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生之間常用的說法是繼承衣缽。不過，用在路遙和柳青身上，似乎不大合適。

　　柳青主動離開大城市北京，到陜西農村安家落戶，幫當地農民建合作社，最后創作出了《創業史》，講述的是一個村莊里的各色人等經歷了各種困難，從單家獨戶的單干組織起來，逐步走向集體化的合作社的過程，梁生寶作為小說中的主角，也廣為人知。

　　路遙恰恰相反。《平凡的世界》一開始就是1975年，正是文革已經到了強弩之末的時期，合作社暴露出了很多問題，于是孫少安開始和其他村民一樣，想要分田單干。用電視劇里孫少安反復說的話講就是，農民嘛，本來就是種地的，怎么會不知道地該怎么種呢?鄉上、縣里不要管那么多，把地交給農民去種就行了。

　　概括起來就是，《創業史》講的是怎樣把農民組織起來，走向合作化的道路;《平凡的世界》則反之，講的是怎樣讓農民從集體中解放出來，走向單干。電視劇《平凡的世界》里反映得更為直觀，農民只有從集體中解放出來，才能打破枷鎖，也才能在平凡的世界里生活得不平凡。

　　不過，路遙去世太早。1992年，他就去世了。而這一年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重要歷史轉折點，所以路遙沒能看到之后中國發生的天翻地覆的變化。

　　從1978年開始，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時期，但進行得并不順利。即使是電視劇里用了很大篇幅來描述的分田到戶，也并不是一帆風順。雖然安徽小崗村開啟了分田到戶的嘗試，隨后被作為解放生產力的先進經驗強制推廣到全國，但直到1980年，仍然有些地方沒有分田到戶，沒有搞承包責任制。

　　對此，電視劇里也有交代。因為在黃原地區工作成績突出，所以省委要調黃原地委書記田福軍到遲遲沒有推行承包責任制的平原地帶去工作，以推動這項工作。當地有人對承包責任制有所抵觸，理由是集體制搞得也挺好，沒必要分田單干。同樣的阻力在中央實際上也存在。按照當時中央領導人趙紫陽的回憶，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徐向前，就對分田單干持保留態度。趙紫陽自己也認為，分田到戶的經驗是不錯，但不應該全國一刀切，集體搞得好的地方應當允許保留。但歷史事實是，全國保留下來的集體制村莊只有2000多個，甚至出現了分田單干之后又退回到集體的情況，最典型的當然是華西村。

　　我以前曾說過，1980年代的中國社會狀況可以稱之為最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雖然一切看著都欣欣向榮，生機勃勃，但它本身是不可持續的，要么走向社會主義，要么滑向資本主義，二者必居其一，而不可能一直保持在那種小生產者的狀態。

　　所以，在路遙寫作《平凡的世界》的1980年代，他看到的只有分田單干帶來的好處，城鄉差距一度縮小，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沒有預料到之后的變化。1992年確立市場經濟體制后，改革進入加速期，貧富分化進一步擴大，城鄉差距也日漸擴大，最終則是農村徹底淪為城市的邊緣和外圍。

　　而且，路遙沒有注意觀察到的是，雖然中國糧食產量在1980年前后經歷了一波持續的增長，但這并不是承包責任制帶來的，而是此前投資建設的化肥廠恰在此時投產，正是化肥的大量使用，才帶來了糧食增產。而當時城市改革尚未全面推開，因此農村呈現出生機勃勃的狀態，農民收入也穩步提高。但這一過程在1985年之后就基本停止了。1984年，改革的重心轉向城市，農村改革則基本陷入停滯期。

　　其實，農村在1980年代中后期呈現出來的狀況要比停滯還更加嚴重。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在集體化時期，我老家的村莊就已經有了拖拉機等耕作機械，而在1980年代則完全退回到了人力和畜力耕作的狀態。在1985年之后，村里就有很多人像孫少平和孫少安一樣，出門打工。

　　在我們的土話里，這被稱為“搞副業”。很快，到1980年代后期，搞副業或種植經濟作物的收入就已經成為農村家庭的主要現金收入來源。我們家就是這樣。我出生于1979年，從我有記憶開始，我爸就在外面搞副業，只有農忙的時候回家，其它時間都在跟著建筑隊干活。而到我上小學的1986年，我爸回到家里，開始種烤煙，一直持續到1994年。這期間，1990年之前種烤煙還能賺點錢，家里裝電燈、買黑白電視都是在1990年。到1990年之后，種烤煙的利潤就已經很微薄了，只能維持全家人的基本生活，而無力進一步改善家里的經濟狀況。能夠老婆在家里種烤煙、老公在外面搞副業的家庭，則家庭經濟狀況明顯改善。

　　電視劇里，孫少安在磚廠搞副業一段時間后，就回到村里自己辦了一個磚廠。這個經驗與我觀察到的情況也類似。1980年代，作為集體時代的遺留，鄉鎮企業逐步發展起來，在1990年前后達到巔峰期。我們鎮上先后有三個磚瓦廠，除了鎮上的國企，還有兩個村子也自建了磚瓦廠，還有一個村子搞了一個日用化妝品廠。1991年之后，鄉鎮企業開始改制，全國范圍內的鄉鎮企業隨之大面積倒閉關門。我們鎮上的三個磚瓦廠，除了那個國企保留下來了之外，其余兩個先后倒逼，另一個村子的日用化妝品廠也在1990年代中期最后倒閉。

　　路遙沒有經歷過的1990年代，正是我上中學的時期，已經能夠用簡單的眼光觀察社會。只是當時我沒有像孫少平一樣，走出過老家的城市那一帶，因此缺乏比較。但正是在那個時期，由于國企改革全面推開，縣級以下的國企紛紛破產，基層政府財政緊張，只能通過各種稅費從農民手里要錢。農民甚至需要用外出打工的錢來交政府規定的稅費。正是在那個時期，基層政府與農民的關系日益惡化。我們村有個人因為遲遲不交公糧，被村支書和派出所來的警察抓起來，綁在村委會門前的樹上，綁了一整天。

　　當時在城市打工的收入也很微薄。1995年，我跟著我爸在建筑工地上干過一個月，平均每天的收入只有十塊錢，每天的伙食費一塊錢，大多數時候只能吃饅頭夾青辣椒。因此，當時如果家里有孩子上學或者有人生病，整個家庭的經濟狀況就會被拖垮。我考上大學的1998年，學費3500元，因為到學校后還需要買點東西，總共需要5000元，而我們家當時的全部存款只有2000元。等我大一寒假回到家里的時候，我爸已經賣掉了家里的幾只羊，院子周圍的樹也被砍掉了很多，能賣的都賣了。在電視劇中，孫少安的妻子生病了，而且是重病，這就意味著，他們家的經濟狀況將會受到嚴重影響。

　　在《平凡的世界》原著里，孫少平是主角。他在文革剛結束時中學畢業，先是回到村里的學校當民辦老師，之后外出打工，企圖離開農村。因為他認為他的未來不在農村，而在城市。更多和他一樣的人的選擇是在1977年恢復高考后參加高考，進入體制內工作。沒有參加高考的民辦老師，則在1990年代開始逐步通過考試和到師范學校進修，獲得正式工作身份。2000年，民辦老師徹底退出歷史舞臺。我在村里的小學上學時，全校不到二十個老師，只有兩個是“公派的”，也就是有正式資格的老師，其他人全部是民辦老師。后來，那些民辦老師有的被裁撤掉回家種地，有的通過考試取得正式資格，只有這兩種出路。

　　更多的孫少平則是在之后開始了漫長的打工生活，從附近的城市逐步發展到廣東、長三角等地。空間距離的增大，也使他們越來越難以照顧到農村的家。他們在城市里打工，掙錢，再把錢寄回家。孩子或者跟著他們到處漂流，成為城市的邊緣人，或者留在老家農村與爺爺奶奶一起生活。2010年之后，生于1950年代的孫少安和孫少平們已經年老體衰，逐漸回到農村，漸漸老去。

　　算起來，孫少安的孩子應該與我同齡，也就是說，大概在1990年代中期開始，就成為青壯勞動力。他的未來有三種可能，一是和我一樣堅持讀書，通過高考進入城市生活，但這個過程里的所有費用都必須由家庭支撐，因為正是在這個時期，國家廢除了高等教育免費的政策;或者是到廣東或長三角一帶打工，像孫少平那樣，去城市尋找別樣的生活。當然，后者的可能性是最主要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會留在農村繼續種地。我的小學、中學同學里，后來基本上就分為這三種類型。

　　農村經濟狀況的真正好轉，是在2000年之后。隨著中國加入WTO，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期，廣東與長三角等地工業化加速，勞動力需求比較大，改革開放后出生的年輕一代紛紛到這些地區打工，加上和孫少安、孫少平同齡的這一代人就近打工，所以一個家庭往往是兩代人都在打工，家庭收入當然也就增加了。但同時，由于勞動力流失和人員流動，農村社會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人際關系、傳統習俗等方面都是這樣。這些年我每次回老家，就都能感受到農村的蕭條和衰敗。

　　也就是說，真正提高了農村家庭收入的，并不是分田單干，而是受惠于工業。分田單干帶來的好處其實到1984年就已經基本結束了，這之后，對農民來說，感受更深的是平凡的世界里說的生活的苦難，而這苦難相當大程度上就是分田單干的衍生品。

　　當然，不應該懷疑路遙寫作時的真誠，他是站在農民的立場上去描述那幾年發生的變化，沒有絲毫的高姿態的獵奇、憐憫和同情，而是以十分平靜的語調描述了這個變化發生的過程和人們在這期間的心理狀態變化。但遺憾的是，他似乎沒有反思過，為什么幾千年來都是土地都是私有制的，但農民卻始終生活在貧困和苦難之中，也沒有進而思考，為什么他的老師柳青會如此熱衷于合作化?

　　因為，柳青看到的正是組織起來之后，農村煥發出了幾千年來從未有過的生機和希望，農民的生活在為了生存而奮斗之外有了別的意義。而路遙卻輕而易舉地將他看到的農村的狀況都歸結為集體制對農民的束縛，從而粗暴地否定了集體制對農村和農民來說所具有的改天換地的重大意義。這之后，農民生活中的苦難，都被他用人生和生活簡單地解釋過去，卻未思考這背后所隱藏的制度性的原因。

　　比如導致長期困擾農村家庭的重大疾病帶來的家庭經濟困難，最終的解決所依靠的仍然是兩個原因，一是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國家財政能夠負擔得起了，二就是被路遙輕易否定了的合作化。今后，農村的出路仍然在于這兩條，一是工業的發展，二是將農民組織起來，走合作化的道路。舍此別無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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