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生活　　

——怎樣看待藝術作品中的惡人及其原型　　

這種事已經有很多爭論。晚上吃飯的時候，妻說下午她在超市買菜時，在舊書攤上看到一本雜志，前半本說的是重慶公安局局長王立軍的事跡，后半本說的是關于藝術作品中出現的國人皆知的四大惡霸——黃世仁、周扒皮、劉文彩、南霸天的事。妻說總之作者的意思就是說這四大惡霸并不像作品描述的那么壞。這種事已經有很多爭論了。今天怎樣看待這些藝術作品中的惡人及其原型，不單是一個藝術問題，更重要的則是一個牽涉到社會發(fā)展方向的問題。　　

一、以《白毛女》為例，說明不能把藝術作品當作人物傳記　　

一部藝術作品總有它要表現的主題。這個主題要通過塑造藝術形象來表現。這個形象怎樣產生的？它必然來自生活，從現實中來。也就是說藝術形象會有原型。這種原型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多人合成的。這要由作者根據創(chuàng)作需要決定。《白毛女》中的黃世仁是以一個人為原型來塑造的。這里就牽涉到一個問題，既然作品中的黃世仁以一個人為原型，是不是就要把這部作品當作人物傳記來做呢？　　

這就要看作者創(chuàng)作這部作品的目的了，也就是主題。作者創(chuàng)作《白毛女》的主題顯然是要說明“下層勞動人民在地主的壓迫下怎樣家破人亡的”。于是，這部作品一定要選擇黃世仁生活中的一個方面——即他怎樣來壓迫勞動人民來表現這個主題。不可能選擇他怎樣教育自己的孩子，怎樣孝敬他娘，他爺爺當年是不是秀才這些事情作為作品的主要內容，因為這些內容和主題沒有關系。也就是說一部藝術作品要表現一個人時，如果是只要表現這個人的一個方面，就不可能把這作品做成人物傳記。　　

所以，我們評價一部藝術作品時，首先要了解這部作品的主題。判斷作品的好壞，也要以這個主題是否表現充分為主要依據。在《白毛女》的創(chuàng)作中，黃世仁怎樣孝敬他娘的事就沒有必要表現出來。　　

二、以黃世仁為例，說明評價一個人要抓住人物的本質　　

藝術作品中的黃世仁是一個地主惡霸。那么對現實中的黃世仁，或者周扒皮、南霸天、劉文彩，我們該怎樣評價呢？人總是處在各種社會關系之中，對一個人的評價也就是要看他在各種社會關系中的表現。比如黃世仁，他在家庭中，可能很孝敬父母，愛護他的孩子。在社會上，他對待佃戶非常殘酷，而對待生意上的朋友可能很講信用，對官府中人物也相當恭敬，他還極有可能參與過慈善事業(yè)，為水災捐過款，就像今天，很多資本家同時又被稱作慈善家，很多進了監(jiān)獄的貪官、其他罪犯也都為希望小學捐過款。黃世仁對楊白勞等絕大多數佃戶不好，但對個別佃戶可能蠻不錯。　　

我們每個人都處在如此復雜的社會關系之中，那么該怎樣評價一個人呢？　　

對一個人來說，在他的人生中最首要的任務是求生。要求生就必須進行社會生產。所以，評價一個人，首先要看的就是他處在怎樣的“生產關系”之中。各種社會關系之中最本質的就是生產關系。　　

對黃世仁而言、對楊白勞而言，最重要的社會關系是什么呢？黃世仁的生存是建立在他剝削佃戶的基礎上，失去這個基礎，他就無法生存，就不會有（那樣的）他和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他和生意場上的朋友的關系，他和官府的關系。楊白勞謀生的手段是做黃世仁的佃戶，他與黃世仁的這種關系就是他生活中最本質的關系，——楊白勞是一個被剝削者，其次他才是（那樣的）一個父親。　　

所以，我們評價這兩個人就首先要看到“黃世仁是一個剝削者”，“楊白勞是一個被剝削者”。這是他們兩個人其它社會關系得以建立的基礎。楊白勞為什么不能給喜兒買花戴，只能買一根紅頭繩，因為他是一個被剝削者，他哪有買花的錢啊！黃世仁可以孝敬他父母好吃好穿，是因為他是一個剝削者。　　

一個人的本質正是表現在“生產關系”中。　　

這就是我們評價一個人要抓住的關鍵。其他方面都是次要的，非本質的。　　

因此，難道黃世仁、周扒皮、劉文彩、南霸天不是“惡霸”嗎？難道他們不是殘酷地對待勞動人民嗎？雖然他們可能是一個孝子、一個“慈善家”、一個講信用的生意人、一個給予過某些人小恩小惠的人。　　

三、爭論的本質：剝削有理和剝削無理　　

今天關于如何評價黃世仁的問題不過是“剝削有理”和“剝削無理”的問題。這就是爭論的本質。　　

人們否定黃世仁，是在否定剝削制度，尤其是否定舊社會殘酷的剝削制度。解放前，佃戶租種地主的土地，地租率大多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以至于佃戶辛勞一年，依然食不裹腹、衣不蔽體。　　

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中，社會財富不斷向少數人手中集中，社會貧富差距愈拉愈大，然后發(fā)生經濟危機，相當多的人難以生存，這是一個大的趨勢。這也是中國歷史一亂一治的根源，西方國家到資本主義時期發(fā)生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根源。這種社會在政治上最本質的特點，就是社會成員分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或者叫“統(tǒng)治階級”和“被統(tǒng)治階級”。也就是“黃世仁階級”和“楊白勞階級”。　　

社會剝削在社會發(fā)展中也有不斷加強的趨勢。比如中國的封建王朝，在初期，地租率并不很高，農民的生存條件要好一些，但到王朝末期，地租率則飛速上升，農民真是難以生存。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工人工資的增長速度是落后于資本家的資本利潤的增長速度的，今天這種收入差距仍在增大。從２００８年經濟危機以來（實際上開始地更早），西方的統(tǒng)治階級又在想方設法降低人民的社會福利，這不正是剝削程度加強的表現嗎？　　

所以，今天人們否定黃世仁就不單要關注資本利潤與工人工資的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更要關注剝削問題本身。因為，或許今天的剝削程度還不夠深，但終有一天，這種剝削會使人民難以為生。這種私有經濟條件下的歷史趨勢是無法改變的。　　

今天，我們應該仔細地辨認，哪些人在為黃世仁翻案。相當多的人屬于“文人”。資本家和當權者中會寫文章的很少，于是文人就有了用武之地。資本家和當權者需要制造“剝削有理”的輿論，于是，這些“叭兒狗”就沖上去了。他們是統(tǒng)治者的“叭兒狗”，在人民面前卻是“惡狗”。歷史上從來就不乏這種文人。　　

　　　2012年2月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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