捏造事實借以欺世

——“新清史”學者米華健在《紐約時報》上的文章宣傳了什么?

　　美國“新清史”代表學者之一的喬治城大學教授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在2018年2月初的《紐約時報》上發表了英中雙語對照的時評性文章《新疆：天羅地網下的監控世界》(What It’s Like to Live in a Surveillance State)，對中國政府在新疆的政策予以語氣空前直露的中傷性攻訐。這篇奇文的問世事實上是以白紙黑字這種最無可辯駁的方式終結了此前國內學界以及中文網絡媒體上對美國“新清史”學者群體中是否有人懷有危害中國主權意圖乃至分裂中國的動機這一議題所引發的激烈爭論。米華健在文章中自詡其對新疆進行了長達三十年的研究，儼然是以該領域權威專家的口吻自居。可是檢讀他所開列的各種論據，卻發現此文純粹是在捏造虛假證據，蓄意歪曲基本事實，意在誤導對相關歷史知識了解不多的讀者，完全不像是一位恪守學術道德底線的歷史學者所寫出的文章。下面我們就來對文中炮制出的那些“證據”加以剖析，看看它們究竟能否經得起客觀史實的檢證。

　　首先，該文一開始就沿用那種既陳腐且含有政治意圖的“新疆原住民Vs中國殖民”的歷史敘述模式，將新疆的居民人為地劃分為以維吾爾族為代表的原住民(native to the nominally autonomous region of Xinjiang)和很晚時候才定居于此的漢族和回族，徑直宣稱后者是從20世紀中葉才從中國東部遷入。這種說辭純粹是為了挑撥新疆的民族關系而發，正如臺灣某些勢力為了推進帶有“臺獨”色彩的“本土化”，別有用心地制造出早到臺灣的“本地人”和晚期遷臺的“外省人”這樣的撕裂化族屬標簽;它完全不符合最基本的歷史事實。首先，漢族入居新疆的歷史非常悠久，這有當地出土的大量漢唐時代以來的文物可證。這里還要強調一個事實，新疆本地的維吾爾族老鄉對此也洞若觀火，這從他們對該類遺址的命名中可以看出。例如，輪臺(布古爾)克孜爾河畔的一座唐代遺址就被稱為“黑太沁”，正是“漢人城”之義;輪臺第納爾河畔的土垣類墾殖遺跡則被當地人士名之為“黑太克爾”，即漢人渠壩之義。同樣庫車南部的阿克沁舊城廢墟東北尚存的古水渠遺跡，也被當地群眾稱為“黑太也拉克”，意為漢人渠壩;而附近的渭干河北岸的干溝遺跡也是被稱為“黑太克爾”。而與庫車相鄰的拜城克依巴扎西偏北一里處的古城遺址則同樣被喚作黑太克爾一名。[[1]]

　　其次，自從清代乾隆年間統一新疆以來，又有大量漢人從陜甘等地遷徙進入。其中當乾隆年間統一之初時，朝廷就積極招攬陜甘一帶的漢民和回民入疆，鼓勵其從事各種生業以在北疆的烏魯木齊、辟展一帶實現安居。他們按照職業的不同分別被編為服兵役的由“攜眷兵”組成的“兵戶”，以農業移民為主的“戶民”和從事商業貿易的“商民”。此外還有不少人從事手工業和采礦業等。只是在道光以前，朝廷對漢民在南疆六城一帶的定居有所限制，不過晚至道光十一年(1831)，清廷汲取張格爾之亂的教訓，宣布在南疆多地放松禁令，正式實行從內地招民募懇的政策，同時也允許此前已在各城經營商貿的漢族商民攜眷定居。因此在阿古柏入侵之前，北疆和南疆都已形成了相對穩定且規模可觀的漢族社會與回族社區。[[2]]以后由于浩罕軍人阿古柏的入侵及殘暴統治，大批漢回民眾慘遭屠殺，故到左宗棠收復新疆以后，隨著新疆的設省改制，清廷再度實行鼓勵從內地移民的政策。截至到清末，漢族等內地移民的數量又有所恢復。這正如芬蘭軍官馬達漢(后來的曼納林元帥)在20世紀初造訪新疆所判斷的，當時全省的漢族人口總共在三十至四十萬人之間，并且由于移民每年都在涌入，其人數始終處于增長的趨勢。[[3]]所以米華健所持的新疆漢族回族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才新遷入的觀點實屬罔顧基本事實的胡說，目的正是為了挑撥制造民族矛盾，把漢族和回族矮化為很晚時期隨著國家權力的擴張才進入新疆的殖民者。而這又和米華健臆造的新疆近現代歷史敘事聯系在一起的。關于此點，我們來看其文對于民國年間新疆的敘述即可明白。

　　按照他的觀察，新疆雖然被清帝國征服，但后來又脫離了北京的控制，直到1949年共產黨人在蘇聯的幫助下才重新占領了它(原文如此)。這一表述有意混淆模糊了民國時期新疆的歷史，再加上他所宣稱的漢族是遲至1950年代以降才遷入新疆，從而給《紐約時報》的廣大海外讀者傳遞出一種鮮明的印象，即大概在清朝滅亡后，當地的原住民已經完全擺脫了與中國的關系，近乎獨立地開始了嶄新的政治生活，僅僅是晚到1949年才由于中蘇聯盟的建立而被中共政權“重新占領”，繼而向該地大量遷徙漢族，形成全新歷史條件的“殖民統治”并延續至今。這種為了抹殺中國在新疆的主權而蓄意杜撰的“殖民話語”從頭至尾充斥著無知和謊言。清朝滅亡以后在新疆相繼主政的楊增新(云南漢族)和金樹仁(甘肅漢族)皆宣布效忠于民國政府，體現出新疆地區在從清朝到民國轉變過程中的政治歸屬連續性。其中的金樹仁和后來取代其地位的盛世才(原籍東北的漢族)均加入了中國國民黨，難道僅僅因為后來民國政府的首都經歷了遷移就可以借此消解掉中國對新疆所擁有的主權嗎?真不知道是西方世界制定的哪一部國際法做了如此奇葩的規定即國都的變化就意味著版圖的改變?對此還希望米華健先生能夠出來為讀者好好地補下課。至于上世紀40年代中后期在伊寧等地爆發的三區革命之所以能夠由一場帶有明顯局限性的民族武裝斗爭發展成為全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的組成部分，這與其領導人曾深受蘇聯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并得到其支持，以后又自愿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綱領并誠摯擁護新疆和平解放有著莫大的關系。[[4]]三區革命的主要領導人阿合買提江.哈斯木就是一位此前畢業于莫斯科東方社會主義勞動大學的信仰馬列主義的革命志士，而米華健卻對如此顯著的事實視而不見，偷梁換柱地將馬列主義和共產黨人對新疆的影響后置到1949年，其用心正是將新中國隨后在新疆施行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貶斥為蘇聯支持下的軍事“占領”所帶來的結果。

　　比起對民國新疆歷史的敘述歪曲程度更為嚴重的則是他對當下新疆現實狀況的虛構。他指責說中國政府近期出臺的禁止蒙面及留“異常”胡須的法規完全是針對維吾爾族的傳統習俗的違背常識的做法，彰顯出共產黨政府對維吾爾族傳統文化的刻意壓制。米華健這里提到的相關法規是指2015年初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施行的《烏魯木齊市公共場所禁止穿戴蒙面罩袍的規定》。這種禁止在公共場所穿著蒙面罩袍的規定是為了規范女性穆斯林正確著裝。自治區立法機關已經就出臺此項規定的原因給出了詳細的說明，即身著蒙面罩袍并非信仰伊斯蘭教的維吾爾族人民的傳統服裝，而且《古蘭經》中也只是要求女教徒們用面紗等將自己的特定部位遮住，并非像蒙面罩袍那樣將整個身體從頭到腳都包裹得密不透風。后一種裝束純屬原教旨主義中的極端化思潮的表現，因此絕不適宜在公共場所中穿戴。而米華健將此類法律禁止的裝束定性為少數民族傳統習俗的敘述顯然無視有關部門做出的上述解釋，實屬他個人的詆毀性污蔑之詞。因為近代以來新疆少數民族婦女的穿戴習俗斑斑可考，完全可以澄清政府部門給出的立法理由信實充分，誠有確鑿無疑的歷史根據。以下試看19世紀以來到訪南疆的域外人士對于維吾爾族婦女穿戴習俗的描述。

　　早在1812年，一名外來的穆斯林旅行者敘述了他在南疆目擊的如下現象，葉爾羌等地的婦女不論是門第高貴還是家世普通，都不用面紗遮面，從而和中東的習俗正好相反。[[5]]以后在1860年到達南疆一帶收集情報資料的俄國哈薩克裔軍官瓦里汗諾夫也說，當地的婦女雖然在外出時會披著特定的面紗，但她們的面容卻總是暴露在外，真正嚴格地披戴面紗的還是新疆以西的浩罕人和布哈拉人的妻女。此前他在概述南疆社會的特點時也強調了那里的婦女享有完全的自由，并視之為當地在接受伊斯蘭教的同時還保留了固有的傳統習俗。而婦女享受的這種自由往往在其他穆斯林地區那里很少看到。此外，他還將南疆社會對宗教信仰持較為平和的立場歸結為其地同中國內地的聯系相比西方穆斯林世界而言，更為順暢而密切。[[6]]由此可見，在阿古柏入侵之前的維吾爾社會中，不要說身著蒙面罩袍，就是穿戴遮掩臉部的面紗的習俗也沒有廣泛流行起來。而到阿古柏侵略南疆期間，他為了粉飾浩罕軍事集團作為外來入侵者的真實面目，轉而通過大力強化宗教意識形態來取得神職人員等的支持，企圖為自己的反動統治增加宗教上的合法性，這才大張旗鼓第在南疆多地嚴酷地實行伊斯蘭法規，其中就包括強制推行婦女必須佩戴面紗的規定。

　　這在那時前往南疆的歐洲人士的記錄中留有明確的記述。英國特使沙敖稱南疆的婦女平時習慣于不戴面紗公開在外走動，不過一旦看見了宗教官員，就會趕緊跑開或者將頭上的透明面紗拉下。[[7]]同一時期前往南疆的俄國人也注意到，本來在清朝統治下的當地婦女已經得到了相對寬松的自由，往往可以在街上公開露面;但在阿古柏入侵以后卻遭到了極大限制，因為后者極其嚴厲地在社會上實行教規，轉而命令婦女外出必須佩戴面紗，甚至還禁止舉行當地原來最流行的世俗節日，試圖將整個社會變為一座巨大的清真寺。[[8]]而當地的一位商人則對英國人直言不諱地透露他比較清朝和阿古柏統治南疆時的各自不同做法，并在感情上更傾向于清朝，因為那個時候不會有宗教法官帶著隨從整天到街面上去驅趕婦女，大街小巷幾乎天天都充滿著市場交易的喧囂而不像在阿古柏時期這么冷清，至于以前不好的那些習俗在阿古柏統治下依然存在，只是沒有那樣公開而已，因為大家表面上還得嚴格遵守教規。[[9]]阿古柏強加的如此倒行逆施的行徑當然不得人心，這也是其反動統治很快土崩瓦解的重要原因。不過需要聲明的是，即使在相當于外敵侵入的阿古柏統治時期，后者所強制推行的僅僅也只是勒令婦女務必戴面紗而已，并未進一步要求她們還得身著蒙面罩袍。由此可見米華健將這一著裝臆斷為反映新疆穆斯林傳統習俗的論調距離歷史的真相實在是不可以道里記。

　　收復新疆之后的清朝很快又在當地恢復了開明寬松的治疆政策，并將從前浩罕入侵者帶來的苛政盡行廢除，于是諸如選派任用宗教官員對婦女穿戴面紗的情況予以嚴厲監督的做法很快就在維吾爾族社會中全然消失了。所以降至晚清時期的新疆各地，在外來觀察者的筆下，再次出現了當地婦女平時不常披戴面紗的描述。例如矢志追隨普爾熱瓦爾斯基考察足跡的別夫佐夫在喀什噶爾一帶發現，在阿古柏時期曾強力推行的要求穆斯林婦女頭戴面紗的規定如今已經不再流行，尤其是比較繁華的村鎮中的婦女往往不戴面紗，至于在市場上做買賣的婦女更是從來不曾遮臉。后來他在庫爾勒所見的情況也基本如此，那里只有特別虔誠的老人再會刻意掩蓋其面容。[[10]]近期一部關于新疆近代社會生活史的英語著作也概括了19-20世紀之交時外來造訪者對新疆婦女在日常生活中是否經常佩戴面紗的觀察情況。可以說只有最富有家庭的婦女才相對嚴格地恪守了這一做法，而廣大的中下等階層的婦女一般并未受到該規定的約束。有些地方做買賣的婦女通常在市場上不需戴面紗，至多也就是在陌生的外來人走近時背過臉去。而喀什噶爾的婦女則僅僅是在一位重要的男性人士迎面走來時才將面紗耷拉下來。[[11]]所以不要說渾身上下包裹著黑色罩袍絕非維吾爾族婦女的傳統服飾，甚至頭戴面紗在傳統的維吾爾社會中也頗不流行。因此自治區立法機關就相關法規制定時所做的解釋完全符合新疆的歷史傳統。至于穆斯林男子蓄意留著從雙唇直到頦頷的大胡子同樣也與南疆維吾爾族社會的傳統習俗毫無關系。上引這部反映新疆近現代社會生活史的英文著作最后曾收錄了十六幅20世紀上半期瑞典人拍攝的新疆穆斯林生活照，其中完全不見男子留有大胡子的寫真。其實更早在清代漢文文獻中即有回部男子雖然不剃髭髯，但卻為了飲食方便需剪去唇須的記載。[[12]]這種蓄大胡須的反常打扮顯然起源于對其西鄰的推行原教旨主義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下穆斯林男性的同類打扮的刻意模仿。而米華健也將其歸為維吾爾族的傳統習俗要么是源于其擁有的宗教歷史知識極其貧乏，要么就是為了混淆視聽而刻意杜撰之。

　　讓人尤為不解的是，像米華健這樣一位熱衷于對現實政治發表時評的公知型學者，似乎不應對世界上已經有多個國家早已立法做出了類似的禁止蒙面著裝的規定一無所知，否則的話，那他作為《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也顯得太蹩腳了一點。事實上穆斯林占總人口絕大多數的土耳其和敘利亞早已分別規定女性在學校內不準戴標志性的頭巾和全身蒙罩袍著裝。同樣是典型伊斯蘭國家的突尼斯也明確出臺了在公共場所禁止女性頭戴蒙面面紗的法規以打擊日益猖獗的恐怖主義的蔓延。至于在中國之前已經通過法規禁止在各類公眾場合中穿戴蒙面罩袍的西方國家就更非個別。僅僅在2010年至2011年間，比利時，法國，意大利和澳大利亞均先后在全國范圍內推出了此類強制性法規。所以如果按照米華健此文的論述邏輯——即以一個地區通過此項法規為由斷定當地的宗教文化傳統遭到了政府的強力壓制，豈不是同樣也適用于以上這些整天在所謂的人權問題上對中國挑剔找茬的西方國家?不然的話，我們只能認為他是一個雙重標準的典型施行者，即同一套做法如果出現在中國，就要蒙受其無以復加的口誅筆伐;而更早執行它的那些西方國家則被他閉目塞聽地視而不見。

　　大概是為了增強自己文章的“殺傷力”和對《紐約時報》讀者的洗腦效果，米華健干脆一股腦地把那些早已被證實為謠言的虛假信息也填塞進來。例如他極力聲稱中國禁止新疆在齋月期間封齋。其實這是一條早在2015年就已傳出的不折不扣的過時虛假消息。對此有關部門在第一時間進行了澄清以正視聽，而且新疆宗教界人士同樣也很快做出了辟謠的回應。烏魯木齊市汗騰格里清真寺大毛拉努爾買買提.阿皮孜還對制造傳播該謠言的行徑進行了譴責，指出散布謠言的做法是決不會被真主所接受的，義正辭嚴地將受到國家法律保護的正當宗教習俗與別有用心的造謠行徑明確加以區分。正因為這條謠言絲毫經不起基本事實的檢驗，所以沒過多久也就銷聲匿跡了。沒想到時隔兩年多后，米華健卻又如獲至寶地把它加入自己的謠言商品銷售清單中，急急忙忙地借《紐約時報》的平臺向美國公眾大力推銷。而在該文另一處表述中，米華健干脆玩弄瞞天過海的招數，偷偷地把新疆近年來為了提高少數民族群眾的文化知識水平和勞動服務技能而廣泛開設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更換成自己發明出來的一個子虛烏有的機構——政治培訓中心(political training centers)，借以博得那些對新疆實情了解無多的海外讀者的同情與支持。[[13]]然而在了解真相的明眼人看來，這種掩耳盜鈴的掉包伎倆不啻將一位千方百計地投機政治的學者的愚而詐的嘴臉形象烘托得活靈活現。除了將過時謠言重新打撈出來變廢為寶以外，他乞靈于攻擊中國政府的另一手段就是引用各種道聽途說的小道消息以及像“自由亞洲電臺”這類冷戰喉舌宣傳機構播放的不實報道。為此他的這篇文章中不得不充斥著各種無法證實其內容可靠性的模糊性表述，所以諸如“估計”“據說”這類推測性詞匯總是出現在其羅列的證據材料中，這與當下疫情期間一度流行的某些網絡日記差可比擬。

　　而米華健最為人不齒的一點還是在其文的最后部分中對中國的國際外交和內部事務進行別有用心的攻訐與挑撥。他在炮制了上述那些污蔑中國的謊言和偽證之后，故意挑撥式地誘導讀者，從巴基斯坦到土耳其的位于“一帶一路”上的眾多伊斯蘭國家難道不該對中國政府的此類不公做法感到憤怒嗎?這里米華健將新疆的事情與“一帶一路”上的伊斯蘭國家強加勾連，恰恰暴露了他造謠作偽的真實目的，因為同樣在這一段敘述中，他徑直聲稱中國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根本目的是試圖以此確立中國在亞洲的外交主導地位。這種一面之詞當然是對我國領導人在各種場合中倡導的推進建設“一帶一路”格局的理念的惡意歪曲，因為“一帶一路”的建設是為了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下營造共商，共建，共享，共榮的區域大合作，以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和促進各國的友好關系作為目標。其根本宗旨是創新合作而非構造小圈子似的政治聯盟。恰恰這一理念因為順應了世界多極化的歷史前進潮流而遭到了試圖繼續維護單邊主義體制的個別大國的嫉妒不滿，故被該國某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政客居心叵測地扣上了一頂旨在為中國謀求地區主導權的大帽子。政客們的此類言論因有其特定的政治目的故本不足道，但作為社會公知的米華健教授卻對此全然逢迎，將政治上的那一套盡數照搬到自己的論點中，這不是恰好暴露了他和政客之間存在著意識形態上的最大公約數嗎?不止于此，他在全文的結尾還煽動式地誤導讀者需要擔憂中國政府對新疆的高壓政策未來是否還會被移用到其承諾實施“一國兩制”的區域乃至大陸其他省區，甚至最終向國外輸出從而波及世界各地。

　　從2018年2月到現在為止，兩年多的時光倏然而過。那么米華健的這番挑撥言論得逞了嗎?中國是否因為在新疆實行的民族宗教政策而遭到了伊斯蘭國家的批評和敵視呢?此后發生的事件恰恰對米華健的煽動性預測構成一記響亮的回擊。先是美國在2018年于一片嘩然之聲中退出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繼而在2019年7月，不少國家先后就中國的新疆政策表達了支持或者詆毀的不同官方立場。其中最讓人眼睛一亮的是，在致信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主席以表達支持中國立場的50多個國家中，不僅有許多國家正好是處在“一帶一路”之上，而且有多達28個國家還是國際伊斯蘭合作組織的成員國。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攻訐我國政策的24個國家中竟然沒有一個是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數的伊斯蘭國家，悉數出自傳統的西方世界陣營，它們歷來在“人權”問題上慣于對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說三道四，可謂十處鑼響，九處有他，故這次又不甘寂寞地集體上躥下跳實不足奇，權當是小丑跳梁罷了。看來米華健先生盼望伊斯蘭國家對中國群起而攻之的預言極其悲慘地遭遇了現實的“打臉”，所謂的謊言重復千遍就成了事實的“戈培爾定律”似乎有時并不像其實踐者預估得那么靈驗。眾多伊斯蘭國家認可中方立場的根本原因還是長期以來黨和政府由衷地認識到善待少數民族就是善待自己，所以新中國一直致力于保障邊疆少數民族切實享有憲法所賦予的各項基本權利;僅在新疆全區，目前就有2.44萬所合法注冊并對公眾開放的清真寺，直接確保了廣大群眾的宗教信仰自由得以充分實現。相比之下，美國的清真寺數量按照其與該國穆斯林總人口的比率，還不到新疆的十分之一。如此鐵一般的不爭事實自然瞞不過世界上這些伊斯蘭國家的政府和人民，所以大家才會一致選擇認同和贊賞中方在涉疆事務上采取的正當立場。故像米華健這般妄圖通過捏造事實借以欺世的險惡用心終究不能得逞。

注釋：

　　[[1]] 黃文弼：《西域史地考古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48、51、73、90頁。

　　[[2]]  相關的論述參見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0年;華立：《乾嘉時期新疆南八城的內地商民》，馬大正等主編：《西域考察與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3-390頁;《清代甘肅·陜西回民の新疆進出》，塚田誠之編：《民族の移動と文化動態——中國周緣地域の歷史と現在》，東京：風響社，2003年 ，第21-67頁;”Materials in the Manwen lufu regarding Hui Muslim Migrants to Xinjiang”,in. Shinmen Yasushi etc eds. Studies on Xinjiang Historical Sources in 17-20th Centuries, Tokyo: The Toyo Bunko, 2010, pp.218-238;賈建飛：《清乾嘉道時期新疆的內地移民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等。

　　[[3]] 【芬蘭】馬達漢著，阿拉騰奧其爾 王家驥譯：《馬達漢中國西部考察調研報告集》，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9頁。

　　[[4]] 劉文遠：《論中國共產黨對新疆三區革命的影響》，《理論學刊》2004年第4期。

　　[[5]] 【俄】A.H.庫羅帕特金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喀什噶爾：它的歷史，地理概述，軍事力量以及工業和貿易》，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17頁。

　　[[6]] 【俄】喬汗.瓦里汗諾夫著，王嘉琳譯：《喀什噶爾》，魏長洪，何漢民編：《外國探險家西域游記》，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4年，第72-73，82頁。

　　[[7]] 【英】羅伯特.沙敖著，王欣、韓香譯：《一個英國“商人”的冒險：從克什米爾到葉爾羌》，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3頁。

　　[[8]] 【俄】A.H.庫羅帕特金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喀什噶爾：它的歷史，地理概述，軍事力量以及工業和貿易》，第31頁。

　　[[9]] 【英】包羅杰著，商務印書館翻譯組譯：《阿古柏伯克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年，第7頁。

　　[[10]] 【俄】米哈伊爾.瓦西里耶維奇.別夫佐夫著，佟玉泉、佟松柏譯：《別夫佐夫探險記》，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4,233頁。

　　[[11]] I.Beller-Hann, Community Matters in Xinjiang 1880-1949: Towards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Uyghur, Leiden: Brill, 2008,p.193.

　　[[12]]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西北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89年，第317,322頁。

　　[[13]] 有關這類職業教育培訓機構的工作及受教育者在學習培訓過程中享受的合法權益，詳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于2019年8月16日發布的白皮書《新疆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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