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桂思原著中諸多攻擊中國主權、煽動中國邊疆地區“獨立”的狂悖之言，在中譯本里均被節譯、改寫，甚至直接刪而不譯。這種做法具有很大的誤導性和危害性，不僅使白桂思這樣一位對中國偏見頗多的人士搖身一變為“中立學者”，還容易使讀者喪失對該書其他內容和全書主題的應有警惕。

　　2009 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歐亞研究者白桂思（Christopher I.Beckwith）的英文著作《絲綢之路上的帝國：青銅時代至今的中央歐亞史》（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以下簡稱《絲綢之路上的帝國》）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原著甫一出版，筆者便閱讀了該書，讀后深感這是一本打著學術旗號惡意攻擊中國主權、煽動邊疆地區“獨立”的書籍。2020年10 月，某出版集團出版了該書中譯本，使筆者頗為疑惑。筆者比對中譯本和原著后發現，譯者顯然已經意識到原著涉及中國的內容存在許多歪曲歷史事實、甚至無視中國領土主權的嚴重問題，因此對相關內容進行了大幅度刪改。由于譯者未對原著的謬誤及刪改情況進行必要的說明，這種改譯不啻為一種對原著和作者“真面目”的偽裝或“漂白”，使無暇或無力閱讀原著的讀者受到欺騙和蒙蔽。除此之外，原著的另一重嚴重危害——宣揚印歐人至上的種族主義論調——卻被完全保留下來。本文將對此作一澄清。

　　散布分裂中國言論

　　《絲綢之路上的帝國》最嚴重的現實危害在于，全書充斥著大肆攻擊中國主權、分裂中國領土的狂悖之言。如原著第281頁在談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中國革命形勢及新中國的民族政策時，謬說連連。但在中譯本中，這些內容均被改寫，甚至直接被刪除。

　　在談及內蒙古自治區時，白桂思只字不提20世紀20年代以來內蒙古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光輝歷史，徑稱：

　　Mongolian and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aries had already taken control of Inner Mongolia by 1949. On December 3, 1949, Mao declared the country to be a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而在譯著中，上述內容被改寫為：

　　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已經解放了內蒙古。1949年12月2日，內蒙古自治政府改稱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

　　譯文與原文表達的意思完全相反。白氏用的是“控制”（take control of ）而非“解放”（free/liberate）來定性新中國對內蒙古自治區的主權，同時刻意將內蒙古界定為“國家”（country），即“在1949年12月3日，毛（澤東）宣布這個國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種表述顯然反映了白氏一貫所持的中國邊疆地區不屬于中國的政治立場，而這卻被中譯本完全抹去了。不僅如此，中譯本所謂“內蒙古自治政府改稱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根本就不見于原文。

　　原著在述及西藏時稱：

　　The Tibetans became increasingly nervous about the growing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ho openly threatened to invade their country. Internal politics and the youth of the new Dalai Lama prevented any effective measures being taken until it was too late.

　　In 1950-1951 the Chinese invaded Tibet with an enormous modern army. The Tibetans, outmanned and outgunned, were forced to surrender. But the Tibetans could not in any case have withstoo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ho by the time of their victory over the Nationalists in 1949 had one of the largest, most modern, battle-hardened armies in the world.

　　在譯著中，上述文字被表述為：

　　1950年至1951年，人民解放軍開進西藏，西藏和平解放。到1949年解放戰爭勝利之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是當世人數最多、裝備最精良、作戰經驗最豐富的陸軍之一。當時西藏的地方實力斷無任何機會阻擋他們解放西藏的步伐。

　　對比可知，原文中根本沒有使用譯文中兩度出現的“人民解放軍”（PLA）一詞，而采用“中國人”（the Chinese）和“中國共產黨人”(the Chinese communists)的表述。白桂思將解放軍進藏一事定性為所謂的“中國人入侵西藏”，還詐稱在此之前“中國共產黨人已經公開威脅要入侵西藏”，其反華政治傾向昭然若揭。白氏描述解放軍進藏的關鍵性動詞“invade”，是“入侵”或“侵略”之意，但譯文中統統被改成政治意義和感情色彩完全相反的“解放”一詞。

　　白桂思在述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時，更是變本加厲，妄稱：

　　The East Turkistan Republic survived until late 1949, when the communist Chinese army marched in and occupied the country. It was incorporated back into the colony of Sinkiang (Xinjiang).

　　而在譯著中僅僅只有一句與原文意思完全相反的話：

　　1949年底，人民解放軍進入新疆，新疆解放。

　　原文主語是無視中國主權并具有殖民主義色彩的“東突厥斯坦”，并將解放軍進入新疆描述成英語的“occupy”，即中文“占領”之義，而“解放”一詞在整段表述中并未出現。可見，白氏根本不認同解放軍解放新疆，故其隨后就污蔑新疆的政治地位相當于“殖民地”（colony）。

　　除了歪曲史實外，白桂思還“發明歷史”，他在原著第281頁最后一段寫道：

　　Similarly, East Turkistan was soon flooded with millions of Chinese. They took over the country from the Uighurs and other peoples, who had nowhere to flee to and no sympathy from major world power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or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or other world organizations.The Uighurs periodically attempted to fight back, but the Chinese outnumbered them and freely used their overpowering military force against them.

　　中譯本中完全沒有這段內容，因為原文表達的是“數百萬計中國人接管了‘東突厥斯坦’這個‘國家’，導致當地民眾既無路可逃，又得不到其他大國或世界組織的同情，只能周期性地自發反抗，結果遭到人數上遠遠多于他們的中國人及其武裝力量的肆意鎮壓”。

　　除了上揭例證外，原著第263、282、286、292、306、310、312頁等，也存在諸多攻擊中國主權、煽動中國邊疆地區“獨立”的狂悖之言，在中譯本里均被節譯、改寫，甚至直接刪而不譯。這種做法具有很大的誤導性和危害性，不僅使白桂思這樣一位對中國偏見頗多的人士搖身一變為“中立學者”，還容易使讀者喪失對該書其他內容和全書主題應有的警惕。

　　以印歐人中心主義貶低其他文化

　　白桂思寫作此書的另一個目的，是宣揚印歐人中心主義。

　　首先，白桂思以殷墟出土的馬車乃外國輸入的假說為基礎，臆想當時有一小群操印歐語的雙輪戰車武士進入黃河中游地區，與當地人通婚，并發生語言的融合，最終使得上古漢語中有大量印歐語成分。因此，他臆斷殷周時期漢語的系屬有兩種可能：一是其本身就是印歐語，二是受到了印歐語深度影響的東亞本土語言。當白氏作出如上判斷時，并沒有舉出任何實證，僅用一句“最近對于上古漢語的研究成果支持如下觀點，即在商代甲骨文中有大量印歐語成分，且與原始印歐語清晰相關”（原著第47頁），就輕易搪塞過去。

　　值得注意的是，白桂思在其他研究如《漢藏問題》（“The Sino-Tibetan Problem,” Mediev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 Leiden: Brill,2002, pp. 113-157）中，承認自己所提出的原始漢語與印歐語存在起源聯系的觀點并未得到確證。然而在《絲綢之路上的帝國》中，他以近乎肯定的語氣，發表這一既未被自己證實、亦未得到學界公認的偏激之說，可見其治學態度頗不嚴謹。因此，該書根本不是嚴謹可信的學術研究成果，而是試圖對讀者灌輸錯誤意識形態的洗腦之作。

　　即便商代馬車的制作及使用原理確實來自域外，也不能說明當時黃河中游地區就已經出現頗有作為的印歐人移民群體，更不像白桂思在書中別有用心的宣傳——“外來的印歐人帶來了戰車，對商文化產生了強勢的影響乃至商王朝的建立可能與他們有關”。這就如同在中世紀，包括四大發明在內的不少中國科技成果傳入歐洲，并不等于當時歐洲已有大量中國移民定居。

　　其次，該書世界史觀也完全有違基本歷史事實。白桂思罔顧史實，荒誕不經地臆造出了一個所謂的“現代文明”（modern civilization）概念，而且，這個“現代文明”又不等于人們通常理解的工業文明。他提出，“現代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4000 年前印歐人在歐亞大陸中心地帶發起的大遷徙”，這些“原始印歐人”具有活力（dynamic）、不安現狀（restless），從中央歐亞一路遷徙，對外到處征服，結果才創造出延續至今的“現代文明”或“現代世界的文化”（modern world culture），并中斷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四大文明古國的繼續發展（原著第318—320頁）。

　　事實上，除了中華文明從未因印歐人等任何因素中斷之外，上述觀點至少還有三個錯誤。

　　第一，在當下學界，原始印歐人和原始印歐語概念的適用時段為公元前3500年前后，遠遠早于原著中所說的公元前2千紀。這一常識性錯誤，說明白桂思對這一領域完全不熟悉。

　　第二，伊斯蘭教興起后，從伊朗以西（包括古埃及和古巴比倫文明所在區域），到北非摩洛哥等馬格里布地區的主體文化、語言，是與印歐人及印歐語皆無關系的閃米特系阿拉伯文明及阿拉伯語，而閃米特人并非起源于“中央歐亞”地區。

　　第三，書中被白桂思極度夸大的雅利安系印度—伊朗人創造的文明，在近代以來同樣經歷了衰落，以致人們實在無法將其與“現代文明”對應起來，其中以印度為主的南亞次大陸更是完全淪為英國的殖民地，伊朗也長期處于半殖民地社會。

　　筆者認為，這種一方面在翻譯中大量刪改原著中某些明顯的敏感文字，極力“漂白”書中錯誤觀點，另一方面又在根本觀點（如印歐人中心論、中華文明斷裂論等）上一仍原著之舊的做法，極不可取。這不僅導致了不明就里的自媒體推薦該書中譯本為“好書”，甚至個別報刊還以中譯本的出版為由頭，專門組織對白桂思的所謂“學術”專訪，并發布于網絡媒體以咸使知聞。對這種為害深遠的舶來的歷史觀，我們不可不慎；而對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翻譯和推介，我們更應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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