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勤先生的文章道德在學術界有口皆碑，無遠弗屆。無緣親聆先生的教誨，實以為平生之恨事。雖然先生寥寥數語便道破了歷史的本質，不過以晚生之淺陋，不能完全接受先生的觀點。不僅是因為語焉不詳，而且晚生認為先生之所以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是因為先生按照自己的既有觀念過分地簡化了紛繁復雜的歷史，似乎是在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胸中塊壘。

斯巴達體制不能歸結為專制制度

根據古代與現代大多數歷史學家與政治學家的看法，斯巴達的政治體制應歸結為某種憲政制度。斯巴達體制的基調是貴族共和制，在這種制度下，民主雖然是不充分與不完善的，但是還是有最高的權威的。斯巴達體制內部分為幾大權力要素，以兩個國王，五個監察官（由長老議事會選舉），長老議事會（由公民大會從有勢力的家族中挑選），公民大會（全體成年全權公民的直接民主）互相制衡。最后形成了寡頭統治體制，由五個監察官控制一切。但是監察官還是必須對全體公民負責，政治生活中還是以全體公民的大多數的意見具有最高的權威，至少宣戰與媾和這種軍國大事需要全體公民大會的多數同意。這種民主決策的程序與現代間接議會民主制也相差無幾。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將斯巴達體制斥為專制制度是不恰當的。（2）

根據歷史記載，斯巴達在它的存在的全部過程中堅持了立憲主義的傳統。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斯巴達摧毀了它的兵力所及范圍內所有城邦的僭主制度與民主制度，而扶植寡頭憲政制度。因為在斯巴達的統治者看來，前者是一個人的專制，后者是大多數人的專制，都不符合憲政的原則。這種見解也是相當符合現代自由主義原理的。因為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來觀察，多數人的暴政與一個人的暴政并沒有本質的區別，說不定更加為所欲為，無法制約。（3）

朱學勤先生對以英美為代表的現代憲政制度推崇倍至，但是對于古老的斯巴達憲政制度卻極度鄙棄，恐怕在學術立場上不夠公正吧？當然，我們應該能夠理解朱學勤先生和我們自己的愛憎與偏見：斯巴達是政治家與戰士們的大學校和大兵營，要求全體公民過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集體生活，絕對服從以五個監察官為核心的最高領導集團，必要時不惜犧牲個人的生命來完成上級交待的任務。這種軍事與半軍事化管理風格的社會非一切自由散漫、目無領導的“臭老九”所能容身。因此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職業脫產的知識分子不會對斯巴達體制有任何好感，除了某些具有“哲人王”或“立法者”念頭的知識分子政治家以外（4）。

名不副實的雅典民主

躬逢其盛的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評論伯里克利當政時的雅典直接民主制度時，說“雅典在名義上是民主政治，但是事實上權力是在第一個公民手中?！保?）看來只要是實行直接民主制，不管是小國寡民的城邦國家還是廣土眾民的領土國家都通通免不了這種下場。伯里克利本人長得極象著名的雅典僭主庇拉斯特圖，為此早年他曾經遭到民眾的猜忌。而且伯里克利本身也具有僭主的一切才能和技巧。著名的自由主義大師伯林評論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話——“他擁有獨裁者的一切的特質、精力與技巧，而他站在我們一邊?！边@句話也可以絲毫不差地用在伯里克利身上。（6）

如果根據以色列著名的思想家塔爾蒙的觀點來分析，那么雅典民主實質上就是極權主義民主的最早源頭和典型。（7）十九世紀的法國思想家勒龐則一語道破——“那時的共和國本質上是一種貴族統治的制度，是由一小撮團結一致的暴君統治著一群絕對服從的奴隸構成的制度。這些建立在奴隸制上的貴族集體統治，沒了這種奴隸制一天也不能存在。”（8）

古往今來的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也都對雅典民主的不寬容性頗有微詞，其中最能刺激知識分子的敏感脆弱的神經的就是蘇格拉底因為特立獨行的言論與作風而被民眾判處死刑的故事。勒龐指出：“在一個從未想過思想自由的可能性，討論城邦的諸神、法典和習俗就是最嚴重最不尋常的犯罪的地方，‘自由’的含義與我們今天賦予它的含義有何相似之處？”（9）

所謂的雅典娜女神是雅典城邦的保護神之類的宣傳完全是荒唐無稽之言。但是在當時的民主領袖們看來，這種團結目不識丁的底層民眾的意識形態天條是任何人都不能懷疑與嘲笑的。雅典的所有的現實主義的政治家其實都知道雅典娜在關鍵時候什么忙都幫不上，但遇到軍國大事的時候還是裝模裝樣地去神廟祈禱，而置政治對手于死地的最好辦法就是攻擊他們瀆神了。（10）所謂圣人神道以設教，古今中外都是一致的。當時的知識分子們雖然對此覺得厭煩和不可理喻，但絕大多數人還是小心謹慎，只敢腹誹，表面上還是畢恭畢敬，甚至還要完成一些官方指派的寫頌詩的任務。所謂的犬儒主義，其實就是雅典知識分子們的典型生存狀態，并不需要等到羅馬帝國的大一統高壓統治下才會出現。（11）

在伯里克利這位偉大的民主領袖當政的雅典民主全盛的時代，雅典人還搞過一次轟轟烈烈的追查祖宗十八代階級成分的政治運動，將很多混進自由公民隊伍中的階級敵人揪了出來變賣為奴。將近兩萬人的公民中，竟然查處了五千人，比例超過了百分之二十五，由此可見這些人的狹隘、偏執與殘酷了?。?2）其實所謂的直接民主制就是理論上人人平等，實際上互相瞧不起，一旦有什么政治運動，就是互相排擠與陷害的最佳時機。后來伯里克利在雅典陣亡將士墓上的演說，那樣美化雅典的自由、平等與博愛的精神，是不是把這一段殘酷丑惡的歷史全部給忘記了？

雅典經濟政治制度的雙重屬性

雅典政制的精髓并不能以自由來形容，而應該以全體特權公民的直接民主制度來衡量。這種直接民主制必然帶有政治上的平等主義與經濟上的平均主義，綜合起來就是社會主義的色彩。因為承認人人在政治權利上的平等，那么無論是作為這種平等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或者理所當然的結論，經濟權利上的平等就是呼之欲出了。而這就是民主制尤其是直接民主制的實質與必然結果，它是與平等以及堅決地扶弱制強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民主體制內部絕對有必要鏟除那些對一般民眾產生了威脅的杰出與特立獨行的人物，陶片放逐法的廣泛實行就是最為典型的事例。

雅典在第二次反波斯戰爭中獲得全勝之后，建立了提洛同盟，之后將這個表面上平等的同盟變成了控制盟國的工具。雅典民主制的全盛時代正是靠了勒索與剝削本國的奴隸和盟國——實際上就是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才能夠維持直接民主制的巨額的消耗。因為要維持甚至不斷地提升普通公民的生活水平，并且還要脫離體力勞動獲得閑暇的時間來參加政治活動，這在經濟上是極為浪費的。雅典把一些最需要時間與體力的工作但是又最具有戰略意義的工作如采礦業與金屬冶煉與武器制造業，都將給了奴隸主們去承包。因為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幾乎是無限制的工作時間，再加上根本就沒有什么勞動保護，因此實行徹底的奴隸制是勢在必行。同時為了消除國內的階級矛盾，統治集團有意識地提倡殖民政策。這跟近現代歷史上資本主義起飛階段壓制最底層的體力勞動階級，對外移民擴張，以調和內部矛盾的行為模式是高度一致的。（13）

在希臘諸邦中，雅典屬于較早鑄造金屬貨幣的一批。（14）鑄造金屬貨幣在古代世界是一個巨大的經濟變革，因為貨幣在經濟權力結構中的杠桿作用是極為巨大的。因此雅典的金融工具優勢由于其政治軍事霸權的鞏固而具有無與倫比的威力，為雅典以不平等的交換榨取其它城邦的產品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種經濟體制在城邦內部則導致了某些“資本家們”肆無忌憚地使用奴隸勞動。這種奴隸勞動在采礦業與鑄幣業方面極為普遍，而這兩種行業就是雅典經濟財政力量的源泉。因此對外的經濟金融霸權與國內的大規模奴隸勞動的體制是雅典統治集團不惜一切代價要價以維護的。

在上層建筑中，盡管雅典政制把民主權利擴大到了全體公民，盡管窮人擔任某些低級官職已經有津貼，但是富人們依舊有效地控制了政權，民主領袖伯里克利本人就是雅典的最大富豪之一。雅典的將軍們幾乎個個是殖民者與大商人，修昔底德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15）顧準先生指出“在拿破侖戰爭中，英國商團是主力軍?！保?6）看來這是有歷史文化傳統的。以舍死忘生的勇氣去搶劫，再用搶劫來的東西體面地做生意，這就是那些古往今來的海盜殖民民族的不可改變的行為模式（以雅典為最著名代表的古希臘殖民者跟近代西方殖民主義強盜的唯一區別就在于希臘人沒有販過毒）。

十九世紀的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貢斯當指出：“在雅典，商業消除了區分古代民族與現代民族的若干區別。雅典商人的精神與現代商人的精神頗為近似。色諾芬告訴我們，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雅典商人把他們的資本從阿提卡大陸運走，投放在列島中。商業使他們建立了貨幣流通。在伊索克拉底那里，有跡象表明匯票的使用。”（17）這些交易手段與交易工具的使用與完備就必然意味著投機走私、偷稅漏稅與貪污賄賂等活動的盛行，最終又將導致貧富極度分化，破壞直接民主制的經濟基礎。

雅典與斯巴達為何而戰

在雅典公民大會就是否繼續與斯巴達領導的伯羅奔尼撒同盟作戰進行討論時，伯里克利表現了某種厚顏無恥的本質。他對雅典公民們說，雅典帝國實際上是靠暴力建立起來的，因此也只能靠暴力維持下去，放棄使用暴力就意味著帝國的覆滅。（18）知今可以鑒古，伯里克利家族不就是一個商業殖民戰爭利益集團嗎？伯里克利家族富可敵國，他們的財富是從哪里來的？（19）不就是進行對外自由貿易以及到處建立殖民地利用野蠻民族的勞動力進行農業生產與采礦嗎？而且寫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修昔底德本人就是大殖民者，在色雷斯擁有一座巨大的金礦。（20）

更深入地思考這個問題，還應該看出，雅典的巨額財富是靠以暴力為后盾的國際商業體系獲得的。沒有這種不平等的貿易交換體制，雅典的經濟馬上就會走向衰落。雅典壓制了其他城邦尤其是雅典帝國的附屬城邦、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自治的權利，實際上是在貿易上對它們進行打擊和壓榨。（21）雅典帝國與斯巴達同盟體系的矛盾在經濟方面的原因是雅典在經濟勢力擴張方面跟斯巴達同盟體系的重要成員以及財政支持者科林斯存在著激烈的競爭。就是因為這兩個城邦的經濟模式是高度一致的，經濟利益的矛盾是無法調和的。

在戰爭的間歇期，雅典開辟西方第二戰場，去征服西西里島最富庶和最強大的城邦敘拉古并非是一時沖動，而是出于長期國家戰略的需要。（22）敘拉古以及西西里島和大希臘（意大利南部）的很多城邦都是科林斯殖民者所建，科林斯對這些城邦擁有一種精神上的領導地位。希臘城邦與其殖民地之間的關系就象英國與其自治領地的關系，雖然在內政上完全獨立，但是保持了宗教文化傳統上的密切聯系，在外交斗爭中，一般給予心照不宣的支持。因此這些城邦在敘拉古的帶動下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基本上都傾向于科林斯所在的斯巴達同盟體系，訂立了同盟條約，但沒有積極參加戰爭。（23）

敘拉古當時也是實行與雅典類似的民主制度，由此也可以看出，雅典帝國與斯巴達同盟體系的戰爭根本就不是什么意識形態的大戰，更不能歸結為自由民主與專制獨裁二元對立的模式。雅典所進行的每一場戰爭同樣是為了奪取其他城邦以及其他民族的財富，開拓新市場，獲得經濟利益。太陽底下并沒有什么新鮮事，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的新老殖民帝國也是如此行事的。古典時代的希臘人之間的內戰——伯羅奔尼撒戰爭導致了西方古典文明的黃昏，近代歐洲人之間的內戰——第一次歐洲大戰也導致西方近代文明的黃昏。（24）

斯巴達對雅典宣戰是為了捍衛希臘世界長期以來存在的以城邦本位主義為基礎的國際均勢。斯巴達的比較單純的政治軍事霸權可以容忍這種城邦本位主義的存在，但是雅典帝國的經濟擴張與經濟剝削本質必將進一步窒息這種城邦自治的原則。將雅典帝國控制下的一切城邦降為喪失希臘人最珍視的傳統獨立性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這也是雅典帝國遭到其他城邦廣泛痛恨的原因。

盡管在軍事上戰勝了雅典帝國，但是斯巴達也不能統一希臘，不僅因為希臘諸邦的強烈的城邦本位主義精神照樣會對斯巴達帝國起限制作用，而且與雅典相比，它還缺乏經濟與財政手段。其他希臘諸邦也沒有人愿意過斯巴達式的艱苦樸素和艱難奮斗的生活，就象后來比較富裕的東歐國家不愿意跟蘇聯人均貧富一樣。而且斯巴達的生活方式對于其他地區的希臘人來說是太矯情，太嚴酷了。有違溫和中庸，有節制與平衡感的希臘傳統精神。（25）

我一貫景仰的著名學者何懷宏先生在《雅典的興衰》一文中將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公民大會對處置戰敗城邦密提林的戲劇性討論和行動與斯巴達對普拉底亞人的戰爭審判作了對比。不過，何懷宏先生對雅典民主制度多方維護，對雅典隱惡揚善，對斯巴達則相反，這在學術上不夠公正與誠實。這種表現跟修昔底德和基托的態度是一致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區別。修昔底德是不動聲色，僅僅將兩個事件先后敘述；基托是長篇大論，對雅典和斯巴達愛憎分明；何懷宏先生則是畫龍點睛——“但比較起來，民主制看來還是更有可能和平地糾正自己的錯誤?！保?6）

在處理密提林事件時，戴奧多都斯在雅典公民大會上的演說固然表現了他的悲天憫人和推己及人的高尚品質，但是絕對不能說明雅典民眾的素質與覺悟。人道主義的原則竟然不能夠直接表現，而要用利益的最大化這種迂回手段，難道說明了雅典人虛懷若谷，從善如流？只能夠說明這些人從來就沒有把真理和美德放在心中，在他們的心中就只有享受和利潤！所謂的雅典人民的大民主就是人民永不犯錯誤，法不責眾，墻倒眾人推。東方知識分子在羨慕與慚愧交加的情緒下，在想象中任意美化雅典人的品行是極不明智與誠實的，有違“不疑處有疑”的先哲之訓。

縱觀雅典的歷史，它的每一次戰爭都是為了金銀財寶而戰，（27）殺起人來一貫是良莠不分。雅典人后來在彌羅斯的大屠殺所使用的措辭與希特勒有什么不同？不就是赤裸裸的恃強凌弱與崇尚暴力嗎？倒是斯巴達詢問普拉底亞人的話——“你為斯巴達做過什么？”（28）給人留下了坦白從寬和懲前毖后的空間。

雅典為什么會失敗

孟德斯鳩指出，“如果偶然一次戰敗，這就是說一個特殊的原因摧毀了一個國家。那就必然還有個一般的原因，使得這個國家會在一次戰斗中滅亡?？傊?，一個總的基礎是會把所有特殊的事件帶動起來的”（29）雖然雅典不是沒有取勝的機會，但是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是什么樣的一個一般的原因決定了雅典最終不敵斯巴達，而且一蹶不振，再也無法恢復全盛時代的光榮了呢？

首先，是因為斯巴達公民跟歷史上的游牧軍事民族一樣，自覺或者不自覺最大限度地壓抑了本身的享受欲望，具有強烈的戰斗意志與犧牲精神。（30）再加上社會結構簡單，具有平等人公社的氛圍，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比較緩和，助長了集體英雄主義的行為模式。而任性輕佻的雅典花花公子們豈能與質樸剛健的斯巴達勇士相提并論，雖然在短期作戰時，他們也能獲得一些勝利。但是，一旦戰爭轉入僵持階段而且無利可圖的時候，他們便暴露出了軟弱與自私的本質。在雅典直接民主政治環境與逐利經濟模式所培養出來的習慣于短期行為的政治家，也根本不是經過嚴格挑選與培養的深謀遠慮的斯巴達戰略家的對手。

與雅典人以暴力為后盾，盡一切可能擴張貿易與經濟實力的政策相反，斯巴達統治集團為了保持簡樸的生活方式與職業政治家與戰士的本色，拒腐蝕，永不沾，下令在交易中使用笨重的鐵錢，因此商人們都不光顧斯巴達了。一切干擾權力意志的奇技淫巧與聲色之欲都這種軟硬兼施的手段被拒之門外。（31）這才是雅典與斯巴達統治模式更為深層的差異。斯巴達對盟國除了要求服從政治軍事上領導以外以外沒有經濟上的剝削，而雅典的外向型自由貿易體制因為有巨額的利潤，因此最后欲罷不能，象吃了興奮劑一樣，最終煽動了國內的民意，導致投機與逐利的欲望水漲船高。同時雅典統治集團對盟國的誅求無已導致了盟國的背叛。

斯巴達的勝利，本質上是存在著一個更為合理的政治制度，符合國家安全與對外軍事外交斗爭的要求。雅典的民主制沒有政治重心，因此民意隨波逐流，朝令夕改，完全靠偶然選舉的最高領袖的天才。斯巴達對公民的設計的確是極為嚴酷的，其人生設計的目標完全是爭奪政治軍事的統治權。相反，雅典更加全面與均衡一些，但是，那些文化方面的修養與才能不能夠直接轉化為軍事打擊力，只是令后人為雅典文化的輝煌與雅典民主事業的頹敗一掬同情之淚罷了。

德國共產黨的先驅者們，李卜克內西與羅莎·盧森堡，將自己的組織命名為“斯巴達團”。（32）這是因為他們看清楚了自由、欲望與集體主義的原則是截然對立的，放縱欲望在建設新社會的時候并非立即能夠發揮出無窮的創造力與想象力，只有在干壞事或者不名譽的事的時候才有那么多的想象力。放縱欲望也不會使人們變得更加勇敢堅強，只會使人們變得更加軟弱與糊涂。而且最終將顛覆一切高尚的理想與純潔的社會。與偉大導師馬克思對雅典民主體制的無限崇拜相比，他們這些晚輩們，在殘酷無情的現實政治的斗爭中，對這些問題看得更加清醒現實了。

至于現代斯巴達體制的蘇聯失敗于現代雅典體制的美國，其根本原因無非是在現代人的眼里，人性至尊，欲望至上，決不肯為了道德上的完善而自我克制和自我損抑。共產主義的理想是以釋放人的欲望為取向的，但在現實斗爭中又要求絕情寡欲，這本身就是矛盾。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先知，對無限滿足人類的欲望，具有過分樂觀的天真，做出了過高的承諾。因此在社會主義在與資本主義較量中，兩者爭相比較看誰更能滿足人們的各種各樣的欲望。結果，社會主義在這方面遠遠不是資本主義的對手，導致了人們對社會主義制度與共產主義理想的失望與厭惡。

羅馬與迦太基之戰

寫到這里，又聯想起了另一場在時間與空間上都相隔不遠而且極為類似的戰爭，即羅馬與迦太基之間爆發的三次布匿戰爭。布匿戰爭與伯羅奔尼撒戰爭有異曲同工之妙。羅馬就類似于斯巴達，迦太基就類似于雅典。后兩者在文化發達與經濟繁榮方面遠遠超過了前兩者。迦太基是羅馬帝國以前的古代歷史上科技最發達，生產力水平最高的國家（遠遠超過了現代人極力美化的雅典），具有航海與金融貿易方面的巨大優勢。在亞里士多德的筆下，迦太基的政治制度是最完美的。因為沒有一個機構可以享有全部的絕對權力，元老院、執政官與公民代表大會互相制約，是綜合了貴族、寡頭與平民體制的優點。其軍事指揮官不能干預政治，但是長期留用，保證了軍事指揮得心應手。而且它從來就沒有值得一提的叛亂，也從來沒有產生過僭主制，它極類似于現在美國的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33）

迦太基人也有強烈的種族主義傾向，堅持種族奴役，與希臘人尤其是雅典人以及黑奴勞動與種族隔離制度極盛時代的美國極為類似。迦太基的歷史上也沒有值得一提的盟友，這大概是因為迦太基壟斷了貿易中心的地位，獲得了驚人的暴利，不希望任何外人來分享財富。相反，羅馬人盡管是貧窮的，卻以部族聯盟為基礎，逐步擴大他們的統治權。其對外政策的種族色彩并不十分明顯，也沒有什么過分的經濟剝削，這在布匿戰爭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最終使得驕橫不可一世的航海、金融、貿易與殖民帝國迦太基徹底地毀滅了。

羅馬實行了復雜有效的同盟政策，全世界受壓迫與剝削的民族聯合起來，將迦太基商人剝削來的民脂民膏全部分光，讓財富回到創造它們的人們的手中。相反，迦太基人視財如命，唯利是圖，目光短淺，氣量狹小，這樣既不能獲得穩定與忠實的同盟者，又遭人憎恨與嫉視。迦太基的盟邦由于被課收沉重的賦稅，一有機會就要脫離迦太基的控制。因此迦太基最后是落得孤軍作戰的下場。當然，他們為保衛祖國的戰斗極為激烈，但在當時其它的民族看來，恐怕還是為財富與財產權而戰吧。在這個以科技發達、經濟繁榮與權力的分割與制衡的憲政制度而自豪的國家滅亡的時候，沒有人為它感到悲傷，就因為這個國家自私自利，從來不愿意跟任何人分享它的財富與榮耀。

羅馬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中，遭到了天才軍事家漢尼拔的屢次沉重的打擊，但是他們都挺過來了。因為他們愿意為勝利付出更大的犧牲，因為他們的國家實際上是一窮二白，即便本國遭到毀滅，那也不是什么天大的損失。而相比之下，迦太基就缺乏這種勇氣與意志，在他們投降的時候，其實他們的處境也并沒有壞到不可挽回的地步。迦太基的軍事統帥漢尼拔挑撥羅馬和它的同盟者之間關系的手段在那些比較富庶的南意大利地區奏效了，但是在那些比較貧窮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地區卻沒有什么效果。看來，越是富裕的民族就越是缺乏生存的意志、戰斗的勇氣和必勝的信念，就越不可能選擇以弱抗強、由弱轉強和扶弱制強的戰略行動。

后來在歐洲列強的反法戰爭以及法國輸出革命與在全歐洲移植新制度的戰爭中，法國皇帝拿破侖顯然也看到了這一點類似之處。在進攻英國的前夕，自命為羅馬執政官老加圖，叫囂要毀滅英國這個小店主的國家，就象羅馬毀滅迦太基一樣。當然，拿破侖的事業功敗垂成，因為英國人也汲取了歷史教訓，一心一意擴大市場做生意，利用做生意掙來的利潤專門收買大陸上的國家來為英國作戰。這樣一舉而數得，最終拖垮了拿破侖帝國。

針對拿破侖戰爭的結局，貢斯當指出：“商業改變了戰爭的性質。過去的商業民族總是敗在其好戰的敵人手下，今天則能夠成功地抵抗敵人，他們甚至可以在敵人中找到支持者。商業所產生的無數復雜的分支，已經使社會的利益超越了領土的界限；時代的精神戰勝了人們企圖冠以愛國主義稱號的狹隘的敵對精神。

“古代迦太基人與羅馬人的對抗，注定要以敗亡告終：因為事物的力量在與她作對。但是如果羅馬和迦太基之間的戰爭發生在今天，迦太基有望讓全世界都站在她一邊；今天的習俗和時代的精神將是她的同盟軍?！?

這段評論極為精彩、睿智與客觀，不僅可以解釋法國大革命事業的繼承者拿破侖帝國的失敗，也可以更好地解釋俄國大革命（二十世紀的法國大革命）事業的繼承者蘇聯為什么不能戰勝美國。（34）

馬其頓與波斯之戰

不應該忽略的戰爭還有亞歷山大的對東方的征服。馬其頓的真正敵人并非是雅典等古希臘城邦，而是極度繁榮富裕的波斯帝國。馬其頓人是希望獲得財富與權勢，對提升自己的文化修養倒沒什么興趣。他們對希臘人是既欽佩又輕視的，一方面是因為其文采風流，見解超群，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夸夸其談，一盤散沙，自己都不能夠統治自己，就更加不能統治其他的人了。希臘半島土地貧瘠，物產有限，除了利于航海以外，什么用處都沒有。因此馬其頓歷代君主對希臘的控制是松散流于形式的。希臘諸邦，在經過長期的內戰與混亂之后，在一個半文明化的蠻族的領導下，重新獲得了當年自身處于蠻族時代的同仇敵愾的情緒。希臘文化在恢復了野蠻本性的同時，也恢復了青春活力和彼可取而代之的豪邁氣概。

當年波斯民族作為一個弱小的民族在居魯士的領導下崛起，戰勝了米底帝國這個驕橫不可一世的龐然大物時，不也是抱有這樣的青春活力和豪邁氣概嗎？當年雅典和斯巴達領導希臘諸邦戰勝了不可一世的龐然大物波斯帝國，不就是因為他們當年與驕傲自大和驕奢淫逸的波斯民族相比正是處于質樸剛健的階段嗎？當古典文明歷史戲劇的最后一幕——古代希臘人的世界霸權被羅馬人取代——上演的時候，不也正是因為羅馬人正處在那種朝氣蓬勃與堅定自信的上升階段嗎？這個世界上，永遠都是繁榮富裕的先進者必然會腐化墮落而無力自拔，最后被那些質樸剛健的后來者所消滅。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例外。

歷史何其相似 命運永遠輪回

斯巴達戰勝雅典，羅馬戰勝迦太基，馬其頓戰勝波斯，這三大歷史事件都是比較貧窮的勢力戰勝了比較富庶的勢力。表面上看起來，比較富庶的一方在戰爭中有更大的優勢與選擇余地，但是孟德斯鳩敏銳地指出：“金銀有一天是會用完的，至于德行、堅忍、力量和貧困卻永遠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35）歸根結底就是那些勝利者具有更為強烈與堅定的權力意志。

對外國的歷史加深了了解，再來回顧本國的歷史，就可以發現，其實秦國東向滅六國，跟羅馬統一地中海文明世界一樣，都是后來的野蠻民族居上，戰勝了那些文弱精明的高度發達的文明民族。秦國的勝利得益于猛烈的改革，摧毀了貴族的傳統勢力，人人在軍功面前平等。這使得內部矛盾減少，上下同欲，可以一致對外作戰。秦國是一個在君主面前人人平等的平民主義政治的國家。至于六國，則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封建貴族政治的遺風，因此它們在這種全民奮起的總體戰的風暴中被徹底摧毀了。那些比較富裕的東方國家內部的階級分化是極為嚴重的，舊的貴族勢力沒有被摧毀，新的商人階級又爬了上來，受著這雙重壓迫，恐怕那些貧民百姓內心中盼望著來自西方的解放者吧？雖說那些人野蠻殘暴，但是至少可以少受一重壓迫了。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為什么比較先進富裕的民族每次都被那些貧窮落后的民族所擊敗，其實是因為大量的財富帶來了貧富分化與腐敗，整個社會喪失了凝聚力與戰斗力。這樣它們才會被那些有原始的社會主義傾向的，其社會內部大致平等的形形色色的軍事一體化組織摧毀。人類歷史上的所有的落后民族戰勝了先進的龐然大物的歷史事件之所以發生，歸根結底是因為他們具有更好的組織，更嚴格的紀律，自我犧牲與平等友愛的精神。他們表現得更為機智勇敢與無私無畏，因此勝利是應該屬于他們的！相對公平的社會制度，靈活的外交手段，明智的軍事政策，同仇敵愾的情緒，這些因素在古代世界是比單純的財富與文化更容易轉化為征服的力量的。因此歷史上總是記錄著野蠻貧窮的軍事游牧民族戰勝了文明富裕的農業民族的故事，尤其是當后者處于貧富極度分化的沒落腐化的階段的時候就更是如此了。

曾經有過的困惑與焦慮交織的情緒都已經消失了，對于我國歷史上的五胡亂華，金滅北宋，元滅南宋，清兵入關等慘絕人寰的歷史事件的怨天尤人的憤怒逐漸轉化為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我們的祖先是不夠勇敢，不夠正直，不夠團結，落得個身死國滅的下場實在是不可避免。那些野蠻民族表現出了更好的素質，取得勝利是理所當然的。自身具有弱點就會被敵人利用與攻破，誰教這個世界上永遠是競爭呢？只有完善與提高自己的一切，才不會被激烈的競爭所淘汰。無可奈何，怨而不怒，哀矜勿喜吧。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也。

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文明在蓬勃發展的時候總是感覺到無比的熱情與自信，有無窮無盡的想象力與創造力。這正是無拘無束的青春活力而絕不是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成熟自制的古典主義的表現。古代希臘人身死國滅，背祖離宗，還能談什么高貴成熟的古典主義精神？只有在歷經了無數的苦難與幻滅后，還能夠以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來面對一切嘲笑與責難，平靜溫和地對待一切人，頑強堅韌地生活下去，這才是真正成熟的態度，這才是真正的古典主義的精神。在歷經了無數次希望破滅的噩夢后，人們也許會愿意象古希臘哲人所宣稱的那樣，去過一種節制、平衡與清明的生活，在為集體和公共利益服務的政治生活中去實現自己的價值?！皝喞硎慷嗟抡J為人在城邦中的結合是達到至善的唯一途徑”。（36）其實這就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所崇尚的集體性的原則的最初來源。

朱學勤先生說美國對蘇聯的勝利是僥幸，而且只是暫告一段落。對此我認為朱學勤先生的態度是公允和冷靜的。美國的勝利，并不是自由與正義本身的勝利，而是欲望的勝利。而放縱欲望最后的結局就是把智慧與同情心都從人們的心中趕走了，剩下來的就是無窮無盡的仇恨與不可消除的嫉妒。朱學勤先生還認為“自由并不是必然勝利的，從幾率上說，它的失敗可能比對方更大。我的歷史觀總有揮之不去的悲觀成分，與這一點密切相關。人這樣的生物，能不能始終守得住自由？太難了，近乎對神的要求，我不敢樂觀?！保?7）

既然自由是這么珍貴稀有，難道就只是說明了它只配給少數統治者以及少數統治民族所享有嗎？自由又到底是什么呢？貿易自由、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又怎么可能指代或者囊括一切自由呢？為什么國家的自由、民族的自由與集體的自由就不能夠算是自由呢？實質上，所有的人都享有自由，就等于所有的人都不享有自由。只有使用各種手段使一部分人失去自由，另一些人的自由才能凸顯出重大的意義。因此等級制的自由也就是等級專制不管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是古典自由主義的最后歸宿。

“失去了自由主義大一統的終極理想，留給自由主義者的是冷冰冰的權力關系與殘酷斗爭的事實。最后發現，所謂的自由狀態，無非就是指的這種永恒的斗爭本身。沒有斗爭，意味著權力已經窒息了一切；沒有斗爭，秩序就會封閉、僵化與凝固；沒有斗爭，這個世界就不會有變化與進步；沒有斗爭，那將是徹底的毀滅，就像熱寂的宇宙，一切都停止了?！保?8）

既然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俟諸萬世而不惑的自由主義終極真理，那么人生的意義就在于永遠地奮斗。人類的奮斗創造了人類的歷史，人從來就不是什么，人總是在變成什么。這意味著，自由就是斗爭，自由就是責任。只有在奮斗與創造中，人類才可能是自由的！因此，“永葆生存的意志、戰斗的勇氣與必勝的信念，投入到以弱抗強，由弱轉強，扶弱制強的偉大斗爭中去，這既是維護自由的手段，也就是自由本身了?！保?9）

為滿足永遠也不可能得到滿足的欲望，人們處在永恒的競爭中。而激烈的競爭使人們失去了朋友與兄弟，過度的貪婪將使人們喪失現有的一切，人類的狂妄與無情將毀滅這個世界。仁人志士們的一切捍衛自由與正義的努力都白費了。正不容邪，邪復妒正，最終就是正不壓邪。因為人性惡是歷史進步的動力，宇宙演進的腳步任何人也無法阻擋，人類文明的航船進步到一定的程度就將傾覆。天道輪回，報應不爽，上帝創造了這個世界，在控制著這個世界上一切。一切都在輪回，一切都將重新開始。

注釋：
（1）《思想史上的失蹤者》，朱學勤，第5頁，“思想者文庫”，花城出版社，1999年8月。
（2）、（3）參見《顧準文集》，138頁，139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
（4）柏拉圖就是古往今來無數對斯巴達體制持熱烈贊美態度的知識分子中最著名的一位，他的《理想國》就是以斯巴達體制與來庫古立法為藍本的。
（5）《伯羅奔尼撒戰爭史》，150頁，（古希臘）修昔底德，謝德風 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5月
（6）轉引自《大外交》，111頁，（美）亨利·基辛格，海南出版社，1998年12月
（7）可參見《盧梭、雅各賓派與民主的岐變——從塔爾蒙的觀點說起》，毛壽龍，載“公共論叢——市場邏輯與國家觀念”121頁，三聯書店，1995年11月。
如果說十八與十九世紀的自由思想家們因深受理性主義和歷史樂觀主義的影響而對雅典民主贊美有加的話，那么在二十世紀理性主義和歷史樂觀主義的烏托邦的破產后，思想界對雅典民主的看法就有很大的轉變。自由主義者終于發現，自由與民主并非是天然絕對一致的，民主的形式也可以被極權主義接受。民主與自由以及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之間的張力是西方國家憲政體系矛盾的最主要內容。
（8）、（9）《烏合之眾》，86頁，（法）古斯塔夫·勒龐，馮克利 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1月。
（10）出征西西里的雅典將軍亞西比得就因為在出征前夕，發生了雅典城內的赫爾密神像全部被毀的事件。此事被視為推翻民主政治的先兆，牽涉到了亞西比得。亞西比得在出征的途中被政敵召回受審。他知道審判的結果是什么，結果就投奔雅典的死敵斯巴達去了。見《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六卷第二章“關于西西里的辯論”、第四章“亞西比得被召回國”
（11）雅典發生過數次流放或監禁不信神的知識分子的事件。在蘇格拉底之前的雅典民主全盛時代里，由于伯里克利的搭救，他的老師，著名哲學家阿那克薩戈拉斯好不容易才免遭監禁。伯里克利的另一位哲學家朋友普羅塔戈拉斯則被流放。伯里克利的兒子還因為伯里克利的吝嗇作風引起的個人恩怨而向公眾揭發了他與哲學家們的談話（內容極有可能是以被當局禁止的無神論思想為主），為的是破壞伯里克利的名聲?？梢娤胍姰敃r雅典輿論和思想管制的嚴厲。見《希臘羅馬名人傳》之“伯里克利傳”第32節、36節，“尼基亞斯傳”第23節，（古希臘）普魯塔克，商務印書館，1990年。
（12）、（13）、（14）、（15）參見《顧準文集》216頁，213頁，152頁，315頁。
（12）詳見“伯利克里傳”第37節。
（13）關于這點里史學家論述甚多。較早的資料可參見《希臘羅馬名人轉》，“伯里克利傳”第11節。
（15）雅典的以將軍和九位執政官為首的大小官員們都是無俸祿的，這就意味著只有富人才能擔任這些職務。見《雅典政制》第30節，出自《亞里士多德選集·政治學卷》，325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
（17）《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法）邦雅曼·貢斯當，“公共譯叢”，商務印書館，1999年12月。
（18）《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二卷第六章“伯里克利政策的理由”。
（19）見“伯里克利傳”，第14節。伯里克利聲稱自己愿意負擔建造和裝飾某座神像的全部經費，其條件是以他個人的名義來奉獻。雅典人不愿意讓他獨占這種榮譽，同意公共負擔經費，因此伯里克利最終沒有為此破費，不過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出他極為富有。隨后普魯塔克又指出伯里克利在公務上非常廉潔，在家庭中非常吝嗇，這使我想起了清教徒的勤儉合法致富以及節約忍欲的精神，又想到了當年美國頭號富翁洛克菲勒對子女也是非常小氣。正如修昔底德所說，“人性總是人性”，過去所發生的將來也會發生。
（20）《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11頁。
（21）麥加拉城邦的代表在斯巴達同盟體系的代表大會上對雅典進行了控訴，說他們被排斥于所有雅典帝國的港口以及雅典市場本身之外，這是違反公法和希臘各族間的契約的。見《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一卷第六章“在斯巴達的辯論和戰爭的宣布”以及“伯里克利傳”第29節。
顧準先生指出，“雅典公民，不僅有機會在本國躬耕田間，還有機會躬耕帝國范圍內的海外地方，這就是‘武裝移民’制度。當盟國叛離，用兵征服，淪為附庸的時候，雅典對那個被征服的城邦的自治自給雖然仍予維持，但是為了鎮懾起見，常常派遣若干數量它的公民移居該地，稱為‘武裝移民’。這種‘武裝移民’，雖然身處海外，但有完全的雅典公民權。他們在當地是一種特殊身份的人，為當地居民所厭惡?！币姟额櫆饰募?12頁。
（22）早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第四年，雅典就派遣了一支艦隊到西西里去。名義上是去支援與敘拉古發生戰爭的雅典盟邦林地尼，實際上，雅典的真正戰略目的是阻止谷物從西方運到伯羅奔尼撒去，以及初步試探能不能占領西西里。見《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三卷第六章“雅典人在西西里和彌羅斯”。
（23）也正因為如此，科林斯對它的殖民地科西拉對它不夠尊重，絕情寡義感到萬分惱怒?？屏炙古c科西拉之間的矛盾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最直接的導火索之一。
（24）這是歷史學大師湯因比的觀點。
（25）犬儒派的哲學家第歐根尼（Diogenes the Cynic）在奧林匹亞看見幾個羅得斯（Rhodes）的青年身著華服，他口吐出幾個字：“裝模作樣！”當他見到幾個斯巴達人衣衫襤褸，又說道：“更加裝模作樣！”見《希臘人》，113頁，（英）基托，徐衛翔，黃韜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
（26）可分別參見《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三卷第三章“關于密提林的辯論”、第四章“普拉底亞的滅亡”，《希臘人.》第八章“戰火中的希臘人”，以及何懷宏先生的《雅典的興衰——讀〈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筆記》（載《書屋》2002年第三期）。
事實上，普拉底亞人的自我辯解固然是振振有詞，但是底比斯人對普拉底亞人的攻擊也是句句在理。普拉底亞人自覺自愿地綁在雅典的戰車上，從雅典的霸權中分享了殘羹剩飯。當自身處于失敗的境地時，便要求“首犯必辦，脅從不問”，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為什么不保持城邦的自由、中立與獨立？
斯巴達最后僅僅殺了二百個普拉底亞人，而且還經過了公開和正式的審訊，沒有使用刑訊逼供，符合“自由主義者”津津樂道的“程序性正義”的原則。而雅典在密提林事件中就殺了一千人，還是在經過辯論放棄斬盡殺絕的政策之后。眾多的學者對此視而不見，繼續褒雅典而貶斯巴達。看來，觀念先行，主義至上，這種知識分子的傲慢與偏見恐怕永遠也不可糾正。
（27）就因為雅典人貪圖金銀財寶，因此被敘拉古人的敵人厄基斯泰人裝富騙了一回。厄基斯泰人與敘拉古人的盟友棲來那斯人因為婚姻權利和一塊土地的爭執發生戰爭，于是便啟動與雅典的同盟條款，要求雅典派遣一支艦隊來援助他們。厄基斯泰人把全城以及從其他城邦借來的金銀器具都集中起來，每家每戶輪流使用，給來實地調查研究他們財富的的雅典官方代表團以極度富有的印象。在這種假象的誘惑下，雅典公民大會誤以為發動遠征西西里戰爭可以迅速致富，結果卻導致了雅典的最終覆滅。詳情可見《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六卷第四章“雅典人在西西里”。
（28）《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三卷第三章“關于密提林的辯論”、第四章“普拉底亞的滅亡”和第五卷第七章“戰爭的第十六年。彌羅斯人的辯論”。
（29）《羅馬盛衰原因論》，102頁，（法）孟德斯鳩，婉玲 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11月。
（30）《希臘羅馬名人轉》，“呂庫古傳”第9節。
（31）締造了歐亞大陸軍事霸權的蒙古人也對知識分子極度鄙夷。在他們統治中國的時候，中國儒家知識分子的地位之低下打破了古往今來的一切紀錄。因為在他們看來，世界上竟然有這樣一群只會讀書當官，什么事也不會干的人，這些人完全是廢物。因此就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說流傳了下來。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這種說法又添加了新的含義。
（32）參見《顧準文集》，258頁。值得說明的是：寫下了這一段文字后，為了核實顧準先生的說法，消除自己由來已久的疑問，我查閱了另外的參考資料。發現李卜內克西和羅森堡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所建立的革命小組叫做“斯巴達克同盟”或者“斯巴達克派”。馬克思曾經熱情贊頌過古羅馬奴隸起義的領袖斯巴達克是“一位偉大的統帥，高尚的品格……古代無產階級的真正代表”。因此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現代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組織是再合適不過了。顧準先生在這里顯然弄錯了。但是為什么會發生這種非常微妙與精彩錯誤，倒是很值得細細體會研究一番。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斯巴達克當年的起義如果成功，徹底推翻羅馬奴隸主的統治。翻身以后的奴隸們會建立一個什么樣的新社會呢？如果不愿意再走經濟殖民擴張和工業奴隸制度的老路，恐怕還是要建立象斯巴達一樣的軍事農業社會主義烏托邦?？磥眍櫆氏壬€是有一以貫之的超前眼光的?！澳壤鲎咭院蟆痹撛趺崔k？這是個困擾古往今來的一切革命者良知的永恒的問題。
不知道顧準先生是有意弄錯，借古諷今，還是處于疏忽大意，遺漏了“斯巴達克”的最后一個“克”字。不過，不管怎樣，偏見、疏忽和遺漏，未必都是不能容忍的，相反往往都是有益的。從一條走錯了的道路，照樣可以攀上真理的頂峰。當年初讀顧準先生的時候，對他崇拜得五體投地。雖然在記憶中模模糊糊是覺得顧準先生先生不夠準確，但是當時寧愿相信是自己弄錯了。因為顧準先生的看法極為精辟，觸及了共產主義革命的本質。自己也因為接受顧準先生的觀點而形成了一些自認為獨到觀點。歸根結底，事物的本質不會因為形式上的差錯和細節上的不準確而改變。另一方面，人文學者是永遠也不可能真正超越自身的處境、立場和利益來進行客觀研究的。正如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說過的一樣，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33）《政治學》第二卷第十一節，出自《亞里士多德選集·政治學卷》，67—70頁。
（34）見《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
（35）《羅馬盛衰原因論》，17頁。
（36）參見《顧準文集》，397頁。完整的表達見《政治學》第一卷第一節，《亞里士多德選集·政治學卷》，第3頁。
（37）《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第5頁。
（38）、（39）拙文《對自由主義的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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