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與白》動筆于三年前，但其實在五年前就開始構思了。從構思到正式動筆的兩年間，小說的主要人物和情節像一粒埋入土地的種子，一天天生根發芽，2019年9月，我正身處某個遠離武漢的海島，浩瀚翻騰的海水像一道天然屏障，將一切現實的喧囂和紛擾隔離開了。我的內心獲得了極大的解脫，我意識到，那顆正在生根發芽的種子即將破土而出。就在這種心境下，我面對電腦開啟了一段奇異而布滿艱難的寫作旅程。

　　2021年4月，第一部四十萬字，不到一年就完成了，速度之快，超出了我以前任何一部小說的寫作。我趁熱打鐵，很快進入了第二部的寫作。但寫了不到十萬字，忽然卡殼了。究其原因，一是因為寫作本身的節奏出現了紊亂，小說中的人物和情節突然失去了方向感，以至我對整部作品也產生了某種懷疑，甚至對是否繼續寫下去也失去了信心；二是從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疫情已經蔓延到全國乃至世界，作為疫情爆發地的武漢，其時還處在封城之中，我雖然遠離疫情中心，但每天都能從媒體和網絡上看到各種各樣的信息，真真假假、是是非非，再加上中外輿論場上掀起的一波波聲浪，使我無法置身事外。

　　2020年的下半年，當我回到武漢，再次開始第二部的寫作時，忽然找回了寫第一部時的那種順利和暢快，不到一年便寫完了第二部。2021年9月開始第三部的寫作，今年6月中旬，第三部完稿。當我對全書進行修改時，覺得原來的書名不太滿意，遂改成了《黑與白》。

　　在這部作品中，我用相當大篇幅書寫的了幾個出生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青年，從八十年代到新世紀之初的成長歷程，他們之間的友誼、愛情以及在時代的潮汐中起伏跌宕的人生軌跡，但我的主要意圖還是通過他們探尋和描繪出更加廣闊的社會歷史圖景，比如由宗天一和顧箏兄妹，帶出了他們的祖父祖母、早期革命家宗達、安娜夫婦及其投身的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洪流，還有他們的外祖父、東鋼工程師顧致真，外祖母、小學教師蘇綰云所代表的共和國第一代建設者；再比如由王晟帶出了他的父親、解放戰爭時期的戰斗英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鄉鎮磚瓦廠廠長王勝利，以及老戰友、記者駱正和他同老領導宋乾坤之間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恩怨；而通過杜威從“攝影個體戶”到攝影家、大眾藝術集團董事長的飛黃騰達過程，帶出了他的外祖父、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詹大同和母親“詹大小姐”及“干爹”、前國民黨軍醫、江湖游醫出身的“元極功大師”武伯仲之間的愛恨情仇，等等，除了他們自身的性格和形象，還如我在《人境》中通過主人公馬垃和慕容秋，分別勾勒出城鄉世界林林總總的人物和生活畫面那樣，具有某種敘述上的功能性意義。不同的是，《人境》只有馬垃和慕容秋兩個人物或兩條敘述主線，《黑與白》卻至少有四、五個以上的人物和敘述主線，每條主線都像一個屏風，打開一扇屏風，就是打開一個世界，可以說，《黑與白》就是由一扇扇屏風組成的。

　　在我最初的構思中，顧箏只是作為王晟的陪襯人物出現的，換句話說，她的功能性遠遠大于她自身的意義，但隨著情節的推進，人物漸漸擺脫原先的設計，獲得了自我生長的力量。在第一部中，顧箏是一個內向、沉靜、酷愛文學、眈于幻想的女大學生，她跟栗紅性格迥異，卻又形影不離，與性格外向、性感魅人，對世界充滿欲望的栗紅相比，顧箏身上幾乎沒有什么性別特征，以至有人把她倆看作同性戀。這樣的性格來自于她特殊的家族背景，外祖父的“叛徒”身份，父親失蹤，母親溺亡，哥哥逃亡，從小寄居在外公外婆家，造就了她敏感孤僻的性格。正如顧箏自己都感到困惑的是，她并不適合學法律，而應該去學文學。事實上，后來的經歷證明，她作為律師并不成功。但就是這樣一個不成功的律師，卻干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壯舉。

　　王晟這個人物的性格跟顧箏有點相似，如內向、執拗、酷愛讀書、不大合群，乍一看，有點像《人境》中的馬垃，但王晟沒有馬垃身上那種執著的理想主義精神，當然，王晟和馬垃還是有蠻多相似之處的，比如他們倆都出生于上世紀六十年代（馬垃出生于六十年代初期，王晟出生于六十年代中后期），兩個人少年時代都經受過社會主義和革命文化的熏陶，同樣有一個篤信共產主義、堪稱“精神教父“的親人——馬垃的哥哥馬珂和王晟的父親王勝利。在青年時期，由于青春期的叛逆和時代風尚的影響，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想掙脫甚至背叛自己的精神教父，馬垃在師范學校找到了崇尚自由主義的逯永嘉，并追隨其走上了經商的道路，王晟則在考上大學后就跟父親在精神上漸行漸遠，甚至為了跟自己的過去劃清界限，把父親以英雄人物王成給他取的名字改成了”王晟“，把右派出身的郎永良教授當成了自己的人生導師，希望通過學業和學術上的努力，一步步進入主流社會，成為精英階層的一員。他后來當上了大眾藝術集團的副總編輯，可以說實現了自己的人生目標。同樣，馬垃和王晟的人生都發生了的戲劇性的轉折：馬垃因自己的導師逯永嘉死于艾滋病和公司走私而鋃鐺入獄，王晟則因為替好友宗天一舉報武伯仲，被其以誹謗罪告到法院而獲刑三年。不同的是，馬垃出獄后，回到故鄉神皇洲，帶領鄉親們辦合作社，繼承了哥哥馬珂未竟的事業，而王晟雖然在勞改農場經受了一場嚴峻的人生洗禮，并在駱正的影響下開始從童年記憶中汲取力量，但思想還處于迷惘中，并沒有像馬垃那樣重新找到信仰，從個人回到人民，成為一個自覺自為的行動知識分子。

　　在《黑與白》眾多人物中，杜威是一個十足的“壞人”，所謂好人壞人，站在不同價值和立場得出的結論也不同。但杜威身上的確集中了濃厚的江湖和商人氣味，如精明世故，貪婪成性，浪蕩不羈，野心勃勃，不擇手段往上爬，將出人頭地當做唯一人生信條，等等，這一類人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屢見不鮮。具體到杜威，除了社會土壤的孕育，還跟他的家庭出身有關。杜威的父親杜福原本是楚州城郊的菜農，由于過人的心機和攀龍附鳳的本領，博得了大江照相館老板詹大同愛女詹蓉的青睞，并最終贏得詹家的財產，成了大江照相館的主人。杜威就生長在這樣一個家庭，但他并不知道杜福只是自己名義上的父親，真正的生父是武伯仲，一個以制作兜售蛇藥，聲稱是武則天后裔，能治療不孕不育等疑難雜癥的江湖游醫。武伯仲對杜威人格形成的影響，遠遠超過了他那位投河自盡的名義上的父親杜福。后來，武伯仲靠裝神弄鬼、招搖撞騙成為了名噪一時的“元極功大師“，杜威從東江大學攝影班畢業后，經東江省老領導宋乾坤舉薦，當上了大眾藝術集團董事長，父子倆以鳳凰島為舞臺，上演了一出出頗具魔幻色彩的活劇。杜威身上體現了一種發揮到極致的個人主義或欲望主義美學。這一點，我們曾經從司湯達的《紅與黑》、巴爾扎克的《天才》等經典作品中見到過。只不過，于連和呂西安生活在十九世紀的法國，而杜威生活在二十世紀末期和二十一世紀之初的中國。

　　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曾經是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理論中一個重要的概念，但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視野中，似乎早已變得過時和陳舊了。盡管如此，我在自己的創作，尤其是長篇小說中，仍然希望能夠塑造出有深度和厚度的典型人物。從這個角度來看，《黑與白》中的幾個主要人物除了王晟、顧箏和杜威，值得一提的還有宋乾坤。一位朋友曾經對我談到過對這個人物的理解，我覺得頗為準確：“宋乾坤，既是老革命，實際又是藏在革命隊伍里很深的投機分子，身上有很深的階級印記，這樣的人極有代表性，他們在革命年代是投機家、在毛時代是當權走資派，到了改開時期又成所謂思想開放的老干部代表，歷史的發展終于讓他們還原了本來面目，即所謂‘兩頭真’的人。這樣的人在革命隊伍里如過江之鯽，這個人物塑造實在太具典型意義……“

　　巴爾扎克說過，長篇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我更愿意說，長篇小說是一個時代的證詞。作家不僅是民族秘史的編纂者，還是時代的見證人，理想的長篇小說應該努力揭示出被各種強勢和流行話語遮蔽、扭曲和閹割的現實；對于現實，不同立場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認識角度。因而，不單是那些所謂正史和野史，還是長篇小說，它們講述出來的，也不等于絕對客觀的歷史和現實，而是作者主觀立場的一種折射和反映。因此，當人們在選擇某種進入歷史和現實的角度時，也等于選擇了一種接近真理的方式。《黑與白》也是如此。我不知道是否在這部作品中實現了自己關于長篇小說的理想，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我忠實地記錄下了自己看到，經歷和思考的一切，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不僅是一部小說，更是一份時間的證詞。

　　我曾經說過，這部小說是我的一個“意外收獲”，沒有近些年的經歷，就不會有《黑與白》，我創造了一個比《人境》更豐富、廣闊和復雜的藝術世界，當我寫完最后一個字，意識到就要跟小說中的人物告別時，心里產生了依依不舍的感覺。我創造了他們，他們也創造了我，我把自己當成了他們中間的一員，并體驗到了一種巨大的快樂。對一個作家來說，這無疑是最好的獎勵，再次證明“社會生活是文學藝術唯一源泉”這句話是顛簸不破的真理。因此我想說：感謝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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