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蘭曾說“一切只能對一個階級說話的戲劇，是不好或不正常的”。而德國作家海納•米勒，在規劃柏林劇團時卻說：“要把柏林劇團辦成一部分人同意擁護一部分人反對的劇院”，因為“要人人都滿意是不可能的”。《馬拉/薩德》聲援了當時一浪高過一浪的反越戰的示威游行。十年后，東德誕生了另一個反映大革命的劇本：海納•米勒的《任務》(1979)。

    阿貝爾•岡斯的默片《拿破侖》題獻“給所有相信法國命運的人”。蒙努什金的《一七八九》在開頭則引用了圣鞠斯特的話：“幸福不到來革命不停止”。同樣頌揚法國革命，二者所代表的是不同的意識形態。法國革命不僅使高盧民族強盛，也孕育了俄國革命的先聲，更讓第三世界的民眾踏上了爭取獨立的荊棘長路。這榮耀歸于人類自身，因為終于有人，第一次打破階級種族的界限，去爭取世界大同。

    法國大革命早期制憲會議時，羅伯斯庇爾曾發表講話：“有人認為只要給法國人民以安寧和面包就夠了……如果沒有自由，我覺得既不會有幸福和繁榮，也不會有人類和民族的道德觀念，我痛恨這種制度，我要求你們為有色人種的自由民伸張正義。”數月后，國民公會廢除了法屬殖民地的奴隸制度。這些措施產生了極深遠的后果。在美洲，出現了杜桑盧維杜爾那樣的獨立革命領袖。

    《任務》講述了三個被制憲會議派往海地的密使的遭遇。狄波遜，一個當地奴隸主的后代，職業是醫生，對死亡見怪不怪，唯一怕的就是它落到自己頭上。薩斯普塔斯，他的革命意愿是天然的，因為他是一個黑皮膚的奴隸。格隆狄，一個來自布列塔尼的農民——透過雨果的小說《九三年》的描述，我們得知那里的人民蒙昧而保守，在封建貴族的帶領下與共和國軍隊進行了激烈的交戰。劇中，格隆狄起先在兩個同伴之間搖擺，最終站到了黑奴的這一邊。劇本倒敘開場，以犧牲了的格隆狄的遺書開頭。信中說：“薩斯普塔斯已被絞死，狄波遜過得很好：事情總是這樣，當人民在流血的時候，叛徒的日子最好過。”

  
    米勒用拼貼（collage）手法結構了一個叛徒的心路歷程。狄波遜由一個老奴隸背著回到闊別已久的家，很快被以情欲面目出現的“第一情人”所征服。接下一場從狄波遜的心理視角，呈現出在他在被革命的恐怖嚇退之際，對革命的看法——臺上上演了一場鬧劇：丹東與羅伯斯庇爾互相漫罵，把對方的腦袋當足球踢來踢去。第三場戲到了現代，一個男子在電梯中獨白。他按照約定好的時間去見上司，只記得背負了一件重要任務，卻忘了該去哪一層。走出電梯，他來到一個荒無人煙的南美小國。他一邊為未完成的“任務”焦慮，一邊漫游，很快迷失了方向。在一條長滿野草的鐵路堤壩上，兩個男孩在一段廢棄不用的鐵軌上忙碌著，將一個蒸汽機和一個火車頭連接。這一段是米勒本人的夢境的描述，可看作密使處境的隱喻：他們本該在牙買加以法國大革命的思想發動一次黑奴反抗英王的暴動，可輾轉萬里踏上這方土地時，身后大洋彼岸的法蘭西共和國已經不復存在。“波拿巴用他的步兵團的刺刀解散了執政內閣。世界又成了老爺們和奴隸們共同的祖國。”
  
    城頭變換大王旗，革命是否還要繼續？狄波遜宣布任務即刻解除。薩斯普塔斯感到憤怒：“這個世界是老爺和奴隸的祖國。可是奴隸沒有祖國。”
  
    彼得魏斯筆下的薩德侯爵指責革命把全體人民送向死亡。米勒筆下的狄波遜用同樣的的口吻勸告黑奴：“也許自由——你那陌生的情人——他的假面具用舊了的時候，除了背叛，它再也沒有別的面孔了，今天你不出賣他，他明天就要殺死你。人道不是藥方，革命只是一個死胎”。狄波遜的臺詞讓我們想到丹東。“丹東并不是比羅伯斯庇爾更為悲觀，而是更為透徹，他懂得了人自身的欠缺，人義論根本靠不住”。
  
    馬拉回擊薩德的話同樣適用于丹東：
    雖然你是我們法庭的一員，
    也參加過九月風暴，
    講起話來卻依舊還象舊日的老爺，
    你所謂自然的無動于衷，
    其實是你自己的無動于衷。
  
    結尾，狄波遜“忘掉了丹東、馬拉、羅伯斯庇爾的結局。‘背叛’投進狄波遜的懷里。”米勒讓狄波遜之流摘下了“革命”的面具：“我只想從世界得到我那塊糕點，從饑餓的世界中切下我那一塊來。你們呢，你們不過是沒有刀子罷了。”他們不愿繼續革命，因為他們是盧那察爾斯基口中的“庸人”：有恒產故而無解放他人的恒心，說人性亙古不變，實際是宣揚私有制亙古不變。布萊希特曾說，一些人在革命過去之后輕巧地拋棄了“道德”，他沒有忘記，他的論敵正是那些在革命中拿人道當令箭，斥責革命暴力的資產階級。“我們不是以道德的名義說話，而是以受損害者的名義來說話的……常常有人借助道德的觀點告訴受損害者，要他們安于現狀。”

  
    《任務》提供了一個今天被認為是過時了，實際依然有效的視點——階級。這樣的劇本決非意識形態的傳聲筒。它不過說明了一個道理：“革命軍進行的時候，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于進行，則愈到后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為純粹，精銳的隊伍了。”我們看到了舞臺上的狄波遜和歷史中的拿破侖的對應。薩斯普塔斯說：“你在我面前把一面旗子撕碎了，我會割下我的一塊黑皮膚，縫制一面新的。”米勒通過《任務》傳達了某種訊息：革命的偉業寄托在飽受掠奪的第三世界人民身上。
丹東與妓女（舊文重發，有感于近來對“妓女”一事如火如荼的討論）
(2012-01-19 12:43:27)
轉載▼
標簽：
雜談 

丹東與妓女
西方戲劇領域最早涉及法國革命題材的或推德國早逝的天才劇作家畢希納的《丹東之死》（1835）。該劇雖然由作者在短短五周內一揮而就，然而劇中復雜的人物性格和自由切換的時空完全可以媲美莎士比亞的歷史劇，而其對社會政治的思考至今仍能引發爭論。

丹東事件有著復雜的社會、歷史背景。一七九三年，人心所向的革命政府取得了輝煌的勝利，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臺，法國保王黨的立憲夢被摔得粉碎。然而國內外的封建勢力都沒有善罷甘休。國外君主與國內逃亡的大貴族和立憲派勾結，向巴黎進軍。對國民公會而言，擺在眼前的選擇是顯而易見的：若不進行恐怖統治，盡管從中產階級的觀點看來具有種種弊端，就只好坐看革命瓦解、民族崩裂和國家消失。[1] 對此，國民公會內部產生了不同的意見。內憂外患之時，羅伯斯庇爾領導的雅各賓黨人果斷地實行了專政。他們站在風口浪尖，趕走了寄希望于開明君主的立憲派，消滅了與國外封建勢力關系密切的吉倫特派，對內平定旺岱的叛亂，對外抗擊入侵的盟軍。此時，如同此前國民公會每一次決策都會招致部分利益受到損害的代表們的強烈反對，革命委員會的決策遭到抵制。而這一次，反對的聲音來自革命元老，山岳黨的領袖的丹東。在歷史學家的筆下，丹東是個滔滔不絕、威風凜凜、或多或少有些腐敗的民眾領袖（霍布斯鮑恩）；是很有手段，見風使舵的革命者（馬迪厄）；也有學者替他翻案，說他是雅各賓暴政中僅見的具有革命邊界意識的清醒者（朱學勤）。畢希納的丹東則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他像哲人一樣善于雄辯，卻不適合政治斗爭，有著英雄氣概，卻像懦夫一樣被絕望征服——活脫脫一個法國革命中的哈姆雷特。[2]

畢希納的《丹東》大幕一開，觀眾就面對著羅伯斯庇爾與丹東的一場激烈論爭，論爭的焦點是革命應何時停止：
丹東：自衛超過了一定的限度，就是謀殺。
羅伯斯庇爾：社會革命還沒有完成；革命如果半途而廢，就等于自掘墳墓。
丹東：難道你是上帝派來的憲兵？
羅伯斯庇爾：道德敗壞有時候會是叛國行為……那些剝掉死去的貴族的衣服而把貴族的爛瘡也繼承下來的人，一定要鏟除掉。[3]
羅伯斯庇爾最后一句話道破了他所以對丹東反目成仇的原因 ――因為丹東染上了“貴族的爛瘡”。而畢希納顯然對這一點是不吝筆墨的。他把許多色情露骨的臺詞塞進丹東的嘴巴里，以至于其初版編輯無法容忍，自作主張炮制了一個刪節版。畢希納氣憤之余，動筆在書頁空白處又為丹東增補了更多“污言穢語”。[4]
作者顯然賦予了他的群氓豐富的想象力，其舉手投足又時時讓人想起莎士比亞《克雷奧萊納斯》中的暴民。那個詈罵老婆的西蒙和那群嚷嚷吊死貴族的痞子顯然是依照莎士比亞的方式依樣畫出來的插科打諢的小丑漫畫。[5]  然而，人民的怨氣并非全是作者虛構。第一幕第二場，市民西蒙在一條小巷毆打自己的老婆，嚷嚷著要動刀子，因為她讓他們的女兒上街賣春，經過的市民們勸阻了他，因為“刀子是為那些出錢買咱們妻女貞操的人預備的。”人們憤怒地議論：如今領導革命的盡是些“作踐老百姓閨女的壞蛋”。“死人的衣服都讓他們剝下了，我們還是跟從前一樣，光著屁股受凍”。正是在這樣一個群情激奮的關頭，羅伯斯庇爾來到了他們中間，向他們承諾他羅伯斯庇爾領軍的雅各賓派將審判這些人民事業的叛徒。

雖然畢希納的處理是夸張的，但群氓的形象并不因此喪失歷史真實感。歷史學家喬治•魯德告訴我們，構成這些被稱為無套褲黨的要求繼續革命的人們，并不是罪犯，也不是餓昏了頭的流浪漢，而是持久饑餓但堅持勞作的底層人民。統計數字證明，流浪漢和乞丐在起義者中占極少數，起的完全是次要作用。至于匪徒和罪犯，參加到革命群眾中的那些人，并不比其他巴黎公民更傾向于犯罪。甚至在巴士底攻克者中，失業的幫工、工匠和體力勞動者也只占十分之一，馬斯教場中占五分之一，也是少數。[6] 而英國學者普萊斯重新審視畢希納創作時查閱的相關法國革命史資料，發現其中大多數觀點對法國革命中的人民大都抱著輕蔑的態度，說他們是和平的破壞者，沒有規矩的野蠻人，群氓。[7]

我們是否能因此說畢希納的劇本就是要把大革命的群眾塑造成群氓或者沒有理性的暴民？或者，我們是否能聽從國內學者劉小楓的誘導。劉小楓告訴我們，畢希納這位時年二十二歲的思想界偵探，研究法國大革命五星期后得出了兩個結論。其一，羅伯斯庇爾的敵人丹東，唯其墮落，所以人性（一如今天的貪污犯比過去的革命者更人性）。其二，畢希納通過妓女的母親之口，說妓女賣春不僅僅為饑餓所迫，也由自身生理需求所迫。人同此心，情同此理，丹東既是革命領袖也是男人，男人與女人睡覺也絕非不道德，即便這個男人是革命領袖，這個女人是人民的女兒。賣春既然合情也合理，那當然應該合法。既然革命法庭判此合情合理之事為墮落，那么問題顯然不在丹東，而在羅伯斯庇爾為代表的革命法庭。劉小楓信心十足地宣布，畢希納在舞臺上對丹東買春這一段公案進行了最莊嚴的辯護，他一位中國學者終于也在臺下找到了一個立足點，一個今天道德的至“低”點，可以讓他盡情糞土當年的革命領袖，笑傲當年革命的虛無。[8]

畢希納當年究竟是否“虛無”和“宿命”，這是一個問題。學界有一論，說畢希納在寫作《丹東之死》之時，思想已趨于保守，甚而質疑法國革命的合理性。但這一點已被一位英國學者波恩用翔實的資料徹底否定。[9] 另一些西方研究者認為，畢希納的虛無感更可能出自他寫作此劇時朝不保夕的生活處境。“Darmstadt的警察是我的繆斯，”畢希納說。這位革命地下工作者一邊散發著革命傳單，一邊東躲西藏，一邊寫劇本養活自己。風雨倉皇的革命劇作家，難免不借用身處逆境的歷史人物丹東，將自身窮途末路之際的恐懼，借丹東之口，唏噓哀嘆。然而，畢希納與他的丹東的不同之處在于，他不僅是身體力行的革命者，耽于思考的學者，還是一個能夠看到風云際會背后的政治經濟學成因的思想家。畢希納在《黑森快報》一篇動員農民起來反抗剝削的小冊子中寫道：“還茅屋以太平！向宮殿宣戰！”。這是一篇不折不扣的檄文，動員人民起來推翻封建經濟制度：“農民之所以依然貧困……是因為他們害怕變革只會帶來災難和生活水平的下降。”農民沉重的賦稅到底有多大一部分落入了貴族的腰包？畢希納喜歡用數字說話。他很早就認識到經濟因素的重要，并確信信奉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所提倡的改良是無果的，而唯一有效的行動是暴力革命。[10] 從畢希納的生平和著作中，似乎都可以得出他是一個前共產主義者，以至于英國學者普萊斯直接拿他跟馬克思比較：“畢希納的《黑森快報》在形式上很像左拉的《我控訴》，但因為其論據涉及經濟領域，在內容上，更可說是走在馬克思前面。”[11]

劇作家本人的革命活動雄辯地證明了劇本所具有的史詩性根源。雖然，劇本中的群眾個體缺乏真實感，但他們的群像卻如歷史上真正的法國革命群眾。開場不久，他們便提出了問題：拋掉頭顱并沒有換來面包，我們依然饑餓，革命領袖還有什么更好的辦法沒有？我們不妨在這里推測一下畢希納對此問題的看法。《黑森快報》中，畢希納旗幟鮮明地指出人民受苦是因為經濟上遭到盤剝。既然如此，那么很可能在他看來，黨派之間的一場法庭辯論，或是處死一個丹東這樣的腐敗領袖是解決不了本質問題的。這也是為什么越寫到后來，特別在最后一段戲中法庭的一場，雙方的較量似乎毫無跌宕，便直接決出了勝負。而最后一場描寫丹東派從容赴死，則幾乎完全照搬了《哈姆雷特》掘墓人的一場。他輕描淡寫了人物不同的心態，就結束了全劇。還有一個重要的細節：法庭一場戲中，畢希納刻意虛構了群眾的到場。因為他參考的所有史料都證明，對丹東的審判十分匆忙，除個別國民大會成員，沒有讓群眾旁聽。[12] 若說畢希納意欲在這一場深化群氓形象，詆毀自己在他處竭力捍衛的階層，這一說法讓人生疑。所以另一種說法更令人信服。“人頭換不來面包”作為戲劇主題在畢希納寫作的歷史時期已經十分常見，但在這里，它卻變成了群眾長期累積的不滿的一次宣泄，一次向革命領袖發動的進攻。因為當人民在挨餓時，他們卻飽食終日；他們不但沒有給人民面包，還買走了人民的妻女的貞節。人民要一個交待，把矛頭指向了丹東——因為丹東錦衣玉食，而指控他的羅伯斯庇爾清廉貧苦；因為丹東用革命剝奪的國王、奧爾良公爵以及國外反革命勢力的財產，在人民仍然饑寒交迫的時刻，過起了錦衣玉食的生活，而指控他的羅伯斯庇爾卻廉潔奉公。自然而然，品行不端的丹東派失去了民心。革命的領袖用革命的成果購買革命群眾妻女的貞節，這樣這一場的群眾場面就與第三場的群眾場形成了呼應。所謂群氓的憤怒正是因此而發，所謂的群氓陡然從面目模糊的小丑變成了左右生殺大權，推動或者破壞革命進程的人民。[13]

歷史學界早有人為丹東事件中的雅各賓派鳴不平，認為后世夸大了該派的暴力程度：“按保守派迫害社會革命的標準，如1871年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失敗后的大屠殺，相比之下，雅各賓專政所進行的大屠殺還是比較溫和的：它在14個月中正式處決1.7萬人。[14] 上世紀八十年代，也有歷史學家站出來呼吁就事論事地看待羅伯斯庇爾在“殺害丹東”事件中的責任的問題。他們認為，試圖調和兩種截然不同論點是徒勞的。我們不是問羅伯斯庇爾，把丹東送上斷頭臺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而是試圖分析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否有可能采取別的解決問題的辦法。[15]熱拉爾認定丹東和羅伯斯庇爾自米拉波死后第一次出現分歧，之后不同場合有過八次爭執，最后:“反對者舉行了游行，羅伯斯庇爾請求丹東伸出援手，丹東說：‘沒有任何道德比每天夜間我和我老婆的情誼更牢靠的了。’”據此，羅伯斯庇爾對丹東的稟性做出了判斷：丹東的手和他的心一樣骯臟。而在當時法國大革命試圖建立一個以絕對道德為基礎的社會里，在一個旨在建立這樣社會的血雨腥風的年代，革命不該為一個早已腐朽了的偶像保留位置。人民推翻封建專制畢竟不是為了讓一個搖唇鼓舌肥頭大耳的資產階級律師，用剝奪封建領主得來的金錢，贖買領主對勞動人民妻女的“初夜權”（jus nocturne prima）。因此，羅伯斯庇爾并非是在最后一刻屈從于外界壓力才決定犧牲，或者象人們所說的那樣，“拋棄”丹東。[16]
 作為人類社會有史以來第一次社會革命，沒有任何人料想得到，形勢如同大浪淘沙。1789年的《人權宣言》第一次提出了保衛和鞏固資產階級的權益，然而這是一份反對貴族特權的社會宣言，并不是支持民主社會或平等社會的宣言。據魯德考證，一七八九年攻打巴士底的革命群眾當中，商人或其他資產階級只占少數，占絕大多數的是來自范圍廣泛的各行各業的工匠、店主和幫工。[17] 然而，占據新生的權力機構國民公會的內心的僅僅是有產者的利益，這當然引起了占革命群眾最大多數的非資產階級的人群的不滿。

《丹東之死》里有羅伯斯庇爾與丹東的歷史較量，也有“人頭換不來面包”的革命悖論，然而劇中最突出的矛盾是底層人民與資產階級革命領袖的關系——人民雖然龐大、缺少教育，但他們并不是聽憑調遣的軍隊，也不是沒有腦子的群氓；如果革命領袖只想著如何保全自己的腦袋，填塞自己的口腹，滿足自己的淫欲，而罔顧人民的溫飽，在這種情形下，革命領袖們的腦袋不搬家才是咄咄怪事。綜上所述，說年輕的革命作家畢希納在“稿紙換面包”的處境中提出了法國革命最重要的問題，不如說他給出了明確的答案更確切。

--------------------------------------------------------------------------------

[1]E.J.Hobsbawm，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Mentor， 1962

 Hobsbawm，p91

[2]Victor Price，The Plays of Georg Buchn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xii

[3] 畢希納，《丹東之死》，傅惟慈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以下此劇引文均見《丹東之死》）

[4]Price, p13

[5]Price, xii

In a letter of July 1835 he wrote: “Regarding the so-called idealistic poets, it’s my opinion that they have given us nothing but puppets with sky-blue noses and an affectation of pathos, not men of flesh and blood with whose joys and sufferings I can sympathize and whose actions inspire me with horror or admiration. In a word, I think a great deal of Goethe or Shakespeare, but very little of Schiller.”

[6]喬治·魯德，p206

[7] Price，p12

[8] 劉小楓，“妓女馬利昂的感覺”，《沉重的肉身——現代性倫理的敘事緯語》，轉引自新浪讀書網（www.book.sina.com.cn）

[9] Maurice B,Benn，The Drama of Revolt-A Critical Study of Georg Buchn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p39

Between the Landbote and Dantons tod-that is, between May,1834 and January-February,1835-Buchner decisively modified his political principles and adopted in Dantons Tod a critical, hostile attitude to the revolutionary agitation of the Landbote…Buchner’s letter to his fiancée of March 1834, the letter in which he speaks of “the horrifying fatalism of history”, indicates “a decisive change in Buchner’s thinking”, a change in which he suddenly perceives the irrationality of the revolutionary rationalism represented by the Jacobinism of Robespierre and the “demagogy” of his own Landbote. But that letter was written before the Landbote, and the assertion that it reveals a complete reversal of Buchner’s view is therefore inconsistent with Lehmann’s earlier contention that the decisive change in Buchner’s political attitude occurred between the Landbote and Dantons Tod. Moreover, if the letter of March 1834 indicates a clear recognition of the absurdity of revolutionary rationalism, how was it possible for Buchner immediately thereafter to plunge into the revolutionary activity of the Society for Human Rights? Evidently his insight into＂the horrifying fatalism＂of history did not necessarily imply, for him, the futility of revolutionary activity.

[10] Margaret Jacobs (ed.), Georg Buchner，Dantons Tod and Woyzec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68，xi

[11]Price，ix

[12] Dorothy James，Georg Buchner’s “Dantons Tod”:A Reappraisal，The modern Humanities Research Association，1982， p11

[13]James，p10

<14> Hobsbawm，p91

[15]熱拉爾·瓦爾特，《羅伯斯庇爾傳》，蔣靖藩等譯，商務印書館，1983，p384

[16]熱拉爾·瓦爾特，p385

[17]喬治·魯德，p191

丹東與羅伯斯庇爾
(2012-01-19 21:44:43)
轉載▼
標簽：
雜談 

    畢希納關注的問題在大半個世紀之后，仍然吸引著法國作家羅曼•羅蘭。他在《丹東》一劇中就同樣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解答。《丹東》（1900）大幕打開時，正是共和國經受血的洗禮的關頭。恐怖氣氛籠罩著丹東和他的朋友們。大家對自己的性命和革命前途表示擔憂。被同伴指責為“自暴自棄”的丹東剛從外省休假歸來。他長得一幅“惡狗似的嘴臉、公牛似的嗓音……身強力壯，血氣旺盛。”丹東并不覺得需要為自己脫離革命尋找借口，他直言，此時此刻他“除了女人之外，見人就要作嘔”。他只求“能夠變成一個無知無識的粗人，只求別人留給他一個位置在光天化日之下”。過去的雄獅變成了縮頭烏龜，好友們紛紛失望而去。然而丹東并不是簡單的厭倦戰斗，在接下來一場，他向好友卡米爾進一步袒露心聲，聲稱自己真正的目的是想要“保全祖國”。在接下來的一大段獨白中，丹東認為共和國最大的問題在于它“缺少庸才”。由于領袖間的互相吞噬，現在只剩下自己和羅伯斯庇爾兩人，而他丹東基于不愿動搖共和國的根基的苦衷，愿意做一個犧牲的榜樣。他說：“我不像阿克琉斯那樣不忘舊恨，我忍耐地等著他（指羅伯斯庇爾）來和我攜手。”[1]  友人卡米爾反問丹東是否就此不顧朋友的安危。驕傲的領袖回答：“當羅伯斯庇爾的嫉妒心稍微平息一點，他便會聽我的話。而在我這方面，當我不代表一個政黨而代表人類的時候，就更好自由地行動了。”

    接下來情節迅速發展。羅伯斯庇爾來找卡米爾，巧遇丹東，雙方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辯論。羅伯斯庇爾與丹東年齡相仿，“中等身材，體質孱弱，薄薄的嘴唇顯出輕蔑和憂慮”。他首先警告卡米爾，說他的刊物“誹謗時政”從而“成了反動派的武器”。卡米爾回應“共和國不該怕說實話的人。”羅伯斯庇爾反駁道：“共和國還不存在，不是用自由可以建立自由的。受著危難的國家所以服從一個獨裁政權是為的要清除障礙，戰勝敵人。” 卡米爾提醒羅伯斯庇爾革命的最終目的是自由和幸福。而他卡米爾不過是保衛了革命的目的。對此羅伯斯庇爾回敬道：“我們贈給人們的不是伯爾塞波里斯（原注：古波斯的都城，風俗奢侈。）的幸福，而是斯巴達的幸福。” 卡米爾敗下陣來，丹東旁觀許久，終于站了出來，朝羅伯斯庇爾伸出了和解的手：“為了對法蘭西的愛，大家休戰罷，朋友也好，仇敵也好，只要大家都愛法蘭西！讓這種愛情消除一切猜疑和一切錯誤！沒有這種愛情便沒有德行，有了它便沒有罪惡。” 他仿佛是降低身段，其實是要給雙方一個臺階，“我甘心蒙恥受辱，請和我握手。” 而丹東“愛”的表白絲毫動搖不了下定決心了的羅伯斯庇爾，后者提醒丹東“對待所有不幸的人”的仁慈不過是“敷衍一切黨派”，并直指丹東的病灶說道：“沒有德行，便沒有祖國”，點明了后世無數革命都驗證過的一個命題：腐化必然危害革命，必然動搖共和政體。

    然而，羅曼·羅蘭卻把觀眾的視點從這大是大非關系共和國前途的問題上引開，雖然他并沒有刻意回避歷史的這個真實細節。他把矛盾歸結到雙方性格的不同和沖突。有足夠的歷史事實說明：羅伯斯庇爾之所以要處死丹東是因為昔日的同志已經腐化，對革命不但無用而且有害。然而羅曼·羅蘭卻努力地把羅伯斯庇爾塑造為一個小人，在討論是否處決丹東的節骨眼上任人唯親。身為人道主義者，羅蘭對丹東進行了某種美化。丹東放下屠刀是由于看到共和國事業的黑暗一面，并勸說羅伯斯庇爾仿照他的榜樣。后者拒絕，并懷恨在心，故而有了丹東的受難。丹東所以束手就擒是因為他看到“法蘭西遍地的血腥感到惡心”。當丹東被告知好友埃羅因為私藏罪犯而被捕，他終于暴怒，并向羅伯斯庇爾挑戰：“獅子要抖他的毛了……號召國民來撲滅專制魔王。”（第一幕第四場）

    接下來的一幕，羅曼·羅蘭沒有展現丹東如何反擊，而是對羅伯斯庇爾的清教徒般的個人生活進行了詳細的描繪。圣茹斯特、法節和皮約·瓦連這三位紅色恐怖的首腦一一上場。圣茹斯特，從歷史書上我們得知他是一位共產主義誕生之前的共產主義者，清貧，堅定。羅蘭對他的塑造十分符號化——口吐革命語錄，置身事外，與其說是人，不是說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圣徒。而法節和皮約則被塑造成了患渴血癥的屠夫。在這三人的鼓動下，羅伯斯庇爾也表現的正如第一幕丹東所抨擊的那樣，儼然一個“道貌岸然的斷頭機”。他先是假惺惺地保護丹東和少年時的知己卡米爾。然而，當法節等虛張聲勢地批評他意圖保護自己黨羽之后，羅伯斯庇爾很快滅絕了他身上的所謂人性的一面，放棄了同志和同窗的情誼。于是，在一番令人厭惡的“殺無赦”的叫囂聲中，四個貌合神離的革命者達成共識，密謀消滅所謂革命的障礙，意即他們個人專政的障礙——丹東及其同黨。第二幕以鬧劇收場。圣茹斯特最后那一句“共和國就是德行”變成了一個荒誕而極具諷刺意味的腳注。比較對丹東派的塑造，第二幕的四個羅伯斯庇爾派顯得面目可憎。由此我們不妨可以得出結論，羅曼•羅蘭同情丹東。

    然而，盡管作者在丹東的臺詞中，隱約流露出一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精神，但似乎并沒有將丹東塑造成一個英雄。第一幕丹東想要脫身，第三幕卻不得不加入唇槍舌劍的辯護，與羅伯斯庇爾交鋒中的“博愛”的丹東在法庭上變化成《李爾王》中的弄人：巧舌如簧，愚弄對手，一邊自娛一邊娛樂群眾（觀眾）。革命法庭上，丹東不急著為早年的貪污和通敵辯護，反而口若懸河地例舉他的功績，并利用群眾的市儈心理，津津樂道地嘲笑羅伯斯庇爾的清教徒生活。“我和女人親熱并不妨礙我和自由親熱。”；“一種可惡的虛偽有毒化全國的危險。它以天性為羞，以魄力為可怕。古代的阿克琉斯每餐吃一整個牛脊。丹東既然需要，你們便扔給他好了，不必計較其他：那里頭是烈火，它的光焰可以保護你們。”丹東沉浸在自己的口才中，享受聽審的群眾的歡呼，埃羅（這個貴族出身的美男子）冷冷地說：“你們出賣熊皮，而自己的皮卻早就交出去了。”他不冷不熱的調侃似乎可以視作為羅曼·羅蘭的評論。在這一幕中，作為劇作家的羅蘭在“超越混亂”的高處凝視著這一場政治斗爭。

    聽審的群眾就像急流中的浪花，時而爆發時而騷動；一會附和原告，一會又贊同被告，經常因為達不成共同意見而內部爭吵。他們“愣著。默默地騷動。一直到終場，繼續騷動、聚談，像發寒熱病似的。”后來，狂怒的群眾搗毀桌椅，占據法庭。圣茹斯特上場，眾人突然靜默，有些畏縮。這時法節通知民眾：“今晚有面粉和劈材船到岸。”于是全場星散，群眾互相擁擠，搶著出門。極端的革命者法節瞧著群眾，挖苦地說：“心是好的，然而胃更好些。”

    對于所謂群氓的蔑視甚而仇視，丹東派早有流露。埃勞在第一場就說：“人民的腦子是一個海，里面攢動著妖魔和惡夢。”卡米爾則說：“人民是不會動的。他們并不要一個什么共和國，是我領他們上路的。”至于丹東，他早知道即使自己曾經對革命有過很大功勞，這個時刻人民也不會動手救他，因為“他們是來看戲的。” 羅曼•羅蘭對這一階段革命人民群眾的作用的看法很明確，與他反對雅各賓派的紅色恐怖一致：革命勝利之后的黨派之爭血腥而無謂，丹東和羅伯斯庇爾不過是《格列弗游記》中的大端派和小端派之間的鬧劇。“革命的激情消失了，決定形勢發展方向的不再是民眾的英雄主義本能，而是熱衷爭奪權力的任何沒有決定能力的知識分子。”[2]

    劇本以丹東及其追隨者在國民公會被宣判死刑為結尾。當軍人出身的魏德曼再次問丹東為何不先發制人時，丹東一方面固執地說：“沒有我和他的兩個腦袋，革命便會失敗。除非消滅他，我才能自保；可是我愛革命勝于愛我自己。”下場前他又不無遺憾地說：“自由這個女流氓騙了我，她今天犧牲了我，明天會犧牲羅伯斯庇爾；隨便一個浪子溜到她床上，她會順從他。”在死亡面前，丹東再次顯示出他在熱愛自由的本性和呼喚博愛的自我犧牲精神這兩極之間搖擺不定，這與其說是丹東的真面目，不如說是作者的某種理想境界，此境界到是與白壁德對人文主義者的描述約略相似：“人文主義者在極度的同情與極度的紀律和選擇之間游移。”[3]

    戲劇作為一種公眾話語，在這里如同在此前歷史中無數次那樣，被用來表現重大的公眾話題。畢希納和羅曼•羅蘭在雅各賓派的問題上，各自通過獨立思考得出了結論。羅蘭有意將丹東描繪成一個人道主義者，將這段歷史公案變成了關于人道主義的討論。而人道主義在這里是以反對革命暴力的面目現身的。在反對革命暴力這一點上，羅曼·羅蘭筆下的丹東的態度比畢希納的丹東更加鮮明。

--------------------------------------------------------------------------------

[1] 羅曼·羅蘭，“丹東”，見《羅曼·羅蘭革命劇選》，齊放、老篤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以下此劇引文均見《丹東》）

[2]斯蒂芬·茨威格，《羅曼·羅蘭傳》，云海譯，團結出版社，2003.11，p93

[3]歐文·白壁德，《人文主義：全盤反思》，美國《人文》雜志編，三聯書店編輯部，2003，p76趙亞赟2012-01-19 22:09:36 [舉報]

很精彩。上學的時候讀《羅伯斯庇爾之死》看不出好在哪里。剛才看了您欣賞《丹東》的文章，很受啟發。雖然我沒讀過《丹東》，但好像對《羅伯斯庇爾之死》明白了不少。
 來自趙亞赟的評論

張晴滟2012-01-19 22:13:15 [舉報]

回復 @趙亞赟 : 這個題目我很喜歡，它徹底改造了我的思想。以前我是個人云亦云的文藝小資，之后我堅定地站到了人民的一邊。
 來自張晴滟的評論

偶才是樹上的男爵2012-01-19 22:30:44 [舉報]

好文！大家可以參考法國歷史學家馬蒂厄的《法國革命史》看張老師這篇文章。馬蒂厄在書中揭示了大量史實，丹東在革命中如何投機成功，從一個小資文藝中年男變身富豪，如何在革命形勢頗為危機的時刻腳踩兩只船，與國外的反革命勢力暗通曲款，試圖兩邊下注以便革命失敗時為自己留條后路。了解這些史實之后對于朱學勤和羅曼羅蘭之流對丹東的贊譽估計就另有一番看法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