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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本山的退出是否陋俗文化的終結(jié)?

壺公評論 · 2012-02-03 · 來源:q.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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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本山的退出是否陋俗文化的終結(jié)?

我經(jīng)常記起美國思想家萊努-尼布爾的一句話:

“人行正義的本能使得民主成為可能,人行不義的本能使得民主成為必要。”

于是我常常想,應(yīng)該使歷史、文化演變的邏輯得以顯現(xiàn),而不應(yīng)該總是被蒙蔽,尤其是這樣一個必須把啟蒙放在首位的時代,尤其是在這樣一個需要逃離庸俗而不懈地求索深刻和透徹的思維的歷史階段。

趙本山是渺小的,文革時出現(xiàn)了白卷“英雄”張鐵生,改革開放中期出現(xiàn)了李紅志現(xiàn)象,都是渺小的,因為它們都是“0”分文化的產(chǎn)物。它們的出現(xiàn)常常令人產(chǎn)生一種共鳴――焚書坑儒后讀書人的反思:孔子西行不入秦!

終于,這樣一個陋俗、愚昧的現(xiàn)象即將退出歷史舞臺――在中國這個社會,許多事情無法因理性而抉擇,常常只能依賴上天的意愿來取舍。老子說:“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而補有余。”從這個角度讀出,不免令人周身寒徹。萊努-尼布爾呵,你的信念令人欽佩。

一、關(guān)于趙本山的退出

致遠先生這樣寫到:

據(jù)說趙本山將不參加龍年春晚了,官方羞羞答答地宣稱是趙本山身體不好的縁故。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34年官方文化的丑陋是無法掩飾的,必然受到社會大眾的嚴厲批判--人民是不能愚弄的;34年官方文化的墮落已經(jīng)成為歷史--歷史的審判是毫不留情的。 

致遠先生記錄了我在《精英博客》和趙本山的粉絲周賢望的對話。

關(guān)于這個場景大略如是:

之前,我與一位中世紀詩歌的愛好者有一個關(guān)于中國律詩的討論,詩人的周賢望因此滿腔熱忱地光臨了我的博客,不知不覺中把話題扯到了趙本山,因此我發(fā)了短文《趙本山是不是大師?》附題為《壺公評論答周賢望先生》。

這篇文章本來是回復退休某報主編趙太常先生的,不過我實在懶得為趙本山寫專論,卻又覺得被人扯進趙本山的話題不能不有所表示,畢竟在趙本山問題上的含糊其詞有辱讀書人的人格,于是有了一文多用。

在這里,把壺公評論的《趙本山是不是大師?》;周賢望的《趙本山是當代文學藝術(shù)最典型的代表》;趙太常之《誰讓人民笑起來,誰就是大師!》錄于后。

一種文化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實質(zhì)上是當其時社會心態(tài)的反映。就個人而言,周賢望和趙太常――甚至趙本山其人,都是合格的公民,不幸的是,正是這一點說明了中國文化的變革是一個多么沉重的任務(wù),當我在寫作《康梁往事》的時候,不免慨嘆:今不如昔啊!

正是抱定萊努-尼布爾的兩種“本能”,我決定拋開這些本來的朋友,甚至是可能的追隨者,在趙本山問題上必須有一個明確的態(tài)度,因為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的啟蒙是如此的刻不容緩。

二、與周賢望關(guān)于《趙本山是當代文學藝術(shù)最典型的代表》的對話:

 周賢望先生: 

仔細拜讀。
讀先生的文章,可以豐富自己,謝謝!
與先生就某些問題進行討論,更是為了豐富自己!
 
壺公評論:
“李紅志”與“趙本山”共同代表了闖關(guān)東文化的陰暗面,并且構(gòu)成了互動的兩翼。從政治層面上說,“趙本山”是因為“李紅志”而出現(xiàn)的,這就是他長期受到官方識重的根本原因。我在這里否定趙本山,并不參與這個論定,而是否定闖關(guān)東文化對中國社會的正面影響,中國人有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并不在鐵嶺的那個旮旯里。

周賢望先生: 

沒有人比趙本山給中國人帶來的笑聲更多。

以趙本山的“小品”為代表的“小品”,具有深刻的文本意義。

以趙本山為代表的文藝家都有其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壺公評論答:

這個問題的發(fā)生不是虛設(shè)的,是上世紀下崗和欠薪運動后在文化上的一系列的連鎖反應(yīng)。

正是這種笑聲,一些中國人喪失了自我,中國人因此怯懦、卑鄙、狡詐,行為無所顧忌。從文化層面上說,趙本山比李紅志的影響更加惡劣,一個人性喪失的民族又何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趙本山迷們常常把他與大師卓別林相比較,可是他們二人,一個代表農(nóng)業(yè)文明最陰暗的一面,一個代表工業(yè)文明良善的一面;一個是現(xiàn)實的粉飾者,一個是現(xiàn)實的批判者;一個導人群于畏瑣,一個導社會于正義。兩者可同日而語嗎?

 壺公評論:

從文化層面上言,“李紅志”代表的是“埋怨”文化,“趙本山”代表的是“屈辱”文化,都是晚清闖關(guān)東文化消極的一面。

關(guān)于屈辱文化,印度文化是其中的典型,所以信佛的梁漱溟和不信佛的梁啟超都警戒后人不能主張印度文化,因為它將置我們的民族于死地,將置我們的人民于奴隸。

為什么現(xiàn)代“精英”倡導印度文化,而權(quán)貴階層倡導“趙本山”?因為他們反對毛澤東時代的工農(nóng)當家作主,當代權(quán)貴需要工農(nóng)重返回奴隸位置,他們希望重建三座大山!

權(quán)貴們自己愿意玩“趙本山”嗎?否!

他們喜歡聽京劇,就象他們向往的慈禧太后一樣,在吚吚呀呀中混日子。

 周賢望:

不管你的觀點是不是正確,不過已經(jīng)是另外的問題了。

上述,與趙本山是不是當代文學藝術(shù)的最典型的代表不是同一個問題,但是你說“趙本山”代表的是“屈辱”文化,卻從另一個方面“反證”了我的觀點是符合文藝史的事實的。謝謝!

壺公評論:

你是真的看不懂嗎?

我已經(jīng)在談?wù)撃愕摹皢栴}本身”,小品本身只能說明官方的愚民政策,能夠代表當代中國的人性嗎?

即使從區(qū)域上說,小品也只是東北一隅的喜歡,根本說明不了中國的四面八方。

請問,滿清統(tǒng)治中國264年都不可能改變中國文化,以現(xiàn)代的一些官僚政客加上幾個北方街頭賣藝的混混就可以改變中國?就可以代表我們這個時代?

眼界太狹隘了吧。

周賢望回復:

一、到底是趙本山代表民間多一些,還是季羨林、周其鳳、林毅夫、閻學通之類的精英學者代表民間多一些?這個我真看不懂。

二、小品只是東北一隅的喜歡?這個我看不一定。

三、滿清統(tǒng)治中國264年都不可能改變中國文化?這個,264比5000吧,約5%,這是時間,估計改變了5%的樣子。因為我知道我的祖宗曾經(jīng)有十幾代是拖著長辮子的清代人,這個算改變文化的一個小小證據(jù)吧!

壺公評論:

我對當代文藝的看法是積極的,官方捧“趙本山”有其政治目的,但是文化從來都是出自民間--起始于如季羨林、周其鳳、林毅夫、閻學通之類的精英學者,因為文化的本義就是人性,是社會大眾的認同。

所以,我沒有心思領(lǐng)會“趙本山”式的曲線救國,當代中國不需要汪精衛(wèi)。

三、附錄:

一)趙太常:《誰讓人民笑起來,誰就是大師!》
近日,在網(wǎng)上看到,全國政協(xié)委員仲呈祥在"兩會"上批判現(xiàn)今文化現(xiàn)象,稱趙本山、小沈陽和李宇春無法擔當領(lǐng)航重任,他哀嘆"趙小李"取代了"魯郭茅"。

"仲呈祥還憂心文化的一種傾向,即‘不尊重經(jīng)典,將一些偽大師、假大師捧上了天。'""為了舉例,他再次拋出驚人之語:‘如今不是"魯郭茅"(魯迅、郭沫若、茅盾),變成了"趙小李",也就是趙本山、小沈陽和李宇春。我不否認他們在娛樂文化和小品上的功勞,但是從魯迅跌落到小沈陽,這個文化落差有多大?'他指出,如今‘趙小李'被捧成文化偶像,但是他(她)們無法擔當起引領(lǐng)一代人的精神航程的重任。"

我覺得,仲呈祥委員這種九斤老太式的哀嘆是多余的,簡直是杞人憂天。

首先,仲委員所拋出的"驚人之語":"如今不是‘魯郭茅'(魯迅、郭沫若、茅盾),變成了‘趙小李',也就是趙本山、小沈陽和李宇春。"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哪是哪呀?相互之間根本沒有什么聯(lián)系。前者屬于純文學或純文化的東西,后者則是曲藝小品,屬于文化娛樂;前者是高雅嚴肅的檄文利器,后者則是通俗輕松的晚會節(jié)目;或者說,前者是陽春白雪,后者是下里巴人。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任何一種東西,必須能使人民群眾得到真實的利益,才是好的東西。就算你的是‘陽春白雪'吧,這暫時既然是少數(shù)人享用的東西,群眾還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顧罵人,那就怎樣罵也是空的。現(xiàn)在是‘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統(tǒng)一的問題,是提高和普及統(tǒng)一的問題。不統(tǒng)一,任何專門家的最高級的藝術(shù)也不免成為最狹隘的功利主義;要說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為清高,群眾是不會批準的。"其實,毛澤東的這段話,就是對仲委員的最好回答。"趙小李""使人民群眾得到真實的利益"是什么?是笑聲,是高興,是愉悅,是歡快。這就是"趙小李"的貢獻,這就是"趙小李"的偉大,這"才是好的東西"。

第二,仲委員說:"不尊重經(jīng)典,將一些偽大師、假大師捧上了天。"這是在公然貶損"趙小李",其意是說,把趙本山等人這些"偽大師"、"假大師"捧上了天。話怎么能這樣說呢?像胡萬林、張悟本等人,說他是假大師還則罷了,怎么能給趙本山等人也扣上"偽大師"、"假大師"的帽子呢?眾所周知,行行出狀元,行行都能出大師。在二人轉(zhuǎn)表演和小品的創(chuàng)作表演中,趙本山造詣精深,自成一格,深受觀眾喜愛,每一出場,掌聲如潮,笑聲貫耳,連續(xù)十幾年上春晚,連續(xù)十幾年"小品王",給人們帶來喜悅、輕松和愉快,稱其為"小品大師"應(yīng)該不算為過吧?當今社會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專家遍地、大師輩出的時代,方方面面、行行業(yè)業(yè)都有大師,難道二人轉(zhuǎn)也好、小品也好,就不能出個把大師么?再說了,趙本山的大師也不是自個兒說的,也不是自封的呀!廣大人民群眾就是喜歡他么!有啥辦法?就是"捧上了天""捧成文化偶像",那也不是他自個兒捧的呀!你氣那樣干啥?以至于說話連個分寸都不講了,豈不有失身份?

第三,仲委員說:"他(她)們無法擔當起引領(lǐng)一代人的精神航程的重任"。這句話說的有點更沒譜。"趙小李"這些人中,誰說要"擔當起引領(lǐng)一代人的精神航程的重任"了,誰也沒說。確實,他們是不能也不可能去擔當如此重任的。但是,誰能擔當呢?"魯郭茅"就能"擔當起引領(lǐng)一代人的精神航程的重任"么?也未必吧!誠然,毛澤東曾經(jīng)說過:"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就是新生命的方向。"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歷史是前進的,社會是發(fā)展的,我們是要與時俱進的。魯迅是1936年去世的。他所處的時代與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已有天壤之別,迥然不同了。用一個死去70多年的人來比照今人,你說"這個文化落差"怎么能不大呢?再說了,魯迅那時是一個階級斗爭、民族斗爭都十分激烈的時代,講的是斗爭,批判,甚至是罵人,抑或殺人;而今天是一個和平發(fā)展、改革開放的時代,講的是和諧、和美、文明、團結(jié)。我就不信,社會發(fā)展了,時代進步了,我們還非得用死去多年的"魯郭茅"來"擔當起引領(lǐng)一代人的精神航程的重任"么?他們連今天的中國已經(jīng)發(fā)展到什么樣子了都不知道,可怎么擔當如此重任呢?實在是強人所難哪!

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我們一定要以對國家和人民負責的精神,通過艱苦細致的工作和堅持不懈的努力,加快解決這些問題,讓人民滿意!"好一個"讓人民滿意!"這就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標準。一個政府也好,一個領(lǐng)導干部也好,一個藝術(shù)家也好,誰能夠讓人民滿意,讓人民高興起來、快樂起來、發(fā)自內(nèi)心地笑起來,那就好,那就是貢獻,那就是功勞,那他就是大師!

我覺得,趙本山能夠讓全國人民笑起來,就是大貢獻,就和這個標準差不離兒了。

2011年3月7日于海口 

二)周賢望:《趙本山是當代文學藝術(shù)最典型的代表》

這個標題有點危險,但是,這是我的真實看法。

 我從趙本山小品所具有的文體意義說起。

 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中國文學史上不同時期出現(xiàn)并取得成就的主要文體。

 史前:神話。

  先秦:散文、楚辭。

  兩漢三國:賦(大賦、小賦)、樂府。

    魏晉南北朝:駢體文、民歌、五言詩、小賦。

  唐:詩、新樂府、古文。

  晚唐五代:詞。

    宋:詞、詩、古文。

    元:曲(雜劇)。

    明:小說、戲劇。

  清:小說、詩詞、古文。

 現(xiàn)在再來把上述簡化一下,找出主要朝代的最有代表性的文體。

 找到一個時期或朝代最有代表性文體,大致有三個標準:

 一是這種文體在當時正式成熟,此后也沒什么形式上的改變。如先秦散文,當時的文體就已經(jīng)成熟了,直到今天,散文這個文體也沒有太大的變化。

 二是由這種文體所承載的內(nèi)容,取得了有史以來最高的文學成就,并且有代表性的作品與作者。如唐詩,取得了“詩”這個文體的空前絕后的最高成就,有一大批輝耀后代的詩人和作品;再如明清小說,也出現(xiàn)了四大名著。

 三是這種文體在當時的獨創(chuàng)性。如宋詞,宋詞雖然取得了很高的文學成就,但宋詩取得的文學成就并不一定就低于宋詞,不過,宋詩之前有唐詩了,就文體而言,不具有獨創(chuàng)性,所以宋代文體應(yīng)以詞為代表;再如明清小說,之前并沒有成熟的小說。

 根據(jù)這三個標準,而且在文學史上已經(jīng)形成共識的是:

 史前神話、先秦散文、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

 而從民國到共和國這100年間,什么是最有代表性的文體,目前尚未形成共識。那么,我們依然根據(jù)上述的三個標準,來做一個分析。

 民國時期的主要文體有:小說、自由詩、散文(雜文)、戲劇、電影。其中:

 小說的成就沒有超越四大名著。

 自由詩還沒有正式成熟。

 散文則比此前的各個時期都有發(fā)展,也出現(xiàn)了以魯迅為代表的雜文大家,但是,我認為散文的文學成就,無法超越先秦諸子散文,也比不上唐宋八大家。

 戲劇比雜文更幼稚,也不能與元代雜劇相比。

 電影,只有電影了。電影是民國時期在中國出現(xiàn)的比較有代表性的文體。

 一是電影的形式已經(jīng)正式成熟了,至今,除了技術(shù)上有所發(fā)展,形式上沒有太大的變化,符合第一條標準。

 二是出現(xiàn)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電影作品及代表性藝人,符合第二條標準。

 有《漁光曲》,這是第一部獲得國際電影節(jié)榮譽大獎的中國早期電影,最為突出的亮點是那首由蔡楚生作詞、任光作曲的哀婉綿長、旋律優(yōu)美的主題曲。

 有《西廂記》,這是中國最早把古典名著改編拍成的電影。

 有《風云兒女》,該片結(jié)尾處的《義勇軍進行曲》,也就是后來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令人浩氣回腸的國歌。

 有《家》、《春》,根據(jù)當代作家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改編的電影。

 有《鐵扇公主》,這是中國動畫片鼻祖“萬氏兄弟”的第一部動畫長片。

 有《一江春水向東流》,這是距今為止,上座率最高、放映周期最長、觀眾觀看人數(shù)最多的一部不可多得的經(jīng)典電影佳作。

 有《三毛流浪記》,這是一部雅俗共賞、老少皆益的兒童經(jīng)典形象和兒童經(jīng)典故事,同類題材時隔多年至今無可與之比肩。

 有《夜半歌聲》,這是1937年拍攝的、被譽為早期電影名片的、號稱“中國第一部恐怖片”的電影。

 太多了。還有如《壯志凌云》、 《八千里路云和月》、《松花江上》、《馬路天使》、《啼笑因緣》、《大路》、《摩登女性》、《清宮秘史》、《漁家女》、《十字街頭》、《長相思》、《烏鴉與麻雀》等等涉及各種題材、各種風格的優(yōu)秀電影作品。

 三是此前還沒有過電影這種文體,符合第三條“獨創(chuàng)性”這個標準。

 所以,我認為,電影是民國時期最有代表性的文體。

 再看共和國成立以后這個時期,主要文體有:

 小說、詩歌(自由詩)、散文、報告文學、戲劇、電影、小品、手機短信。其中:

 小說的成就,仍然沒有超越《紅樓夢》這樣的名著,就算有所超越,也不符合第三條標準“獨創(chuàng)性”的要求。

 自由詩可以說基本成熟了,但是其文學成就仍然比不過唐詩,不符合第二條標準“最高文學成就”的要求。

 散文的文學成就,不僅沒有超越先秦諸子散文,比不上唐宋八大家,甚至找不出一個作家可以與魯迅先生相提并論。

 戲劇和電影,不論其文學成就是否能超越前代,至少是不符合第三條“獨創(chuàng)性”這個標準的。

 共和國成立以后,小說、詩歌、散文、戲劇、電影等文體已經(jīng)屬于歷史了,剩下的就是報告文學、小品和手機短信。這三種文體,誰最有可能代表當今這個時代呢?

 先看報告文學。這是包括紀實文學在內(nèi)的一種介于文學與新聞之間的文體,就像詞之于詩一樣,報告文學之于散文是同樣的格局。它符合上述全部的三條標準。

 再看手機短信。請千萬不要小看手機短信。其篇幅短小,一度每篇不能超過60個字,但其影響很大,形式上“四不像”,但這正是它的形式,內(nèi)容上包羅萬象,而且有著絕好的作品,它也符合上述全部的三條標準。

 但是,我認為,對照上述的全部三條標準,手機短信還嫩了點,形式上不夠成熟,有待今后的發(fā)展;而報告文學則可歸入散文這個大類,散文在先秦形成代表之后,唐、宋雖然再次形成高峰,也不具備代表資格,那么報告文學,也就可以排除其代表資格了。

 現(xiàn)在只剩下“小品”這個文體了。對照上述三條標準,小品之于戲劇,與詞之于詩、報告文學之于散文,是基本相同的。要區(qū)分誰更有代表性,就要進行綜合比較。

 我比較下來,一是認為小品的影響力比報告文學和手機短信都要大。看小品的比看報告文學的要多得多,因此才有趙麗蓉的“老來俏”,她是從一個非常優(yōu)秀的戲劇演員改做了小品演員才那么“俏”的;趙本山因為小品,從最底層到占領(lǐng)春晚二十多年;一個演員要紅起來,再也沒有比演出小品更快的了。

 二是認為小品的優(yōu)秀作品和藝人都要多。報告文學優(yōu)秀作品少作家也少,而手機短信作品多卻找不到作者,處于集體創(chuàng)作階段。

 三是小品出現(xiàn)了偉大的文藝家與代表作。如趙本山、陳佩斯、趙麗蓉,特別是小品作家何慶魁、崔凱、張超等人創(chuàng)作或演出的大量作品。這里不列舉了,因為大家都知道。

 總而言之,小品是共和時代的代表文體,這個文體的代表人物,第一無疑是趙本山。所以我認為,趙本山“對中國文化是有大貢獻的,他把中國文化的一個方面推向了極致,這與李、杜把詩推到了極致,性質(zhì)是一樣的。以他的作品為代表的“小品”,在文學藝術(shù)史上,將像唐詩、宋詞、元曲一樣,在文體意義上代表著這個時代”。


三)《趙本山是不是大師?》

――壺公評論答趙太常與周賢望

我認為,趙本山及其徒眾的表演是中國文化領(lǐng)域的“三鹿奶粉”,從中國文化的演變史來看,這一點應(yīng)該是無可置疑的。一些有道德良心的學者對此表示反對代表了中國社會的良知。
 
樂為六經(jīng)之一,寓教于樂是樂的本質(zhì)屬性,對于一個以教育為本的民族,對于一個以文化立國的國家,如果把趙本山當成“大師”,其危害將不下于李洪志—這是需要長時間來辯證的,但是是可以預見的。“暖風熏得游人醉”,對于一個正在奮發(fā)向上的民族是可以在這種無聊的的插科打諢的氛圍中怡然自得而茍且偷生嗎?趙本山準備以其影響造就什么樣的一代中國人?
 
趙本山的能量其實并不大,關(guān)鍵的是在他的支持者。趙本山的關(guān)鍵的支持者并不是社會大眾,而是那些掌握著文化大權(quán)的官員們。我們不能說這些官員有意愚弄人民,或有意坑害中華民族,但是我們可以理解,現(xiàn)代中國的文化處于自身進程的十字路口上,因此在徘徊的時候選擇了不作為。在這種情況下,“楊朱嘆歧路,墨子悲染絲”,先知的學者們的感慨并非偶然。
 
同時,“誰讓人民笑起來,誰就是大師!”這一個命題并不成立。客觀地說,李洪志比趙本山產(chǎn)生的影響要大得多,李洪志是不是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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