛主席在聽取了意見后發表總結講話，就“歌頌與暴露”作了專門理論闡述，他說：“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頌資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資產階級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頌無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偉大，刻畫無產階級所謂‘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這難道不是文藝史上的事實嗎？”說到這兒，毛主席話鋒一轉直接批評：有些人對人民的事業，對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戰斗和勝利冷眼旁觀、毫無興趣，他只關心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這種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根本不愿意歌頌人民，更不愿意在大戰背景下為人民鼓舞斗志和勝利信心。這樣的人是我們革命隊伍中的蠢蟲，革命人民和革命隊伍實在不需要這樣的人。

　　在這個講話中，毛主席又做了諸多精辟論述。他提出“我們的文學藝術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文學作品所反映出來的生活都可以而且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帶普遍性。”“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干凈。”這一段段的講話，聽來那么深邃而親切，那么通俗而曉暢。

　　司馬南反復強調的，就是如何繼續貫徹毛主席這個講話，特別是貫徹習主席與延安講話一脈相承的歷次文藝講話。

　　并不是危言聳聽，在2020年，當時疫情形勢嚴峻，社會充滿恐慌的時段，人民是需要樹立信心，是需要鼓舞斗志的，但確實就有那么一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公開利用各種機會發表文章，表示對那些歌頌英雄的文章不感興趣，公開呼吁湖北某報紙不要再刊發這樣的文章，發什么呢？要發鼓勵允許“罵街”的文章，鼓勵“不滿”的表達。這里某些人說的罵街，絕不僅僅是對工作的批評，而是要借助群眾的某些意見，攪亂整個輿論場，好像越亂越好，這與善意的批評和尋找災難原因完全是兩碼事。最明顯的標志，當主流媒體出現歌頌一線抗疫戰士、歌頌英雄人物們優秀事跡文章時，有人毫不猶豫指責這是“馬屁”文章，這是“洗地”文章，甚至說“湖北不需要歌頌”“武漢不需要歌頌”。這讓有的主流媒體手足無措。這時候，有些帶有謠言的東西也滿天飛，弄得有關部門不得不列出辟謠專號。當謠言漫天時，人們不知道聽什么，信什么，于是便加劇恐慌心理。很多內容都是讓人聽后喪氣的八卦，就不再復述了。再后來，幾乎這種關于我們應該寫什么的議論辯駁，幾乎伴隨了整個抗疫的一些關鍵時期。如果說有轉折的話，那就是美國、英國、日本等帝國主義國家紛紛對什么日記又是出版、又是頒獎時，人們忽然明白，原來這些高喊“尋找真相”的人屁股早已坐在了敵人一邊，特別是全國億萬人民正在眾志成城抗戰疫情的時候，一下子看透了這些人真實的內心！

　　今天，在媒體表達方式多樣化的今天，人們發表意見的空間與延安時期已經天差地別。但不管多么紛繁復雜，概括起來，用思想形態劃分，無非兩大類，一類是主流的輿論，直接為人民抗災服務，比如包括很多自媒體在內的大量文章，它讓人民了解我們這個國家的老百姓在大災面前如何萬眾一心、眾志成城，與病毒進行堅決的斗爭。許多畫面和故事可以說可歌可泣。這大大鼓舞著廣大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戰勝大災的信心和決心，比如那些蓋滿紅手印的請戰書，那些悲壯出征的圖片，那些在國家危難時奮勇向前的英雄，那些夜以繼日艱苦戰斗的科學家，等等，人民群眾正是通過這些宣傳，堅定了信心，減少了恐懼，奮勇抗災。許許多多的故事，大漲人民的士氣。這屬于歌頌之列。這類文章中，也包括對大災原因的追問和思考，對官僚主義毫不留情的批評，對各種領導機構的行動的有效監督，等等，這都是我們宣傳輿論的主流。但是，第二種情況就不一樣了。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各種媒體，夸大恐慌情緒，制造各類謠言，甚至編造一些假照片、假新聞來煽惑人心，讓老百姓感到這是世界末日來了，甚至把這些原因都歸于政府，擴展百姓已經有的負面情緒，甚至與香港“港獨”勢力“謠翻中國”的行動直接呼應。大量謠言被“港獨”那個“謠翻中國”的所謂“文宣組”廣為傳播。當然這屬于與人民為敵的對立行動。有人完全不是提善意的有建設性的建議，而是看不見人民抗災的巨大成就，為寫黑暗而寫黑暗，為寫恐怖而寫恐怖。為了追求點擊量，專發聳人聽聞的馬路新聞。這些情況，不禁讓我們想到了關于為人民的原則問題至今還有相當多的同志沒有解決。

　　至于關于頒獎詞的問題，是這次討論的另一個核心，司馬南同志以原文為基礎，講得非常透徹，人民群眾也最為關注。但光明日報對這個核心話題也同樣只字不提。這又談何總結？

　　【諾貝爾獎對莫言的頒獎辭】

　　這場爭論是重大問題爭論，靠一篇文章扭轉不了也遏止不了人民群眾對意識形態關心的大趨勢。這是今后的一個規律！

　　我認為，當下中國，象司馬南這樣有情懷、有擔當、敢直言、說真話，愛黨愛人民的理論批評家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如果有十個百個關心國家意識形態和思想建設，又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根基的共產黨員，我們這個黨便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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