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主義的外交戰略

                                                                   李寒秋

    本文首發于傳統媒體《世界軍事》2007年第6期，有刪改。互聯網上轉載請保留此條目，傳統媒體轉載請與該雜志和作者聯系。

二戰結束后，皇帝拉下馬，自己落身剮，德國終于把英法兩個尸居余氣的老大帝國趕下了統治世界的寶座，但本身也被美蘇英法四國占領和分裂。西歐列強聯合統治世界的格局在維持了兩百多年后，徹底被美蘇兩極統治世界的格局取代。整個西歐已經沉淪，而法國似乎沉淪得更加厲害——她的民選政府在戰爭中曾經被打垮而投降，她的殖民帝國在戰后民族獨立的浪潮中已經岌岌可危，即便在盟國的幫助下僥幸勝利了，她的種種制度性痼疾還是看不到治愈的時候。親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對法國外交和內政弱點了如指掌的戴高樂將軍，對這一點早就是心知肚明。雖然在戰爭期間，戴高樂領導的“戰斗法國”組織不得不仰仗英美的支持，難以推行獨立的大國外交政策。但是作為一個在青年時代就立志“繼承這個（法蘭西）民族昨天的遺產，保護今天的利益，又要給她帶來明天的希望”[1]的偉大戰略家，戴高樂秉承了法國外交傳統中強烈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風格，決心知難而上，以弱抗強，盡最大的努力維護法國的大國地位與實現法國的“天定命運”。

由于美國的戰時總統羅斯福是那種玩弄美國式選舉政治登峰造極的“民主”政客，對戴高樂那種如圣女貞德和波拿巴將軍般的傳奇性“獨裁”領袖懷有極其強烈的政治偏見，認為戴高樂未經法國人民的選舉授權，無權代表法國的利益。又因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在二戰初期的迅速潰敗和對納粹德國屈膝投降，羅斯福根本不愿意承認法國的大國地位，打算在戰后把法國作為一個二等國家甚至是附庸國家來對待，一度還有過占領和肢解法國本土的計劃。主要由于羅斯福的反對，法國被排斥于安排戰后世界命運的德黑蘭、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之外，對戰后世界大勢的規劃毫無置喙的余地。因此，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期間，戴高樂就不得不借助蘇聯的力量來維持法國的大國地位了。1944年12月，作為法國臨時政府首腦的戴高樂訪問了莫斯科。戴高樂莫斯科之行最大的收獲是簽訂了《法蘇互助同盟條約》，這一條約提高了法國和戴高樂本人的地位，這也是戴高樂第二次領導法國后，建立法蘇特殊關系的重要因素。

盡管戴高樂心比天高，但形勢比人強。戰后的法國千瘡百孔，百廢待興，法國不得不依靠美國援助才能復興經濟和在印度支那進行殖民戰爭，法國統治集團無力推行獨立自主的大國外交政策，更無力對導致法國在戰爭中徹底潰敗的第三共和國體制進行改革。在這種大勢下，強烈反美和反傳統政黨政治的戴高樂不得不辭去臨時政府總理的職務，隱居鄉間長達十二年之久。直到在阿爾及利亞殖民戰爭引發的全國性危機中，戴高樂順天應人，再次出山執政，拯救法國，并開始在國際外交舞臺上大展宏圖。

法德和解與全方位獨立外交

對于戰后的法德關系，戴高樂早有驚人之思。當二戰的最后關頭，德國敗局已定時，納粹德國領袖之一希姆萊非正式地給戴高樂寄來一份建議書——“您勝利了，戴高樂將軍！如果人們知道您是怎樣開始的，那么人們就應該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但是，您現在應該怎樣辦呢？依靠盎格魯·撒克遜人嗎？他們將會把您當作他們的仆從，還會使您受辱。您要和蘇聯合作嗎?他們將會把自己的法律強加給法國，還會清理您本人。……唯一能使貴國走向光榮和獨立道路的，就是和戰敗的德國取得諒解。……如果您克制復仇的思想，抓住今天歷史所提供給您的良好機會，您將成為永垂青史的最偉大的人物。”[2]戴高樂在其回憶錄中承認，這一建議對他在日后決定推行法德和解政策時具有重大影響。

雖然在二戰結束后盟國商議處置德國時，戴高樂曾經力圖仿照均勢外交創始人，十七世紀的法國紅衣主教黎塞留首相的故技促使德國永久分裂為幾個小國，但遭到了美國和英國的強烈反對，法國的自身實力也不足以強行推行這一主張，因此戴高樂不得不放棄這一傳統的法國外交夢想。當戴高樂東山再起時，西德已經建立起來，戴高樂要使法國重建輝煌，在西歐地區發揮領導作用，就必須明智現實地處理德國問題。戴高樂充分意識到了托管或肢解德國的設想已成過去，在冷戰格局中，法國只有面對現實。戰后歐洲大陸各國積極謀求歐洲統一，這就為戴高樂提供了一個有利的戰略選擇，那就是利用歐洲統一的框架來制約西德。1963年，法德兩國在巴黎簽訂了法德合作條約，從此開始了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巴黎——波恩軸心”時代。法國憑借著優越的政治地位和軍事實力，獲得了西德的支持，從而實現了法國當騎士，西德當戰馬的兩廂情愿的結局。

法德和解，為戴高樂開展全方位的獨立外交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法國思想家雷蒙·阿隆深刻地指出，戴高樂之所以能夠擺脫1871年普法戰爭以來的外交困境，推行獨立的外交政策，是因為法國第一次沒有處在外交斗爭尤其是法德斗爭的最前線。在美蘇兩極對立的格局下，法國昔日最大的外交對手德國被占領，被分裂，成為了軍事斗爭的最前線，喪失了向法國挑戰的資格，法國不再事事受制于法德競爭。當時能夠真正威脅法國國家安全的只有蘇聯，而抗衡蘇聯的戰略壓力事實上基本是由美國承擔的。而美國則是從大西洋兩岸聯盟團結抗蘇的角度來威脅法國的獨立和大國地位，來自美國的壓力需要兩個方面來緩解，那就是與西德的全面和解和外交協調，另一個就是與蘇聯（以及中國）的戰略接近。戴高樂的如意算盤是——玩弄平衡，使美蘇互相牽制；與美國結盟以反對蘇聯擴張；建立法蘇特殊關系以獲得對美國獨立的資本；借美蘇的力量來維持兩德的分裂和壓服西德；締造法德軸心以聯合西歐，排斥英國，抗衡美蘇；必要時接近英國以制約西德；與新中國建交以完善法國的全球布局，這些外交戰略環環相扣，互相牽制。這種“在空中同時玩八個球”的外交才能堪媲美均勢外交大師俾斯麥，而法國與所有的重要國家都保持密切聯系的優越外交地位又令同時代的東方巨人毛澤東羨慕不已。

獨立核力量與“外交原子彈”

在核武器時代，是否擁有獨立核力量是大國地位的標志。戴高樂認為沒有獨立的核力量，法國“將不再是一個歐洲的強國，不再是一個主權國家，而只是一個被一體化了的衛星國。” 戴高樂認為，由于蘇聯與美國一樣擁有巨大的核武庫，美蘇之間出現了恐怖的核平衡，美國不可能為了西歐而對蘇聯使用核武器，更不能設想美蘇之間會為了西歐而互相摧毀對方。“既然保護作用令人懷疑，為什么還要把自己的命運托付給保護者呢？”

如果西歐盟國因為害怕蘇聯的核威脅而依賴于美國的核保護，那么必然會導致美國全面掌握西歐盟國，控制盟國的防務、政治甚至領土的結果，西歐國家將徹底淪為美國的附庸。這是把民族獨立看得高于一切的戴高樂所絕對不能接受的。戴高樂認為，法國有權在軍事上追求獨立自主的地位，那就是建設獨立的、能有效打擊蘇聯的核力量，掌握威懾敵人的現代化軍事手段來實現自己的安全。建設獨立核力量對法國來說利大于弊，一舉多得——有助于法國對西德保持優越的軍事地位，有助于法國抗衡英國爭奪西歐領導權，有助于法國加強與蘇聯對話的資本，當然，在當時的情勢下最重要的是有助于法國對美國獲得外交獨立，而美國對這一點是最為忌恨的。美國外交界當時就認為，戴高樂的原子彈“不是為了對付蘇聯，而是為了對付美國。”

當時的美國為了維持自身的優越地位，防止法國外交和軍事戰略脫離美國的控制，極力反對法國擁有獨立核力量。1963年美國串通蘇聯和英國簽訂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為的是阻止法國和中國建設本國的獨立核力量，保持美蘇兩國的核壟斷地位（英國的核力量受制于美國，不具備完全的獨立性）。法國和中國不約而同地拒絕在此條約上簽字，這也為1964年中法兩國建交奠定了一個良好的政治基礎。無獨有偶，1964年中法建交也被東西方媒體稱為“外交原子彈”。

如同均勢外交的創始人，紅衣主教黎塞留首相與異教徒國家——信奉新教的瑞典和信奉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土耳其建立聯盟一樣，戴高樂斷然無視冷戰時期僵硬的反共意識形態偏見與社會主義陣營的新中國建交，這一驚世駭俗的非常之舉體現出了戴高樂外交戰略深厚的歷史積淀和非凡的戰略眼光。在同新中國建交后，法國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能同時與美國、蘇聯和新中國進行戰略對話的國家，極大地提高了法國的外交地位。戴高樂精明地利用了中蘇分裂和中美對立的外交形勢，把中國當成了抗拒美國壓力的潛在同盟軍，同時又暗含了利用中蘇矛盾制約蘇聯的用意。在法國與中國建交后，深受戴高樂影響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接受了戴高樂的建議，“你現在承認中國比將來中國強大起來被迫承認它比較好”，從而又導致了中美建交的全球外交格局巨變。尼克松一再稱頌戴高樂胸懷世界戰略全局，這對戴高樂來說是恰如其分的評價。

法蘇特殊關系與緩和政策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戴高樂積極推動對蘇和解，締造法蘇特殊關系并不是偶然之舉。早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戴高樂就同蘇聯進行了積極的外交接觸，爭取了蘇聯領袖斯大林承認其代表法國利益的合法性，以增強抗衡美國排斥和壓力的資本。在1944年訪蘇期間，戴高樂事實上承認了蘇聯對東歐各國的改造和占領（事實上反對也沒有用，勢力范圍的劃分是由軍力所及決定的），以換取蘇聯不反對法國繼續保有非洲殖民帝國。就當時的形勢而言，蘇聯紅軍不可能達到非洲，斯大林樂得順水推舟，慷他人之慨。作為一個徹底現實主義的外交大師，斯大林對那些高深莫測、動輒宣揚主義和原則“外交代數”一貫不感興趣，對這種加加減減，你來我往的“外交算術”倒是駕輕就熟。雖然戴高樂與斯大林的政治信仰有天淵之別，但在外交策略上倒是道不同而共謀之。

第二次掌權后，戴高樂便積極推行對東方“緩和、諒解與合作”的政策，1960年邀請了蘇聯領袖赫魯曉夫訪法，初步改善了兩國的關系。1966年戴高樂訪問蘇聯后，兩國簽訂了貿易、文化協定；空間探索和科技合作協定；宣布成立了法蘇混合委員會，負責定期研究在執行貿易、經濟和科技協定中的實際問題，而且如同克里姆林宮與白宮間的熱線一樣，建立了克里姆林宮和愛麗舍宮之間直接通話的“熱線”，如此廣泛的合作是蘇聯與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都不曾有過的。而且戴高樂充分利用了法國與波蘭、捷克和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的傳統友好關系，積極推行緩和政策。戴高樂的東方政策不僅使法國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得益良多，而且在經濟上獲得了相當多的實惠。在蘇東劇變前，法國一直與蘇聯保持了高級別的政治對話渠道，法國是蘇聯和東歐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和最大的債權國，法國和蘇聯在航天等高科技領域的合作也卓有成效。

戴高樂訪蘇的時機選擇也別有用心，他決定在法國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約軍事一體化組織三個月后訪問蘇聯，充分利用了此舉在外交上造成的沖擊波效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讓那些短視的外交對手手足無措。這種純粹按照地緣政治原理和赤裸裸的外交利害關系不顧意識形態差異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在冷戰期間被西方那些僵硬的意識形態分子視為對所謂的大西洋聯盟的背叛。戴高樂以對東方外交的突破加強了法國對美抗爭的資本，可以說，作為一個中等強國，法國最大限度地在兩個超級大國的矛盾中爭取到了外交活動空間，起到了“拿二等票，坐頭等艙”的效果。

作為二十世紀的均勢外交大師，戴高樂拒絕把法國當成賭注押在莊家美國身上，他寧愿法國成為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紐帶，在兩極之間長袖善舞，收放自如。戴高樂目光遠大，從未將本國的外交戰略局限于雅爾塔體制美蘇對抗或者共管的格局，也不認為歐洲和世界的事態發展會一成不變。他一直呼吁建立“從大西洋到烏拉爾的歐洲”，他認為，“要使歐洲成其為歐洲，必須有重大的變化，首先，蘇聯不復是現在這樣的蘇聯，而成為俄國。……再說，若干年以后，誰知道會發生什么事情。”當時的東西方外交界多認為戴高樂是癡人說夢，可是三十多年后的蘇東劇變，印證了戴高樂的歷史預見。這一歷史預見有力地闡釋了戴高樂外交戰略的本質，他的外交政策不是為了應付“當天報紙的大標題新聞及瞬間的壓力”，而是“服務于一種歷史性的高瞻遠矚。”[3]

現實主義、大局觀與平衡感

戴高樂決不是如盎格魯·薩克遜人所宣傳的那樣，是一個心胸狹窄，睚眥必報的小人，因為羅斯福對他的刻薄便瘋狂反美。如同現實主義外交大師黎塞留和俾斯麥一樣，戴高樂具有極佳的大局觀和平衡感。他挑戰強權，推行自主外交政策的同時又懂得適可而止，腳踩兩只船而絲毫不覺得有何不妥。戴高樂在訪蘇期間，曾經由衷地對勃烈日涅夫表示，“有你們幫助我們抵抗美國的壓力，我們很高興。”但是他發現蘇聯領袖趾高氣揚時，便話鋒一轉，“當然我們也很高興有美國來幫助我們抵抗蘇聯的壓力。” 如此之直白坦率，堪與英國首相帕麥斯頓的名言，“大英帝國沒有永恒不變的朋友，也沒有永恒不變的敵人，只有永恒不變的利益”相提并論。

第二次掌權后，戴高樂在全球向美國的霸權挑戰，向其他國家推銷有別于美蘇兩種模式的第三條道路，并且一貫在美蘇對立中左右逢源。美國是法國的盟友，還是事實上的保護者，兩國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也屬同一陣營。但是美國的過度保護窒息了法國的獨立性和創造性，不符合法國長期以來所扮演的偉大角色，因此戴高樂對美國采取既聯盟又獨立的雙重政策——既坦然接受美國的軍事保護，又在事關法國切身利益的問題上寸步不讓。戴高樂對蘇聯推行緩和政策，又對蘇聯的擴張主義保持高度警惕，防止西方聯盟在蘇聯的武力恫嚇下崩潰。當蘇聯采取攻勢，對美國進行攤牌威脅，如柏林危機和古巴危機的時候，戴高樂一反常態地堅決支持美國，這一點很讓那些教條主義美國外交智囊們很是意外。這是因為戴高樂的反美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以不打破西方國家的聯盟為限，蘇聯的過度擴張打破了美蘇平衡，將危及法國的利益，法國必須站在美國一邊恢復外交格局的平衡。

戴高樂推行對美獨立的外交政策也有其內在的節奏感，而不是一味地任性蠻干。1960 年法國原子彈試爆成功，1962年阿爾及利亞問題解決，擺脫了殖民戰爭包袱，法國的國家地位進一步提高，外交行動自由進一步得到保障，于是戴高樂按部就班地推行獨立抗美獨立外交政策——1963 年 6月，法國政府宣布法國大西洋艦隊在戰時不再“自動”歸北約指揮，并收回對法國飛機中隊的指揮權。1964年與中國建交，法國就在同一年撤回了在北約海軍司令部任職的軍官。1965年5 月，法國拒絕參加北約軍事演習。第二年，1966年戴高樂就訪問了蘇聯，而且同年法國還決定退出北約軍事委員會，最終只留下一個聯絡使團。戴高樂的外交戰略嚴格地遵循了十七世紀均勢外交大師黎塞留“手段必須配合目的”的政治教導，因此每次都能以小博大，事半功倍。

國家利益高于一切，意識形態與內政都要為外交服務，

戴高樂將軍還有句名言，“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取決于國家利益，而不取決于意識形態。”在中蘇兩國還在高唱中蘇聯盟牢不可破時，他早就指出，由于地緣政治的矛盾，中蘇必將各自追求本國的國家利益而分道揚鑣。作為一個在普法戰爭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成長起來的老派軍人，他如同俾斯麥一樣，對意識形態采取完全實用主義的態度，將意識形態也視為外交棋局中的一股勢力，可以加以利用來實現本國的國家利益。第二次掌權后的戴高樂，每年都要唱響“社會各階層合作和參與政策”的高調，按照他自己的解釋，就是要搞戴高樂牌的“共產主義”。根據戴高樂老奸巨滑的本性，實際上就是要一石三鳥，內外通吃——進一步淡化和蘇聯的意識形態分歧，以免意識形態干擾“永恒的俄國和永恒的法國之間的聯盟關系”；進一步拉開與“野蠻的美國資本主義”的距離，走第三條道路，弱化來自大西洋彼岸的意識形態控制，防止國內的那些親美大西洋主義者蠢蠢欲動；與國內的老對手共產黨人搶招牌、人氣和地盤，進一步鞏固推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所需要的內政基礎。

戴高樂之所以能夠如魚得水地推行這種把意識形態玩弄于掌中的內政外交政策，其堅強的后盾便是他本人所締造的，建立在第五共和國憲法基礎上的第五共和國體制。這部戴高樂親自制定的憲法是戴高樂對現代法國的最大貢獻，就如同《拿破侖法典》是一代偉人拿破侖留給近代法國的最大遺產一樣。在這部憲法中，把內政外交的大權集中在總統手中，改變了第三、第四共和國那種議會權力至上，內閣更迭頻繁，國家權威缺乏，內政外交政策一片混亂的可悲境地，確保了推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所需要的穩定的內政基礎和堅強有力的決策中心。沒有第五共和國憲法所保證的總統權威和權力，在法國國內爭議甚多、阻力甚大的非殖民化政策就不可能推行下去。

非殖民化對于六十年代的世界來說是一個國際性的外交問題，但是對于法國尤其是法蘭西殖民帝國來說首先是一個內政問題。雖然多虧戴高樂曾經和斯大林一起做過“外交算術”，蘇聯并沒有認真援助阿爾及利亞等殖民地獨立，但由于新中國領袖大力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的獨立斗爭，第三世界也對阿爾及利亞人民深切同情，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戰爭無法長期維持下去，阿爾及利亞成為耗盡法國內政外交資源的黑洞。法國的經濟發展長期遭受拖累，法國與中國遲遲不能建交，法國與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阿拉伯國家的關系非常緊張，美國也趁機煽風點火，打著反對殖民主義的幌子在非洲大陸試圖對法國取而代之。

作為一個在十九世紀末期成長起來的老派軍人，戴高樂對法蘭西殖民帝國有著深厚的感情，法國在二戰中正是憑借著殖民帝國才避免成為一個純粹的被解放的國家而成為了一個“戰勝國”，阿爾及利亞首府阿爾及爾尤其是“戰斗法國”和“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所在地。由戴高樂這樣的一個保守派軍人和抗戰領袖來完成戰后以放棄阿爾及利亞為開始非殖民化的宏偉事業，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法國國內也有著反對放棄阿爾及利亞的強大勢力，甚至以暗殺戴高樂來反對放棄阿爾及利亞。但是戴高樂將軍從不把個人的喜怒因素甚至是個人的安危因素帶入內政外交的決策中，一貫是從全球戰略的高度來看待地方性的問題，從外交的角度來看待內政問題。

歸根結底，戴高樂采取非殖民化政策就是為了放下殖民主義的包袱，輕裝上陣，“用自由的頭腦和自由的雙手”，塑造法國的正面國際形象，營造對法國有利的天下大勢。戴高樂在法屬非洲殖民地獨立后，推行了“合作”政策，法國與絕大多數新獨立的國家都繼續保持了密切的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關系。這些密切關系在持續至今的非洲—法國（歐洲）貨幣體系、法非首腦會議和法語國家聯盟會議中，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且在“合作”的旗幟下，與抗美政策相配合，法國成為了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的代言人，經常譴責美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粗暴干涉。短短數年，戴高樂便反客為主，攻守易形，完全當得上“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的贊譽。

戴高樂的外交戰略為當代法國外交政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戴高樂將軍離去以后，戴高樂主義的內政制度與外交政策在法國并沒有人亡政息。戴高樂之后繼任的蓬皮杜總統、德斯坦總統、密特朗總統、希拉克總統，不管屬于哪一個黨派，無不奉戴高樂主義的外交政策為圭臬，蕭規曹隨，亦步亦趨。并沒有像美國人希望的那樣，戴高樂主義的外交戰略只是戴高樂個人一場的“威武雄壯的獨角戲”。蓬皮杜總統指出，“任何一屆法國政府都不可能制定一個和戴高樂將軍不同的政策。它們可以用不同的形式來表達，但是，超不出這個政策的范圍。”而且戴高樂主義的影響超越了法國國界，在全世界尤其在西歐各國引發了推崇和模仿的潮流。戴高樂主義可以說是外交思潮和外交戰略中的一棵常青樹，在全球化和美國的單極霸權肆虐的今天，戴高樂主義的外交戰略更加具有針鋒相對的現實意義和普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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