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于《漫長的季節(jié)》大火，同樣寫東北國企工人下崗潮的幾部影視劇也被人翻出來，趁勢炒作了一把，其中就有6集電視劇《平原上的摩西》（以下簡稱《平原》。我對這部劇很陌生，只聽說是根據(jù)小說改編的，出于好奇找來看了一遍，說實話，觀感頗差。表面上看，跟《漫長的季節(jié)》一樣，也屬于兇殺懸疑之類，但節(jié)奏緩慢、凌亂，敘述沉悶，編導也許是想追求一種回到生活現(xiàn)場的紀錄片風格，但效果并不好，即使作為類型劇也算不上合格。當然，編導的本意也并不在這里，跟《漫長的季節(jié)》一樣，只不過是借助懸疑犯罪外殼，表達“嚴肅”的社會主題。
《平原》的劇情其實很簡單，遠不像劇集“敘述”的那么撲朔迷離：在跨越兩個時代的奔流中，一樁未決的罪案浮現(xiàn)，打破了小城的平靜。曾經的叛逆少年莊樹成為刑警后負責偵查7年前的舊案，疑犯卻逐漸指向了兒時留給自己美好記憶的鄰居——李守廉、李斐父女。多年前，曾是鄰居的莊樹和李斐是親密玩伴，國企改制后，隨著父輩變故，兩家人漸行漸遠。隨著調查的深入，一顆煙頭讓案情撥云見日，莊樹深陷其中，隨著調查的深入，他發(fā)現(xiàn)自己很可能就是案件的參與者……
乍一看，《平原》想表達的似乎是莊樹和李斐兩小無猜的純真友情如何在時代巨變中被碾碎的主題，但仔細一琢磨卻發(fā)現(xiàn)，真正的主角并不是一直占據(jù)情節(jié)中心的莊樹和李斐，而是在劇中時斷時續(xù)、若隱若現(xiàn)的另外兩個人物：莊樹的母親傅東心和李斐的父親、殺人嫌犯李守廉，或許還可以加上半個莊德增——莊樹的父親。整個劇情或案件實際上都是圍繞這三個人展開的。
莊德增曾經是一名紅衛(wèi)兵，文哥中打傷過傅東心的教授父親，文哥后，順應時代潮流下海經商，從印刷煙盒起家，繼而進軍房地產、餐飲、汽車美容、母嬰產品等，成為了一名大老板。傅東心是莊德增的妻子，出生于高知家庭，氣質高雅，熱愛文學藝術，總是一副冷漠、隱忍，冷眼看待世界的表情。她經別人介紹嫁給了莊德增，但并不愛他，甚至恨他，也不喜歡她和莊德增生的兒子莊樹，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了天資聰慧的李斐身上。李斐的父親李守廉曾經是一名技術工人，他對自己的技術毫不保留，傾其所能教會了兩名徒弟，自己卻因此下崗，可謂是教會徒弟，餓死師傅，但他無怨無悔；李守廉也是一位古道熱腸、樂善好施之人，經常幫助街坊鄰里，甚至把自己的買斷費借給了孫育新，還為了一被遭受凌辱的下崗工人母女打死了兩名城管。更重要的是，文哥時，正是李守廉把傅東心的教授父親從莊德增暴打之下救出來的。
搞清楚這幾個人物之間的關系很重要，從中我們可以理出兩條線索：一是，知識分子傅東心父女和曾經的紅衛(wèi)兵與現(xiàn)在的“成功商人”莊德增之間的恩怨；二是下崗工人兼殺人嫌犯李守廉被社會拋棄的仇恨和痛苦。也就是說，在傅東心和李守廉心里都有兩道深深的傷痕，傅東心的傷痕是“文哥”烙下的，李守廉的傷痕是“改革”烙下的。由于前紅衛(wèi)兵莊德增也是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李守廉心里的傷痕也應該算到“莊德增”和文哥的頭上——這是《平原》編導給觀眾的暗示。
看到這兒，觀眾也許明白過來了，《平原》原來也是一部“傷痕文學”。它用“作惡者是同一撥人的”這種移花接木手法，將知識分子在文哥中的傷痕，同上個世紀90年代“下崗潮”中工人階級的傷痕混淆在一起，達到了對歷史進行改寫的目的，可謂一箭雙雕。但這樣的改寫是經不住追問的。文哥中最響亮的口號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而改革使成千上萬工人下崗，成了弱勢群體，試問，如果文哥和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是同一撥人，文哥怎么會被全盤否定呢？現(xiàn)實中也許的確有莊德增這樣的前紅衛(wèi)兵成了成功商人，但真正的既得利益者和主導改革的人，是那些在文哥中被“迫害過”的老干部及其子女，包括知識分子群體，跟傅東心和教授父親屬于同一撥人的是他們，而不是李守廉這些已經淪為賤民的下崗工人。
既然如此，《平原》為何要將知識精英和工人階階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傷痕文學”攪拌在一起呢？也許編導并沒有篡改歷史涂抹現(xiàn)實的政治目的，但其中流露的精英主義情結卻昭然若揭。在劇集中，為了凸顯傅東心那顆高高在上的知識分子的高貴靈魂，以及她和前紅衛(wèi)兵莊德增不共戴天的氣節(jié)，編導不惜把她和莊德增所生的兒子小樹刻畫成一個冥頑不化、朽木不可雕的“蠢材”，救過她父親性命的下崗工人李守廉的女兒李斐則成了一個天資聰慧的“天使”，對她視若己出。李守廉最大的夢想就是把女兒培養(yǎng)成為傅東心那樣的“精英”。編導甚至將知識分子比喻為把以色列人帶出埃及的猶太人領袖摩西。
盡管李守廉“殺人”是一種弱者的復仇，但同樣是“弱者的復仇”，《漫長的季節(jié)》中的沈墨讓人聯(lián)想到她和傅衛(wèi)軍所屬的那個階級及其歷史，李守廉卻非但無法讓人產生這樣的聯(lián)想，反而讓人看到他在不斷向知識精英獻媚，以便擺脫自己的階級身份，他把李斐送到傅東心家里培養(yǎng)，便是這種心理的隱喻；劇集中的李守廉也像傅東心那樣沉默隱忍，氣質上與其說是工人，倒不如說更像一個知識分子，他的殺人讓人覺得不是在為自己復仇，而是在替傅東心和精英們向官僚權貴集團復仇。在這樣的“復仇”中，工人階級不知不覺失去了自己的主體和身份，變成了知識分子的附庸。
長期以來，“傷痕文學”都是通過講述文哥中知識分子受迫害的故事，來為改革搖旗吶喊的，但這一次，《平原》卻搭乘東北工人下崗潮這一熱門題材，把知識分子在文哥中的“傷痕”和工人在改革中的“傷痕”當做同一個故事來講，所謂兩種傷痕，一種敘述，既掩蓋了歷史真相，也混淆了現(xiàn)實矛盾，這不能不說是《平原》的一次創(chuàng)舉，也是“傷痕文學”的最新走向，一方面透露出知識分子根深蒂固的優(yōu)越感和企圖進一步將文哥“原罪化”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意味著精英知識分子開始試圖撇清其和改革的同盟關系，但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為他們同情淪落為弱勢群體的工人階級，或者像毛時代那樣，與工農結合，重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是恰恰相反，夢想在未來可能發(fā)生的社會大變局中，重建自身的合法性和啟蒙者地位。
如果說以往的傷痕文學旨在改寫歷史，那么，《平原》則意欲通過將兩種傷痕化為一種傷痕的敘述策略，來達到改寫現(xiàn)實的目的，這也許正是該劇（小說）受到《收獲》以及某些西方大獎青睞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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