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寒秋

　　【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湖南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長沙410003】

　　摘要：詩詞創作是詩性思維的實踐，革命戰爭是戰略思維的實踐，毛澤東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戰略家同時也是偉大詩人，這種詩性思維與戰略思維互相共振高度統一的表現應該在理性思維的基礎上得到令人信服的學術闡釋。筆者認為，詩性思維與戰略思維互相共振高度統一的哲學基礎就在于辯證思維。辯證思維是哲學思維的最高境界，其精髓就在于必須真正認識并在實踐中自始自終貫徹對立統一規律，在主觀與客觀、理性與非理性、虛與實、小與大、少與多、輕與重、弱與強等等哲學范疇的對立關系中，促成力量對比向有利于思維主體方向的轉化，從而以最小的代價實現思維主體的目標。

　　關鍵詞：毛澤東詩詞詩性思維戰略思維哲學思維理性思維辯證思維

　　毛澤東詩詞完全是毛澤東個人文學才能與情感意志的文藝投射。與毛澤東同時代的其他無產階級革命家，在相關領域的詩詞創作遠不能達到毛澤東的文藝高度。中國歷史上眾多的政治家與戰略家，絕大多數都不是詩人或者不是第一流的詩人，更多詩人一生的事跡與戰略領域無涉。毛澤東既建立了空前絕后的功業，又留下了震古爍今的詩篇，偉大詩人與偉大戰略家這兩個角色合而為一，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奇跡，但決不是不可解釋的神跡。從歷史唯物主義與唯物辯證法的角度來看，人類在任何領域的實踐，不管是革命運動還是詩詞創作，歸根結底都是主體思維的外向擴展，都是思維主體的實踐歷程。以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率領全體黨員，領導和團結各族人民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建立新中國。這既是符合歷史規律的必然結果，更是一部波瀾壯闊可歌可泣的壯麗史詩。偉大的戰略家毛澤東創作的詩詞就是這個歷史規律與壯麗史詩的最精練最形象最生動的體現與統一，而統一的基礎就在于詩性思維與戰略思維兩者在本質上有著高度的重合關系。這種重合關系就是本文探求的主旨。

　　詩性思維從學術角度來說屬于文論的領域，與美學研究密切相關，與形象思維、藝術思維和整體思維等思維方式有著高度親和的家族性關系。詩性思維又稱原始思維，是人類自主思維的底層，人類的一切高級思維均脫胎于詩性思維。詩性思維是人類的兒童時期以及人類文明的兒童時期所普遍具有的特殊思考方式，其特征為對主體與客體不加嚴格的區分，善于運用比附、聯想和想象等手段將主觀情志移情到客觀事物上，使客觀事物直接成為主觀情志的載體，從而創造出一個物我不分心物合融的精神世界和藝術世界。這一特征在古今中外各個文明的詩人群體中得到了最集中和最明顯的體現。正因為詩性思維是原始思維，所以詩性思維并沒有隨著人類文明的高度進步而發生本質性的改變，依舊保持著理性意識與非理性的綜合感觸和情志沖動交織在一起的混沌狀態。漢語言文字是一種原始思維性質保存最多的獨特語言文字，是詩性思維的最佳載體。自古以來中國詩人就享有崇高地位，詩一貫被視為最高藝術品位與權力等級的文體。對于詩性思維，中國古代詩人文人在其詩文中，以及詩論家文論家在其詩論文論中，或多或少都觸及了這一古老、深奧和微妙的話題。但限于中國傳統學術思維的局限，詩性思維的精妙之處一直未得到充分的闡釋，更遑論涉及詩性思維與戰略思維的關系這種深層學術難題。

　　自古以來，各種各樣的戰略行動與人類文明的發展如影隨形，但對戰略行動的思維工具戰略思維本身進行深入研究，則是二十世紀下半葉才出現的新學問，歸屬于邊緣學科、交叉學科和實用學科的領域。現代學術認為，戰略思維體現在思維主體（個人或集團）對關系事物全局、長遠和根本性的重大問題和重大工程的謀劃（分析、綜合、判斷、預見和決策）的思維過程。戰略思維涉及的對象大多是復雜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系統以及人與自然的復合系統及復雜進程，其中又以軍事與政治斗爭最為典型。軍事與政治斗爭的規模越是宏大與長遠，其需要的戰略思維的能力和層次就越高。運用戰略思維的思維主體必須帶著具體有效的問題進行思考與實踐，在實踐中進行學習和反饋，在動態進程中保持平衡感與現實感，在局部環境中保持大局觀與整體觀。戰略思維運用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有效解決人類社會中某個集團所主張的具體訴求和具體利益。由于牽涉到對客觀世界的正確認識與斗爭的雙方力量和智力博弈，涉及到成敗利鈍生死存亡的具體結果，因此戰略思維具有目的清晰，范疇完備與推理嚴密的特點，具有極為強烈的實用性、時效性和工具性。戰略思維的這些特征與詩性思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以至于給社會公眾留下了兩者不能相容共處的刻板印象。詩性思維與戰略思維的關系到底如何，以及如何理解中國人民革命的文字結晶毛澤東詩詞，以下本文將從三個維度進行探討。

　　一、詩性思維與戰略思維同屬于哲學思維

　　詩詞創作是最典型的詩性思維實踐活動。詩詞創作需要有強烈的情志沖動，醞釀成熟的內容要去主動尋找恰當的形式。從哲學思維的角度來看，形式要服務于內容，同時形式又在限制著內容，選擇什么樣的形式，就決定著內容表達的基本方向。選擇了詩這種形式，其綜合的文藝效果就必然與選擇其他文藝手段如散文、戲劇或小說等形式大相徑庭。詩作的創作過程，就是作者在形式與內容，動機與目的，感性與理性，心境與意圖，場景與概念，詞匯與風格、所指與能指，具體化的意象和抽象化的情志之間的反復斟酌拿捏，使之呈現出最佳綜合文藝效果的過程，這就是哲學思維在文藝領域中的實踐過程。

　　詩性思維的本質是原始思維，也是哲學思維的原始形態，對應于人類文明最初時期哲學與文學、神話、藝術與巫術混沌一體不可區分的原始階段。原始哲學與高級哲學，它們在本質上的相通之處就在于，兩者都要在整體上去認識和把握世界，要對包括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在內的全部存在有一個整體性“完全是首尾一貫”的感觸和解釋[1]。哲學思維在“幼稚而簡陋”[2]的原始階段習慣于用相對具體的景象和圖式作為思維工具進行表達，是所謂的形象思維與圖式思維，其運用范圍多在神話解釋體系的建構和文學藝術創作尤其是詩詞創作中。但哲學在高級階段就只能運用高度抽象的符號文字或者數字作為思維工具進行表達，這就是相對成熟的哲學體系。

　　原始的哲學與成熟的哲學都是連續而完整的哲學體系的組成部分，一個是哲學大樹的初根，一個是哲學大樹的樹冠，戰略思維就是哲學樹冠上最實用的果實。只有頂天立地的巨人，才能夠看到這棵參天大樹的全貌，才能夠同時觸及到這個參天大樹的初根和冠頂，普通人就只能如盲人摸象一般，或觸及初根或捫及冠頂，只能執其一端。只有毛澤東這樣的具備高度文學天分、戰略遠見和哲學素養的歷史巨人，才真正做到了縱覽參天巨樹般完整哲學體系，才能夠分別在詩性思維和戰略思維兩個極端的運用上都達到完滿的境界，而不是如世間一般的凡庸之才那樣，顧此失彼，捉襟見肘，做了成功的詩人就再也做不了成功的戰略家或者相反?；仡欀袊嗣窀锩臍v史，依據無可辯駁的事實，可以簡而言之，毛澤東詩詞是詩性思維的文字結晶，毛澤東思想是戰略思維的文字結晶，兩者互為表里。

　　詩性思維與戰略思維在本質上同屬于哲學思維，二者都要從總體上把握全局，在細節中照顧全局；二者都要在綜合層面上完整感觸、理解和處理相關事物所涉及到的一切因素，不管是主觀因素還是客觀因素，不管是已知因素還是未知因素的，不管是理性因素還是非理性因素。用哲學思維來思考，萬事萬物是普遍聯系的。用詩性思維來思考，萬物都被思維主體主觀賦予了擬人化的情志而與主體的情志相呼應。用戰略思維來思考，萬物各有其利益歸屬，一切因素都必須按照利害關系，進行主次先后、遠近親疏、緩急輕重的排序，在綜合博弈中實現思維主體所代表集團的利益最大化。

　　毛澤東在《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一詞中寫道，“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住了張輝瓚。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共工怒觸不周山這個典故在中國古代神話中，象征亂臣賊子犯上作亂禍害人間，但在這首詞中卻被毛澤東賦予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率領工農群眾打破萬惡的舊世界的全新寓意。天庭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是人間等級制秩序在天上的完美投影，天兵則是這種完美等級制秩序的維護力量，但毛澤東卻將天兵作為共產黨領導下革命軍隊的代名詞。這說明詩性思維的解釋體系并不追求實證科學意義上的真實和純粹邏輯意義上的統一，解釋體系是可以主觀設計多重存在而不在乎多重解釋體系互相矛盾。同一個思維主體針對不同的事物和感觸，可以按照主觀情志的需要使用不同的解釋體系，因為詩性思維首先要表達真實的主觀心理感覺和營造特定的主觀意圖，并把這種感覺和意圖通過文藝手段傳達給讀者，而并非作純粹理性意義上完全真實與絕對客觀的表達。

　　詩性思維作為原始思維的同義詞，因其與生俱來的混沌狀態，一直是非純粹理性的原始哲學思維。詩性思維的解釋體系基于人類與生俱來的同理心對源遠流長的古典文化傳統進行主觀的選擇性闡釋，對現實世界進行藝術化加工和表達。因此針對一首詩的具體詞匯，其文化意象也許會有某些具體的沖突，但一首詩從整體上來理解，其詞匯營造的總體印象卻不會有真正的歧義，更不要說某個作者的全部詩作集合起來綜合理解。反映革命戰爭年代的毛澤東詩詞中所運用的詞匯、意象和典故，歸根結底都是真實現實存在的藝術投影。雖然很多詞匯、意象和典故經過了思維主體的主觀設計進行了重新闡釋，但總體理解這些詩詞，卻不可能出現立場性的錯誤解讀。在成熟的高級哲學體系中，則無論是在細節中還是在整體上都不允許出現這種原始哲學思維特有的概念不一致甚至有文化沖突的混沌狀態。戰略思維在人類歷史中一直是最大限度依賴于每一個特定時代所能達到最高成熟程度的純粹哲學思維和盡最大可能完全理性的哲學思維。毛澤東思想作為戰略思維的結晶，其內部絕不會有互相沖突的主觀解釋體系，而是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奉為圭臬一以貫之。

　　戰略思維所涉及的層次越高，規模越宏大，就越需要全面把握宇宙、社會與人生的整體觀與大局觀，就越需要思維主體內在的方向感、平衡感與節奏感，對哲學思維的依賴性就越大。一言以蔽之，主體思維所達到的哲學思維層次，就決定著戰略思維所能達到的最高層次，而最高層次和最大規模的戰略思維就是哲學思維本身。哲學思維的本質就是提供對宇宙、社會和人生的總體闡釋理論和整體解決方案，就是要解決屬于全人類的根本價值觀和人類歷史實踐方向的終極問題。戰略行動則是哲學思維在現實世界和人類社會的實踐，正如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革命導師馬克思所言，“哲學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3]讓哲學掌握群眾獲得物質力量，從而改變世界，這就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高層次與最大規模的戰略實踐。

　　從哲學思維發展歷程的角度來觀察，詩性思維與戰略思維的關系在人類文明進程中存在著正、反、合三個階段。在人類文明的最初階段，詩性思維與戰略思維混同一體，不可區分，因為原始人類雖然沒有發展出精密學術與現代科學，但依然可以基于本能的智力，制造神話解釋體系以團結本部落，參與頻繁的部落戰爭，締結部落聯盟，進行更大規模的戰爭，產生超部落聯盟的國家政權。在現代科學技術昌盛的時代，詩性思維與戰略思維開始了明顯的分離。這體現在隨著人類文明的高度發展、學科日趨分化而思維日趨精密，諸門類科學從哲學的絕對掌控中逐漸獨立，戰略思維越來越高度依賴于科學思維，從而與詩性思維的區別越來越明顯。最后，在無產階級為解放全人類而斗爭的時代，詩性思維和戰略思維最終在全世界無產階級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斗爭的進程中得到了高度共振。毛澤東詩詞本身的偉大與其所反映的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這兩個偉大之間的高度共振互相說明的關系就是最真實最典型最生動的例證。

　　二、詩性思維與戰略思維共振于理性思維

　　雖然在本質上同屬于哲學思維，但詩性思維與戰略思維還是有著較大的分離度，這個分離度就集中體現在詩性思維和戰略思維分別對人類主觀意識和客觀環境中非理性因素的處理上。非理性作為理性的對立面，并非是錯誤、虛無或者荒謬的同義詞，非理性的本質就是在主客觀世界中真實存在而不為人類的理性所能充分認識、闡釋和掌握的部分。對于人類主觀意識來說，非理性因素主要體現在不完全為理性所絕對控制和主導的情感與意志領域，對于客觀世界來說，非理性主要體現在人類智能未知與力量不可控的事物。詩性思維最主要的驅動力出于非理性領域的情感意志沖動和客觀環境的刺激，理性化的預先策劃一般只占極少的部分。戰略思維雖然不等同于純粹的科學思維，也有著思維主體情感沖動與意志堅持的因素，但絕大部分屬于明確意識下自身利益的理性考量。

　　理性思維是一種有明確的思維方向，有可靠的思維工具，有充分的思維依據，能對事物或問題進行觀察、比較、分析、綜合、抽象與概括的一種思維。理性思維建立在事實觀察和邏輯推理的基礎上，是人們把握客觀事物本質和規律的思維活動。理性思維運用的前提就在于正確區分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以及人自身的理性因素與非理性因素，理性思維運用的重點就在于如何把握好人類思維運用過程中理性與非理性比例。理性思維無論是在詩性思維還是在戰略思維中，都占據最關鍵的地位，但詩性思維中的理性與非理性的關系是互相制約的合作關系，戰略思維中的理性與非理性的關系是互相排斥的對抗關系。

　　就詩詞創作所運用的詩性思維而言，理性思維在其中的占比相對較少，而且往往隱含在字面之下不必明確表達出來，因為寫詩不是直接與單純的說理。詩性思維的獨特之處就在于要在作品中平衡與協調主觀意識中理性和非理性兩種對立的傾向，因為人類的情志沖動本身就是一種混同了理性因素與非理性因素綜合在一起的總體感觸，因此詩性思維中的理性必須時刻處理與配合總體感觸中的非理性部分。寫詩本身絕非不顧理性毫無理性的非理性發泄，但寫詩的宗旨又不是把非理性因素排斥干凈，成為純粹理性思維的抽象表達。詩詞創作的動力主要出于情志沖動而不是理性設計，這是詩詞的特殊魅力和真實的生命力所在。詩性思維中理性就如同馬術表演中駕馭馬匹的騎手，隨時隨地要傾聽、呼應與配合非理性的情志沖動，進行有目的有技巧有節制的文學藝術表達，其最高境界就是在詩作中理性隱而不彰，若有若無，理性最終與非理性互相交融，最終混沌一體，難以精確區分，也不必刻意區分。

　　“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毛澤東《憶秦娥·婁山關》這首詞完全不涉及抽象化概念化的目標與價值，完全是具體化形象化的描寫。中國革命的前途到底如何，關于革命戰略毛澤東如何思考，詞作中統統沒有提及，但是營造出了最高等級的藝術境界。在這首詞中屬于理性化范疇的革命目標與革命信念并非不存在，而是隱藏在具象化的場景后。詞中具體的意象與場景安排并非漫無目的，而是作為文藝象征出現服務于作者的深層意圖和真實心理感觸。當時黨中央率領的紅一方面軍正處在生死存亡，前途未卜的時刻，長征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毛澤東在黨內的最高領導地位還未確定，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戰略主張還有待于在未來的實踐中得到驗證。前路漫漫，征途艱險，事業悲壯，理想遠大，反襯出了毛澤東本人和革命軍隊飽滿的革命意志和革命信心，這一切都通過具體化的形象而不是抽象化的概念來進行表達。蒼山如海，殘陽如血，這并非是作者在做理性意義上的地質勘探與氣象觀測的記錄，而是象征著參與偉大革命斗爭的波瀾壯闊和慘烈犧牲；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這也不是作者在實用意義上評估建筑工程和進行道路測量，而是象征著實踐偉大革命理想的艱險漫長和光榮豪邁。

　　這就是詩性思維特有的形象思維和圖式思維，直接用文字所依附的文化意象來表達作者的主觀感受從而引起讀者基于同理心的情感共鳴和意圖領會。觸景生情作為人類的普遍心理感覺，屬于理性與非理性交織在一起的綜合感覺，難以進行純粹理性思維的論證或者說明。但在詩歌創作中思維主體自覺使用借景抒情的手段，運用意象描寫和場景安排來使抽象的主觀復雜情志得到具體化和清晰化的表達，以及在詩詞創作過程中的使用何種詞匯和意象，動用什么結構和風格，這種總體性的綜合設計依然屬于理性思維的范疇。總而言之，詩性思維中雖然自始自終要貫徹理性思維，但從來都不追求獨立、完整和純粹的理性思維運用，而是要隨時要平衡、照顧與順應作者主觀的綜合感覺和情志沖動。

　　戰略行動中理性思維的運用則是完全自覺和獨立的，其目的是盡可能有計劃有目的有意識地排除和屏蔽非理性因素的影響，所有干擾理性思維運作的非理性因素，都必須進行適當考量后加以針對性處理，絕對不能對非理性因素視而不見放任自流。戰略思維中的理性思維也是高度實用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無論是從集體角度還是個人角度，都是要計算基于思維主體利害關系的生死存亡成敗利鈍。戰略思維所涉及到的一切因素歸根結底還是要進入現實世界中的硬實力較量而不能與詩性思維一樣可以在虛擬的藝術世界中不計生死存亡成敗利鈍，詞匯和意象可以任由作者進行主觀設計與安排。戰略行動中的理性思維要始終配合戰略目標與顧及客觀現實，而不是放縱非理性從而脫離現實的把主觀情志放在第一位。戰略行動中的理性思維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盡最大可能制止種種誤判和幻覺，要防止出于任何原因遺漏或者歪曲客觀事物。

　　從理性思維的實用性和現實性的角度來分析，毛澤東詩詞雖然是中國人民革命的文學結晶，但毛澤東詩詞存在與否以及藝術成就如何，與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沒有必然的邏輯上的聯系。因為革命詩詞的創作不等于革命運動本身，革命政黨、革命軍隊和革命群眾并不把毛澤東詩詞當作革命運動的指南。但是詩人毛澤東同時也是戰略家毛澤東，是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最偉大領袖。沒有戰略家毛澤東就沒有毛澤東根據革命實踐依照理性思維總結出來的正確戰略主張，沒有戰略思維的結晶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從這一對矛盾關系可以得出結論，作為詩性思維的實踐，在詩詞創作中所運用的理性思維是無客觀現實功利性目標的理性思維。作為戰略思維的實踐，在戰略行動中所運用的理性思維是有客觀現實功利性目標的理性思維。

　　總而言之，詩性思維與戰略思維雖然在最關鍵之處共振于理性思維，但就詩詞創作所需要的詩性思維而言，其特征是盡可能以最小的理性去駕馭最大的非理性，以最少的理性去配合最多的非理性，而且往往要自覺或不自覺將理性隱藏，使之間接化和陌生化。而戰略行動中戰略思維則是要盡可能以最大的理性去壓制最小的非理性，以最多的理性排斥最少的非理性，而且自始自終都要突出理性的高度自覺，必須盡最大可能以直接和熟練的方式去使用理性。這個最小最少最隱蔽最無功利性實用性的間接理性與最大最多最明顯最有功利性實用性的直接理性的對立關系就集中統一于辯證思維的特征中。

　　三、詩性思維與戰略思維交匯于辯證思維

　　詩性思維的本質是主觀情志的外化，所謂“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4]山與海都是客觀事物，都是無情無欲的非生命體，思維主體的情志外化賦予了非生命體擬人的特征，這就是所謂的詩性世界。詩性思維的本質就是人類的主觀情志對客觀世界的綜合感觸與解讀，是人的主觀感觸與客觀存在的辯證統一，是理性思維與非理性綜合感觸和混沌情志的辯證統一。戰略思維的本質則是客觀世界的內化，針對紛繁復雜千變萬化的客觀世界，思維主體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標準，按照“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5]的純粹理性思維手段去如實反映和認識客觀世界，這就是哲學思維本身。思維主體如果處在較低的思維層次，在靜止與孤立的角度上就只能看到詩性思維與戰略思維的巨大差異和明顯對立。只有充分掌握了辯證思維的偉大人物才能夠從根本上實現詩性思維與戰略思維的統一，并在實踐中將這兩者的統一得心應手加以應用。毛澤東詩詞作為中國人民革命的文字結晶，本身就是辯證思維在文藝創作領域最生動最簡潔的實踐例證。而毛澤東詩詞所反映的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更是辯證思維在戰略行動領域成功最偉大最重要的實踐例證。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6]世間萬物之間是互相聯系互相影響的，辨證思維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論正是以萬事萬物之間的客觀聯系為基礎，從整體上和本質上完整地認識世界。辯證思維的特點是從認識對象內在矛盾的運動變化中，從其各個方面的相互聯系中對其進行考察，以動態發展的長遠眼光來分析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問題。辯證思維的精髓就在于必須自始自終自覺貫徹對立統一的規律。對立的范疇不是僅存在對立的關系，而是作為一對矛盾共存于一個系統內彼此制約又彼此依賴，思維主體使用的對立范疇越多，其思維就越精密涵蓋面越廣。對立范疇的對立關系并非絕對不變，而是在一定條件下會相互轉換。轉換的關鍵就在于思維主體是否能在認清現實世界與主觀世界，區分理性與非理性的前提下在實踐中靈活運用辯證思維，創造條件抓住機會促成對立范疇實現轉換。

　　思維主體如果不具備辯證思維的能力，那么哲學思維與理性思維在運用上最終都會走上煩瑣哲學與煩瑣學術的不歸路，最后思維主體必然就會淹沒在無數雞毛蒜皮的表象性和局部性細節構成的汪洋大海里喪失主觀能動性而不能自拔。在詩詞創作中運用詩性思維時如果不貫徹辯證思維，詩詞創作肯定是變成毫無靈氣和喪失詩意的純粹堆砌文字的死板流水賬；在戰略實踐中的運用戰略思維時如果不貫徹辯證思維，戰略行動不是陷入機械主義教條主義的錯誤中，就會陷入冒險主義盲動主義的錯誤中，一左一右兩方面的錯誤都不可避免導致思維主體全盤覆滅的結果，這在古今中外的實踐中已經屢屢得到了證明。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曾有重要政治人物宣稱，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這當然是別有用心的吹捧，并非實事求是的論斷。但毛主席的詩詞，卻完全當得起一句頂一萬句的贊頌。毛澤東一生創作的全部詩詞依照各種標準統計均在一百篇左右，其中反映革命年代的詩詞只有二十八篇。但就是通過這并不太多的二十八篇詩詞，在廣大讀者心目中就形成了中國人民革命全景式最鮮明的藝術印象，這種總體印象的藝術效果就是在文藝領域運用辯證思維的體現。中國古典詩詞創作所必需的詩性思維特征，可以用以“小見大，以少總多，以簡驅繁，以虛馭實”這十六個字來進行簡要概括，就是要用盡可能簡潔和盡可能曲折的文字和意象去生動反映幾乎是無限廣闊的真實世界和表達作者盡可能豐富的主觀意圖。正如唐代大詩人劉禹錫所言，“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于詩者能之。”[7]在詩詞創作中運用詩性思維就是在考驗思維主體對事理、情理和語理充分理解與靈活運用的能力，詩作中理與情，意與象，直與曲，隱與顯等等對立范疇的關系要根據思維主體抒情、言志、狀物或諷喻寄托的需要按照上述十六字方針作恰到好處的處理，這也就是辯證思維在詩詞創作中的具體運用。具體的文藝作品中，小與大，少與多，簡與繁，虛與實這些對立范疇之間的張力越大，其具備的詩性思維特征和本身的藝術魅力就越強。

　　如果思維主體在文藝創作中不能貫徹辯證思維，而是以大見大，以多總多，以繁驅繁，以實馭實，其創作的作品將隨著文字的增加逐步喪失詩性而走上另一條道路，那就是長篇彈詞和長篇小說的路徑。世人尊稱為“詩圣”，其詩被譽為“詩史”的唐代大詩人杜甫，其古體大篇《北征》完全就是另一種文藝風格和路徑。如果按照《北征》的風格和杜甫的詩歌創作頻率，每一個重大事件都寫成一首古體長篇，毛澤東親歷的二十八年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要多少詩篇多少文字才能反映出來？即便創作出來后還能體現出詩特有的“以小見大，以少總多，以簡驅繁，以虛馭實”的藝術魅力？同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斗爭親歷者，同樣反映了井岡山根據地革命斗爭的內容，肖克將軍所創作帶有自傳性質的長篇小說《浴血羅霄》一書與毛澤東創作的《西江月·井岡山》一詞之間的區別，就是小說與詩的區別，就是文學作品喪失辯證思維特征而作為純粹文學思維產物的小說與文學作品最大限度貫徹辯證思維作為純粹的詩區別。

　　戰略思維的最高層次是哲學思維，而辯證思維就是哲學思維的最高境界。戰略思維所運用的辯證思維，是一種高度自覺性，忠實于理想，服務于利益，立足于現實的理性思維。為了追求戰略目標的實現，辯證思維要求善于處理戰略進程中局部和全局、當前和長遠、重點和非重點的關系，在權衡利弊中趨利避害，在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中保持平衡感與現實感，既能夠照顧全局，又能夠兼顧局部，從而作出對自身最有利的戰略抉擇。在戰略實踐中運用辯證思維，思維主體要清醒認識到自身的資源、時間和能力都是有限的，追求的是以少擊多，以小克大，以弱勝強，以虛換實，付出最小代價爭取最大收獲的最佳戰略效果，要在最有利于自身的時機和戰場上最大限度消滅敵人保存自己。貫徹辯證思維就體現為“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我們的戰略方針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方針是‘以十當一’”[8]，這意味著少與多，小與大，弱與強，虛與實的關系不是天經地義不可改變的。在整體力量對比中處于少數與弱勢的主體，要通過辨證思維的靈活運用，在局部范圍內逆轉敵我力量對比關系，讓我方形成局部優勢，從而爭取局部勝利，最終通過累積局部勝利去爭取全局勝利。

　　辯證思維的精妙之處就在于，敵我之間的力量對比關系在運動中時刻在變動，并非一成不變，思維主體可以也應該在恰當的時機采取行動來扭轉對己不利的局面。思維主體要尊重客觀現實，但不是機械消極地服從客觀現實；要結合實際情況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但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具體結論當作一念就靈的萬能符咒；要以我為主，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要隨時隨地爭取多數力量的支持，壯大自己，削弱敵人，最終獲得全面勝利。這就是戰略思維實踐的最高境界，這也是毛澤東思想的真正精髓。這就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用唯物辯證法武裝起來的，抱著解放全人類，建設新中國的堅定信念的中國共產黨從一個最初僅有五十幾個黨員的弱小組織經過二十八年艱苦卓絕的奮斗，得到了全中國絕大多數人民的支持，打倒了貌似強大不可一世的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最終贏得了中國人民革命偉大勝利的根本原因。

　　四、“含詩量”與“含真量”的辯證統一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缺乏高級宗教信仰的國家，詩教在中國古典文化傳統中或多或少起到了類似宗教的作用，那就是將一種不計成敗利鈍超越世俗羈絆，去追求屬于最高精神層面永恒價值的人文情懷薪盡火傳下去。與此同步，古代文人靠寫詩迎合世俗與權力而搏取功名利祿也是源遠流長的一大流俗，這就是貫穿中國古詩傳統中“真詩”與“偽詩”的最基本矛盾。得益于唐太宗開始的一系列唐朝最高統治者的欣賞、提倡和保護，中國古詩的創作水平在揮霍先秦漢魏六朝以來數千年積累的基礎上迅速達到了頂峰，以后就處于透支完畢不可挽回的衰退期了。唐朝以后歷代詩人群體越來越按照格式和套路寫詩，絕大多數詩作都屬于應試應制干謁酬贈的濫作茍作，離“修辭立其誠”[9]的古訓越來越遠。同時詩人之間爭風吃醋立異標新黨同伐異門戶森嚴，詩作詩法詩派詩話都是越來越多，寫詩水平則參差不齊，好詩千里甚至萬里挑一尚難得見。徒有其表，既脫離現實生活，又違背真實性情，還缺乏人格力量支撐的“偽詩”大行其道，直到毛澤東詩詞的橫空出世，才給中國古典詩詞創作傳統畫上了一個高昂雄渾的句號。

　　毛澤東是近現代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最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與戰略家，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充分自覺的基礎上從事了前無古人的偉大革命實踐?？v觀古今中外的詩人群體，從來就沒有出現過像毛澤東一樣在哲學思維、理性思維和辯證思維領域同時達到了最高境界的偉大人物，毛澤東在古典詩詞領域真正超越古人之處就在于此。綜合起來分析，毛澤東詩詞實現了四個結合：其一是在詩詞古典形式與中國人民革命現代內容的結合上達到了最高層次；其二是在作者的人格性情與作者的理想事功的結合上達到了最高層次；其三在文學浪漫主義與文學現實主義的結合上達到了最高層次；其四是偉大戰略家與偉大詩人兩個角色的結合上達到了最高層次，歸根結底毛澤東用其畢生的實踐證明了其詩詞“含詩量”與“含真量”的辯證統一。

　　按照現代哲學范疇分析，包括詩在內的一切文學作品都可以分為形式與內容兩個部分。中國古典詩詞特有的格式字數要求，平仄對仗規則，章法韻律風調構成了詩的形式部分。作者通過這些形式在作品中所展示的意圖、思想、情感、個性、經歷和身份等構成了詩的內容部分。形式與內容的張力，以及如何處理這種張力，構成了古典詩詞創作過程中的最基本矛盾。古往今來的詩人必須通過統合形式與內容，在古典詩詞審美共性的基礎上，對作者本人的志趣進行文藝化的表達，這就是古典詩詞的創作過程，簡而言之就是運用辯證思維在古典詩詞領域中對形式與內容兩大范疇的統一。在形式上，毛澤東詩詞完全具備古典詩詞的諸項要素，在藝術手法上完全繼承了古典詩詞的優秀傳統。在內容上，毛澤東詩詞則前所未有地展示了中國人民長期革命的偉大斗爭和最終勝利，這是中國古典詩詞創作傳統中形式與內容辯證統一的最新與最高的典范。

　　從文藝標準分析，中國古典詩詞的創作與鑒賞有一套雖眾說紛紜但殊途同歸的規范。就其主流而言，有明確的格式、成熟的技法和趨同的審美標準。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尤其是最重要的相對較少的字數，一方面使得中國古典詩詞天然具備“以小見大，以少總多，以簡驅繁，以虛馭實”的藝術魅力；另一方面中國古典詩詞創作中陳陳相因的藝術套路，卻又為作者在詩詞創作中有意無意的作偽大開了方便之門。有意的作偽那就是指作品反映出的作者個性與公共形象是刻意營造出來不符合作者真實經歷和真實人格的假象。有意的作偽分為兩種：一種屬于刻意造假不足為法，那就是故意在作品中營造與作者真實生活不符合的人格假象。如明代奸相嚴嵩就寫了不少模仿陶淵明田園生活風格的詩作，在藝術上幾乎可以亂真卻因為與其真實人格存在反差而被后世詩評家隱而不彰。另一種有意的作偽屬于擬情代言情有可原，那就是作者通過移情與共情效應，以他者的身份模仿他者的心理寫出擬請代言與自己真實生活無關的詩作。這一類創作古已有之代代不絕，例如男性作者以女性角度寫出閨怨詩宮怨詩，這屬于古典詩詞中極為重要的創作手法和一大門類。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澤東的古典詩詞創作中，從來沒有出現過擬情代言作品，可以說大寫與彌漫的自我人格充塞在他的全部詩作中。毛澤東詩詞具備首屈一指近乎純粹的真實個性與真實經歷，而不是如歷代中國絕大多數詩作一樣，題材狹窄，無病呻吟，為文造情，面目雷同。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中國古代詩人群體一貫有著文以載道，詩以言志，求為君上所用而造福蒼生，名留青史的傳統。從第一個留下自己名字的詩人屈原開始，曹植、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蘇軾、辛棄疾等等等等，這個傳統代代不絕。這些詩人們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顯則揚眉吐氣，隱則傷春悲秋，此類情結訴諸筆下，成為古典詩詞作品中最大的門類。毛澤東對這個門類的詩作非常熟悉，但從來不屑于沉浸在這種同質化的風調中。毛澤東創作詩詞絕不是向統治者兜售而搏取功名利祿，也不是作純粹個人中心主義的情緒宣泄，更不是以此拉幫結派建立門戶成為文學宗師。毛澤東不同于中國歷代一般詩人，他不是歷史的被動旁觀者而是歷史的主動創造者。“喚起工農千百萬，不周山下紅旗亂”，毛澤東在現實中的真實身份是二十世紀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領袖，在詩作中展示的是自身真實的革命理想和革命實踐。毛澤東詩詞就是其所主導真實革命歷史的藝術寫照，從中完全可以看出作者真實的人格性情與真實的理想事功。毛澤東詩詞中作者的個人性情與理想事功完全結合在一起而互相說明相得益彰，其達到的文藝高度是空前的。

　　古典詩詞創作手法中與有意的作偽有關聯，但卻不真正屬于作偽，主要是指作品的主要內容缺乏作者真實經歷，作品中虛構、幻想與象征的成分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無意的作偽可以視作古典詩詞創作中的一種藝術手法，如被毛澤東深為喜愛的“三李”（李白、李賀與李商隱）就擅長以神話、仙境、怪誕、象征和夢幻的為手段來曲折表達作者的情感和志趣。這種無意的作偽雖然導致作品缺乏作者的真實經歷，但卻集中生動地反映了作者真實的個性，依然有著作者真實的人格作為支撐，而且在文藝上具備一種詩性的真實，這就是文學浪漫主義的特殊魅力。文學浪漫主義不滿足于如照相機留聲機一般僅僅機械反映真實生活中的意象，而是要通過詩性思維在想象出來的文藝世界里表達自己的情感和志趣。毛澤東從事的革命斗爭是空前偉大與雄奇的實踐，基于傳統詩詞套路的平凡熟悉的詞匯意象風調已經不能反映這種全新的偉大與雄奇。氣吞李杜，辭掩蘇辛，這是毛澤東詩詞雄奇浪漫風格的真實描繪。在毛澤東的筆下，歷史典故與神話典故交織在一起信手拈來為表達中國人民革命的現實主義內容服務。中國人民革命中的波瀾壯闊與感天動地，本身就具備浪漫主義的格調，更屬于現實主義的性質，這就是毛澤東詩詞中浪漫主義手法與現實主義內容辯證統一的基礎。從中國古詩演變的歷程來分析，毛澤東詩詞既光大了以李白為最高峰的浪漫主義氣質，也弘揚了以杜甫為集大成的現實主義風格，使這兩者完美結合在一起用以書寫中國革命的壯麗畫卷與可歌可泣的英勇斗爭。

　　中國歷史上具備政治領袖身份，同時又是偉大戰略家的詩人本來就極為稀少。就在屈指可數的詩人群體中，所創造的反映出了政治領袖人物英雄本色尤其是英雄經歷的詩作更是鳳毛麟角。除了毛澤東高度推崇的魏武帝曹操以外，歷代帝王創作的詩詞即便在內容上反映了軍國大事與帝王身份，其風調氣勢卻基本屬于文人詩的范疇，號稱能詩的漢武帝梁武帝隋煬帝唐太宗唐玄宗清高宗等人，這些頂級政治領袖的詩作往往可以被其他詩人按照寫詩的一般套路模仿出來。雖然這些帝王詩詞自有其藝術價值和歷史意義，卻基本不同時在藝術世界和現實世界中都具備的鮮明與真實的個性，同時也做不到在其詩作中將主觀意志與客觀題材完美與真實地結合在一起。亡國之君李后主的后期詞作是個例外，但就是這個僅有的例外又是其亡國之君的特殊際遇帶來的。與這些中國歷史上能詩的帝王相比，毛澤東同時是偉大的思想家，是頂級的政治家，是勝利的戰略家，是本色出演的蓋世英雄，是具備鮮明藝術個性的一流詩人，這種多重身份的重合，尤其是其宏大革命理想的成功實踐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用國外毛澤東研究者的一句話來總結，那就是“一個詩人贏得了一個新中國”[10]，這就是毛澤東自身偉大戰略家與偉大詩人這兩個角色的辯證統一。

　　結語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革命最偉大的領袖毛澤東是巨人中的巨人，創造了奇跡中的奇跡。率領億萬被侮辱被損害被壓迫的人民起來斗爭，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這就是毛澤東的革命理想，戰略目標和詩詞宗旨。毛澤東的詩詞，毛澤東的革命實踐與毛澤東的人格思想情感意志互為說明與互相印證，毛澤東詩詞不愧是中國人民革命的“詩史”，而毛澤東本人則當之無愧是中國人民革命的“詩圣”。

　　“詩言志”，這是毛澤東在1935年針對詩人徐遲問什么是詩的回答，也是毛澤東在1956年給《詩刊》創刊號的題詞，表明他高度贊同這一古人的深刻論斷。毛澤東的詩詞創作，既是非關功利的興之所在，又是高度自覺的抒情言志，既是情感沖動意志飽滿的產物，又是信念堅定思想明確的結果。自古以來，鑒賞詩人的詩作，既要看作品，更要看人格；既要看信念，更要看經歷。從終極意義上，一個人的識見胸襟層次格局品味風范理想事功都是廣義的詩，是最真實的詩，也是最完整的詩。因為詩、詩人的情感思想、詩人的經歷事功尤其是詩人的真實人格與詩人所處的時代以及詩作所反映的實質內容就應該高度統一，互相說明，共鳴共振，相得益彰。

　　毛澤東詩詞作為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國人民革命實踐在文藝領域的結晶，既折射出了唯物辯證法的普遍真理，更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精髓的發揚光大；既是偉大歷史進程中革命運動集體實踐的集中反映，更是高度個人化智慧與才情的具體展示。遠大的理想，堅定的信念，強烈的意志，崇高的道德，淵博的知識，深厚的智慧，出眾的才華，豐富的情感，只有集這些優秀素質于一身的第一流偉大人物，才能在實踐中把詩性思維與戰略思維在辯證思維的最高境界上統一起來，因此能夠同時在詩詞創作和革命戰爭這兩個領域內達到巔峰狀態并相互說明。這個最高境界的統一體現為整體思維與局部思維的統一，體現為直覺思維和實證思維的統一，體現為形象思維與抽象思維的統一，體現為文學思維與科學思維的統一。由此可見毛澤東詩詞獨一無二的偉大之處及其哲學高度、文學價值、政治意義與歷史定位。

　　參考文獻：

　　[1]（法）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11.

　　[2]（法）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11.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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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毛澤東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9.

　　[7]董浩.全唐文[M].北京：中華書局，1983：6113

　　[8]毛澤東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25.

　　[9]周易全譯[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9.

　　[10]臧克家.毛澤東詩詞鑒賞[M]，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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