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的錯謬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陳思和就在《上海文論》最早提出要“重寫文學史”的口號，這一倡議得到一些新潮評論家的響應。陳思和的目的很明確：“‘重寫文學史’首先要解決的，不是要在現有的文學史行列里再多幾種新的文學史，也不是現有的文學史基礎上再立幾個作家的專論，而是要改變這門學科原有的性質，使之從從屬于整個革命傳統教育狀態下擺脫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審美的文學史學科。”

　　陳思和是既有理論，又有實踐的。到了1999年，他就主編出版了一本《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下面簡稱《教程》）。

　　此書一出，即博得不少喝彩，有人稱這是中國文學史寫作的“重大突破”，“有開拓性意義”, “體現了對中心話語的反叛”。殊不知，這其實是一本錯謬百出、硬傷累累的“學術專著”與“教材”。

　　本來，治文學史，最重要的是不能把事實弄錯，基本事實錯謬百出，這部“史書”的可信度與“教材”的科學性必然大打折扣了。

　　《教程》對一些作家、史實存在太多的破綻與硬傷。如第399頁把1952年出生的賈平凹寫成1953年出生，285頁將賈的《雞窩洼人家》錯寫成《雞窩洼的人家》；第421頁說王蒙“1986年當選中央委員，任中國作協副主席”，其實應為1982年當選中央候補委員、1987年當選中央委員，1985年任中國作協副主席；第221頁“于是有了劉心武的《愛的位置》”實際應為《愛情的位置》；第281頁將扎西達娃《西藏，系在皮繩扣上的魂》錯寫成《西藏：系在皮扣上的魂》；第404頁將劉紹棠1997年逝世寫成1998年，他的《蛾眉》錯寫成《娥眉》；第189頁將徐遲的《歌德巴赫猜想》寫成《哥德巴赫猜想》；第76頁、77頁的路翎《財主底兒女們》寫成《財主的兒女們》；第128頁將詩人“饒階巴桑”錯寫成“饒介巴桑”……這些都是絕不應出現的硬傷。

　　《教程》另一重大錯謬是與客觀事實不符。譬如第一章第四節關于沈從文，說他1949年后“絕筆于文學創作”（第12頁），“終止了文學事業”，把他列入“許多被剝奪了寫作權利的知識分子”中的一個，這一說法不光陳思和這么說，許多報刊也這么說，影響甚大。事實絕非如此。沈從文解放后固然寫得比解放前少，但仍發表了不少文學作品。請看事實：1951年寫了隨筆《我的學習》，刊于當年11月4日《大公報》；1953年9月出席全國第三次文代會，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接見，毛澤東鼓勵他重新寫小說；1956年創作發表散文《天安門前》、《春游頤和園》；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沈從文小說選》，同年6月至7月，在《旅行家》上發表《新湘行記》和《談“寫游記”》；8月，在《人民文學》發表散文《一點回憶，一點感想》；1959年在《人民文學》發表散文《悼靳以》，在《鄉土》發表《讓我們友誼常青》；1961年6月在《光明日報》發表關于《不怕鬼的故事》的評論。12月與華山、阮章競同游井岡山、廬山，寫出《井岡詩草》等發表于1962年《人民文學》；1963年在《人民文學》發表散文《過節與觀燈》……白紙黑字，怎能說他“被剝奪了寫作權利呢？1961年，周揚還提議安排給沈從文十年創作假，不久，中宣部、中國作協給四川作協發一公函，稱“我們對沈從文的創作做了一些安排，并已向歷史博物館領導和齊燕銘同志為他請準了創作假”，后改為去青島和井岡山等。1958年，毛澤東請沈從文當北京市文聯主席，沈從文說：“這是主席客氣話，我也不能去。”（見《沈從文傳》）事實說明，解放后至文革前，黨與政府對沈從文并未打壓封殺，而是希望他寫出新東西。至于他轉行研究古代服飾，是他自己的意愿?！督坛獭穼ι驈奈慕夥藕蠊_發表的作品視而不見，卻挑中他一篇從未發表、且寫于1949年5月30日的《五月卅下十點北平宿舍》一文。陳思和在其《教程》“緒論”“中國當代文學的分期及其發展概況”一節中，對當代文學史的劃分時認為：“1949年7月，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簡稱第一次文代會）召開。……這次大會被一般的文學史著作稱為“當代文學的偉大開端”。而沈從文寫于1949年5月的《五月卅下十點北平宿舍》明顯不屬于1949年7月第一次全國文代會這一界線。如沈從文這篇文章算，那丁玲出版于1949年初的名著《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則更應入史。這里，陳思和豈不自相矛盾？

　　對建國后五十年中國文學的評價，陳思和為了“標新立異”，以其所謂“潛在寫作”“民間文化形態”“民間隱形結構”“無名”否定文學主潮與“共名”。對影響深遠、發行量達一千多萬冊的革命現實主義經典《紅巖》僅提了一下書名，不予置評；對描寫知識分子的杰作《青春之歌》和歌頌偉大共產主義戰士雷鋒的長詩《雷鋒之歌》表示冷漠；對膾炙人口、家喻戶曉、當代詩歌高峰的毛澤東詩詞一字不提（評論家李潔非曾說毛澤東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第一人”“毛文體”影響無所不在）。五十年間，大批著名作家的杰出作品與經典被《教程》埋沒，如趙樹理的《三里灣》、王汶石的《新結識的伙伴》、馬烽的《三年早知道》、王愿堅的《黨費》與《七根火柴》、峻青的《黎明的河邊》、郭小川的《廈門風姿》、《甘蔗林——青紗帳》、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與《東方》、秦牧的《土地》與《社稷壇抒情》、劉真的《長長的流水》、周克芹《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創造中國長篇小說發行量之最的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發行超二千萬冊），陳登科的《風雷》、阿來的《塵埃落定》、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柯巖的《船長》、《奇異的書簡》、李瑛的《一月的哀思》、諶容的《人到中年》、何士光的《鄉場上》以及吳伯蕭、曹靖華、孫犁的散文，根據梁信電影劇本拍成的電影《紅色娘子軍》、根據巴金小說《團圓》改編的電影《英雄兒女》是戰爭電影的極品，觀眾數以十億計，《教程》不屑一顧。

　　《教程》第九章《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文學》中，編著者制造了一個新的“空白論”。陳思和說：“在這一連串批判運動之后，新中國文藝傳統成了一片空白。”這一論斷是荒謬的、不符合實際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文學的確受到“四人幫”的巨大沖擊與摧殘、破壞，一度百花凋零,但并非“一片空白”、“一片荒蕪”，特別是文革后期, 除了《教程》說的樣板戲、《金光大道》《虹南作戰史》《春苗》《決裂》，還有一大批好的或較好的作品，以小說論，反映革命戰爭傳統的有李心田的《閃閃的紅星》，李曉明的《追窮寇》、黎汝青的《萬山紅遍》、克揚與戈基的《連心鎖》、郭澄青的《大刀記》、前涉的《桐柏英雄》、克揚的《農奴戟》、李學詩的《礦山風云》、楊佩瑾的《劍》、鄭直的《激戰無名川》，反映社會主義建設傳統、影響較大的有克非的《春潮急》、程樹榛的《鋼鐵巨人》、楊嘯的《紅雨》、李云德的《沸騰的群山》、郭先紅的《征途》、張長弓的《青春》以及一發表即受批判的《牧笛》與《生命》等。據統計，文革期間出版長篇小說149部（見楊匡漢主編《20世紀中國文學經驗》）。而詩集也同樣可觀，出版了360部，影響較大的有李瑛的《紅花滿山》、《北疆紅似火》、《站起來的人民》、張永枚的《西沙之戰》等等?！督坛獭返?66頁寫道：“浩然的三卷本長篇小說《艷陽天》是文革時期唯一可以公開出售的文革前的文藝作品”。此言差矣！據筆者了解，文革期間出版的文革前的文學作品著作有一大批，如馮志的《敵后武工隊》、孫景瑞的《難忘的戰斗》、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高玉寶的《高玉寶》、賀敬之的《放歌集》、毛澤東的《毛主席詩詞》、張永枚的《螺號》、王致遠的《胡桃坡》、浩然的《幼苗集》等等。

　　《教程》說京劇《沙家浜》，“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不斷侵犯這個戲，在情節上添加了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的內容”（見第13頁），這又是睜眼說瞎話?！渡臣忆骸酚须A級斗爭內容不假，胡傳魁、刁德一等既是民族敗類，又是剝削階級，而說該劇有“路線斗爭”不知從何說起？一般認為，所謂路線斗爭，即是“左”傾路線與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在《沙家浜》中，兩個主要正面人物指導員郭建光與地下黨女黨員阿慶嫂根本就沒有什么“路線斗爭”，郭建光與新四軍戰士、阿慶嫂與沙奶奶等也沒有“左”傾與“右傾”的“斗爭”，陳思和硬捏造《沙家浜》有“路線斗爭”豈不滑天下之大稽？

　　《教程》不僅對“十七年”反映農村生活、影響深遠的經典《艷陽天》不予置評，對其另一部全面反映合作化的長篇《金光大道》則斥之為：“雖是個人創作，但完全失去了作家的個體性話語。”這一論斷完全不符合作品的實際?！督鸸獯蟮馈菲鋵嵤且徊繗鈩莼趾?、個性特色鮮明的巨著，其文學語言富有生活氣息，人物個性化，富有感染力。近年，河南師范大學連曉霞教授出了一本專著，對《金光大道》的語言特色給予高度評價，絕非《教程》說的“失去個性化話語”“成為時代共名的演繹” 。

　　陳思和等一方面極力貶低大量的革命經典作家的經典作品，另一面又不當拔高一些作家。如對穆旦，《教程》稱之為“40年代中國最優秀的青年詩人”。穆旦固然優秀，但冠之“最”字，就似乎他是“第一”。四十年代優秀青年詩人還有李季、綠原、馮至、袁水拍、徐遲、阮章競等，他們的影響與水平未必低于穆旦。一個“最”字，顯然夸大其辭了?！督坛獭愤€對殺人犯顧城的兩行短詩不惜篇幅，大肆吹捧，不知是何用意？

　　在一些文學史或一些作家回憶錄、老作家傳記中，一說“文革”便說這位作家“被迫停筆十年”。其實不然。如茅盾，在文革后期的《人民文學》就發表過散文《輕傷不下火線》，并未如《教程》所說“文革時期被迫停筆”。又如茹志鵑，陳思和的《教程》說她：“‘文革’中創作中斷。1977年發表小說《出山》，重新開始創作。”其實“文革”中茹志鵑并未完全中斷創作，1976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昔陽大地上》就發表了她的散文《明年春天再來》，歌頌學大寨。

　　《教程》常有自相矛盾之處。比如“50年代”有時又寫作“五十年代”；“文革”有時有雙引號，有時又沒引號等等，顯得很不規范。又如馬原，《教程》291頁寫他“寫了……《西海的無帆船》，到了408頁，又變成《西海無帆船》，叫讀者相信哪個？

　　《教程》對一些大師級作家詩人很不公平。比如詩歌吧，列入目錄的詩歌有胡風的《時間開始了》、郭小川的《望星空》、綠原的《又一名哥倫布》、曾卓的《有贈》、賀敬之的《桂林山水歌》、唐湜的《劃手周鹿之歌》、食指的《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顧城的《一代人》、公劉的《哎，大森林》、舒婷的《致橡樹》與《雙桅船》、王家新的《帕斯捷爾納克》、翟永明的《女人組詩》（詩人名稱是筆者所加），以上詩人當然應進入文學史，但奇怪的是,大師級詩人艾青竟然上不了目錄。有的詩人作家即使上了目錄也僅有三幾百字評價而已，這是不應有的疏漏。艾青是國際級詩人，解放后創作了大批名篇，如《光的贊歌》、《古羅馬的大斗技場》、《大上?！?、《在智利的海岬上》、《礁石》、《一個黑人姑娘在歌唱》等，完全可與其三、四十年代的名篇媲美?！督坛獭窞楹稳绱?？原因是編著者先入為主地認為“即使是左翼文藝運動中的重要作家如茅盾、艾青、丁玲、夏衍、沙汀、艾蕪、田間等，也沒創作出可與自己以前（即解放前）的文學成就相媲美的作品。”對有些作家可能是如此，但對艾青來說，就不符合事實。

　　《教程》認為，“50年代開始，文學中的人性與人道主義被作為大逆不道的異端邪說”（見218頁），但作者又說，1956年前后，“提倡現實主義的真實性和對現實生活的積極干預，提倡寫人性（見94頁）。其實，五、六十年代中國許多文學作品都寫了美好的人性，如孫犁、周立波、楊沫、浩然、柳青的長、中短篇小說，賀敬之的《雷鋒之歌》等，不就刻畫了一大批富有人性美的人物而感人至深嗎？1961年第1—2期《文藝報》還發表了許之喬一篇長達5萬字的評論：《〈紅旗譜〉中人民大眾的人情味與人性美》，旗幟鮮明地肯定了《紅旗譜》中的人情美、人性美,認為該書寫出了勞動人民的“朋友之誼”、“男女之愛”、“人倫之情”及“同志之愛”，寫出了人性的深度。該評論還上了該期刊物封面要目。

　　陳思和聲稱，文學史要“使之從從屬于整個革命傳統教育狀態下擺脫出來”，他“要消除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的確，《教程》“去革命化”這一點是十分突出的，他還要“去主流意識形態化”，他批評當代的許多文學經典都“過于政治化”“意識形態化”，但他贊賞的大量作品，如揭露新中國陰暗面的作品，又何嘗沒有“意識形態”？比如，他對賀敬之、劉白羽等五六十年代影響最大的、歌頌社會主義的杰作，用的篇幅不過幾百字評析，而對“私人性話語”的張中曉的《無夢樓隨筆》則不惜用了近5個頁碼的篇幅，并冠之以“文章的豐碑”， 張中曉的大作“藝術”“審美”好在哪里?無非是因 其“揭露”了“以烏托邦為夢想的社會”的“黑暗”。

　　“硬傷”與不公平在其它一些文學史也同樣存在。如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該書把賈平凹1952年出生錯寫成1953年出生；第403頁《20世紀90年代的長詩》一節中所列并評析的昌耀的長詩卻都是七十、八十年代的作品，可謂“文不對題”。

　　一個文學史家，編寫一本有創意的文學史是應該允許的。但是，有些人編寫的二十世紀和當代文學史，對魯、郭、茅、巴、老、曹、丁等革命作家，對反映革命戰爭、社會主義建設的名作大加刪削、貶損，甚至讓其消失，則完全不是歷史主義的應有態度。就一般文學史規律而言，凡入史者首先就是在當時發生過重大影響的作家作品，這是先決條件。尚未正式發表且毫無影響，未被廣大讀者知曉、接受、認可，只是被幾個文學史專家“發掘”出來的作品并非完全不可入史，但不宜以大量篇幅予以吹捧。“人性”“審美”只應是入史的其中標準，不應是唯一的標準。思想性、藝術性、影響力應是更重要的標準。同時，也沒有必要把階級性、政治性、革命性與人性、審美性對立起來，像魯迅的小說、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賀敬之的《雷鋒之歌》與《白毛女》、柳青的《創業史》、梁斌的《紅旗譜》、楊沫的《青春之歌》、歐陽山的《三家巷》、羅廣斌、楊益言的《紅巖》、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浩然的《艷陽天》、茹志鵑的《百合花》不就是階級性、思想性、藝術性、審美性與人性、深刻性結合得甚好的杰作嗎？這些作品的正面主人公，不都是具有高尚人性美的光輝、有強大的感染力、影響力、穿透力的典型人物嗎？一部文學史，抽去了真實、時代、思想、政治等內涵，不如叫《人性文學史》算了。況且，“人性也是發展的”（馬克思語），是無法脫離時代與社會的。

　　沒人會料到，“重寫文學史”的始作俑者陳思和自己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竟是一部錯謬百出、大失公正、公平的著作；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樣一部硬傷多多的文學史，竟然被當作“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與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在全國高校廣為發行。不知那些審讀教材的“磚家”是怎樣審讀的？竟然讓這樣一部《教程》“過關”，并一版再版，重印22次之多，誤導廣大學生與讀者。真不知那些“磚家”們是怎樣審閱把關的。

　　慎重啊，文學史專家！您的筆，您的“史”，在審視歷史的作家、作品，廣大讀者也在審視你的“史”，審視你的“學術”態度、水平與眼光！

　　（作者：瑤族，當代作家，廣東省作協詩歌委員會副主任）

　　原載《文學自由談》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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