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十二屆深圳讀書月重點主題活動“深圳文學發展論壇”期間，深圳讀書月組委會辦公室、深圳市文聯、深圳市作協舉辦了“第七屆打工文學論壇——深圳新生代打工作家作品座談會”，邀請國內知名專家對深圳新生代（80后）打工作家的部分作品，進行了審讀研討，撰寫論文。本版刊發的是本次座談的部分成果。

 

 

“打工文學”精神在傳承

讀幾位深圳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說

 

木弓

一

最近讀到深圳作家畢亮、陳再見、程鵬、唐詩、傅關軍、庒昌平等人的部分短篇小說，知道了新一代“打工文學”作家傳承著“打工文學”的精神，正在成為深圳文學創作的有生力量，感到非常高興。

深 圳是中國“打工文學”的重要發祥地之一；“打工文學”也一直是深圳文化的一張名片。這座資本財富那么集中的現代化在都市一定會有許許多多與資本財富相關的 文化名片，但能堅持做出一張與勞動者精神和命運相聯系的耀眼的名片，讓我們有一種敬意。這些年來，關于“打工文學”的評論討論有很多，但是還是少有把“打 工文學”與當代文學的經驗放在一起評論，還是少有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的思想精神的高度去認識“打工文學”的意義，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一種看上去還很 青澀很幼稚的文學創作，卻能給全國文學帶來深刻的文學思想話題，確實也不多見。

二

很 顯然，這幾位作家繼續保持了“打工文學”的表現主體＿＿以在深圳打工的進城農民的生活為基本內容，表現這個群體生存狀態、精神狀態以及生活命運，努力塑造 這個群體的文學形象。畢亮的《鐵風箏》《外鄉父子》《消失》，陳再見的《忘記》《尋找》，程鵬的《故鄉》，傅關軍的《天梯》《欲望之城》，唐詩的《工廠里 的病人》，庒昌平的《尋人啟事》《措手不及的幸福》等都以打工者以及其他普通勞動者作為主人公，從不同的視角描寫他們的生活際遇，真實表現他們的生活情 景。真實是這批作家作品的鮮明特色，也是這批作家作品的價值所在。這些作家，對生活的思想認識也許不同，看待生活的角度也許不同，甚至他們的藝術氣質也有 很大不同，但他們都是從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出發，直面打工者的人生，講述虛構的小說故事，真實地表現小說主人公生活形態以及生活命運。例如《外鄉父子》篇幅 不長。卻真實準確地寫出的打工者生活的艱辛和精神痛苦。《故鄉》卻真實寫出了找工者家鄉狀態以及回鄉的無奈心態。《天梯》真實準確地寫出了白領心態中的疲 憊感和面對這個金錢世界的茫然。《工廠里的病人》寫出了打工者因生活的擠壓而產生的扭曲心態。《忘記》寫出了探索了打工者家庭關系的隱秘。《措手不及的幸 福》則有一種普通人的道德崇高感，在普通人艱難生活的冷峻描寫里透出了一道亮色。

因 為不粉飾，不做假，率真而無忌，生活質感堅厚，所以這些故事可以被看著是現實生活的真實紀錄，可以看著是對我們時代生活的矛盾與沖突的展現與揭示。我們知 道，打工者其實就是進城農民。他們是中國城市化進城的產物，更是我們時代矛盾沖突的痛點。抓住了他們，寫出他們，就能接近問題的本質，就能從這些矛盾沖突 中分析和把握時代精神本質內涵。通過打工者命運的真實揭露，我們看到這樣一個大都市浮華生活的后面，潛藏著一座大都市的深層傷痛。我以為，這種傷痛不應該 被遮避。“打工文學”就這樣直愣愣地端了來，勇氣和銳意可佳。

三

當 然，對一部好作品來說，光停止在真實上是不夠的。有這樣一個立場，就一定需要相應該的價值判斷，就會有自己的道德指向。所以，我讀到的這些短篇小說作品都 在一定程度上有著作家的社會道德批判例如畢亮的《鐵風箏》，巧妙設計了一個相親的情節，從而揭開了一個令人心酸令人同情故事。小說女主人公楊沬的男人為了 掙錢給孩子看病，參與了搶銀行，被特警擊斃。而她現在愛上的，就是一個特警，甚至有可能就是槍殺她男人的人。小說寫出了普通人生活的困窘和道德掙扎，引人 思考城市犯罪的問題。傅關軍的《欲望之城》寫了一個打工青年為了節省奮斗成本，以自己的情感為代價的故事，反映了了一代青年情感的麻木，對真情的不珍惜， 從而讓我們看到人性的另一面。他的另一篇小說《天梯》則寫到了一個很有志向的青年，為了攢錢買房不得不接受富婆玩弄的那種屈辱感，讓我們看到了社會兩極分 化有不公平。程鵬的《故鄉》寫出了一個打工者回鄉時那種惆悵感。其中有一個細節具的相當的現實主義批判力量。一場突如其不的車禍，死了不少外出的打工者， 其中有跟著父母去打工地讀書的孩子，非常慘。但當地人卻若無其事地要施救費，認為這是應該給的物質獎勵，否則沒有人會去救人，其中還有兩個警察也笑著來領 取。這個細節，很真實地傳達出人性的冷漠與無情的現實。小說借主人公之口說，打工是我們不可抭拒的命運，但孩子們卻當著理想。那個死在車輪下面的打工者后 代，正是這種理想殉道者。小說給我們提出了打工者命運問題＿＿他們何時才有個頭。

“打工文學”中，會有相當的內容與青年男女的情感生活有關。愛情的描寫中透露出對社會生活的思考。我們會注意到，這些故事中的愛情總會自然而然地蒙上一層陰影，使男女之間的關系變成了一種社會的問題。唐 詩《工廠里的病人》寫出了工人情感困擾糾結的變態，轉化成心理暴力的危機。庒昌平的《尋人啟事》設計了幾對青年男女的不建康的關系，寫出了當代社會動蕩， 人心浮躁，心理失衡的的情感風險，揭示了當代人的道德困惑。小說巧妙地發排了小說主人公尋找女朋友父親當年恩人的情節與青年男女情愛并行發展，把兩代人的 情感關系進行了比較，的確讓人深思。陳再見的《尋找》并不重寫愛情，而是描述一個打工者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做了父親，卻要面對早產兒夭折的慘狀。 小說近似于白描的寫法，卻很觸動我們的心靈。傅關軍的《天梯》可以說寫愛情寫得最有暖意的，但當我們讀到主人公不情愿地與別的女人上床時，這種暖意卻成了 一種虛幻的象征。

這 些作品不同程度反映了現實，也不同程度地表達了作家對社會，對時代的思考，展示了打工文學很有青年特色的價值觀。不過有一點他們是共同的，那就是打工者生 活的尊重。他們當然渴望走出打工者的生活，改變打工者的命運，但他們并沒有自我輕薄，自我貶低，而是在真實表現生活中努力看到希望的一面，相信人的力量， 道德的力量。庒昌平的《措手不及地的幸福＞典型地表達了打工文學的自信與自覺。

四

這 些作品藝術上也值得一說。我們注意到，象《鐵風箏》這樣的作品，顯示出作家構思上的功力。這篇小說可以說是一個很優秀的短篇，而且不落俗套。結尾很有沖擊 力，也很有控制力。男主人公是個特警，他對女主公說了一句，表白自己殺過人。小說沒有讓男主人公說出真相，說明作家分寸撐握得好。《外鄉父子》也是一篇非 常精當的作品，平靜敘述下隱藏著作家的情感，是一部得到現實主義精神貫注的好小說。《尋人啟示》在復雜的多個層面展開敘述，把故事講得很有節奏，不慌不 亂，使小說的結構豐厚了許多。《故鄉》語言表達則很質樸，看似隨意，卻有用心，有許多段落具有散文的韻味。《天梯》的故事里很可讀，很吸引人，主題很有一些哲理，思想凝煉。這篇小說的主題很有明確現實主義道德批判意識。《忘記》構思非常精當，人物心理變化捕捉得很準確，顯示了作家探索人的內心世界的優勢。

我 們看到打工文學思想的探索，也看到打工文學藝術的進步。盡管我們還是看得出，這些語言感覺很好，藝術上也很敏感的小說，總體上來說還不夠厚重，不夠成熟， 但這些作家已經盡了自己的努力，他們用自己的作品證明了自己的文學道路將會走得很遠，將會有一天成熟厚重起來。順便說一句，“打工文學”要真正發展，光靠 打工作家是不夠的。“打工文學”應該理解為，除了是打工作家的精神家園以外，還應該是成熟的作家關注的題材領域。需要有更多成熟的優秀的作家共同參與，努 力塑造中國打工者的形象，“打工文學”才能沖擊時代精神的思想制高點，才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中挺立起來。

（作者系《文藝報》副總編輯、著名評論家）

 

 

 

 

 

從生存的實感經驗中生成文學

 

張新穎

 

我要談的幾篇作品的作者，都是“八零后”；不過一般說起文壇上的“八零后”，不會談到他們。我愿意就此提出一個問題：是不是因為他們寫得沒有那些“八零后”的“成名”作家好？這個問題太直接了，對比也總是讓人尷尬，但不回避它，或許能夠發現和思考一些有意思的東西。

無論對“八零后”文學說好還是說壞，有一點大概是一致的：他們所談論的，大多（甚至全部）是聚光燈照射到的那幾位，而處在正常光線下的更廣大的“八零后”的寫作，則被有意無意忽略了，更不用說那些在幽暗中堅持發出自己并不悅耳、卻是從生存的實感經驗中生成的聲音的文學。

坦誠地說，我偏愛這幾位新生代打工者所寫的這些作品：程鵬的《故鄉》和《在大地上居無定所》、唐詩的《病》和《塵埃里里的行者》、陳再見的《變鬼記》和《張小年的江湖》、畢亮的《外鄉父子》和《消失》。所以我記下了閱讀它們的感受。

在 外打工多年回到故鄉，迎面而來的是滿目的瘡痍和荒涼，揮之不去的是滿心的無奈和傷痛。當代的鄉土究竟是什么樣的？《故鄉》用密密麻麻的細節、實實在在的人 事來呈現，作者寫自己的老家和親人，寫村莊，寫鄉鄰，寫兒時伙伴現在的境況，一筆一句，都貼著真實的生活。作者不是一個外在的觀察者，這里生活著他的母親 和兒子，這里有他的歷史也有他的現在和將來，他的一筆一句，都牽扯著切膚之痛。故鄉讓人怵目驚心的不僅僅是物質上的貧困，同樣還有精神上的荒蕪、沒有依 靠；更痛切的是，沒有未來。兒子的理想，是打工：“對于我們，打工是不可抗拒的命運。在我們的下一代，卻成了他們的理想。”“ 我喊，這些孩子們啊——”

程鵬的寫作所形成的作者和文字之間的緊密關系，在今天的文學中是少見的，他的作品與其說是“寫”出來的“文學”，不如說是生命的血肉化為了文字。用《在大地上居無定所》里面的話來說，就是“這 些詞語從我身體的暗處醒來撫摸著我”，“這些詞語匯合成血液從我的四肢骨骸流出來”，“這些詞語會從我的肉體里出來再注入我靈魂中去”，“這些詞語像點滴 從我的皮膚滴進我的血液中去”，“這些詞語它會注入到我的靈魂里讓我不得安寧，打下烙印來觸痛我”。在文字泛濫的時代，在詞語的通貨膨脹比拼著物價指數的 時代，在見慣了文學無關痛癢、無病呻吟的浮滑虛空的時尚潮流之時，讀程鵬這樣的文字，不能不感受到異樣的震動。

同 樣的原因，讀唐詩的作品，也讓人不能無動于衷。我想大概不會有太多人的喜歡唐詩和程鵬這樣的作品，他們的文字不輕松，不光滑，不漂亮，不給讀者甜美的愉 悅。倘若你以為文學是風花雪月，是客廳里的擺設，是飯后的甜點，是人生的裝飾，那么，他們的作品就太不符合這樣的標準了。唐詩寫的是吞噬著軀體的病，是謀 生的艱難和屈辱，是和粗礪的現實摩擦得遍體鱗傷的生命，是在塵埃里的卑微的掙扎和生存。唐詩的文字帶著女性特有的尖利和敏感，也含蘊著女性特有的堅韌、倔 強和勇氣。

陳 再見的兩篇小說寫的都是小孩，呈現出來的卻不是慣常概念化的純真童年，他的筆觸深入到幼小的心靈，探測成長之初的心理的幽暗區域。小說的敘述表面上看去是 平靜的，甚至有那么點若無其事的輕松，但敘述的結果卻讓人警醒和深思。嫉妒，一個非常普通的心理反應，當它成為一個癥結，會滋生出什么樣的極端行為，導致 什么樣的后果？《變鬼記》寫的就是一個小女孩由嫉妒而“變鬼”的過程。《張小年的江湖》比《變鬼記》更精細地展現了幼小心理的曲折變化，而在小說結束時這 個孩子的謊言，更是令人震驚。張小年所以會說出謊言，一方面是因為他周圍所有的大人“一起期待著”他“能 給他們一個滿意的答復”，他明白了他們的“期待”，他懂得什么會讓他們“滿意”；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有“期待”，他“期待”著他給了他們“滿意的答復”之 后，他們會怎樣對待他。一個小孩子的審時度勢，一個小孩子的利弊取舍，會讓大人瞠目結舌嗎？大人也都是小孩子長成的，小孩子心理的幽暗部分也會長大，人性 這東西，在大人那里，也在小孩那里。

當 我們說打工文學往往在藝術性上不夠講究、顯得粗糙的時候，畢亮的小說可以拿來做一個反證。《外鄉父子》和《消失》顯示了充分的文學自覺和藝術上的成熟。小 說寫的是被生活一點一點擊垮的人，寫他們的走投無路、沮喪、絕望，作者在敘述的時候卻保持著冷靜的距離，直面無望的失敗者卻克制著表達。讀畢亮的小說，會 感受一種自始至終繃緊的張力，這種張力的形成和保持，主要來自小說寫出來的部分和那些被省略的部分、暗示的部分之間的對話關系。沒有寫出來的部分和寫出來 的部分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特別是《消失》這篇，讓我聯系到雷蒙德·卡佛小說中的那種特殊的張力。卡佛以極簡主義的“減法”寫那些被生活淹沒了的人，他 曾經說，“寫一句表面上看起來無傷大雅的寒暄，并隨之傳遞給讀者冷徹骨髓的寒意，這是可以做到的。”《消失》的結尾寫女孩說屋子里的怪味，“估計是什么東西爛掉了。”就有這樣的表達力量。

以上簡單談到的這幾位新生代打工作家的作品，讓人看到的不僅僅是生存的實感經驗，更讓人看到了從實感經驗中生成的文學——文學，本來就該跟實感經驗緊密相關，只是在今天，在虛浮的文學空氣中，強調這一點，不會沒有意義吧。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著名學者）

 

“內心的疼痛”如何表達？

——讀深圳新生代打工作家代表作品

 

李云雷

 

 

深圳的新生代打工作家置身于社會變革的最前沿，他們不僅感受著新的經驗與新的現實，而且在藝術上也有自己的探索與追求，以下我們以畢亮、陳再見、付關軍、唐詩為例，對他們的作品做一些分析。

畢 亮是一個在情感與技術上已很成熟的作家，他善于發現生活中隱秘的真相，并能選取獨特的視角加以表現。小說《外鄉父子》以打工者“我”的視角寫一對“打工父 子”的生活故事，“男人”帶著父親出來打工，住在出租屋中，“我”幫人收房租，也以旁觀的角度觀察著他們，小說通過“男人”在工廠打工、失業、收破爛，照 顧父親、思念女兒、找小姐等事情，寫出了他困窘的現實生活與內心世界，但這樣的困窘也是屬于“我”的，小說以《孔已己》式的視角與語調，寫出了打工者無望 的生活。《消失》寫的是一個房客將房子轉租給一對青年大學生的故事，他在他們身上看到了自己當初的影子：初闖世界的激情，以及兩人之間的深愛，而他也預示 了他們的未來：屢遭挫折之后的頹廢與委頓，戀人之間的爭吵、反目與傷害，小說中揮之不去的氣味不僅暗示著一場情殺，而且象征著夢魘一樣的生活氛圍。《鐵風 箏》寫馬遲與楊沫的相親故事，“鐵風箏”是他送給她兒子的一件禮物，小說表面上寫他們兩人的相親過程，但是通過銀行、駱駝、狙擊手等反復的出現，暗示了一 個更為隱秘的故事：楊沫原先的丈夫是一個駱駝飼養員，為給兒子治病鋌而走險去搶銀行，被公安局的狙擊手擊斃，而這個狙擊手馬遲為了照顧楊沫和她的兒子，隱 瞞身份來相親……，小說將最具戲劇性的核心情節隱藏在背后，在平靜的敘述語調中暗含著波瀾，給人留下了豐富的想象空間。這篇小說在敘述技巧上頗為成熟，從 一個很小的入口切入，將不同的敘述元素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有力地暗示了一個更加豐富的世界。

畢 亮的另一篇小說《絕活》，故事雖然簡單，但卻包含著極為豐富的內涵。小說中的父親在南方打工，軋斷了一條腿，要將這個消息告訴讀高中的孫子，孫子正好帶了 同學來家里，爺爺無法說出口，而孫子卻與他的同學們打撲克，調笑著，對爺爺頤指氣使，呼來喝去……，小說在三代人的命運之間展開，遠在他鄉受傷的父親，默 默承受的爺爺，和嬌縱任性的孫子，展現了當代農村代際之間的隔膜，和“留守兒童”的心靈問題，其中爺爺與孫子心理上的對峙與溝通的困難，尤其構成了一種現 實與心靈的悲劇。小說從爺爺的視角展開，這是一個孤獨的駝背老人，他的兒子兒媳在外打工，孫子在縣城讀書，他一個人在家中生活，只能與一頭青牛說話，他的 生活世界是空缺的，在得知兒子受傷后，他也只能撿起做篾匠的絕活，默默地為兒子編織了一條“腿”。他的生活方式是傳統的，曾經“是園藝場四里八鄉聞名的篾 匠”，但是“自從流水線上生產的塑料制品茂盛起來，市場打開傳到鄉下，老人這門手藝就慢慢丟了。”我們可以看到，無論在生活層面，還是在技藝層面，這都是 一個“過時”的老人，不再為人需要。而他的生活世界與生活方式，千百年來中國農村習以為常的也處于瓦解之中，而成長中的孫子對這一切卻是漠然的，他只沉浸 在個人的世界之中，而在祖孫二人平靜的隔膜背后，隱藏著驚心動魄的內心風暴與社會危機。

陳 再見的《張小年的江湖》、《變鬼記》等小說都以兒童視角來切入，從他們的眼中展現出了一個不同的世界。《張小年的江湖》寫張小年初涉“江湖”的故事，從偷 家里撿的飲料罐，到搶小朋友的錢，到撬別人的門窗，再到去偷錫渣，張小年在盜竊的路上越走越遠，而這不僅在于他的好奇，而且在于困窘的家境與“江湖”的邏 輯，小說的最后，張小年得到了救助，但明顯的說謊雖然可讓他解脫困境，卻又讓他的未來蒙上了一層陰影，小說通過對張小年心理與內在邏輯的揭示，讓我們看到 了一個孩子的世界及其墮落的可能性，不能不發人深思。《變鬼記》寫的是“我”的童年故事，銀剩是“我”和金槍、國雄的玩伴，他們對鬼都很好奇，二叔愛講鬼 故事，他死了，傳說與一個女鬼結合了。“我”和銀剩因新來的女老師而發生矛盾，互不理睬，學校鬧鬼，女老師到“我”家去借宿，“我”去偵察，果然發現了 鬼，落荒而逃，第二天才聽說，銀剩在學校的陽臺上摔下來死了。小說通過對死亡與鬼的描寫，讓我們看到了鄉村兒童的世界及其好奇心。

付關軍的《天梯》、《血蝴蝶》、《欲望之城》，寫出了都市中青年人的壓力與欲望，以及人性被扭曲的過程。《天梯》中的馮小北與暖暖相愛，決心在城市里買了房子后就結婚，但是購房的壓力實在太大，雖然意外得到了一位成功人士的幫助，但是離付清首付還差6萬 塊錢，短時間內無法籌措到這筆錢，為了散心，馮小北與認識的一位美女去了麗江，回來后，這個被富豪包養的女人給了他這筆錢，而當他回到家時，暖暖也疲倦地 拿回了一筆錢……；《血蝴蝶》中的“我”與周玲玲相愛已久，共度過生意的難關，但宋小夢闖入了他的生活，與他纏綿悱惻，但到后來“我”才知道宋小夢是生意 伙伴派來的諜報人員，他在生意上一敗涂地，宋小夢也離他而去，在這個時候，他才知道自己的真愛在哪里；《欲望之城》寫一個奮斗者唐山與一個富家女崔夢的戀 愛故事，唐山與同學鄭小梅相戀，在艱難的環境中共同奮斗，但年輕貌美的鄭小梅禁不住誘惑，最后離他而去，唐山處于慘敗的境地，他的經理崔夢雖然出身富家， 但因為長得丑卻嫁不出去，兩個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但公司里的議論紛紛，讓唐山離開了崔夢，去獨自奮斗，他的事業很快就有了起色，并且逐漸發達了起來，在 請原先的同事相聚時，一位同事挑明了他事業成功的背后，原來一直有崔夢暗中相助，深感震驚的唐山找到在產房的崔夢，說，“親愛的，我們結婚吧”。付關軍的 小說充滿了戲劇性與傳奇性，從一個側面揭示了當代都市生活瞬息萬變的復雜性，讓我們看到了在欲望的挑逗下人性的種種扭曲與變形，但另一方面，語言的蕪雜與 結構的隨意，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可能達到的藝術性與深度。

唐 詩的作品《塵埃里的行者》、《病》、《工廠里的病》，讓我們看到了一顆在風沙中磨礪成長的靈魂，《塵埃里的行者》寫“我”打工生活的記憶，最早出來謀生的 艱難深刻地烙印在她的心頭，我們可以看到她如何在輾轉中中掙扎，如何在困境中掙扎，《病》寫了“我”對病刻骨銘心的感受，“該從哪說起呢？關于這身體里的 病。是從腳踝處的傷開始，還是說額前永不消停的痘？礙人眼的是這該死的手腕，和皮膚上面淡淡的恥辱的痕。”作者從鄉村記憶寫到城市生活，寫到不同的病對她 的傷害，而這種傷害不僅在于身體，而且在于心靈，它們是如何深刻地改變了“我”對世界的感覺與認知。《工廠里的病》以男性“我”的視角，寫到了鄉村與家庭 中性關系的混亂以及對一個少年人帶來的恥辱，到工廠后，“我”對傅霞的追求、相戀最后以失敗告終，而“我”竟然幻想將她奸殺，當看到一則關于輪奸的新聞 后，“我的人格又在分裂：一方面我強烈譴責喪心病狂的犯罪分子；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己就是那個犯罪者……”這個作品向我們展示了現實生活的殘酷，以及主人公 的內心是逐漸變得強硬的。唐詩的作品深入到了生活的底部，讓我們看到了真相及其殘酷性，但語言與行文的率性隨意，也降低了對生活揭示的力度。

每 一個打工者都有自己內心的疼痛，每一個打工作家都在表達自己的經驗與思考，但是，如何在這些共同的體驗中發掘出個人最獨特的部分，如何尋找到最適合自己的 藝術表達方式？則是擺在每一個打工作家面前的問題，只有從這些問題出發，新生代打工作家才能創作出真正屬于自己的獨一無二的作品，在以上這些作家中，我們 可以看到他們一種新的美學的萌芽，且讓我們試目以待。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副主編，著名評論家）

 

 

超越命名的寫作

李國平

集 中閱讀了深圳新生代作家陳再見、程鵬、傅關軍、李雙漁、唐詩、西西、莊昌平、畢亮等的若干作品，一時無語，多少有些驚異。他們被稱之為新生代打工作家，追 溯底層寫作思潮，打工文學現象，如果把周崇賢，安子、林堅等為代表的打工作家稱之為第一代，把以王十月、戴斌等為代表的稱作第二代的話，那么，這個創作群 體則可以稱之為第三代打工作家。這個群體的寫作，已經顯示出了較高的起點和相當的層次，我這個地處偏僻西北的讀者閱讀前沿地區的文學并無陌生之感，這個共 鳴源于他們的作品中傳達的人類普遍的情感訴求。我隱約感到，這個群體形態的寫作，體現著某些文學規律性的東西。

一、 打工文學是深圳文學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引人注目的文學現象。全國不同文化地理區域間或有作家群出現，這不是深圳所獨有，但打工作家作品群體現象是始于深 圳，興于深圳，承傳于深圳，這是一個現象，這個現象依賴于積極的開放的文化提倡，依賴于良好的文學氛圍，依賴于良性的刺激，這個刺激既來自于外部的環境， 也來自于創作群體內部的砥礪。還有對于文學承傳的重視和養護，深圳雖然是一個特別文化區域，可是，一旦有健康的文學生長出來，它就珍惜它的承傳。曾經享譽 全國的陜西作家群、山西作家群，現在的寧夏作家群體的成長，莫不是擁有這樣的質素，共建著這樣的文學認同和文化背景。

二、 打工文學是一種命名，這個命名曾經存在著爭議，某些占據主流者以文學的名譽質疑他們的合法性。啊哈，如果考察現在的成名的、一線的、一流的作家的履歷，他 們曾經的身份，與現在打工作家們何止相似乃爾。打工者文學的命名來源于創作者主體的身份和創作者的描寫對象。這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學執著和文學虔誠。 而且，我們得允許創作者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寫作動機和目的。曾經的陳忠實、路遙們最初的寫作包含著改變身份命運的色彩，當然也包含著時明時隱的文學理想。 這個理想，構成他們生存方式是后來的事情。陳忠實寫出《白鹿原》之后喊出“文學依然神圣”的口號，此前他為什么不能喊出，是寫作抵達的文學認知的程度不允 許他喊出。文學虔敬，文學理想是一個通過寫作體驗的過程，認知的進程，提升的過程，執著堅守的過程。

三、 文學是怎樣發生的？文學寫作是怎樣發生的？理論家可以談出許多高深的理論，但是，它有著最質樸的道理。文學寫作，需要游戲，需要表達欲望，需要精神補償， 需要情感寄托，需要心靈安妥。它來自于最本質的內心沖動。深圳這一批作家的寫作，在某種意義上，是他們的青春祭。在本質意義上，是內心的呼喚。他們的文 本，透現出的是和某種夸飾明顯有別的本真，在他們的創作中，能閱讀出文學的發生學、生長學、成長學。

四、 在什么維度上看待打工者文學，在社會進步，在民主自由精神進程的維度上評估打工者文學，今天的時代，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寫作者、邊緣寫作者、非體制內寫 作者，文學書寫的合法性，文學的話語權，再不是少數職業者、專業者所壟斷。這是這個時代的文學沖突之一，當越來越多的自由寫作者、邊緣寫作者、民間寫作 者，沖擊傳統的寫作體制的時候，這是文學的活力，也是社會的活力和進步。這個文學的潮涌發生于、發展于深圳，非思想的解放和前沿不能解釋。

五、 我注意到，深圳這一批作家創作起點之高令人驚異，他們的許多作品都發表于比如《人民文學》《作品》《天涯》《文學界》《鴨綠江》等國內知名和前沿的文學期 刊上，有的還被《小說選刊》等一流選刊類雜志所選載，主流文學期刊，被視為文學的門檻，這個門檻的真實含義是它的文學含金量。而且我注意到，他們注重文學 的基本訓練，這是一種健康的創作態度。文學是一個累積的過程，一是在既有的文學經驗上的累積，二是在自身創作實踐基礎上的累積。我不知道，我閱讀的作家 們，意識到這一點，是自覺的還是非自覺的。

六、 曾經對于打工者文學的爭議之一是談他們的寫作局限于題材層面，局限于經驗層面，的確，深圳打工者作家書寫的是自身這一群體的悲歡愛恨，有些甚或有自身濃厚 的影子，這不可避免。可是如果我們深層閱讀，不僅會在他們的作品中讀出經驗，而是會讀出創傷性經驗。書寫創傷性經驗，恰是有含金量的文學，有深度的文學， 有感染力的文學必備的質素。放大點說，如果談經驗，中國的前行，得益于創痛性經驗的促動，農村改革的發生源于此，為什么要在鄧小平談的發展起來之后不比發 展初期問題少的論述中找資源，也是我們遇到了創傷性經驗。閱讀這一批作家的作品，明顯可以讀出他們超越題材層面抵達人情深處的努力，明顯可以讀出文學現實 主義的骨力，這是他們超越身份和命名最可貴的質素。在當今的文壇，如果充分重視會發現一種微弱而頑強、感傷而清新的文學氣息。

 

（作者系陜西省作協副主席、《小說評論》雜志總編輯、著名評論家）

 

 

 

由悲情向溫暖的文學轉變

                  ——畢亮短篇小說印象

 

                        孟繁華

 

“打 工文學”本來就是一個臨時性的概念，它的主體性或對象化從來也沒有說清楚。或者說，是打工者寫的文學，還是寫了打工者的文學，究竟哪種文學是“打工文 學”？因此，將深圳新生代作家的文學稱作“新生代打工文學”恐怕是有問題的，或者說，是否深圳后來作家的創作只能是“打工文學”？另一方面，“打工文學” 已經不能概括深圳新生代作家的創作特點和經驗，他們的文學成就已經超越了這個概念的內涵或外延。如果這個道理能夠成立的話，那么，畢亮的小說是否是“新打 工文學”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畢亮的小說與早期同類題材作品究竟發生了那些變化，這是我們所關心。

毋 庸諱言，早期與“底層寫作”相關的小說，“苦難敘事”是受到詬病最大也是最多的問題。普遍的看法是，在“底層寫作”的文學中，一直是淚水漣漣無盡的苦難， 悲情講述是其最初也是終極的敘事策略，底層人群生存的苦難永無出頭之日。這個批評或不滿確實有道理。如果小說只能處理到這個層面，那么，小說完全可以不必 存在，因為小說解決不了底層人生存的困難，小說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遠不如民政部門和社會救助組織。但是，到了畢亮這代人，他們在表達底層人生存境況的時 候，更多地注意到了這個群體心靈和精神狀況，這才是需要文學處理的。《鐵風箏》是一篇情節曲折的小說，那里既有寫實也有懸疑。小說的外部場景沒有更多的變 化，失明的男孩、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女友的單身漢、失去行動能力的父親和悲苦的母親，這些元素是小說的外部條件，它確實構成了苦海般的畫面。但是，畢亮 著意表達不是這些。面對生不如死的楊沫，馬遲送給楊沫的是具體的春風拂面般的暖意，那是馬遲對楊沫失明的孩子張特發自內心的愛。這里不是英雄救美，也不是 王子與灰姑娘。這里當然有馬遲對楊沫的男人和女人的想象關系，但馬遲的行為超越了這個關系，馬遲是一個心有大愛的男人。小說情節撲朔迷離，但畢亮仍慷慨地 用了較大篇幅講述馬遲與張特的見面和交往，盡管短暫卻感人至深。

《外 鄉父子》寫盡了一個男人的艱難，也寫盡了一個男人對父親的孝順和對女兒的愛，也寫盡了一個男人心理與身體的寂寞。外鄉人女人離異，他打工也需帶著無人照料 的父親，中風的父親沒有自理能力，但他會把出租屋和父親收拾得干凈利落。他唯一的念想是自己的女兒，當他聽到女兒要來看他時，他節日般的心情與平時的愁苦 形成了鮮明的比對，他給女兒做木馬玩具，和年輕的店主談曾經的人生理想。后來他成了一個賊，被工業區的保安打得半死，打瘸了一條腿。然后他說要回廣西老家 看女兒，此前他說女兒在越南。小說不止是寫這個外鄉人“捉摸不定的神情”，這個神情的深處是他捉摸不定微茫的希望。內心的枯竭并非是《外鄉人》的寫作之 意，一個女兒的存在，臨摹的梵高《向日葵》的設置，使一個無望的男人絕處逢生，使一篇灰暗的小說有了些許暖意。

《消失》講述了一個失戀的男人。失戀后他每天能做的是就是喝啤酒，他只能生活在回憶中，生活在過去。他講述的朋友的生活就是他自己的生活，后來尋出租屋的女孩在書柜發現的“馬牧”“杜莉”的情書證實了這一點。是什么讓這個80后男人如此頹廢和絕望？當然不止是失戀。沒有了工作就沒有了生活的前提，這是娜拉故事的男生版。房間里飄忽的那種味道應該是一個象征——那就是生活的味道，這個男孩的生活就這樣爛掉了。但是，生活畢竟還要繼續，新的愛情還會生長，這個房間的味道就會改變。

畢亮是近年來異軍突起的青年小說家，他對留守兒童的書寫，對城里外鄉人的描摹，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讓我們看到了80后一代作家的另一種風采。值得注意的是，畢亮的小說極其簡約，甚至有卡佛簡約主義的風范，無論人物、場景還是故事。但這還只是技術層面的事情。我更關注的是畢亮對這個領域敘事傾向的改變，這就是由悲情向溫暖的改變，由對外部苦難的書寫向對心靈世界關注的改變。

“底 層寫作”，是近一個時期最重要的文學現象，關于這個現象的是是非非，也是近年來文學批評最核心的內容。這一寫作現象及其爭論至今仍然沒有成為過去。在我看 來，與“底層寫作”相關的“新人民性文學”的出現，是必然的文學現象。各種社會問題的出現，直接受到沖擊和影響的就是底層的邊緣群體。他們微小的社會影響 力和話語權力的缺失，不僅使他們最大限度地付出代價，而且也最大限度地遮蔽了他們面臨的生存和精神困境。也許正是因為這一狀況的存在，“底層寫作”才集中 地表達了邊緣群體的苦難。但是，過多地表達苦難、甚至是知識分子想象的苦難，不僅使這一現象的寫作不斷重復，而且對苦難的書寫也逐漸成了目的。更重要的 是，許多作品只注意了底層的生存苦難，而沒有注意或發現，比苦難更嚴酷的是這一群體的精神狀況。畢亮的小說從某種意義上改變了這個傾向。于是，底層寫作在 這種努力下就這樣得到了深化，與我們說來，這畢竟是一個令人鼓舞的文學癥候。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沈陽師大文化研究所所長、著名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