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俄烏戰(zhàn)事以來,一些奇談怪論多了起來,先是某大學教授以“捎口信”的形式聲稱:趕快選邊站啊,站在美國西方一邊吧,時間也僅僅一個星期,若再遲疑就晚了。你看時間掐在他手里似的,一個星期,他就那么斷定?似乎他參與了決策一樣。更有一些大學公知,干脆聯(lián)合發(fā)表什么“反戰(zhàn)聲明”一類的玩意兒。戰(zhàn)爭還沒有發(fā)生在我們國土,這些人已經(jīng)露出了十二分的漢奸相。
今天,因為疫情,我們國內(nèi)經(jīng)濟上受到一些影響,這是全世界都有的,多數(shù)國家比我們嚴重太多了,借助國家要復工復產(chǎn)這個總要求,以及群眾對恢復經(jīng)濟的期待,有人又在示好,散布另一種情緒,甚至口出狂言,大叫大喊一定要向美國向西方該低頭就得低頭。總之,還是“中美夫妻關系”那些讓中國人極其厭惡的陳詞濫調(diào)又在重彈。
“毒教材”事件發(fā)生以后,美國鬼子坐不住了,罵我們的政府和人民,叫囂要懲罰我們時,國內(nèi)一些反動公知也緊密配合,對美國人的污蔑跟著大聲喊叫,說什么追殺“毒教材”有什么必要嗎?為什么就不許宣揚西方價值觀和西方文化呢?非得宣傳中國那些落后愚昧的東西嗎?教材上有點“露”有點“透”的畫面有啥了不起?天塌下來不成?
還有比這更加惡意、更加瘋狂,也更加有計劃有目的地對人民群眾的愛國行為進行詆毀和污蔑的。比如,對待國內(nèi)群眾的愛國言行,他們有一個統(tǒng)一的稱謂,一律叫“愛國賊”,認為都是無知的群氓。這種瘋狂的肆無忌憚的文章可以見諸于多個媒體。甚至還公開叫板和侮辱司馬南這樣的愛國者和優(yōu)秀的時政評論大家,說什么這些人對于共同富裕這個口號加以錯誤解讀,針對現(xiàn)在利益分配存在的問題,利用家長們對孩子教育的重視,利用群眾的樸素的愛國情感,不斷將一個個企業(yè)家精英、文藝界精英批倒批臭。
此類言論,甚囂塵上,大有把群眾的愛國激情,把人們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注的激情一舉撲滅之勢。還有更加赤裸裸的鼓噪說,要給自己留點后路,不要等到事情變了,到那時便沒有了回旋余地。
這些似乎帶有什么“好心”的帶有規(guī)勸類的言論,在中國人的記憶里,聽起來怎么這樣熟悉。歷史是有記憶的,這種聲音,這樣的嘴臉,中國百姓為何那么熟悉呢?對了,上了年紀的中國百姓都想起來了,那個形象,是手里掂著一面鑼,低眉哈腰地,一邊敲鑼、一邊替日本鬼子嚇唬中國人的那些漢奸的模樣。那聲音,那腔調(diào),幾乎與今天的這些公知“耗材”們沒啥差別。那時的漢奸們也是就是這樣聲嘶力竭地叫喊,“皇軍要我給大家?guī)€話,這個天下現(xiàn)在就是大日本皇軍的了,要給自己留個活路!”以此來動員中國人給日本人去修炮樓、送糧食,出苦力。
今天,在敵我雙方幾乎面臨決戰(zhàn)的情勢下,八九十年前的這種聲音和情景又在重復,幾乎也是“皇軍讓我給您帶個話”之類。一看就是汪精衛(wèi)的余黨,是顧順章、甫志高一類的叛徒漢奸之類。不過雖然漢奸還是那樣的漢奸,與八十年前沒有多大的區(qū)別,但中國早已不是那時的中國;中國人也早已今非昔比,雖然還有少數(shù)依附鬼子的漢奸公知,但大多數(shù)中國人已經(jīng)站起來了,已經(jīng)是揚眉吐氣的東方巨人。眼下中國百姓對這種會“給皇軍帶話”的家伙特別討厭,非常仇恨。
你看現(xiàn)在的人民,眼看帝國主義對我們進行圍堵,舉國上下早已在摩拳擦掌,恨不得國家馬上下令,為與美日這樣的鬼子進行決戰(zhàn)奔向前線。眼看俄烏戰(zhàn)場的膠著局面,有些青年人甚至比普京還著急。中國人民不會忘記,從1840年以來,帝國主義欠下中國人民的一筆筆血債,不管公知們用什么樣的話忽悠我們,中國人民早已不信那一套。
老百姓清醒得很,反動公知們說的那些企業(yè)精英、文化精英,就是一群這些年大批轉移國家資金,借用改革名義,把國家資產(chǎn)私有化的一幫壞家伙。就是那些拼命替美國西方價值觀評功擺好,利用反動作品污蔑我們的國家、丑化我們的黨、詆毀我們的制度的那些反動文人。就是像普京說的,藏在媒體界、法律界、文化界、財政界、教育界的一些與黨和人民早已不能同心同德的蛀蟲和“耗材”。警惕這些人對我們事業(yè)的極大危害,是我們的當務之急。這一點,俄羅斯的經(jīng)驗值得我們研究和汲取,我們應該格外保持足夠警惕,早清除比晚清除好,早下決心比晚下決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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