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雜感：從京劇《生死恨》，到汪洋的“多宣傳好人好事” --- 歌頌？還是揭露？

陪著一位酷愛京劇的老媽媽看了一出完整的京劇，是老人收藏的碟片，梅派名劇《生死恨》。

唱腔欣賞依然不得要領，但故事看懂了。說的是宋朝末年，民女韓玉娘和官宦子弟程鵬舉同被擄到金邦張萬戶家，為防逃走，張萬戶命他們結成夫婦。韓玉娘勸程公子逃回故國報效，被程公子告發(fā)了。韓玉娘被打，可依然癡心不改，又勸程逃回故國，程又舉報，張萬戶賣掉了韓玉娘。程鵬舉成功逃回宋朝，被保薦做了襄陽太守。韓玉娘被賣到一戶員外家做小，員外聽說韓玉娘有丈夫，覺著收她不倫，遂把她送到尼姑庵。庵主見韓玉娘美貌，又把她賣給整天尋花問柳的縣太爺公子。韓玉娘連夜逃出庵，誤打誤撞到信陽地面，走投無路間，碰到打水的孤寡農(nóng)婦李媽媽。李媽媽救了她，并收留了她。倆人靠給人做針線度日，相依為命。數(shù)年過去了，程鵬舉覺著有負韓玉娘，派人找到韓玉娘。韓玉娘想起程鵬舉兩次出賣，拒絕去享榮華。程鵬舉親到李媽媽家接韓玉娘，韓玉娘卻身染重病，見到程鵬舉，指責一番，訴說完心中郁結，撒手人寰。

記得曾看過一個說法：梅派戲美，程派戲悲。四大名旦中，論戲劇的思想深度，應屬程派，因為程硯秋先生的戲多是反映底層婦女的故事，唱腔哀婉凄苦，如泣如訴。 沒想到梅派戲也有《生死恨》這樣的苦劇目，展現(xiàn)了末世各類人物的生態(tài)，娓娓道來一個故事，看客們各去體會其中悲苦和心酸。

還記得曾看過一篇周總理和戲曲人士交往的故事。京劇界有幾個進步的“大家”，有梅蘭芳，程硯秋，譚富英等，進京伊始，周總理更是“三顧茅廬”訪尋程硯秋。讀那篇文章時，自己思想尚混沌，不是很懂文學藝術界的“進步”一詞，究竟指什么？

《生死恨》是梅大師上世紀30年代作品，正是日本窺伺侵略中國的時候，那時候的梅大師還不是共產(chǎn)黨員，還不會站在共產(chǎn)黨的立場去創(chuàng)作，因此主角是韓玉娘，很符合傳統(tǒng)文化，代表著中華民族中的“忠孝節(jié)義”、“家國情懷” --- 這其實正是現(xiàn)在很多抗日影視劇所能展現(xiàn)的思想高度，這樣的思想高度，共產(chǎn)黨有，國民黨抗日的將士們也有，在這樣的高度上，的確看不出來國、共兩黨“誰是進步的誰是落后的”？

如果梅大師的思想高度僅止步于此，他日后就不需要積極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了。 他完全也可以在“三民主義”那里找到“共鳴”。

追著前人的思想軌跡，能捋出當初的歷史選擇，國共較量的，不只是一次朝代更迭，也不是只有勝利者和失敗者。

看完《生死恨》，感嘆韓玉娘命運之苦之際，也感動于李媽媽。這是梅大師的“進步意識”之處 --- 亂世艱辛中，韓玉娘得到的溫暖和安頓，來自孤老而貧寒的李媽媽。 李媽媽自己度日已很艱難，但依然收留了落難的韓玉娘。李媽媽既不會像員外那樣先為自己想想：“這事對我好還是不好？”，更不會像尼姑庵主那樣盤算一下：“我能從如此美貌婦人身上得利幾何？” 李媽媽幫助韓玉娘，只是因為她需要幫助。

這樣的橋段，如果梅大師僅僅是為了表現(xiàn)戲劇人物的“多樣”，他就只是個有造詣的藝術家；如果梅大師是為了表現(xiàn)人世間存在淳樸善良，他就是個有人文關懷的藝術家；如果梅大師是在表現(xiàn)底層百姓在承載著亂世的良善，他就是個有左翼思想有平民意識的藝術家；如果梅大師能讓韓玉娘、李媽媽有反抗斗爭精神，梅大師就是具有無產(chǎn)階級覺悟的藝術家了。當然，30年代的梅大師，可能就只是個有人文關懷的藝術家，眼睛能看到底層百姓的善良。

即使只能做到“人文關懷”，七十年前梅大師的思想境界，也比今天某些黨員精英們高的多！ 劇中正面塑造了淳樸善良的李媽媽，而不是像今天某些文化精英們、經(jīng)濟精英們那樣，把貧窮看成罪惡之源，讓文明的門欄等于富足，視“窮人”為“只會瓜分社會財富”的負擔，把“慈善和文明進步”的桂冠，戴在“財富階層”頭上，戴在“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等“上等人”頭上。

比如在小悅悅事件中，南方系是不會把拾荒阿婆這樣的人作為“社會主流”去報道，在他們心中，阿婆不夠資格代表社會；南方系質問道德崩潰的矛頭，也絕不會去對準導致人情隔膜的罪魁禍首之一 --- 金錢。

窮人們之間，其實最容易生出溫暖，因為弱勢的人們，更需要互相幫助和照顧。也因此，“人情冷漠和不講道德”，更多的會存在于“不需要互相幫助，只要金錢就能搞定”的群體中！ 會有人說：不一定，你看越是富的人，談吐越是和善，舉止文雅。看起來可能是這樣，但是，如果讓富人沒有錢了，他還能不能保持這份優(yōu)雅？ 能不能像李媽媽一樣，自己尚吃不飽，也會分給韓玉娘一份？

京劇《生死恨》盡管故事不夠精細，但卻展示給我們這樣一幅“末世人生百態(tài)”：無法無天欺壓被占領國度百姓的，是侵略者張萬戶；國破家亡了卻依然流連忘返、醉生夢死于淫靡生活的，是官二代+富二代的縣太爺公子；懦弱且是非敵我不分的，是書讀到狗肚子里的程鵬舉；遇事先保自己、不管他人的， 是順民、良民小富小康的員外；只要自己能得好處就什么事都干得出來的，是披著僧衣、一副“慈悲為懷”的尼姑庵主；矢志堅守著“忠孝節(jié)義、家國情懷”的， 是亡國被擄的民女韓玉娘； 困苦，卻沒被困苦奪掉助人之志、沒被苦難磨掉善良和慈愛的， 是孤苦農(nóng)婦李媽媽！ --- 這樣一幅畫面，放在今天，也完全可以“對號入座”了！

善良如“李媽媽”，宋朝有。。。清朝有，今天也有。“李媽媽們”是伴著中華民族的綿延而代代存在，代代會出現(xiàn)。“李媽媽們”的善良，值得稱道，但李媽媽們的善良，應付不了“豺狼虎豹”。比如面對南方系，“救小悅悅的阿婆”，就不知如何去應付記者發(fā)難式的、暗藏“殺”機的“誘問”。

因此，也注定了李媽媽們的善良，折射的只是人性樸素的光輝，卻并不能折射出人類的進步。

盡管描寫的是底層百姓，但《生死恨》所設定的時代，也讓這部作品，即使注入再多“人文、平民”等進步元素，也無法成為“無產(chǎn)階級文藝作品”，因為它與無產(chǎn)階級作品，有著一步之遙 --- 永遠無法跨越的一步之遙。

這一步，就是韓玉娘李媽媽的“革命”。

如果把《生死恨》的故事，放到抗日戰(zhàn)爭的背景中去，韓玉娘李媽媽就不會只是被動的接受命運的底層小人物了。因為共產(chǎn)黨深入敵后發(fā)動群眾、領導人民起來抗日，韓玉娘和李媽媽就會碰到共產(chǎn)黨，她們的命運一定會因此而改變。

其實今天，很多描寫抗日的影視劇，也會出現(xiàn)共產(chǎn)黨發(fā)動人民抗日，但是，大多數(shù)主角，都是“當了共產(chǎn)黨的程公子”，而不是李媽媽。 當然，有知識的青年可能會先于百姓而覺醒，但是，當民眾被喚醒了后，革命舞臺的主角就是韓玉娘李媽媽們了。“待到山花爛漫時，它在叢中笑”。

越是底層的人，一旦被開啟了思想，越會尋求改變，因此無產(chǎn)階級注定不會保守和后退，會一直尋求往前走，去改變。

今天的文學藝術作品、媒體宣傳，還能看到多少展現(xiàn)“無產(chǎn)階級”的“向前、向前”呢？

其實現(xiàn)在的媒體宣傳，連“無產(chǎn)階級”這四個字都很少見了。 中國的媒體宣傳語系，基本“資本主義化”了。

“執(zhí)政黨”，“三權分立”，“媒體中立”等等，都是資產(chǎn)階級語系的詞匯。無產(chǎn)階級也有自己的語言體系 --- “無產(chǎn)階級政黨”，“無產(chǎn)階級專政”，“堅持無產(chǎn)階級立場”。。。 對比看出，無產(chǎn)階級不需要弄些看似中性詞匯來掩蓋階級立場，因為不想欺騙。而恰恰是資產(chǎn)階級，需要看不出階級的詞匯，因為它要掩蓋，要去欺騙。

階級是客觀存在的，只要有資本主義在，就一定誕生無產(chǎn)階級。剝削能發(fā)生，一定有被剝削的對象。壓迫能存在，一定有壓迫者和被壓迫者。

5年前沒有多少美國的中產(chǎn)階級會認為“自己仍然是無產(chǎn)階級”，但只需一次危機，只需一次失業(yè)，就會醒悟：我仍然是無產(chǎn)階級里的一員。“我們都是99%”。

如果無產(chǎn)階級政黨“模糊”掉自己的“階級立場”去迎合，就被捆住手腳，就放棄了“揭露批判資產(chǎn)階級”。

當然假黨員們，黨內的資產(chǎn)階級們，會很高興，他們不會放過混水摸魚機會。

比如南方系，以“勇于揭露黑暗”的姿態(tài)粉墨登場了。 南方系不提“階級”，看似很“超然”，但是南方系從不揭露“資本”，從不揭露“金錢的丑惡”，從不批判“剝削和壓迫” --- 階級立場十分明確的把所有問題，歸到無產(chǎn)階級政權，體制。

一個進步的社會，一定是能看到人民力量的社會。因此無產(chǎn)階級政黨自己，應該最歡迎“群眾斗爭”，而不是像南方系一樣，把群眾的斗爭誣之為“災難”，“暴民”，“暴政”。

其實在今天的中國，人民更期待的是看到中國共產(chǎn)黨站在無產(chǎn)階級立場去揭露問題，帶領無產(chǎn)階級們去解決問題。 被南方系表面的“揭露”迷惑住的讀者，將會發(fā)現(xiàn)，南方系只揭露問題，絕不允許人民染指解決問題，因為在南方系眼里，只有資本們有資格去解決問題，人民對于他們來說，最大的作用就是“拿著選票去玩他們制定好的民主游戲”。

今天的很多問題，如果任憑南方系“模糊階級立場”的去揭露，它就會把一切問題歸為體制，然后趁機宣揚“市場萬能論”，“美式民主萬能論”，“資本萬能論”。 其實今天很多問題，不是體制的問題，就是“走了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

不需要省委書記提倡，人們都知道“好人好事”是好的。

但是，大家都做“好人好事”了，社會正氣是不是因此而樹立？“好人好事”從古至今每朝每代都存在，《生死恨》里的李媽媽遭逢亂世，她的善良，她的“好人好事”，只救了一個韓玉娘。就算大宋臣民90%都成了李媽媽，但只要有張萬戶在，有尼姑庵主在。。。李媽媽和韓玉娘，所處的就依舊還是“亂世”，依然沒有好日子過。

比較而言，在雷鋒誕生的時代，不用宣傳很多人做好事，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在做好事，即使做好事的只有雷鋒一個人，社會依然是正氣的，沒有了張萬戶，也沒有了見利忘義的尼姑庵主。

其實，比“尋找文化自信”更重要的，是“重新找回無產(chǎn)階級文化”。

寒梅
寫于重溫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后
201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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