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月枝，浙江縉云縣人，1996年獲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傳播學博士學位，現執教于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傳播學院，任全球傳播政治經濟學加拿大國家特聘教授（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Communication），兼任中國傳媒大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浙江省千人計劃專家，同時還是《全球媒體傳播》（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的創刊主編之一和十多份中英文刊物的編委。 

　　她的主要成果涵蓋傳播理論與社會理論、傳播政治經濟學、傳播技術與社會發展、國際傳播與全球媒體治理等，現已出版7部中英文學術專（編）著，包括《維系民主？西方政治與新聞客觀性》《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等。2013年和2014年，她先后榮獲達拉斯•斯邁思獎（The Dallas Smythe Award）和埃德溫•貝克獎（The C. Edwin Baker Award），是國際傳播學界第二位擁有這兩項終身學術成就獎的學者。 

　　作為一個建制化的學科，傳播學誕生于二戰時期的美國，成長于冷戰時期的北美與歐洲，具有較強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20世紀80年代初，傳播學引入中國。1997年，傳播學與同為二級學科的新聞學組合成為一級學科“新聞傳播學”。可以說，中國的傳播學發展，是一個在“西方化”與“去西方化”之間交互演進的歷史過程。傳播學能否做到“去西方化”，換言之，傳播學有無可能實現“本土化”，乃至建立中國本土的傳播學，中國傳播學界對此問題展開過多次比較集中的討論與爭鳴。

　　在一定層面上，“去西方化”或“本土化”體現的是學術自覺。但是，如若掌握不好分寸，學術研究也容易陷入“二元對立”的境地。著名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傳播學院教授趙月枝，常年把“去西方中心主義”視作自己的學術使命。近幾年回到國內高校任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后，她又開始著力于構建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框架。在“去西方中心主義”的學術道路上，她有著怎樣的心路歷程？中國的傳播研究緣何缺乏宏大歷史觀？如何消除傳播研究中的“二元對立”？圍繞以上相關問題，本報記者近期先后多次采訪了趙月枝教授。她的睿智及充滿激情的話語風格，給記者留下深刻印象。

　　一個慢慢覺悟和實踐的過程

　　《中國社會科學報》：作為一個常年在北美從事研究工作的華人傳播學者，“去西方中心主義”貫穿了您的學術研究之路，這讓外人有些不可理解，也充滿了好奇，請問您為何有如此強烈的意識？

　　趙月枝：這應該與我一到北美就接觸西方批判學派有關。從政治經濟和文化層面批判西方帝國主義是這一學派觀點的核心內容之一。我是1986年到加拿大讀研的。由于知識上的東西方“斷裂”，我當時并不知道， 在中國引入美國實證傳播研究之前，薩義德的《東方主義》一書1978年就在美國出版了。當然，我也不是一到加拿大就有這樣的思想和知識背景，對于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尤其從普通的認識到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中體現這樣的立場，也是一個慢慢覺悟和實踐的過程。比如，當我和哈克特教授合作寫《維系民主？西方政治與新聞客觀性》一書時，還沒有很自覺的“去西方中心主義”立場。該書聚焦西方新聞體系內部的困境、矛盾和危機。我的博士論文對此問題有所推進，揭示了用西方自由主義理論無法解釋中國媒體改革的復雜性。在學術研究中更鮮明地表達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立場，是在我更多地接觸了西方內部的反種族主義學者的理論和漢學界有關中國研究的理論框架問題的討論之后。

　　《中國社會科學報》：這個“慢慢覺悟和實踐的過程”，想必是一個復雜而又充滿艱辛的過程。我很想知道，這期間是否有一些關鍵性的時間節點或思想轉折點？

　　趙月枝：是的，的確如此。這其中經歷了幾個“里程碑”意義的飛躍。第一是1997年到美國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任教后，我接觸了美國激進黑人學者和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后殖民批判學者的學術成果，促使我對西方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本身進行批判和反思。這方面努力的成果就是10年后我與一位印度裔同事在2008年合作出版的編著《全球傳播：走向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在美國工作期間，我還接觸了黃宗智等知名學者對中國社會的研究和他們對于諸如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是否適用于中國這樣的討論。這使我意識到，雖然自己來自中國，但并沒有關于中國社會的系統知識，這使我對傳播中心主義有了自省，認識到中國傳播研究不但必須建立在扎實的中國社會和歷史知識基礎上，而且不能隨意套用西方的理論框架。也正是出于這樣的考量，當我出第二本個人專著時，我不再在傳播學的書系里出版，而是選擇哈佛大學政治和歷史學家裴宜理教授主編的一個書系，以求自己的學術成果得到海外中國研究學界專家的評審。

　　當然，對于中國歷史和社會的了解本身和反思西方中心主義這兩者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歐美許多漢學家和中國研究專家都是西方中心主義者，他們研究中國問題的出發點，是基于西方社會經驗的假定；我只是強調，對中國歷史社會的了解和對中國社會內在邏輯的把握，是傳播研究去西方中心主義的必要條件。

　　第二個對我在學術去“西方中心主義”的旅程上很有紀念意義的事情是2010年7月，我受邀第一次去臺灣地區，在“中華傳播學年會”上作主旨演講。這個會議的主題是“向東看，往南走：傳播研究的在地知識與全球實踐”。這是一個充滿學術想象力和前瞻性的主題。它通過顛覆慣常的“全球知識”和“本土實踐”表述，引領我們重新審視“全球”與“本土”、“知識”與“實踐”的關系。我在會上作了“‘向東看，往南走’：開拓后危機時代傳播研究新視野”的演講，此文收入我的《傳播與社會》文集的最后一篇。

　　第三個重要事件是2013年，時值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傳播學院40周年院慶之際，我在溫哥華主辦了主題為“傳播與全球權力轉移”的國際會議。這個會議的主題之一就是把知識去殖民化作為追求更平等的全球傳播秩序的認識論基礎。為此，我們請來了北美幾位優秀的原住民學者作大會的主題發言。他們對北美墾殖主義歷史的批判告訴我們，“去西方中心主義”不是學術時髦和姿態，而是一種事關平等、正義甚至個人尊嚴和學術生命的反殖民主義和反種族主義學術立場。

　　不瞞您說，我之所以對這樣的一種立場感同身受，有如此強烈的認同感，是因為，到了那時，我作為來自中國大陸的一位有鮮明的學術主體性的傳播學者，已經在影響和改變我所處的學術生態了，而這難免使西方中心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受到挑戰和感到不安。我想強調的是，就像為了自己的文化生存而抗爭的原住民學者一樣，對于一個身在西方、堅持批判學術立場的華人學者來說，“去西方中心主義”以及背后更深層的學術領域去殖民主義和反種族主義，是事關一個人學術生命的斗爭。

　　《中國社會科學報》：由此可見，在特殊的環境中，“去西方中心主義”已經慢慢融入您的學術生命當中。我們知道，20世紀80年代初傳播學引進中國不久，傳播學“本土化”的沖動和爭論就隨之而起，其背后的價值指向就是“去西方中心主義”。在這種語境下，請問您如何理解“去西方中心主義”與“本土化”兩者之間的關系？

　　趙月枝：讓我接著以上提及的我邀請加拿大原住民學者來作主旨演講的故事來回答您的問題吧。這些原住民學者是堅定的“去西方中心主義”者——沒有比他們的立場更“去西方中心主義”了，然而，在北美這塊“西方”土地上，他們的學術才是不折不扣的本土化學術呀！英國文化研究學者雷蒙德•威廉斯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詞“militant particularism”，可以解釋這一地理概念上的西方內部所產生的激進本土化學術。我不知這個詞是否已經有被認可的中文翻譯，我姑且把它理解為“特例”，也就是那種能讓普遍性昭然的極端特殊性吧。

　　在我看來，真正“去西方化”的學術必然是“本土化”的，而要“本土化”，去“西方化”是前提。不過，我這里需要指出，在一定意義上，“西方中心主義”和“本土化”是偽“二元對立”的關系：如果你用本土的案例來證明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還是“西方理論，本土經驗”的套路，在本質上依然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正如激進的“本土主義者”，即那些要回歸到“沒被西方文化影響”的原生態狀態的立場持有者，與西方中心主義者有“一體同構”關系一樣，“西方化”和“本土化”也是一體同構的問題。本土化問題表達了對學術主體性的追求，但它之所以成了一個熱門話題，在一定意義也因為它是一個去政治化的表達。在“全球”和“本土”的背后，往往是階級和政治的問題。

　　超越“全球”和“本土”的二元對立

　　《中國社會科學報》：為了實現“去西方中心主義”的學術使命，您提出構建一個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框架。這是一個很具有學術想象力的宏偉目標。請問您提出這個設想的學術初衷是什么？

　　趙月枝：我試圖發展這個框架，或者說，在這個框架下做學術，已經有十來年了，也零零碎碎寫了一些東西。對我自己來說，這既是試圖發展一個理論框架的過程，也是一個學術實踐的過程，更是一個與中外學術共同體和不同的社會實踐主體一起互動、共同探討和相互促進的過程。我希望通過努力，超越一些簡單的“二元對立”。

　　在認識論層面，“去西方中心主義”或學術去殖民化是我重要的學術使命。同時，前面提到的原住民學者實例也清楚地表明，我不希望把“西方”和“東方”、“全球”和“本土”本質主義地和去政治化地對立起來，而“跨文化”概念和全球史視野剛好提供了這樣的理論和歷史視野。正如我多次說明的那樣，在我的框架里，“跨文化”的英文對應詞匯是“transcultural”，不是“intercultural”或“cross-cultural”。前者與法國人類學家阿蘭•勒•比雄等人的歐洲跨文化研究院學者們一直在討論和闡釋的概念相關。在我的理解里，“跨文化”有不同文化中的主體甚至不同文化體系之間的交流和碰撞，雙方產生相互轉型，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的跨文化主體和社會文化形式的含義。與此相反，“intercultural”或“cross-cultural”關于主體性的哲學思想最多停留在“主體間性”的層面。趙汀陽教授2017年2月在《江海學刊》上發表了一篇他與阿蘭•勒•比雄對話的文章，文中討論了“主體間性”的局限，認為跨文化交流的哲學依據應當是一個現在還難以被清楚定義的“跨主體性”概念。我感覺，這個尚未被明確定義的“跨主體性”概念，也許是我正在發展的“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框架的哲學基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十分贊同您用“設想”這個詞來描述它。

　　《中國社會科學報》：如您所講，傳播研究中簡單的“二元對立”模式亟待消除或超越。從這個意義上講，您提出的“設想”其實體現的是一種深遠的學術抱負。為此，請您再深入談談其中的思考，這對于傳播研究者或許更具啟發意義。

　　趙月枝：謝謝您的認同和激勵。作為一個在國內接受人文學科教育，到國外又接受了社會科學基礎訓練的跨學科學者，我對現在被夸大的有關國外“傳播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間的分裂始終保持警覺。我一直在自己的研究中走政治經濟分析和文化研究相結合的道路，力圖辯證地看待主觀和客觀、結構和主體、理性和情感的關系。我曾在一篇題為“重思中國媒體研究”的英文文章里，對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理論中的理性主義和認知主義偏頗提出過批判；最近幾年，當我跳出西方學術話語，驀然回首東方文化的直覺和洞見時，才發現，“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這樣的理念早就是中國傳播實踐中的智慧結晶了。

　　我試圖超越的另一套二元對立是理論和實踐之間，或知和行、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之間。美國主流傳播學以“客觀”的“社會科學”迷思掩蓋了其高度政治化的起源及其與美國國家戰略的關系，并被改革開放初期的國內學界作為“客觀”科學引入。但是，在學術實踐指向這一點上，國外的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和像斯圖亞特•霍爾這樣的英國文化研究者是完全一致的。而對我來說，沒有比達拉斯•斯邁思這位北美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先驅更有激發和示范意義了。斯邁思在20世紀70年代初就跨越東西方冷戰溝壑，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希望用自己對技術政治路線的研究，來參與中國發展道路的討論和社會主義理論建設實踐。當1986年我一到加拿大，他就鄭重其事地把《自行車之后是什么》的打印稿送給我的時候，我好像就避不開傳播與中國道路問題，以及中西方學者的跨文化主體性問題了。今天，作為信息時代共享經濟的新形式，共享單車已然成了中國這個曾經的自行車王國的“新四大發明”之一，斯邁思那個“自行車之后是什么”的“世紀之問”，在中國大地上也仿佛有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新回答。這無疑為中國傳播研究的理論創新提供了新的靈感與視角，也為中國學者寫出有別于丹•席勒的《數字化衰退》的作品提供了獨特的條件與機遇。

　　通過這些年的思考與探索，我認為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內容已經比較清楚了。這是一個從徹底的反帝和反霸權的視野關注全球傳播的整體性和解放性的理論框架；這是一個強調歷史的開放性、現實的多種可能性，尤其是不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形式在不平等世界體系中相互碰撞，有可能產生新的社會文化形式的能動理論框架；這是一個批判“文化帝國主義”，同時又強調被壓迫民眾抗爭主體性的辯證理論框架；這是一個超越精英主義和理性主義偏頗的“情”與“理”、“心”與“思”并重的人文主義框架；這是一個知行合一，在認識世界中改變世界的實踐性學術框架。

　　傳播學具有冷戰社會科學“原罪”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不時興起的“去西方中心主義”和本土化的思潮中，中國的傳播學研究何去何從，是讓學界深感焦慮的一個問題。您對此問題也有深入思考，并提出“重塑傳播研究的人文精神和想象力”，這個觀點很有啟發意義。請問傳播研究緣何背離了人文精神？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傳播研究又該如何重塑人文精神？

　　趙月枝：“人文精神”聽起來不言自明，內涵實則因語境而異。在國內思想界，20世紀90年代有過“人文精神大討論”。我把“人文精神”理解為那種促進人類自由與解放的價值理性，而非強化剝削和壓迫關系的工具理性，并試圖從這個角度回應您提出的問題。

　　面對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科層化和功利化，背離人文精神的不止傳播學。不過，相比其他一些學科，傳播學的問題可能更明顯。有關傳播現象的分析古已有之。在加拿大，也有像伊尼斯這樣的人文學者對傳播現象，包括傳播與帝國關系充滿人文精神的分析。然而，作為一個建制的學科，現代傳播學一開始就從屬于工具理性學科，它源于20世紀前半葉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爭宣傳，其主流與美國作為一個二戰后正在上升的帝國的國家利益和資本利益密切相關。也就是說，這個學科是有冷戰社會科學“原罪”的。不久前，我和呂新雨教授主編的《批判傳播學》書系，出版了一本有關美國傳播學科史的譯著，書名就叫《脅迫之術：心理戰與美國傳播研究的興起》，可以說是一語道破天機。這本書的英文原著由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作者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當時是美利堅大學的副教授。他以翔實的資料證明，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政府的心理戰項目如何型構了作為一個學科的美國傳播學，而我們現在所熟知的美國主流傳播學之父們，又是如何服務于美國的心理戰目標的。說實話，當我在許多年前讀到此書的英文版時，是非常吃驚的。正是這種刻骨銘心的閱讀記憶，使我把這本書作為書系第一批翻譯和出版的美國傳播學著作之一。辛普森的書不可能呈現美國傳播學在20世紀50年代的全部復雜歷史，我也不想把“原罪說”絕對化，畢竟，這個學科不管是從主流內部還是外部，從一開始就有反思和挑戰：拉扎斯菲爾德寫于1941年有關行政研究和批判研究的文章至今還值得我們去讀，更不必說一代又一代西方批判學者對主流傳播學的批判了。

　　要在新時代背景下重鑄這一學科的人文精神，首先有必要了解美國傳播學的知識社會學歷史以及中國引入傳播學的歷史語境。作為這種努力的一體兩面，我非常贊成《讀書》在“新人文精神”對話的編者按中提到的，“要回到‘人’的問題，也要回到馬克思主義的問題”。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以“為西學注”的方式去介紹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研究，而是像斯邁思那樣，就技術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屬性、主導當代傳播技術發展的資本邏輯等問題，作出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和批判。當年，針對中國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實踐，斯邁思就中國發展道路提出了“自行車之后是什么”這個隱喻性的“世紀之問”；今天，在一個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時代，斯邁思當年提出的技術是否自主，社會主義的技術發展道路是什么，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要提供什么樣的傳播和文化服務，這些與資本主義有什么不同，為什么不同，這些問題依然能為我們重塑傳播研究的人文想象力提供有益的參考。

　　拓展傳播研究的歷史視野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重塑傳播研究人文精神的同時，您提出傳播研究應樹立一種更宏大的歷史觀，將中國傳播問題看作是世界體系結構與意識形態變遷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此觀之，目前很多傳播研究成果缺乏思想厚度，這是否與傳播研究缺乏宏大歷史觀有一定關系？若如此，原因何在？

　　趙月枝：我非常同意您對傳播研究缺乏宏大歷史觀的知識征候的分析。這其中的深層次原因，我想大概有以下幾個。第一是中國傳播學的母體，即西方傳播學本身的歷史短視。正如我在《中國的挑戰：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芻議》一文中指出的，雖然國外的批判政治經濟學在這個方面比主流實證傳播學好一些，但它依然把資本主義的崛起當作歷史時間的零點，而忽視了那些被稱為“前現代”的歷史和經驗。第二是主流傳播研究的技術中心主義和媒介中心主義偏頗，以及由這些偏頗所產生的功能主義、實用主義和工具理性分析取向。第三，由于受美國主流傳播學的冷戰思維影響，中國傳播學或多或少存在歷史虛無主義傾向。與此相關，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傳播歷史缺少研究和對冷戰傳播歷史所作的西方中心主義解讀。這帶來的一個后果就是對中國在20世紀50—70年代的國際傳播歷史缺乏研究，而這也包括對70年代的國際傳播新秩序運動缺乏中國視角的理解。

　　此外，這還與中國傳播學科的功利化、碎片化和傳播教育缺乏更宏大的人文和歷史視野有關。國內傳播學界青睞麥克盧漢，而對伊尼斯和斯邁思相對陌生，就是對此的很好注解。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兩三年來，您開始重點關注二元城鄉關系背景下的傳播失衡問題，認為目前的傳播體系存在嚴重的“城市中心主義”和“媒介中心主義”。為推動構建平衡互哺的城鄉關系，您于2014年成立了河陽鄉村研究院。這應是我國第一個扎根于鄉村的傳播研究機構。請問這一“創舉”背后是否寄托著您的學術情懷和理想？

　　趙月枝：十分感謝您的這個問題。河陽鄉村研究院寄托了我“學術回鄉”的情懷和理想，體現了我希望在東西方關系和城鄉關系兩個維度同時拓展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努力，也包含了我在探索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方面的嘗試。我更希望通過回到我老家浙江縉云，一個傳說中的軒轅黃帝飛升地，一個既有深厚農耕文明底蘊，又是革命老區的一個縣域層面，來處理傳播學的西方中心主義和歷史短視問題。歷史短視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城市中心主義，仿佛世界從來就圍繞城市，而且只有城市才代表現代和未來。

　　基于這幾年的初步實踐，我認為學者可在推動構建良性城鄉傳播關系中大有作為。河陽鄉村研究院在促進良性互動的城鄉傳播關系方面做了一點努力，但我主要希望通過它探索一條跨文化、跨學科、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學術道路，促進有全球視野和鄉土中國立場的傳播學術的發展。不過，與其說這是一個普通的研究機構，不如說這是一個有志于從城鄉關系角度研究傳播問題的學者和鄉村建設實踐者的網絡。沒有參與各方充滿人文精神和超越工具理性的貢獻，河陽鄉村研究院就不存在。回到您前面的一個問題，也正是在這一方致力于促進傳播學術政治和學術文化轉型的“試驗田”中，我看到重塑傳播研究的人文精神和想象力是有可能的。

　　原標題：批判理論視野下的跨文化傳播——訪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傳播學院教授趙月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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