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這書里，和尚道士總是一塊兒出來，似乎作者并沒有明顯區分二者的意思。作者對佛教道教的態度似乎也很矛盾，這書里人到了走投無路的時候，無論是甄士隱還是惜春還是賈寶玉，就會有僧道出來點化他們，他們就遁入了空門。但這書里也有不少壞事都和僧道有關，第十五回《王熙鳳弄權鐵檻寺》，饅頭庵的主持靜虛，因為得了施主張家的錢財，就找鳳姐說項，要賈府出面干預張家退親另嫁女兒給李衙內的事情，鳳姐本來不想管這閑事，老尼就使出激將法，“雖如此說，張家已知我來求府里，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希罕他的謝禮，倒像府里連這點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這哪里是一個清心靜修的出家人形象，分明一個貪財勢利、包攬詞訟的奸人。其余所謂張道士、葫蘆僧之輩，也都是奸猾鄙俗的形象。

　　傳統中國起先儒、佛、道三家時有抵牾，做官的儒生經常上書，要求排佛、排道，有的皇帝信佛，他就排道，有的皇帝信道，他就排佛。明清之時，中國文化臻于成熟，遂有三教合一之勢。在這個三教合一的義理融合中，禪宗是一個關鍵的中介。佛教在西漢時就已傳入中國，唐宋以后禪宗興起引莊入佛，佛教就被中國化了，此后佛道兩家義理上就沖突少了很多。王重陽創立全真教，力主“三教歸一”，“義理本無二致”。中國的士大夫對于佛教始終有抵觸心理，因為佛教的出世態度與儒家經義和宗法制度都難以相容。宋明以后理學興起改革儒學，受到了禪宗的影響，尤其王陽明的心學，更是直接吸收了禪宗的“見性成佛”學理，提出了“致良知”之說。王陽明以為三教本來同源，殊途同歸：“譬之廳堂，三間共為一廳”，“言圣枝葉，老聃釋氏”。王氏主張覺民行道，王門弟子多在民間講學，向愚夫愚婦講解義理，于是三教合一也成為民間流行的宗教趨勢。明清以來，中國大江南北，遍地都有三教堂，孔子、佛陀、老子(或太上老君)，三個菩薩就一塊供著。中國人特實際，見菩薩就要拜，萬一該拜的沒有拜，弄不好自己就吃虧了。所以這三教合一，也非常順乎民心。

　　賈寶玉是非常不齒世俗儒家士大夫的經世致用之道的，然而他對王學力倡的三教合一，卻非常推崇。對于儒家經典的本原義理、禪宗玄義和莊學，他都有過涉獵還頗有獨到之見，還曾專門和林、薛二女談及讀禪和《南華經》的體悟。《紅樓夢》愛作真假之辨，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三教合一的義理為人向往，這同俗世中三教被歪曲利用的現實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這也正是《紅樓夢》中對僧道矛盾態度的根源所在。

　　《紅樓夢》開篇，真假三教就相繼出場，甄士隱、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三位隱逸高人是真三教的代表，甄士隱屢遭世變出家而去，真三教就悄然隱沒了，在他棄絕而去的人間世，緊接著就要上演假三教聯手制造的曠古奇冤葫蘆案。

　　《紅樓夢》里有很多冤案，葫蘆案是第一個，它的被害人叫馮淵，諧音就是“逢冤”。馮淵是個小鄉紳的兒子，自幼父母雙亡，也沒有兄弟姐妹，是個孤兒，靠父母留下的產業為生。看來他的父母應該是厚道人，治家也是有方的，家人也都不是歹人，這么小一個孩子沒了爹媽，家人也沒有人欺負他，沒人謀奪他的財產，命還不算太壞。他這么一個沒爹沒媽的富二代，沒人管教，長到十八九歲，居然也沒染上什么壞毛病。什么吃喝嫖賭抽，坑蒙拐騙偷，這些毛病好像他都沒有。應該是他的父母基因不錯，本性純良。這基因是一件很難解釋的事情，有的人他基因壞了，孩子天天管教照樣變成壞蛋，有的人他基因不錯，孩子根本都沒人管也不會變成壞蛋。

　　馮淵唯一的毛病是同性戀，他是一個純粹的同性戀，最厭女色。他怎么變成同性戀的書里沒太交代，可能是先天的，也可能是因為缺少正常的母愛。反正他稀里糊涂地就沒了爹媽，就成了個孤兒，也就稀里糊涂地成了個同性戀。因為他是個同性戀，所以他就不會去禍害窮人家的女兒，也不會去和別的富二代爭搶女人。所以這天底下沒人管教的富二代，假如他非得有點什么毛病不可的話，那他要有點同性戀的毛病，總比別的毛病要好，既沒有侵略性，又很安全。

　　假如馮淵這輩子沒有遇到甄英蓮，他還會繼續他無拘無束瀟灑自由的生活，繼續做他的同性戀，既不去禍害別人，也不會被人禍害。偏偏他就遇到了甄英蓮。這天底下有人戒煙，有人戒酒，也有人戒毒，還真是沒太聽說有人要戒這同性戀的。按照現代社會的開明觀點，一般也都認為這同性戀是戒不了的，也不需要戒，也不知道怎么戒。可這馮淵見到了甄英蓮，他就不知道是哪根筋岔了，他什么藥都沒有吃，就把他這同性戀的毛病給戒了，而且戒得特別徹底，“立誓再不交結男子”，一定要娶甄英蓮為妻，“也不再娶第二個了”。這是一個奇跡，一個miracle。《圣經》里邊耶穌出來傳道的時候，也沒見行過這樣的奇跡。《紅樓夢》里有很多美女，假如馮淵遇到的是其他的美女，那不管她是林黛玉還是薛寶釵還是秦可卿，他肯定不會要死要活，因為他對美女具有完全的免疫力。金陵十二釵有正冊、副冊、又副冊，甄英蓮是第一個出場的，也是最不尋常的，她絕對是一個“超美女”。她具有的魅力是別人沒有辦法比的，她竟然能讓一個對美女根本就沒概念的同性戀，在剎那之間就變回了異性戀。這是多么驚天地泣鬼神的魔力，這恐怕只有觀世音菩薩的法力才可以同它相比。

　　甄英蓮她長什么樣，這書里說得很少，就說她這眉心當中有一顆紅色的胎記，這還真是個觀音相。甄英蓮，諧音就是真應憐，應該是人如其名，就是一看上去你就想要保護她那樣子。甄英蓮的出場，就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名著的標題：被欺凌的和被侮辱的。或者是她真是精靈下凡，為要來度化人間的苦難。到底甄英蓮什么地方打動了馮淵?人和人的情感有很多種，最靠譜最長久的一種，就是同病相憐的情感。馮淵和甄英蓮，原來都是富二代，也都成了孤兒。馮淵沒了爹媽，他還能過富二代的日子，甄英蓮卻被人拐走了身不由己。馮淵是個自由的孤兒，甄英蓮是個不自由的孤兒，她被人販子像小貓小狗一樣養著，關在房子里不讓出去，她也不敢告訴別人自己是被拐賣的，因為她被打怕了。一個被人販子拐走的孤女，她的生活是什么樣的?應該就跟一個經常被虐待的寵物差不多。甄英蓮(真應憐)就有這樣的可憐，就在馮淵遇到她的那一剎那，就好像有一股宇宙深處無名的悲風吹了過來，吹到他心里最柔軟的地方，在剎那之間點化了她，那個孤女就是他的同類。于是，馮淵這個自由的孤兒，想要讓甄英蓮這個不自由的孤兒得到自由，而且終身保護她，不再讓她受任何人的傷害。所以馮淵對甄英蓮的愛，是一個人類對一個人類的愛，一個生靈對一個生靈的愛。這是人世間多么至真至善的情感。假如老天有眼，甄英蓮從此就要獲得自由，不再像畜生一樣任人打罵，而是被當作一個人一樣，被人尊重，被人愛。雖然她失散了父母，被人出賣，地位那么卑賤，馮淵卻那么地尊重她，當她是好人家的大家閨秀一樣，他那么鄭重地對待這件事情，找了算命先生看了黃歷，說好了第三天就是好日子，就要準備花轎彩禮來娶她過門，讓她脫離苦海。

　　《紅樓夢》有一個著名的評點者叫脂硯齋，脂硯齋在這里寫了一句批語，非常地冷酷：“人若改常，非病即亡。”什么意思呢，就是說你好好的同性戀，你沒事戒它干嘛呀?這不能隨便戒的，違背了自然規律，弄不好你就要大禍臨頭。

　　馮淵，這個純良的富二代，這個簡單而善良的同性戀者，他人生的最后一個禮拜，就如同電光石火一樣地瞬息萬變。他遇到了一個淪落凡間的精靈，看到了她悲苦而無助的眼睛，他就鬧了一場靈魂深處的革命，起了一段沒來由卻最真摯的癡情。他趕走了從前親密的同性伴侶，相了一個大好的黃道吉日，要等他心上的人兒來過門成親。誰又能想到，這算命的給馮淵把黃歷給看錯了，這人要是真倒霉了，就連黃歷都跟他過不去。他要見到英蓮的當天就帶她走那就好了，偏偏他就那么鄭重，非得等那個好日子。人販子看見英蓮賣了好價錢，馮淵要到第三天才來，第二天就起了歹心，又把英蓮賣給了薛家。他打算卷了兩家的銀子趁機逃走，可能走漏了風聲，沒有跑掉，兩家都找上門來，人販子被痛打一頓，兩家都不要退銀子，都要帶人走。那個好日子原來是個大兇的晦氣日子。馮淵不知道他遇到的這個薛蟠是個呆霸王，他還想要跟人講道理，他覺得自己先付錢的，一定要帶走英蓮，一心想要保護他命里的第一個女人。問題是這薛蟠怎么可能跟他講道理呢?馮淵不是壞蛋，家人估計也都不太和人打架，薛蟠可是個資深的壞蛋，家里有一幫如狼似虎的專業打手，一擁而上，就把馮淵“打了個稀爛”。馮淵，他沒有能力保護他心愛的人。他被抬回去躺在床上，哀號了三天，傷重不濟，就一命嗚呼了。英蓮也被薛家的人生拖死拽帶走了，落入了一個更深的火坑。這薛蟠打死了人，卻跟沒事一樣，繼續走他的路，該去哪兒玩就去哪兒玩了。

　　馮家的人報案到應天府，官司打了一年沒有著落，一年后來了新任知府，正是賈雨村。賈雨村原來做的是姑蘇知府，因為恃才侮上，得罪了同僚。不到一年，就被上司彈劾，革職為民。他游宦到揚州，做了林黛玉的私塾老師，攀上了賈府的高枝。恰好朝廷要起復舊員，他請黛玉之父林如海介紹，到都中拜見賈政。賈政看他是同宗，竭力協助，謀了一個復職候缺，就到金陵應天府做知府了。

　　賈雨村本來和甄家頗有淵源，英蓮的父親甄士隱原來是他的大恩人，要沒有甄士隱送他五十兩銀子做盤纏，他現在還在葫蘆廟里寄人籬下賣字為生。五十兩銀子可是一筆巨款，相當于現在好幾萬。賈雨村聽了原告陳述，拍案大怒：“哪有這等事!打死人竟白白的走了拿不來的?”就要發簽差公人立刻將兇犯家屬拿來拷問下落，一面就要發海捕文書。海捕文書就是通緝令，這賈雨村新一到任，做事果然有模有樣。這時只見案旁站著一個門子，使眼色不叫他發簽。他心下狐疑，就停了手。

　　賈雨村第一次做官，就做了不到一年，到這次為官，中間過了好幾年。他初入仕途就栽了跟頭，這個新官得來不易，所以就非常謹慎。他就馬上退堂，來到密室，屏去閑雜人等，只留下門子。這門子認得賈雨村，他原來是葫蘆廟中的小沙彌，因為廟被燒了就還俗來到衙門當差。門子拿了護官符出來給賈雨村看，賈雨村就見上面有賈、史、王、薛四大家族，他這才明白，為什么他上任以前這么簡單一個官司一年都沒了結，原來這些人家都是不能惹的，這薛家跟賈家還是親戚，自己就是靠賈家才能來做這個官的。門子又告訴他，這個被拐的丫頭就是甄家失散的女兒。

　　門子據史家考證，明清時真有這個職業，就是跟在長官身邊近身服侍的長隨。曹雪芹安排一個門子告訴賈雨村護官符的決竅，其實也有隱喻的意義。每一個做官的人，進了官僚系統這種復雜的大廈，一定要熟悉其中的門徑，什么地方該走什么地方不該走，什么話該說什么話不該說，什么事該做什么事不該做。如果不知道這些門徑，不遵守游戲規則，不按照牌理出牌，遲早要被排斥出來。賈雨村第一次做官，就是因為不了解門徑，不到一年就被革了職，那他現在需要了解這些門徑。所以門子就好像卡夫卡筆下那個站在法律門前的守門人，他真地是誰并不重要，只是每個進入官僚大廈的人，都需要一個初出歷練的過程，也都需要這樣一個引路人。

　　賈雨村本來是有良心的，他起先中了科舉做了官，第一件事就是到甄家去尋訪他的恩人，知道了英蓮的遭遇，他還承諾要替甄家找人。現在恩人的女兒就在眼前，問題是賈家也是自己的恩人，兇犯還是這賈家的親戚。過去的恩人甄士隱都不知道去哪了，眼下這恩人賈家可是自己前途的敲門磚。就在護官符出現的那一剎那，賈雨村和馮淵一樣，鬧了一場靈魂深處的革命，他要從有良心變成沒良心，因為良心阻礙他的前程。所以賈雨村見到了這護官符，知道了英蓮是恩人的女兒，他沒有絲毫要解救她的意思。要知道這案子里邊，不光打死人是犯法的，拐賣人口也是犯法的，大清律例規定：拐賣良人(自由人)給別人做奴婢的，杖一百、流放三千里; 給別人做妻妾的, 杖一百、徒刑三年。被拐賣的人要給親完聚，就是要送回家去和親人團聚。他卻裝作不知道這條法律一樣，就問這門子你看這案子該怎么了呢?這分明是揣著明白裝糊涂，他心里已經有主意了，就是準備替薛家脫罪，那英蓮既然被薛家看上了，當然不能還她自由。眼前的活人他都沒準備救，他又怎么可能去替死人申冤呢?

　　這門子還真是鬼靈精，他給賈雨村出了一個主意：讓薛家報個暴病身亡，你再說自己會扶乩，在公堂上設個乩壇，當堂扶乩，讓軍民人等只管來看，最后就說乩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因夙孽相逢，今狹路既遇，原應了結”，薛蟠今已得了無名之癥，被馮魂追索已死。

　　扶乩是道教的一種占卜活動，又稱扶箕，扶鸞。扶乩要準備帶有細沙的木盤，上面用繩子綁一個毛筆。扶乩人拿著沙盤在毛筆底下念念有詞，等到乩仙附身了，毛筆就會在沙盤上寫字，寫出來的字旁人看不懂，只有扶乩人能看懂，所寫文字，由旁邊的人記錄下來，據說就是神靈的指示。許地山先生在《扶箕的迷信》一書中載：“文人扶箕大概起于宋朝，而最流行的時期是在明清科舉時代，幾乎每府每縣的城市里都有箕壇。……居官時，有不能解決的事，也就會想到扶箕。”

　　一個和尚(門子)，給一個儒生(賈雨村)出了個主意，讓他扮作一個道士(扶乩人)裝神弄鬼，好讓薛蟠暴死的鬼話變成事實。假三教就這樣一起聯袂出場了，大約這門子在官府里呆得久了，知道官府經常拿這種迷信活動來糊弄百姓，所以他才能想出這主意。官府斷案使用扶乩，并不必然具有神靈裁判的意味，只是一種輔助的決疑方式。反過來說，從制造冤案的角度來看，這主意其實也蠻高明。第一它很講道理，認罪態度很好，沒有反過來抵賴馮淵，說薛蟠是正當防衛。第二它不用給薛蟠找人替死，不會殃及無辜。第三它拿鬼神出來證明，一般人誰還都不敢不信。

　　賈雨村當時就說，哎呀這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他真地覺得不妥嗎?他這就自欺欺人。他一個堂堂的知府，一個大老爺，被這么一個小門子自作聰明指點半天，把他自己心里想說的話都給說了，那他要說不錯不錯，就這么辦，那他不太丟分了。第二天升了堂，門子估計就被打發走了，書里簡單寫了一句，“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估計他也就差不多這么判的，扶乩可以不用真扶，說自己找道士扶過了不就結了。馮家人丁稀少，現在看神靈都有指示說薛蟠死了，燒埋銀子也賠了不少，也就不再深究了。

　　馮淵(逢冤)，實在是夠冤，被人打死不說，變成冤死鬼了，還有儒生、和尚、道士聯手一塊兒把判官都收買了，到閻王那里他都找不回公道。去了閻王那里，閻王估計會告訴他同樣的話，薛蟠已被你的冤魂追索，暴病身亡。在假三教神奇的庇護下，呆霸王薛蟠就成了個游離在陰陽兩界之間的完全的自由人，誰也不能治他的罪。

　　《紅樓夢》開篇就來這么一個葫蘆案，這就是曹雪芹眼中的人間世，一個壞透了、沒有任何指望的世道。這世道里邊正常的人好像都不正常了，認識甄英蓮的人，無論是他家的鄰居葫蘆僧還是受過他父親大恩的賈雨村，都沒有一點起碼的良知，反倒是一個不正常的同性戀者，還有未被污染的天良，可他卻死得那么冤。葫蘆案不是一起偶然的人情關系制造的冤案，這案子里邊沒有人行賄，沒有人受賄，也沒有人索賄，兇犯家的人甚至都沒來打點官府，他們覺得這根本都不算個事。護官符上寫的四大家族，那就是做官的人不能觸動的背景，這些家族的人好像不是這國家的人，這國家的法律對他們不能適用，你要做官，你就得搞清楚對哪些人不能適用法律，而且為了讓他們脫罪，孔子、老子和佛陀這些圣人，都得一塊兒來幫忙。所以葫蘆案是一起體制性的冤案，它不是偶發事件，而是做官的人為了保住官位，必須進行的日常活動。護官符不是只有一張，在不同的省做官，就有不同的護官符，做的官大小不一樣，也有不同的護官符，賈、史、王、薛四大家，也有他們自己的護官符，那上面估計就是北靜王、忠順王一類的人，后來賈寶玉惹了忠順王府的人，他爹就差點兒把他打死了。護官符它是個“符”，符就是要供起來燒香的，這世道里邊，要做官的人，他信的就是這樣的道理，只要官能往大了做，不怕報應也不怕天譴，哪怕死了去見閻王，閻王也一樣要信“護官符”。

　　曹雪芹生當康乾盛世的末尾，他死了以后要過差不多一百年，中國人才意識到這個國家已經病入膏肓了，儒教佛教道教，信什么教都沒有用，除了徹底改革體制，沒有別的出路。只有改革體制，才能告別體制性的冤案。曹雪芹或者并不關心政治，但他要早了一百年就讓人們看到這一點。

　　本文刊于《浙江社會科學》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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