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編《環時》的所謂“銳評”，看起來，不是好文章。好像一個寫慣了官樣八股文的，非要來學著正常人的樣子，寫幾句大家都能看懂的正常人話；好像一個本來就平庸得可笑的評論家，非要學著別人的樣子玩犀利，出來那個味怪怪的。

　　有必要給《環時》提一個很起碼的建議：好好說話。說人話，天塌不下來。

　　這兩天，老胡忙著給人口和計生政策調整引起的輿論爭議“滅火”。引導輿論是對的，問題是如何引導。昨天《環時》又發了一篇“銳評”，題作“堅決反對有人學著BBC腔調否定計生政策”。好家伙！殺氣騰騰。這就要出來放煙幕彈，把正常的群眾議論跟境外敵對勢力操縱影響下的輿論異動給混為一談了嗎？

　　不妨照著說一句：“堅決反對有人學著KMT腔調壓制群眾聲音”！

　　01. 毛教員到底怎么看計生問題？

　　“我們看到網上有人立刻發起對過去計劃生育政策的新一波攻擊，所用語言非常惡劣，與其他一些網友借這個政策調整的當口編段子調侃完全不是一碼事。”——在此，胡編的《環時》混淆了兩種攻擊（詳見本文第2部分）；同時，群眾的意見，也決不僅僅是什么“編段子調侃”，不能把出自許多群眾的有理有據的看法降格為、貶斥為“編段子調侃”。

　　不錯，確實存在著全盤否定計劃生育政策的極端聲音；庸俗一點兒說，人多了，難免的。但據我們觀察，全盤否定的意見并非主流，與毛教員當年的實際看法也是嚴重不符的。

　　沒錯，《環時》這篇銳評，在未修改之前，有附和“公知”言論、暗戳戳地指責毛教員“不搞計生”之嫌：“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除了落后就是人口太多，毛公之前說過‘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創造出來’，這句話在改革開放后一度受到一些知識分子的嘲笑。”

　　呵呵！又是一個，很倒人胃口的特色胡編句。不負責任地猜一下，《環時》銳評多半也是出自老胡之手，至少也是完全被老胡精神所主宰的，只不過是借《環時》名義說一些不便由老胡本人直說的“狠話”罷了。

　　有的中國自由派“公知”，把毛主席描寫成主張（至少是縱容）“多生”的代表人物，把“人多力量大”曲解為“鼓勵多生”，把什么“人口過多導致發展不起來”的鍋甩給毛主席——不但無知，而且無恥。“毛時代人口太多而且不搞計生”，似乎成了一段時間里頗為流行的固定觀念。

　　記得上高中時，有的歷史老師講到計劃生育，講到毛時代，聲情并茂、帶諷刺性地引述毛主席“人多力量大”“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的話（順便說一句，后者也是典型的引用時掐頭去尾斷章取義，下面再談），暗指或明說毛時代“延誤計生”導致改開前人口泛濫……說是“無知”，是因為把“人口太多”視為貧困、落后、不發展的根源，根本就是反動的資產階級機械唯物論，既不符合馬列主義理論，也不符合實際；說是“無恥”，是因為毛主席本人不但不反對計生，而且是我國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生育政策最早的、一貫的、堅決的倡導者之一：

　　“人口控制在六億，一個也不多啦？這是一種假設。現在每年增長一千多萬。你要它不增長，很難，因為現在是無政府主義狀態，必然王國還沒有變成自由王國。在這方面，人類還完全不自覺，沒有想出辦法來。我們可以研究也應該研究這個問題。政府應該設立一個部門或一個委員會，人民團體可以廣泛地研究這個問題，是可以想出辦法來的。”“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我看人類是最不會管理自己了。工廠生產布匹、桌椅板凳、鋼鐵有計劃，而人類對于生產人類自己就沒有計劃了，這是無政府主義，無組織無紀律。這樣下去，我看人類是要提前毀掉的。中國六億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億，那時候就快要接近滅亡了。”

　　——1957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

　　“少數民族和人口少的地區可不節育，其他地方可試辦節育。一要樂觀，不要悲觀；二要控制。人民有文化了，就會控制了。”

　　——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

　　“斯：這次來,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參觀過的公社。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進步。

　　毛主席：現在有些進步了，但還很落后，識字的人還不多，女人節育的還不多。

　　斯：還是很不錯，同十年前或五年前相比較。

　　毛主席：說有所進步，我贊成；‘很大的’，不能講。要謹慎。

　　斯：但是現在沒有人反對節育了。

　　毛主席：你這個人受人欺騙喲！農村里的女人，頭一個生了是個女孩，就想個男孩子。第二個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個生了,還是女孩，還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個，都是女孩子，年齡也四十五歲了，只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現在反對節育的人不多了，年輕人不反對了。

　　毛主席：重男輕女。這個風俗要改。我看你們美國可能也是重男輕女，要有一個時間才能改變。”

　　——1970年12月，同埃德加·斯諾的談話

　　“關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門去，避孕藥物、器械這些東西，免費提供，挨家送，因為人家不好意思來領嘛。人體的八大系統都要研究，包括男女關系這種事情。要編成小冊子，挨家送。不然，人家不好意思啊。”

　　——1972年7月

　　而《環時》這篇銳評，自己也承認說：“中國計生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就發起了”。問題在于，它就是不再干脆一點、再具體一點、再坦誠一點，承認這樣一個基本的、推翻不得的歷史事實：中國計生早在毛時代就發起了，而且它一開始的樣子跟后來頗有不同。看來，讓胡編這樣的暗藏的公知，讓《環時》這樣的暗藏的公知媒體，說一句毛時代好，比讓他們上吊還難。

　　02. 兩種反對意見

　　在“全盤否定”之外，不可否認，還有一種意見是這樣的：并不全盤否定計生政策，而是否定“強制一胎化”這種極端形態的計生政策。如果說否定強制一胎化計生政策的聲音屬于“極端”，那么，也不過是“以極端對極端”罷了。

　　由于沒有正確區分兩種不同形態的計生政策——毛時代穩健溫和人道的計生政策，和后毛時代2010年代中期以前實行了30余年的強制一胎化計生政策，很不幸，環時這篇銳評里的很多話，就不可避免地淪為了廢話。

　　因為，那些話僅僅是在論證計生的合理性；而不管是當年的毛主席，還是現在的不少群眾，都并不是在根本上反對計生以及將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國策。

　　“區分”這個工作很重要，某種意義上說，馬列主義者就是要來做這個“區分”工作的。

　　首先，我們應當把①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人口調整和計劃生育政策，跟②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類似政策和做法區分開來：前者，是為了增進以無產階級為主體的全體勞動者的利益福祉，是有計劃地進行建設和發展的一部分；后者，是資本統治下一小撮剝削者針對“底層”民眾制定的規則，是維護和擴張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利益的做法之一。其次，要把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口調整和計劃生育政策的①基本精神和②具體執行區分開來，進而在具體執行層面把①溫和的、穩健的做法和②激進的、破壞性的做法區分開來。此外，還必須把①基于資產階級機械唯物論思想的人口論和人口控制論，跟②馬列辯證唯物主義的人口論和人口控制論區分開來，這就是說要弄清楚馬爾薩斯、馬寅初之流跟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的區別。

　　同樣主張計生，毛主席和馬寅初能一樣嗎？

　　歷史上，毛主席也曾專門聽取馬寅初的有關意見，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完全贊同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比方說，馬寅初在《新人口論》里頑固堅持馬爾薩斯理論，甚至反過來攻擊馬克思主義者，明明白白地說：

　　“馬爾薩斯在人口增殖超過食物增加一個自然性質的觀點中，去尋找貧民痛苦的原因。馬克思主義者否定這種觀點，認為貧民痛苦的原因，不是如馬爾薩斯所說的自然界的吝嗇，乃是生產關系桎梏了生產力的發展，因而真正的原因是社會性質的，不是自然性質的。因為貧民千辛萬苦的來的成果，大部分被地主掠奪去了。所以根本原因是生產關系桎梏了生產力的發展。現在我國的某些大學經濟系一部分教授和某些經濟學雜志的編輯、總編輯仍抱這種見解，仍以‘生產關系桎梏了生產力的發展’這個社會性質的理論來對抗馬爾薩斯的自然性質的理論。殊不知中國的情形已經大變了。這個社會性質的理論在中國已經失效，不能再用來對抗馬爾薩斯了。”

　　難道可以想象，毛主席會贊同這種觀點嗎？

　　03. “毛公”是誰？

　　奇文不怕百回讀。

　　在這篇銳評中，我們注意到，《環時》對毛主席采取了令人費解的稱呼（未修改之前）：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除了落后就是人口太多，毛公之前說過‘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創造出來’，這句話在改革開放后一度受到一些知識分子的嘲笑。”

　　噢噢，“毛公”？氣氛微妙起來了。

　　“一些知識分子”（無非是惡臭公知文人）嘲笑這句話，那么，請問：你胡編，你《環球時報》，對這句話是什么態度？？？你們也跟著嘲笑嗎？不表態，看似客觀，實為附和，或縱容。又是這種惡心的老“理中客”做派。

　　而《環時》這里所引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創造出來”，也是典型的、極壞的、不負責任的、掐頭去尾斷章取義式的亂引用，簡直跟那個著名的把“路線錯了，知識越多越反動”直接給砍成“知識越多越反動”有異曲同工之妙！！！

　　惡心啊，惡心。

　　原話是怎么樣的呢？

　　恰好本號不久前一篇文章（劣跡流量明星演教員，禍根在哪兒？），引用了毛教員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這段著名的話：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注意：所謂“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有一個必需的前提，那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在近代以來的中國，只有在先進的共產黨領導下，才能做到“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所謂“在共產黨領導下”，歸根到底，就是先進的思想政治條件。沒有這個先進的思想政治條件，有了人，人再多，也不能創造人間奇跡，至多是緩慢爬行——1949年以前的中國近代史，從晚清政府領導到蔣大隊長KMT領導，也有些許成績，但跟1949年以后27年間在毛澤東共產黨領導下“教日月換新天”的偉大成就，豈是可以相比的呢？？？

　　至于所謂“毛公”，也要請胡編，請《環時》好好翻譯翻譯：什么叫“毛公”，誰是“毛公”啊？？？

　　這是老派民國人物，如某些民主人士，對毛主席的慣用稱呼。今天看來，似乎可以說：凡是資產階級人物，都會被他們粉絲習慣性地稱作“公”，最典型的莫過nc果粉們哭爹喊娘叫什么“蔣公”……

　　你胡編，是共產黨員，是民主黨派，還是KMT反動派？這是一個完全脫離群眾，完全脫離我國勞動人民對自己的領袖毛主席樸素、分明而又深厚的階級感情的稱呼。現在有幾個人還會這么叫？你《環時》，就不能按我們最常見的稱呼叫做“毛主席”，或者按馬列主義者和共產黨的習慣叫做“毛澤東同志”，又或者按現在年輕人里面最流行的稱呼說聲“教員”嗎？有多難？呵呵！可見某些人腦子里滿是民國舊概念，沒有一點新社會的影子。

　　總之，稀奇、見外，膈應人。網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04. 一以貫之的機械唯物論：人口，武器，疫苗

　　還什么，“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除了落后就是人口太多”……

　　乖乖，機械人口論的老調。胡編不生在1949年前，真是可惜了。

　　請胡編，請《環時》再翻譯翻譯：什么叫“除了落后就是人口太多”？？？

　　恰恰是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這篇雄文里，毛教員淋漓盡致地批駁了資產階級人物艾奇遜、馬爾薩斯之流的機械唯物主義謬論：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很有點像。人口太多了，飯少了，發生革命。國民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共產黨也不見得能解決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

　　“革命的發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緣故嗎？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嗎？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嗎？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嗎？艾奇遜的歷史知識等于零，他連美國獨立宣言也沒有讀過。華盛頓杰斐遜們之所以舉行反英革命，是因為英國人壓迫和剝削美國人，而不是什么美國人口過剩。中國人民歷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為這些封建朝廷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過剩。俄國人所以舉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為俄皇和俄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不是什么人口過剩，俄國至今還是土地多過人口很遠的。蒙古土地那么廣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遜的道理是不能設想會發生革命的，但是卻早已發生了。

　　“按照艾奇遜的說法，中國是毫無出路的，人口有了四億七千五百萬，是一種‘不堪負擔的壓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總之是不得了。艾奇遜在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這個希望他沒有說出來，卻被許多美國新聞記者經常地透露了出來，這就是所謂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面粉，即是說變為美國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為什么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么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是因為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嗎？西北、華北、東北、華東各個解決了土地問題的老解放區，難道還有如同艾奇遜所說的那種‘吃飯問題’存在嗎？美國在中國的偵探或所謂觀察家是不少的，為什么連這件事也沒有探出來呢？上海等處的失業問題即吃飯問題，完全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酷無情的壓迫和剝削的結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幾年工夫，就可以和華北、東北等處一樣完全地解決失業即吃飯的問題。

　　“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像馬爾薩斯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干干凈凈，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根據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于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軍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只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

　　只可惜，在毛教員以后，“不明事理的中國人”，被馬克思主義出世以前的近代機械唯物主義所俘虜了的中國人，漸漸不是少了，反倒多了。這就造成很多認識問題，一團糟。

　　比方說，對人口問題，他們孤立地加以看待，不把人口問題跟特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群眾權益和認識水平、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等等事項聯系起來看，而是奉行機會主義，不去考慮或忽視影響生育的社會因素和政策后遺癥等問題，其結果必然是在兩個極端之間來回橫跳。

　　比方說，在武器問題上，在中美對抗加劇的情況下，胡錫進之流只懂得擴充核武庫，搞“唯武器論”，不懂得必須通過某種意義上的社會變革解決勞資矛盾問題，使全體中國人民最充分地團結起來，高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大旗，才能對抗資本主義的美國和西方。歸根到底，決定中美對抗前景的不是武器，而是人民，尤其是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先進的革命人民。

　　比方說，關于疫苗問題，有人就迷信疫苗的作用，鼓吹“疫苗萬能論”“疫苗最終解決論”，殊不知疫苗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利用疫苗控制疫情這一做法本身也是有局限性的。我們這里基本控制住疫情，難道是靠的疫苗嗎？全世界都抄作業的話，那么，可能不到疫苗研制出來，全球疫情就已經結束了（參見當年非典疫苗的研發情況）；雖然還用不上疫苗，卻不知道能挽救國外多少人的性命。現在疫苗倒是有了，西方，包括印度、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等實行西方式資本主義體制的地方，疫情好了嗎？對那些地方來說，2021還不如2020。

　　不是說疫苗就沒必要研制、沒必要接種，特別在歐美那種抗疫水平下他們比我們更需要疫苗；而是說戰勝疫情要靠包括研制和接種疫苗在內的綜合性社會舉措，特別是聯防聯控、群防群治、應檢盡檢等社會化的、集體主義色彩的防疫措施，靠群眾的集體主義覺悟和行動，而不是按市場自發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邏輯辦事。疫苗只是抗疫防疫措施的一個方面，不是全部。又比如在疫苗接種問題上，應當執行具體化差異化的接種戰略，而不是“一刀切”地強制推行全民接種，損害群眾權益。我們不應當是疫苗無用論、疫苗懷疑論者，同時也不應當是疫苗萬能論、疫苗崇拜論者。

　　可以說，當前仍在全球范圍內肆虐的新冠疫情，本身就已宣告了疫苗迷信之機械唯物論的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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